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究竟是骗取康熙信任竞争上台、还是宫廷政变上台，雍正的用人、反贪、勤政是不是都是正面的东西，其中还有没有负面的东西，都还值得再拓宽、再深入研究。

本书从雍正与他的对手包括乃父康熙的诸多恩怨关系入手，或许能有助于增加对雍正其人其事的更全面了解和认识。史料丰富，观点新颖，论点新颖，论证严密，自成一家，是迄今为止关于雍正继位之谜的最新研究成果，值得一读。

雍正继位之谜，长期来争议不息。本书从四阿哥胤禛、十四阿哥胤祯与康熙帝父子关系、康熙之死及康熙遗诏真相这三个方面入手，从隆科多、拉锡、张廷玉这三个人物着眼，对照十五年中康熙帝针对胤禛、胤祯所作的不同评价和众多历史事实，以及雍正上台后对大量知情者杀人灭口的个案，对胤禛夺宫篡位作了全新的、全方位系统论证。史料丰富，观点新颖，论点新颖，论证严密，自成一家，是迄今为止关于雍正继位之谜的最新研究成果，值得一读。

前言

一、父子恩怨，由来已久

(一)胤禛出身

(二)三条忌讳，先天缺陷

(三)长期冷落，替补无望

(四)“闲人不是等闲人”

(五)收敛锋芒，暗中斗法

二、“南郊祭天”拉响父子决战导火线

(一)调虎离山，查勘粮仓

(二)南郊祭天，令其反省

(三)伺机反扑，控制寝宫

(四)诱捕失败，西苑失控

(五)康熙之死

1.关于康熙帝晚年的健康状况

2.关于人参汤事件

(六)《遗诏》真伪

1.制作的程序问题

2.制作的文本问题

3.张廷玉妙手著遗诏

4.海峡两岸满汉合璧《遗诏》之比较

三、“废立自专"，父败子胜

(一)皇子竞争，还是父子之争

(二)逼、骗、夺，三管齐下

四、木兰围场与南苑

(一)千里决策

(二)咫尺交锋

五、雍正与年羹尧

(一)文武双全，大器早成

(二)“最后一奏”与“最初一奏”

(三)奇功之谜，恩人跋扈

(四)诛逼羹尧，蓄谋已久

(五)命其自裁，令其感恩

六、雍正与隆科多

(一)出身豪门

(二)“宫廷之狐”

(三)康熙朝隆科多的“最后一奏”?

(四)用投机换“大贵”

(五)胤禛幕后的关键人物

(六)功比山高，罪比海深

(七)输掉性命的政治赌博

七、雍正与三阿哥、八阿哥

(一)三阿哥允祉：玩政治，还缺少权谋与魄力

(二)八阿哥允祀：得人心却未得天下

1.康熙帝与八阿哥关系

2.雍正与八阿哥关系

八、雍正与十二阿哥

十二阿哥允构：麻木不仁，渔人得利

九、雍正与十四阿哥

(二)并非“传说”

(二)皇冠与他失之交臂

1.康熙立储，一着重棋

2.“以朕心为心”与“大得人心”

3.从“准太子”到阶下囚

4.国家至上，不搞分裂

5.祸耶，福耶?

十、逼母杀子，确有其事

(一)雍正逼母

1_乌雅氏以德获殊宠

2.雍正逼母，也有玄机

(二)雍正杀子

1.雍正杀子，意为弘历

2.雍正杀子的舆论准备与组织准备

3.“忠我则臣，背我则敌”

十一、雍正与曾静

(一)出奇料理，现身说法

(二)伶牙俐齿，难逃一死

十二、知内幕者一个也不放过

(一)新仇旧恨

(二)过河拆桥

(三)杀传教士

十三、从雍正与对手关系看其人思想、性格与恩怨是非

十四、几个重要质疑

(一)清诏书“书写制度”质疑

(二)“于”“於”不可通用质疑

(三)康熙临终决定胤禛继位质疑

(四)胤祯奔丧回京质疑

参考文献

康熙帝后妃简表

康熙帝皇子简表

雍正帝后妃简表

雍正帝皇子简表

雍正帝大事简表

后记

3.张廷玉妙手著遗诏

康熙帝晚年，朝野上下一致看好十四阿哥胤祯将为新太子。身在宫内的张廷玉对此不会毫无所闻。雍正帝声称：“朕在藩邸时代，不欲与廷玉相接，是以未识汝面。”显然是一句谎话。为什么康熙帝一死，张廷玉就随即彻底倒向雍正一边，成为雍正身边须臾不离的重臣心腹?这个答案，在《李光地年谱》中有一条小小的线索。原来，张廷玉虽是康熙朝翰林院检讨、吏部侍郎，但并未得到康熙帝的特别信任。康熙五十七年(1718)，“湖南巡抚需人顾问，公公(李光地)荐吏部侍郎张公廷玉，上日，此人朕所稔知，但铨(权)衡要职，难以他授也。”后来的事实证明，康熙帝的眼光是英明的。康熙六十一年十月胤禛去通州查勘粮仓出纳，这么一件极其普通的事，张廷玉竟在《圣祖实录》里用了900多字；而记载十三日康熙帝临终前最后一次与胤禛会面的父子谈话，只有寥寥6个字；康熙帝临终前的身体情况，只字不提；当时太医的工作情况，也只字没有；甚至胤禛当日在康熙帝身边时间长达11个小时之久，胤禛如何活动也只字不见；张廷玉是否对五十七年康熙帝曾经不同意给他湖南巡抚官职一事仍耿耿于怀记恨在心，不得而知。但康熙帝一死，张廷玉便全面、彻底按雍正的旨意或利害关系卖力效命，令雍正满意地编纂《圣祖实录》，首先就是精心炮制汉文康熙遗诏并深得雍正帝赞赏，这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

据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张廷玉亲手制订的《澄怀主人自订年谱》所记，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康熙帝在乾清宫赐千叟宴，张廷玉当时在场，但并不见胤禛踪影；十月，康熙帝幸南苑，张廷玉也在场；因此，康熙六十一年下半年的政治气候及当时围绕立新太子的舆论氛围，张廷玉应该是耳闻目睹的明白人。但康熙帝尸骨未寒，甚至康熙帝的遗体还未进紫禁城隆宗门，张廷玉竞早已在乾清宫等候，俨然已是胤禛圈子里的重要心腹了。何以见得?据张廷玉自述，十一月“十三日，龙驭上宾，廷玉匍匐乾清宫”。说明康熙帝尚未去世之前，胤禛早已同张廷玉有了政治勾结。否则，胤禛早已将张廷玉从乾清宫清场出门了。何以十三日晚康熙帝去世并被秘密运入乾清宫大事连三阿哥胤祉、八阿哥胤祀等众多年长皇子与大臣都被蒙在鼓里，张廷玉居然早已在乾清官内匍匐跪接了呢?这就说明，胤禛早已重用张廷玉，并对其作出了重要政治安排；说明雍正帝重用张廷玉一事绝非偶然，而是早有计划、早有准备，是精心考虑过的。

雍正说与张廷玉素未谋面，显然是谎话。如果雍正真的与张廷玉素未谋面，怎么会康熙帝一死随即就令张廷玉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如果说，十一月十三日晚张廷玉还只是在暗中活动的话，那么，康熙帝去世之第三天，雍正帝就将重用张廷玉公开化了。雍正帝重用张廷玉的目的，从十五日(此时汉文《遗诏》还未拟就出台)雍正帝对张廷玉的谕旨中可以清楚看出：“大事典礼繁多，文章关系紧要，侍郎张廷玉为人老成，著兼学士，衔协同掌院学士阿克敦，励廷议办理翰林院文章之事。”康熙帝去世还不到三天，雍正帝就将只是侍郎的张廷玉一下子提升到职衔与掌院学士一样的地位，如此火箭式的重用提拔，张廷玉能不对雍正帝感恩戴德吗?

雍正帝还未正式登台，就急忙重用张廷玉，究竟要张廷玉办什么事?这一点，雍正帝对张廷玉交代得很清楚，是“办理翰林院文章之事”。十一月十四日，雍正命隆科多起草满文康熙遗诏，十五日，又特命张廷玉“办理翰林院文章之事”，职务地位“协同翰林院掌院学士”，这就说明，十一月十六日第一次宣读的康熙遗诏，包括康熙帝去世七天以后即十一月二十日向天下国人公布的汉文版康熙遗诏，张廷玉都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为雍正帝登基在程序上、在制作汉文版康熙遗诏以粉饰其“合法性”上立了大功。

“清朝每一个皇帝死后就要修实录。翰林院的职务就是专门给皇帝编纂书籍。”“实录的根据是公文奏书，这些东西在内阁中经过整理按日期排列存放的。又有日历，是每日按大事记载的，翰林便把这些公文奏书、日历大事重新编排一下，加工整理就成了实录，写的人都是根据皇帝的立场……修实录用过的资料太多了，和稿本一起在北海烧了。底本毁掉了，以后再找就很困难了。实录正本是给皇帝看的，不满意还可以修改，改后再抄一遍，原稿又烧了。”“实录本身就是臣给君写的，儿子给父亲写的，不利于皇帝的事就很难写入，而且许多事情都回避了。”故，“清实录不如明实录，明实录不如朝鲜实录。”

张廷玉这位新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当时怎么个辛劳法，这从张廷玉自订年谱所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张廷玉如何为雍正帝操笔诏旨，在雍正帝谕旨中也早有明确交代：“正当大礼举行之时，秩宗一官所关甚重。朕再四思维，非汝不克胜任。越数日，又奉旨允圣祖仁皇帝实录副总裁官。谕日，汝世受国恩，又系皇考多年侍从之旧臣，当年圣德神功无不亲知灼见。今膺纂修实录之任，记载详确惟汝是赖，汝其勉之。”

为什么康熙一死，雍正置内阁、翰林院老成官员于一旁不用，却马上另起炉灶，而且“再四思维，非汝不克胜任”?一句纂修圣祖实录“记载详确惟汝是赖”8个字，已把雍正帝为什么要迫不及待重用张廷玉彻底地道出了原委。

康熙帝尸骨未寒，有多少事情急待处理?胤禛尚未正式登基，不仅当时的所有诏旨都要张廷玉随时按雍正之命书撰，甚至对康熙朝六十一年中，康熙帝的哪些话和哪些事要记载，哪些话和哪些事不要记载；哪些话和哪些事要详记，哪些话和哪些事要略记，惟张廷玉一人定夺。为了要让张廷玉死心塌地效忠自己，雍正帝不仅给官、给权，还“特赐圣祖仁皇帝所遣数珠杂佩器物”给张廷玉。难怪“廷玉拜受之下呜咽不能自胜”。从此，“廷玉周敏勤慎，尤为上所倚”。雍正即位之初如果没有居心叵测，何以要如此拉拢张廷玉?张廷玉在雍正即位之初如果没有为雍正立下奇功，又为何“尤为上所倚”?

雍正帝把康熙朝原翰林院现成的原班人马搁置一边，却十分急促地重用汉人张廷玉，这当然会遇到阻力和异议。何以见得?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上旬，雍正帝封张廷玉为圣祖仁皇帝实录副总裁官，雍正四年(1726)三月，又“奉旨充圣祖仁皇帝实录总裁官”。到了雍正六年十二月，又“钦定圣祖仁皇帝实录监修总裁官”。“钦定”二字，暴露出了当时围绕圣祖仁皇帝实录总裁官一职暗中剧烈的官场纷争，也折射出了当时围绕仁皇帝实录究竟如何实录之纷争，最后，不得不由雍正帝“钦定”，由张廷玉“监修”而定局。其中内幕，雍正帝当然不会留下记载，张廷玉更不会留下记载。只能用官场的官样文件一笔带过。

雍正帝之所以要抢在他正式登基之前就封张廷玉为圣祖仁皇帝实录副总裁官，就是为了要抢先一步将康熙帝的所有公文奏书全部集中、控制在自己的心腹手中，继而由张廷玉定夺是毁还是留，是删弃还是录用。而由此也可见，满文康熙遗诏之所以未彻底销毁，完全是张廷玉为了保护自己有意精心为之的结果，是防止雍正日后翻脸手中的一张王牌。

雍正帝虽然可以“钦定”由张廷玉“监修总裁”仁皇帝实录，取得了完全按皇帝个人意旨编写历史的话语权与决定权，却还是不能一手遮天，还是会露出马脚。其中的一只马脚，就暴露在由张廷玉亲手制订的《澄怀主人自订年谱》里。

这份《年谱》分上、下两册，按年、月顺序记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这40多天，正是雍正称帝最为关键，宫廷斗争最为复杂，也是张廷玉工作最为繁重紧张，挺立雍正称帝最为有功的时期，然而在《澄怀主人自订年谱》里，竟又是一片空白、只字不见!这同满文康熙遗诏中究竟由谁继位一片空白，满文康熙遗言中究竟由谁继位只字不见一样，如此巧合，用现在的话来说，亦可称之为“作案手法相同”吧。这也实是雍正帝、张廷玉在康熙帝猝死、雍正即位之初时相互勾结合作中的一大奇事。

奇事的另一头，就是雍正帝对张廷玉的态度出奇的好，好得令人发怵、令人不可思议。

P54-57

1984年9月，人民出版社根据三联书店1963年6月第一版修订重排了牙含章先生依据藏文资料编著的《达赖喇嘛传》。在藏文版“七世达赖喇嘛传”中，对康熙五十七年“统帅六师、驻节西宁，调饷征兵、居中调度”的十四阿哥胤祯(即允题)的身份，记载的文字不是普通皇子，是“皇太子”。在这本著作之前，孟森先生在研究中更早就提出：“圣祖末年，诸王大臣所默喻上意，知为将来神器之所归者，乃十四阿哥允褪。”这是“众望如此，上意如彼”的事，只不过尚未来得及正式宣布而已。

孟森的观点与远离京城数千里之外的藏文资料所记不谋而合，是一致的。这就说明，当时，无论是宫里的皇子诸王、大臣，还是京城里的百万军民，甚或是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西藏高层人士或普通僧侣、牧民，在他们的心目中，十四阿哥胤祯的地位和形象理所当然就是一个皇太子的地位和形象。可见，这个皇太子的地位和形象，不是十四阿哥自以为是一厢情愿、自吹自封的，也不可能是八阿哥等几个皇子、大臣为了巴结胤祯而自吹自封的，当时十四阿哥胤祯的皇太子地位和形象，确实是康熙帝晚年有意树立、一手营造的。

但是，也正是从1985年9月起，史学界也出现了另一种新的意见。这种新的意见认为：十四阿哥的皇太子地位和形象，是胤祯(即允栖)自我感觉良好的一厢情愿、是自吹自封的，是八阿哥等几个皇子为了对雍正造谣攻击才产生的，并不是历史真相。新的意见还认为：康熙临终时决定由四阿哥胤禛继位，而且康熙选择四阿哥，在时间上已经很久了；说胤禛阴谋篡位，这都是八阿哥等人因谋储失败、不服的造谣攻击所致。那么，究竟是孟森的研究、藏文版的历史记载更接近历史真相，还是八十年代中期后以上新的意见更接近历史真相呢?

面对这一历史争议，一个不容忽略的前提就必然要被提出来，那就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康熙帝晚年，康熙与四阿哥胤禛、十四阿哥胤祯的父子关系真相究竟如何?这个前提不弄清楚，后面的康熙遗诏会否被篡改、康熙之死是否同胤禛有关等，都很难争论明白。如果历史真相真的是康熙选择四阿哥在时间上已经很久，那么，之后当然决无可能再出现四阿哥篡改遗诏的事，也决无可能出现四阿哥谋害父皇、逼母、杀人灭口等事；反之，如果胤禛与康熙的父子关系其实并不好，暗中的利害矛盾很大、时间也很长，那么，从逻辑上讲，一旦气候时机具备，四阿哥谋害父皇、篡改遗诏，乃至杀人灭口等就很有可能。当然，这仅是就逻辑上讲而已，还要以史料和事实作证。

正是以上原因，本书以“父子恩怨、由来已久”作为第一章，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雍正原是清世宗年号，后人也通常指当了皇帝后的胤禛。

雍正之所以成为当下的热点人物之一，是因为他身上有着多彩的政治魅力及争议不断的历史之谜。雍正一心励精图治，立志成为一代令主。其勤政、用人、反贪、吏治改革等抱负与政绩，不仅为古今史家所称道，也吸引着今天广大读者的关注，而且，随着对这位历史人物研究的不断升温，关于其人的种种争议和分歧也随之层出不穷。

例如：雍正继位，究竟是皇子竞争、黑马胜出，还是康熙末年康熙、胤禛父子斗法父败子胜?康熙末年围绕新皇位继承人选“废”还是“立”的斗争，究竟是一场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还是不同政治纲领、政治力量之间的路线斗争?这自然也就成为关注、评价雍正这位历史人物时，必然要面对、又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与其他研究者的重大分歧之一，也是继拙著《正本清源说雍正》之后，再写作本书、试图努力说明的目的之一。

有人认为，康熙虽然并不喜欢胤禛，但胤禛最终还是取得了(包括骗得了)康熙的信任，故康熙最终选择了胤禛。

康熙是否最终选择了胤禛，不妨从研究二废太子后康熙对诸皇子、尤其是对皇四子胤禛和皇十四子胤祯(允栖)这兄弟二人长期以来的真实态度人手，也即要从康熙晚年与诸位皇子父子关系的真相人手，这是解决雍正继位历史之谜的前提。不首先解决这个前提，其他许多事情就必然会纠缠不清，也无法自圆其说。但是近二十多年来，深入研究康熙晚年与诸位皇子父子关系的论著并不多，这就有进行补充研究之必要。

在胤禛与康熙父子关系上，近年来有些研究者只采信雍正的一口之言、或雍正一手遮天搞的史料，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缺陷。有些著作虽然也引用了若干康熙的话，但缺少将康熙的有关原话作纵向的连贯性研究与诸多事件横向内在的因果性论证，也缺少各个时间段、各个事件相互之间合逻辑、合事实的严密而又系统的相互印证。康熙是一位政治家，他对皇位继承人这件大事，若有暗示，决不会只仅暗示一次，必会暗示多次，并且必会预先在授其权力、树其威望、壮其力量、锤炼其能力等诸多方面作出一连串动作。这些举动又必是公开的、大张旗鼓地进行，决不会只在暗中无声无息地进行，更不会连所选接班人胤禛本人也长期被蒙在鼓里，这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因此，对于康熙为什么令胤禛南郊祭天，究竟是暗示要其继位，还是因当时某些其他重要原因非要将其从宫中调出，对其采取防范、控制?就值得重新认真研究。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南郊祭天果真是暗示要其继位，康熙病重时召胤禛“速至”，胤禛是个精明之人，理应跑得最快，也理应“速至”才对，为什么胤禛竟抗旨、拖延8个多小时不去?这些问题要求其真相，就一定要对康熙末年南郊祭天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已经公开的官方史书以及尚未公开的全部过程进行综合考量，尤其要对照当时康熙、胤禛父子围绕南郊祭天的全部言行及文档史料进行综合考量后，才有可能找到合理答案。

对康熙所说万年后要选一个“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有学者提出，“这个人正是雍正”。查康熙所说的原话：“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致贻累于尔诸臣也。”(《雍正朝起居注》，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这就很清楚，康熙所说的“坚固可托之人”，首先必须是一个能“令尔等倾心悦服”之人。那么，无论在雍正45年漫长的皇子时期，还是康熙去世后雍正称帝执政的头8年时期，雍正是一个能“令尔等倾心悦服”之人吗?是一个“断不致贻累于尔诸臣”之人吗?大量血腥的历史事实，包括雍正钦定的官书《大义觉迷录》、《雍正朝起居注》、《上谕内阁》、《朱批谕旨》等，都已经作出了生动而又客观的答案。

再者，康熙固然说过“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但康熙真正进行选择、培养、树立坚固可托之人一事，必将在其生前就要妥善落实解决之，决无可能放到自己万年之后或奄奄一息时再解决。万年之后或奄奄一息之时还能怎么解决呢?这本来是一个必然的、无需怀疑或争议的问题。然恰恰本来是一个无需怀疑或争议的问题，竟又恰恰是近几年来我同某些专家论战不息的问题。比如，有人以雍正继位后执政之刚毅、政绩，作为雍正是康熙心目中“坚固可托之人”的论据。试问，康熙怎么可能把自己死后根本看不到听不见的东西，作为其生前最终选择“坚固可托之人”，甚至必能“令尔等倾心悦服”之根据?事情应该与此说相反，康熙必将、也唯有将已经看到并已经认可之可靠事实，才能作为“坚固可托之人”、“令尔等倾心悦服”之根据，这才比较符合历史逻辑吧。

又比如，有人为了质疑或否认雍正是靠宫廷政变上台，便提出雍正继位过程中“没有流血”。古往今来，宫廷政变历来就既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有流血仍失败的，也有不流血而成功的。仅以“没有流血”四字就作为否认政变之依据，有此理乎?本书在深化对隆科多、年羹尧这两个人物研究的基础上，又挖掘出了原康熙一等侍卫拉锡这个以往不大引人注意的人物，同时又进一步加深了对张廷玉这个人物的透析。康熙临终前后，除了隆科多、年羹尧这两个人物外，拉锡、张廷玉这一文一武两个人，实也对胤禛夺宫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康熙遗诏》之有无、遗诏之真伪，也理应是雍正继位过程中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遗诏有还是无、真还是假，研究者尽可以根据史料和事实提出不同观点。但必须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最起码必须能自圆其说，决不能自相矛盾；更不能按个人理念需要出发，说有就有、说无就无，说真就真、说假就假。历史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姑娘。有的研究者一面已经提出遗诏不可信，一面却又以遗诏为据证明雍正继位“正大光明”、没有阴谋、合法正常、无法否定，岂非自相矛盾?

于是又有人提出，对雍正的研究，只要对雍正政绩作出历史评价，不必对其人道德评头论足。而且举例，唐太宗不就是宫廷政变当皇帝的吗?但问题正好在于：为什么人们对唐太宗宫廷政变没有穷追不舍，偏偏对自称受托、合法继位的雍正不依不放呢?据说这是因为同情失败者。试问，唐太宗宫廷政变中难道就没有失败者吗?康熙朝的胤初二立二废，不也是失败者，为什么却不见同情胤初的社会舆论呢?

道德评价决不能替代历史评价，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对历史人物作历史评价是否就一定能脱离、甚至取消对其人的道德评价了呢?这也是我与当下某些研究者的重要分歧之一。

如果说，正史就是以人为主的历史，那么，历史人物，无论将其划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终究全然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感情丰富的人，决不会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超凡脱俗的纯政治的人。而大凡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历史影响的历史人物，都有其鲜明的个性色彩。这些个性色彩，又必定会对历史人物的历史事件产生重大影响，并在历史事件中留下鲜明的个性印记。比如：其人志向高远、胸怀宽广坦荡，勇猛、豪爽、刚直不阿、仁慈宽厚；或生性懦弱、优柔寡断、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或好大喜功、好色、虚伪、阴险、残暴等等。这些本来都纯属个人秉性、个性或道德范畴的东西，但在历史人物尤其是帝王人物身上，又必定会在人与人、人与事的关系中反映出来，并在制定制度、政策和统治中产生重要作用。具体到雍正身上，也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雍正一上台就搞秘密立储、推行密折制，搞军机处，大搞过河拆桥、杀人灭口等，除了雍正个人的政治需要外，也同雍正的个性密不可分。

对中国清史深有研究的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先生，对此曾有中肯评论：“雍正帝之性格，就政治家而论，所成就不能远大，因其不能无刻薄寡恩之憾也。”(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余对此深为赞服。一方面，雍正这个人很有抱负、很有作为，他刚毅、果断、勤政，善于权术又善于辩驳。另一方面，此人又极其独裁、极好猜忌，更是极其残忍。

而且，雍正也并非不是一个好色之徒。北京故宫藏有《雍正十二美女图》便是一证；《雍正行乐图》中多有美女相伴是又一明证。雍正的女人其实也远不止8个，那只是官书表面上公开的数字。在西陵人土长期埋葬在地下伴随雍正的，有据可查的就有24人。另外有据可查的还有6人，共有30人。如果雍正不是暴亡，这个数字还会增加。但皇帝拥有众多嫔妃这是封建社会里的一种特权，要证明雍正是否好色，不能仅以此为据，而要另作研究才能结论。

雍正无疑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戴着两副面具的人。他对清代乃至对中国社会正面的积极贡献与负面的消极影响同时具备，除了其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外，又必然同他个人的秉性、个性或道德范畴的东西分不开。

关注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却又力图把个人的秉性、个性或道德范畴的东西从这个人的历史事件中、从这个人的思想感情、处事风格中蒸馏掉，似乎帝王人物是个纯政治的人物，将历史评价与历史人物的道德烙印与评价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我以为是不可取的。试看中国古代之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朱元璋，西方世界之林肯、华盛顿、拿破仑、希特勒，中国晚清之慈禧、光绪、宣统，民国时代之袁世凯等等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其中哪一个历史人物的历史评价可以将对这个人物的人格、道德评价蒸馏掉，专作纯政治的历史评价?他们(她们)的哪一桩重大事件，不都折射出其鲜明的个性印记?

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事。在同样的时代、社会背景下，之所以在这个人身上而不是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生惊天动地或不可思议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又各具不同色彩，就因为事在人为，而人是活生生的人，是不同个性的人。康熙末年，之所以是四阿哥胤禛发动了宫廷政变并谋夺皇位，而不是三阿哥、八阿哥或十四阿哥，有其历史的偶然性，又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里面就包含着胤禛刚毅、果断、机智、残忍的个性因素、个性色彩于其中。将康熙末年围绕重新立储“废”还是“立”的宫廷权力斗争，评价为不同政治纲领的路线斗争，似乎胤禛夺皇位是为了国家、人民的命运而奋起，这决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每个历史人物的成长、发展的历史轨迹是不同的，其个性、道德观、价值观、欲望、追求、努力、手段、过程、结果等也必然不尽相同，其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结果也必然跟随不同。这，或许又是老生常谈。但在实践中，有些研究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否认了这条人与事的因果规律，忽略、否认了人的秉性、品性、政治抱负、道德伦理、价值观、手段等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中的制约作用。

我在某大学历史系演讲时，有位研究生提出：“皇位继承，皇子之间可以竞争嘛。”雍正上台是否即皇子竞争、胤禛胜出的结果，本书再次提出了同时下流行观点截然不同的看法。孰是孰非，并不敢自以为是，尽可以再深入展开讨论。但我能够领会这位同学的意思，即，皇位继承可以皇子竞争，谁有本事谁上；只要把皇帝做好了，管他是怎么上台的呢?我知道，这个观点时下正还相当流行。

但恕我直言，这仍是对历史人物作历史评价时，把个人秉性、个性、动机或道德范畴的东西从历史事件中蒸馏掉的历史观或历史研究方法，也实是对“竞争”一词(或手段)的误解。这种误解的有害性与危险性，并不只是对某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在认识上有什么差异或分歧，而是如此竞争理念将会直接影响到当代人乃至后代人的价值观念、行为观念、政治观念。如果评价一个人的政绩、作为，就可取消对这个人的人格、道德评判，那么，难道古往今来所有的贪官都是毫无政绩、作为之人吗?古今中外哪一个贪官、坏皇帝，不都是个人道德极差之人?这种舍弃道德评价、视目的即是一切、宣传为达目的之成功就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还将此美名为“竞争”的历史观或历史研究方法，决不是科学发展观，它并不符合历史唯物观与历史辩证观，也并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之需要。任何时代的任何竞争，都必须是在合法、有序中进行的。离开了合法、有序，那就不是竞争的本来涵义和本来面目。如果取消了合法、有序这两道红线，目的就是一切，手段可以不论，那么，对运动员而言，金牌奖杯就是一切，兴奋剂服用与否可以不必追究，这还是公正、公平的“竞争”吗?雍正究竟是骗取康熙信任竞争上台、还是宫廷政变上台，雍正的用人、反贪、勤政是不是都是正面的东西，其中还有没有负面的东西，都还值得再拓宽、再深人研究。本书从雍正与他的对手包括乃父康熙的诸多恩怨关系入手，或许能有助于增加对雍正其人其事的更全面了解和认识。

阅读历史，可以是一种消闲享受，也可以扩大视野、促人沉思；可以是一种兴趣爱好，也可以作为是一种学问与责任。以上这四种因素，我都兼而有之。

阅读并研究历史，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发现、不断总结、不断前进的过程。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在前人、他人的研究成果上付之努力，并留下个人艰难攀登、长途跋涉的足迹。如果本书能在为读者介绍雍正称帝与他的对手错纵复杂的恩怨关系时，多少提供了一些新的探索和发现，多少增添了一点新的历史视野或参考启迪，吾愿足矣。我期待着您的帮助和批评。

2005年10月初稿

2007年8月修定于中梅苑清源斋

2005年8月26日，我荣幸地踏进了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在正门以南的河南厅，同许多已拜识或尚陌生的海内外清史专家学者相聚一堂，热烈庆祝北京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共同聆听了文化部长孙家正，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长郑欣淼，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戴逸，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米亚斯尼科夫等领导和专家的精彩报告并合影留念。9月中旬，又参加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80周年暨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

这两次盛会，使我大开眼界，得益匪浅，让我有幸在会场内外与多位名家讨教交流，并耳闻目睹了许多心仪已久的前辈师长们诲人不倦和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更令我感动的是，许多初次见面的海内外专家及多家出版社对拙著《正本清源说雍正》(2005年5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及本人分别在两个会上的发言，作出了令我意料之外的热情评价，我甚至还与原先曾公开在天南地北的报刊上唇枪舌剑、各持己见的专家学者，分别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切磋交流。

说实话，这次赴京，我原先在思想上是作了一点准备的，准备在会上接受并当面交锋的。但在热烈庆祝、热情接待及真挚浓厚的学术氛围里，原先准备针锋相对的交锋，化成了推心置腹的交流。交锋与交流虽一字之差，却充分显现了构建和谐文化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正在我国各个领域、各项事业中大放光芒。

许多相识的和初次见面的海内外专家，包括支持笔者观点或与笔者仍持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和领导，都热情鼓励、支持我继续努力，继续围绕雍正继位真相这个课题作深入研究。我怀着对众多师友的感谢之情和继续攀登的激动心情，回到了上海。正巧，2005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策划出版一套“历史新视野”丛书，并被热情告知，我的《台前幕后的雍正》也忝列其中。

研究雍正同我多年的主攻方向完全一致，当然立刻就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历史新视野”——这不正是许许多多出版家、研究者，也是许多读者翘首以盼、孜孜以求的吗?只不过，既然这套丛书要冠名“历史新视野”，这多少还是使我有些压力，我怕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矣。但“台前幕后的雍正”这个课题不仅深深吸引了我，也与我多年来一直在苦苦探索的一个课题——康熙帝与四阿哥胤禛、十四阿哥胤祯的父子关系真相究竟如何——不谋而合。二废太子后，康熙帝与其他诸皇子的父子关系真相如何，这本应是雍正是否阴谋篡位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课题。这个前提、关键问题不先认真研究解决，其他问题就都将失去了历史逻辑中的内在联系和事件发展的必然性，被许多研究者认为“可能”或“不可能”之事，也就无从谈起。

据我多年来苦苦探索，四阿哥胤禛继位的最大对手，实并非是八阿哥胤祀。也并非是十四阿哥胤祯。实是其父康熙帝。

康熙帝真实的传位意旨究竟是什么，其实施的程序又是如何，本书列举了从康熙四十七年起至六十一年这十五年中康熙帝围绕十四阿哥所作的十次暗示与明示。论证了胤祯确是康熙帝属意甚久的继位人选。关于胤禛夺宫，本书分别从胤禛与康熙父子关系真相、康熙之死真相、康熙遗诏真相这三个关键入手。进行了新的论证。

除了继续在隆科多身上深挖外，这次又增加了对拉锡和张廷玉这两个人物的开掘。

拉锡长期担任康熙帝的一等御前侍卫，但在康熙最后七年中始终没有提升。而雍正一上台，一个月内将他提拔四次，这是否有点不正常?若拉锡对胤禛继位没有奇功，雍正为何这样做?后来从北京赴杭州密捕年羹尧，抄年羹尧家，雍正都是派拉锡去执行。可见康熙去世前后，拉锡对雍正的关系、作用都非同一般。

早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十四阿哥胤祯刚从青海回京，第一次在先帝梓宫前与雍正相见时，就公然表露出对雍正极为不服，当时拉锡就出场表演过，却当即就遭到了胤祯的痛斥……拉锡无疑是本书在研究雍正夺宫中新出现的一个历史人物，而雍正与拉锡关系中的这些历史细节，无疑也是雍正继位真相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新的历史细节。

张廷玉在胤禛继位中本不是一个新鲜人物。我在研究张廷玉自订年谱中发现，早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去世当晚，张廷玉就已在乾清宫内“匍匐恭接”康熙帝遗体人宫了。这与其说是恭接康熙，不如说是恭接胤禛更为确切。当时，对康熙之死连众皇子都还蒙在鼓里，可见胤禛早已事先对张廷玉有过布置。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向傲气十足的雍正帝，居然在登基之初会亲口主动向张廷玉说出“朕心决不忘本”这样莫名其妙、不伦不类、匪夷所思的话来。张廷玉对雍正有何奇功，会使雍正对张廷玉如此感激涕零，以致竟会对张廷玉说出“朕心决不忘本”?“不忘本”三字值得玩味，也值得深思和追究。这一文一武两个人，都大有玄机、大有文章，都值得再深入研究。

又，据作者研究，康熙末年，根本就不存在康熙帝向隆科多“托孤”，要隆科多“顾命”、“宣诏”一事，也并不存在康熙帝多次召见胤禛一事。即使在清代官方正史中，也从不见这个记载，可见这是《雍正朝起居注》中偷梁换柱的把戏，是一个烟幕。

总之，在研究雍正这个人物和这些事情上，作者的观点和依据与时下颇为流行的观点和论据分歧很大。这倒绝非是作者要刻意求新，因为以上研究虽不敢自以为是，却还自信是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都坚持不搞华而不实的东西，坚持不搞急功近利的研究，坚持论从史出。力求自己奉献给读者的，不是人云亦云的照搬，而是经过独立思考、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经得起考查的结论。

研究历史人物虽然必定折射出研究者个人的感情因素，但这份个人的感情因素又必须融化入爱国之情、爱民之心这个更博大、更圣洁的情结中去，而不应完全站在雍正帝个人的立场上，完全以雍正的是非为是非。

在雍正眼里，朕即国家。国家利益实就是皇帝利益，皇帝利益也就是所谓的国家利益。但后人研究者对此一定要作些分析、区别才对。例如，把雍正继位评价成是“两个不同政治纲领”的斗争结果，这是用当代的路线斗争说去替代封建社会的宫廷权力斗争，如此拔高雍正，就严重脱离了历史真实。即便以上这些都只是不同研究观点的历史评价，那么，用更为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更为切实的史料对长期来争议不息的历史是非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考证，这应该是好事，而不是一件坏事吧。

研究历史人物，不仅要研究他的一言一行，研究他的政策对他的个人统治带来了什么稳定和好处，还要看他给当时的国家和老百姓带来了什么进步和好处。更应以发展的眼光从宏观上看这种统治对中国后来的国家政治生活的历史走向带来了什么进步和好处：是往更加封建、独裁、闭关自守方向发展，还是往日益开明、强盛的方向发展；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前朝相比是日益增强了，还是日益削弱了；人民百姓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是日益得到改善提高了，还是与前朝相比反而倒退了，等等。如果历史是一面镜子，那就理应从中对照出这些答案来。

比如雍正勤政。雍正勤政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研究雍正勤政是否还应该研究雍正为什么要勤政，雍正是怎样勤政的，雍正勤政对今人有哪些可借鉴之处，又有哪些不可取之处。我想，这才是研究历史人物时应该做的。推而广之，对雍正反贪、雍正用人、雍正朝的国库收入、雍正秘密立储、雍正建军机处、雍正推行密折制等研究，也无一不是如此。如果说，这样研究就是从理念出发，就是从个人感情出发，那么，这种理念和感情，我可能很难放弃或改变。

有人又同我说起好皇帝、坏皇帝的问题。我想要问：好皇帝、坏皇帝的标准是什么?在我看来，能把国家主权、国家地位维护好，能把关心民间疾苦放在心上，有计划有步骤地不断提高改善百姓生活，就是好皇帝；否则，就称不上是好皇帝。好与不好的结论，主要就看这两点。

据我所知，雍正朝的国家领土，不是巩固了，更强大了，而是缩小了，拱手相让了。无论与前任康熙朝比、还是与后任乾隆朝比，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值得骄傲之处。

在人民生活水平上，整个清代的耕地面积、亩产量、全国总产量，都是呈上升趋势；但是，农户拥有的毛粮，除口粮外，能供给社会的数量，有数据表明，则是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而统治阶级套在百姓乃至广大基层官吏头上的精神枷锁，比康熙朝更苛刻了。当然，这些问题都还需要作专题研究，并非几句话就能概括。拙著《正本清源说雍正》中“雍正朝的社会现状”，只是研究雍正的一个初步探索，今后当将继续深入研究。我这样说，可能有人会不高兴。因为这与他们心目中的雍正形象，出入太大。但研究历史及历史人物必须坚持用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说真话，不能为某些人高兴或不高兴而左右，决不能学做张廷玉。

从唯物主义观点上说，任何人都将会成为历史人物，只是对历史影响的伟大或平凡、正确与错误、积极与消极、有益与有害是大或小、多或少而已。书和人一样，也终将成为历史，并会在历史的江海大流中显出其本色，留下其浪花，任人欣赏，任人评说。

作者在研究、写作过程中，先后得到了上海图书馆、上海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师大图书馆、华东师大图书馆、同济大学中文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上海远东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上海书店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北京华侨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电视台《文化中国》栏目、《新民晚报》、《新闻晨报》、《上海老年报》、《深圳特区报》、《北京青年报》、《承德日报》、北京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台湾故宫博物院、东陵文物管理处、西陵文物管理处、避暑山庄文物管理局、木兰满族自治县统战部、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辽宁社科院历史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北京社科院满学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央民族大学、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等有关领导、专家的关心、鼓励、帮助和支持，谨在此致以真诚的感谢。书中的不当之处，欢迎方家、读者批评指正。电话021—28106967 13701754407或jin.1339@yahoo.com.cn

作者 2006年11月初稿，

2007年8月定稿于上海梅陇新寓清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