本书所要介绍和揭示的，是一个嗜书但无财力，只好专门购买由最劣质纸张刊印的书籍，但就是这样，仍然还常常因在旧书摊未能偿其值而不能购得所爱之书，以致“怅惋弥月”；中过举但却一生“布衣”，砣砣于书房，与古人为友，以学术为业的阅读藏书、勤于著述的学者，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研究胡应麟，是我在南开大学师从乔治忠先生攻读中国古代史学史硕士学位时选下的题目。1995年春，我为乔师“史学理论著作选读”课所写的作业，就是在读赵吕甫先生《史通新校注》之后，写下的《胡应麟史学理论初探》一文，这是笔者最初接触这位明代浙东学者。此后一年，硕士毕业论文做的就是《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研究》。1996年毕业后，过了三年教书匠的生活。1999年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学习后，才又重新开始接触有关胡应麟的原始资料。漆先生是继其师邓广铭先生之后的又一位宋史研究泰斗，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有自己的独到看法和研究理路，有意教我从方法论的角度去探索宋代史学。我当然愿意接受这个能够上推下带，至少可以“吃”上二三十年的好题目，然而半年以后，由于我个人的缘故，浪费了几个月的大好时光，我自己就又改回到原来所做的题目上。漆先生主张学术民主，论文选题也尊重学生的选择，于是我又开始了遗弃四年的胡应麟研究。先生也曾两次向我本人表示过对此选题的不甚满意，这使我当时深感遗憾，以致曾几次想过退学：“既然不能胜任攻博，不如别骗人混己。”时间飞快，当初脑海中漫长的三年很快就在现实中结束了，而我却也要抱憾恨于终生了120世纪初期以来，胡应麟研究这一课题就已被当时的学术大家如梁启超、顾颉刚等先生开拓出来。当然，他们主要是从辨伪一个方面进行讨论的。刘咸妍则较早地注意到胡应麟的目录学史研究成果，并对此及胡应麟的辨伪学成就多有引录和表彰，可惜英年早逝(1932年)。1933年春，侯仁之先生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曾为其师洪业先生的“历史研究法”课写了一篇题为《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迹考略》的作业，考证精详，分析人微，博得洪先生“佳甚”的至评。不久，吴晗先生的《胡应麟年谱》正式刊出，成为当时胡应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与此同时，胡应麟的一些论述开始较多地被学界称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文章以及出版的著作中专论和涉及胡应麟的就更多起来。这些前贤的研究成果，都为笔者的写作提供了极好的参考价值和思路启迪之功。“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④杨树达先生的这一治学铭言，说的是丝毫不差的。

据笔者看来，前贤的研究也有着一些由客观原因造成的缺失，学科分类就是其一，以致前贤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只局限于某一个专题，有些还未能通读胡应麟的全部遗文，将其有关论述联系起来通盘考察。更有甚者，由于断代研究和断章取义等种种原因，本来是胡应麟的见解，却被误认为是他人的卓识高见而予以张冠李戴的表扬和称颂。笔者当然也不具备打通多学科的能力，只是逞牛犊初生之一时之勇，努力为之而已。笔者以前的学习研究，只是在尽力搞清胡应麟个人学术成就是什么样的问题，检阅前人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也都是这样。而这一次，在漆先生的耳提面命之下，在宋史研究中心求实创新的学风浸泡之下，横纵对比，力图全面揭示胡应麟在传统学术史研究中的历史地位，成为本书的惟一主题。而注意发掘胡应麟学术研究中的方法论因素，也是本书的一项基本内容。

第一章，简要介绍胡应麟的生平及其志趣，重点是在前人基础上，客观、全面而清晰地揭示胡应麟与王世贞交谊的真实情况，纠正前人的一些粗浅的表象认识和错误论断。第二章，论述胡应麟对中国古典目录学史研究的贡献及其目录学思想。笔者认为，胡应麟首先是以一个目录学家和目录学史研究专家的身份出现的，他为了编撰一部反映明代图书情况的目录学著作，对中国古典目录学史进行了深入考察，这一工作是他所有学术研究的基石，因此本书的主体内容，首先是谈这一部分。涉及胡应麟有关著作的编纂情况，他的编目志向和编目实践，他对历代目录著作和图书分类方法的总结，他自己的图书分类方法，以及他对史志目录和各家书目的评价，对郑樵、马端临等重要目录学家进行的重点研究等内容。胡应麟通过对古典目录学发展情况的多方面探索，完成了对古典目录学史的第一次总结，他所涉及的内容，从方法论的意义上为后人奠定了如何考察古典目录学史的研究体系和基本格局。对古典目录学史的研究探讨，促使胡应麟自觉地考察了古来图书事业的发展情况，这就是本书第三章的内容。胡应麟这一方面的考索研究，与他对古典目录学史的研究一样，对后世图书事业史研究基本思路和格局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第四章，考察胡应麟的文献辨伪学成就。包括对胡应麟之前文献辨伪情况的简要记述，胡应麟撰作辨伪专书的缘由，他对古来伪书类例的归纳，他在“熟读此书及诸书本末”的总原则下所总结的“辨伪八法”，他的辨伪态度、辨伪实践和辨伪特色等。胡应麟对伪书情况的考索，直接导源于他的目录学史研究。他是第一个对中国传统的文献辨伪展开了理论探讨和方法总结的学者，以其严谨求实的客观求真态度，对百余部古来伪书进行了真伪考辨，使其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起来，成为辨伪学史上的重要实践家。他的著作也成为近代以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辨伪学著作的范型，为文献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五章，考察胡应麟的史学贡献。按照胡应麟自己的分类，他并不是地道的史学家，而只能说是史学评论家。然而博学精思的治学气象，却使他的史学评论，无论是“三长二善”的史家修养论，还是史有别才论、史家多厄论以及对史学评论原则的探讨，都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他对史料、史注的认识及注释史书等史学实践活动，表明他并非只是空发议论，而是和史学实践紧密相连，反映出他治学崇尚实际的风格。而他的一些具体的史学评论，也多为后人所继承和发展。胡应麟以考证为治学第一要素，他遇事皆考、凡事必考的治学特点，使其考证文字成为他学术研究的主体内容。本书第六、七两章就专门讨论胡应麟的各项考证工作。包括他对杨慎讹误的考证，他的历史考证、文献考证，及其考证精神、考证态度、考证原则和探讨学术规范等问题。在明代抄袭成风的学术氛围下，胡应麟能不为风气所囿，根柢群籍，发为文章，强调一家自得之学，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正常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书原拟再设两章，一是关于胡应麟的诸子学研究成就；一是从整体论述胡应麟的学术思想。胡应麟论学常常针对时学流弊，因而总结其学术思想也很有意义。但笔者自觉学力不逮，加以其他客观原因，这两个方面只好暂付阙如。

由于本书的选题不是一个从未开垦的拓荒之作，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前贤发生因革损益的关系。笔者很服膺本书传主胡应麟的一句话：“前人制作，瑜而掩之，私也；瑕而匿之，亦私也。”①书中凡取自前贤之论者，都已注明；凡笔者认为前贤之说有疑似之处的问题，本书也都尽可能地做出个人的努力。因而本书对前贤之论，可说是有引录，有申述，也有商榷和驳议。其自我探索、出乎胸臆者，似有如下几项：第一章，揭示了胡应麟的平生志趣；论证了胡王交谊中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万历十年(1682)。第二章，考察了胡应麟的编目志向和编目原则；清理、总结了胡应麟对马端临的研究探索；确认在郑樵学术史上，胡应麟是郑樵学术的第一真正知音。第三章，首次从图书事业史的角度，阐述了胡应麟对古代图书事业史研究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原则。第四章，指出胡应麟“辨伪八法”的总原则是“熟读此书及诸书本末”，确认“辨伪八法”有着内在的逻辑理路；提出对“辨伪八法”的阐释，必须与胡应麟本人的辨伪实践结合起来，不能只凭其文字条目的字面意义去推测；探讨了胡应麟辨伪态度与后世辨伪学者态度的关系；通过展示胡应麟辨伪的实践工作，切实说明其得失所在，并确认其《四部正讹》为后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辨伪专书的范型之作；总结、提出胡应麟辨伪工作的最大特色在于善于总结规律。第五章，揭示了胡应麟史家修养论中对公心与直笔关系的认识及其时代意义；探讨了胡应麟的“史有别才”思想；探讨了胡应麟的史家多厄论，揭示出其目的在于鼓励史家爱岗敬业；讨论了胡应麟对史学评论原则的认识；清理和讨论了胡应麟对史料学的认识；清理和总结了胡应麟注释史书的方法和内容。第六、七两章，梳理了周婴贬责胡应麟正杨态度的谬误；揭示了胡应麟以考证为治学第一要素的考证精神；清理和揭示了胡应麟对考证原则的论述；揭示了胡应麟治学对自得之学、自成一家的讲求。

至于缺陷和不足，从宏观上说，有如下几项：第一，对胡应麟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没有从总体上明确表述和给予简要的定位。其原因，一是胡应麟本人学术研究领域很广，很难笼统地给以简单的定位，一是笔者的学力尚不足以进行这一工作。第二，没有专门讨论胡应麟的诗话成就。胡应麟著有《诗薮》，是中国古代诗话著作中很著名的一部。由于笔者是学习史学史出身，诗论方面的知识实在肤浅欠缺，故而这部分不敢下笔。第三，书名定为“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自然就应紧扣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的关系米人手为文，虽然本书各章节都已尽力，但这部分内容还是少了些，分量较轻，有些地方揭示得还不够深刻。第四，在具体论述方回，由于学界对胡应麟的研究并不是很多，他的许多有价值的学术化述还处在湮没无闻状态，故而本书想尽力准确地揭示胡应麟学术的得失优劣所在，又不致有断章取义、主观夸大之嫌，同时也不致让读者自己去一一检对原文，遂不得不大量的、有时甚至不加删削地引录了胡应麟原文以及近代以来的研究成果，以致有些论述显得臃肿，铺垫似显多些。第五，海外成果见到的不多，上文所述各章中的所谓创新之见，都是基于此前大陆学者的研究状况而言的。恩师漆侠先生时常教导我们学生说：“提出一个新观点即使错了，也比什么都提不出来强。在学术问题上，宁为鸡先，不为午后。，’笔者在书中所持的，正是这种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英国哲字家罗素说：“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的真理；自由讨论有助于发现新的真理，而压制就会使新的真理很难发现。”但是，“由于最初人们不可能知道一个新的学说是否正确，因此，在提出新真理的自由中必然包含着相等的犯错误的自由。”①笔者的自由讨论，当然也包含着错误的自由流露，加以年轻无训，学殖有限，错误肯定不会少。但这些讨论，确确实实代表了笔者目前的认识水平，因此，也不必隐之晦之。

由于学术研究是在不断的求异存同中得到发展的，而新的理论、方法和新材料的不时出现，也为不同观点、不同意见的涌现和商榷、争鸣、碰撞以致互相批评，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因而，由读书知意，因以识吾疵病，不能不力辩者，诚笔者之良师益友。不管是措辞激烈，还是言辞委婉，只要准确客观，恰切到位，都会对笔者的继续探索提供巨大帮助。因此，还请同道大力斧之斫之。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改写修订而成的。在写作过程中，先师漆侠先生给予了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学业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督责。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论文即将完成的半年前，先生却遽归道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热爱的河北大学，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宋史研究中心。当初我不敢自称是先生的弟子，每当友人问起导师一事时，我都迅速搪塞开去而赶紧扯上别的话题。然而就在2001年11月2日上午10时，当我得知先生已经去世，迅即赶到先生家里，看到已经静静的躺在床上一小时零二十分的先生遗体之时，我分明地由衷地感到：“再也没有什么能把这份师生情缘分开了。不管是跟在我那些同门师长的后面，还是个人单打独斗，我都必须扛起先生的大旗，为先生学术的发扬光大而做一名先锋小卒。”本书的主体内容完全是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的，其中对先生前后不同的称呼，就代表了我个人这一完整的心迹路程。

先生去世之后，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姜锡东师承担起指导我论文写作的工作。文中字词的是否恰当，论述的是否周全，评论的是否恰切，以致连论文题目的最后确定，都是遵照了他的指导，这是我需要特别感谢的!南开大学乔治忠师从我硕士入门读书时，就一直密切关注我的学习、生活与工作情况。在近三年的学习生活中，乔师又多次与我谈论明代学术的总体情况及明清史学情况，教我以全面把握问题的方法。论文中的一些理论性和方法论性的论述，即是得自于乔师的多次谈话之中，然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文中却难以明晰的注释出来，我想，这就是导师能够让学生永远钦敬、怀念的蜡烛精神吧!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先生将他保留了60年而一直未公开发表的《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迹考略》一文寄赠，令我感愧不已，更增强了我完成论文的决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宋史研究专家王曾瑜先生不弃我于驽劣，两次写信，教我以有关岳飞研究之事，训我以治史的基本要求，帮助我从·个教书匠步人学术研究的轨道，这番教诲，这番情感，我只有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多出成果才能有以偿其一二。

山东大学乔幼梅先生、北京大学张希清先生、河北大学姜锡东先生、高树林先生、李华瑞先生作为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对论文的修改作了许多宏观指导和具体的指点。特别是答辩主席乔幼梅先生，为了尽心尽力的教诲后学，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扇着扇子，一个月内几乎天天打电话给文献学界前辈王绍曾先生，讨论我的论文写作情况。当她的随行学生如实而又生动的向我叙述这件事时，充满了对老师的敬意和爱戴，而作为听者的我，内心也充满了钦敬、感激和作为学生的一种无比的优越感。南开大学白新良先生、乔治忠先生和河北大学刘秋根先生，在审阅我的论文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切中肯綮的指导性意见。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先生、吴怀祺先生、南开大学叶振华先生(已故)、姜胜利先生、郑天一先生、敖堑先生等，都对我的论文写作给予了关怀和帮助。河北大学吕志毅先生、郭东旭先生、王菱菱先生和李文才等其他师友们，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帮我纠正了很多疏误。责任编辑丁波先生，不但帮我改正了不少文字疏误，而且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改进意见，其负责之态度，着实让我汗颜。借此机会，谨向上述先生和关怀过我的师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书稿就要付梓了，自然是一件欣喜的事情，但这并不是我的这项探索工作的终结。乔幼梅先生在主持答辩之时，即已提出了深入研究的期望。而我在完成学位论文的过程中，也已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并做了一些初步工作。我当遵循先师漆侠先生身体力行的教导，一路向前，有进无退，继续求索。至于书稿中的疏漏错谬之处，还请大家直言批评是正!

王嘉川

2004年8月30日

于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