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取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18例斗争事件，试图通过比较性的分析，为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各类政治斗争事件提出一个较具一般性的方案。本书出自三位一流学者之手，它毫无疑问是过去二十年内关于社会运动(及相关现象)最雄心勃勃的著作，或许也是最重要的著作。

本书选取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18例斗争事件，试图通过比较性的分析，为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各类政治斗争事件提出一个较具一般性的方案。几位作者详细说明了他们在解释革命、民族主义及民主化问题时所使用方法的含义，力图辨明一再引发广泛的斗争政治活动的各种机制及其作用过程，如居间联络、范畴形成和精英背叛等等，由此对目前斗争政治研究领域盛行的静态的单一行动者模式提出批判，并将分析的重心转移到斗争中的动态互动上。

前言与致谢

第一部分 问题何在?

一 他们为何怒吼?

二 斗争的轮廓

三 比较、机制与事件

第二部分 尝试性的解决之道

四 比较视角下的动员

五 斗争行动

六 斗争的转变

第三部分 应用与结论

七 革命的轨迹

八 民族主义、民族解体与斗争

九 斗争的民主化

十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这一思路产生于对早先研究传统所作的四个方面的批判。首先，社会历史学家发动了一场他们称之为“(关注)来自于下层的历史”的知识反叛行动，以反对早期历史著作中占主导的重视精英人物与上层政治的倾向。与他们在社会科学界的同道一起，许多社会历史学家寻求重建普通人的政治经历，将这些政治经历置于日常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以此挑战那种将民众政治贬为对非常时期或暂时困难之非理性反应的观点。第二，同样地，许多社会科学家拒斥那种将大众运动及类似现象视为集体行为，视为因一时狂热、幻念、煽动和群体影响而出现的常识混乱的流行观念。第三，这些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强烈反对官方将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工人动员以及其他民众政治说成是冲动和不负责任的自我放纵的发作。第四(同时也是部分地作为对以上三种思路的反应)，曼科·奥尔森(OlSOn1965)以及其他理性行动论者反对简单化地断言抗议者的行动具有合理性。他们针对分析民众抗议的人士的见解做了两个方面的有力评述，他们指出，那些分析家们(a)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许多也许是绝大多数的结为群体的人们，尽管他们有着同样的冤情或利益，但他们并未据此而行动，以及(b)缺乏一种有关共同持有某种利益的人们依据这一利益而组织起来并据此而行动的条件或过程的合理理论。

这些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很快以“资源动员”而得名，该术语经由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迈耶·扎尔德(Mayer Zald)二人有关美国社会运动及其组织的著作而具体化并引起广泛注意。资源动员模式强调组织基础、资源积累和集体协调对于政治行动者们的重要性，突出社会运动与利益集团政治之间的相似性汇合倾向。

P19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入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迻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斗争的动力》出自三位一流学者之手，它毫无疑问是过去二十年内关于社会运动(及相关现象)最雄心勃勃的著作，或许也是最重要的著作。

——《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