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玄英是初唐时期著名的道教理论家，是重玄学最主要的思想代表。成玄英重玄学孕育成熟于唐代这个伟大辉煌的封建王朝的初期。是历史文化在一定程度的积累，与成玄英的自觉创造结合，催生了这个最早包容了中国古典哲学各方面内容的完整思想体系。如何认识评价，以什么方法手段实现我们认识理解的目的，诸种问题都需要认真反省，在具体的研究中完成。

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具体考察了不同时代哲学家对不同哲学问题的认识理解以及成败得失，展示了道教的思想巨人精神创造的历史风貌。

成玄英是初唐时期著名的道教理论家，是重玄学最主要的思想代表。重玄学继承了魏晋玄学与佛教中观学等认识成就，并且通过认真严密的理论分析，自觉运用本体论哲学获得的精神成就解释主体自我存在问题，合乎逻辑地将中国哲学推进至心性论的新时代，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包含本体论、存在论、方法论、修养论、心性论、意义论的完整哲学体系，实现了相当于先秦老庄学与魏晋玄学的老庄学的第三期发展。不仅为道教教义的成熟做出了划时代的伟大贡献，而且为日后道教内丹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形上学基础。本书以对哲学问题与方法论的说明为重心，具体考察了不同时代哲学家对不同哲学问题的认识理解以及成败得失，展示了道教的思想巨人精神创造的历史风貌。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在历史演变中认识成玄英重玄学

 第一节 以哲学的立场与方法考察哲学史

 第二节 郭象哲学的思想主题

 第三节 成玄英的简略传记

 第四节 成玄英对庄子其人其学的认识与评价

 第五节 道家的意义论哲学及其功能分析方法论的发展

第二章 天地阴阳，相对而有

 第一节 造化者，无物也

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

三、物之隐显，皆待造化

 第二节 块然而生，独化者也

一、未始有恒，皆自然而存

二、一气而万形，有变化而无死生也

三、夫物云云，必资于道也

 第三节 物性不同，各有素分

一、夫德，和也。道，理也

二、类聚群分，自然之道

三、万物虽多，自得之义惟一

第三章 大中之道

 第一节 以无为本

 第二节 自然之理

 第三节 重玄之道

第四章 止名会实

 第一节 正言若反

 第二节 辩名析理

 第三节 非言无以诠理

第五章 穷理尽性

 第一节 心彻为知，知彻为德

一、分内为之，道在其中矣

二、聪明之用，本乎心灵

 第二节 道法自然

一、反本还原，辅于自然之道

二、忘知任性，斯乃定矣

 第三节 探微索隐

第六章 囊括群有，府藏含灵

 第一节 保恬淡一心，处中和妙道

 第二节 通有物之情，顺自然之命

第七章 成玄英对郭象的赞扬与批评

 第一节 有关引文

 第二节 衷心的欣赏赞扬

 第三节 辩护中的批评

 第四节 焦点问题的再估价

附录

 参考文献

索 引

一、人名索引

二、词语索引

后记

第一节 以哲学的立场与方法考察哲学史

魏晋玄学的兴起，中国哲学开始了又一轮波澜壮阔的思想创造运动。玄学发展到后期，外来的佛教加入到这场声势空前浩大的思想运动中，深厚的佛教文化日益深刻地渗透到中国传统思想领域内部，固有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由于中国黄老及道教思想的接引，逐步扎根于中国的佛教精深义理严重地冲击着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使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予以回应。各种复杂的问题交汇在一起，吸引着无数思想家关注这一时期的各种社会现象并予以解释。

魏晋玄学的代表之一的郭象思想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产物，没有受到外来佛教的影响，郭象基本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独立发展的最后象征。东晋玄学出现了玄佛合流的现象，佛教般若学与中观学盛极一时，取代了玄学在思想舞台的中心地位，成为这一历史变化过程的基本标志。佛教传人中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积累，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适应，隋唐之际诞生了中国化佛教的新型宗派，摆脱了对印度佛教(包括西域以及中亚)的依附，划清了与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指道家与道教)的界限。甚至由于矛盾冲突的加剧，发生了大规模的毁佛事件，反映了佛教争取自己合法生存空间过程的结束。

通过对郭象思想的阐释，成玄英更加深刻地发展了以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把玄学思想容纳于道教的精神追求之内，推动着中国哲学认识的不断进步，与中国哲学独立发展的传统形态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佛教思想在重玄学思想体系中居重要地位，我们因此可以将成玄英视为道家思想的后继者，道教思想的新时期代言人。对成玄英重玄学思想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具体而微地考察中国哲学在这一时期的整体变化情况。对郭象与成玄英思想异同关系揭示得越具体，无疑也就对从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的基本内容了解得越充分。这就决定了我们目前工作的性质，始终将在一个较为广阔的领域，围绕思想观念的核心内容的演变，说明成玄英重玄学的思想来源，解释其理论建构的逻辑关系，最终对其历史贡献予以定位。

通过对老庄著作的注疏建立重玄学思想体系，说明老庄思想是成玄英重玄学的精神核心。成玄英毕生心血结晶的《庄子疏》，则反映出郭象哲学在其思想理论中的特殊地位。这就需要首先把握成玄英究竟在哪些方面推动发展了郭象哲学。如果不能对郭象哲学予以清晰具体且完整合理的分析评价，将会贬低郭象哲学的创造成绩，盲目夸大成玄英思想的突破性。在不断追寻思想源头的过程中，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哲学问题的不同认识，指明后来者的创造性认识究竟表达了哪些真理性的见解，使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这样的理想预设，却使研究者处于两难境地。过于详尽地考察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尤其是道家与道教哲学思想的来源，必然会使我们陷于庞大的文献中而减少分析的分量。与之相反，仅集中于对郭象与成玄英思想内容的细节的发掘将脱离整体时代背景，变成纯粹的专题讨论或比较研究，失去了在历史发展中裁定之“评”与对思想问题加以说明解释之“传”的意义。由此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哲学的立场与方法，对这一时期哲学问题认识的演变做出应有的解释和说明。

作为隋唐时代道教哲学的精华，成玄英重玄学涉及到许多王弼玄学与郭象玄学很少关心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来自道教的传统，另一方面来自外来的佛教。郭象哲学是对庄子哲学的创造性解释，也是对王弼玄学的重大发展。漠视主要依据于对《道德经》与《周易》哲学的内在意蕴的精深发掘而形成的王弼玄学的存在，不仅对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无法理解，而且严重影响对成玄英重玄学思想背景的把握。王弼虽然深受庄子哲学影响，但与立足于庄子哲学建立起来的郭象玄学认识重点存在分歧。出于理解成玄英重玄学的认识需要，关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的原型观念在未来的发展，考察佛教思想渗透到道教哲学中的相关情况，就成为我们必然面临的问题。

由于我们面对的研究对象情况异常复杂，本项研究将遵循以成玄英重玄学为主导，在整体上揭示其历史价值的方法。其一，以成玄英重玄学内容为依据，尽可能地选择庄子的典范论述以及后代最具代表性的认识，排除那些虽有关联但不典型的材料，说明成玄英重玄学在坚持中国哲学的本位原则下，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使重玄学成为中国哲学认识的重大收获，实现老庄学的第三期发展。其二，努力使道教的思想观念，那些曾经构成成玄英重玄学内容的组成部分，依照历史演进的先后顺序纳入到以成玄英重玄学为代表的道教哲学中，使道教哲学的价值意义得到合理的承认与肯定，拓展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范围。其三，佛教中观学与当时逐步走向成熟的佛教心性理论，对成玄英重玄学产生过重大影响。我们的研究固然不以揭示其异常复杂的离合关系为目标，但至少需要成为成玄英重玄学的理论背景出现。其四，庄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并没有被后人全面完整消化，而是在某些方面发展的同时又存在着一定内容流失的现象。总结其是非得失，才能使我们对成玄英重玄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予以恰当的评价。这样的取舍，完全是出于更好地贯彻以哲学的立场与方法考察哲学史的目的。基于哲学的立场与方法的研究态度表现为，把握不同时代哲学问题为主要方向，揭示其基本内涵及认识特点为归宿。通过以哲学问题为核心的研究，理清老庄学的发展线索，为宋明理学以及道教内丹学与前代哲学的联系做出必要的估价。过多的普遍性联想，严重影响着我们对历史真相的判断。真正的研究都需要把具体认识落实于对具体问题的分析阐释，避免凿空之论，最终在形上学领域，集中而明确地阐释以道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取得的历史成就。

先秦老庄学以精深的本体论哲学精神为特征，宇宙论被包容于其中成为道家哲学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解释宇宙万物在无限时空演变的任务。汉代哲学的主题基本以宇宙论为内容，魏晋玄学则为本体论与存在论哲学，是对先秦道家特别是庄子哲学的回归与深化。汉代哲学家集中发展了先秦道家思想中的宇宙论因素，阴阳气化学说的成熟与完成，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科学、艺术、宗教、政治各方面，对民族心理的塑造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兴起于汉末的道教几乎吸收了当时所有的思想资源，以神仙信仰为核心要素，通过对阴阳气化理论的阐发，借助于各种具体的养生方法建立起了自己的宗教教义体系，老庄道家的精深思考却被道教思想家们有意无意地淡化了。魏晋玄学是对汉代哲学的反动，何晏与王弼等正始玄学家，发掘了被边缘化的老庄哲学精神，重新恢复了道家哲学在形上学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可是，已具备了相当规模的阴阳气化理论却没有引起当时最具有哲学贡献的哲学家的普遍重视。而此时的道教依据其教团组织，早已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思想观念广泛流行于下层群众之间，与流行于士族阶层的玄学思考分庭抗礼，虽然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交流的情况，直至南朝齐梁时期逐步走向融合。概要言之，对道家思想发展演变的大致轮廓的界定，某种程度就表现为具体揭示理性主义哲学与精神信仰之间的张弛关系问题。汉末兴起的道教与两晋之际消亡的道家，其实正是先秦道家在秦汉以来演变分化的最主要的代表。其疏离与融合反映了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精神文化成长的基本动态与走向，值得我们高度注意。佛教的发展壮大与这一历史上剧烈的社会变化相同步。绵延至晋室南渡，中原板荡，流传于中土的大乘佛教经玄学的洗礼，在中国社会思想领域与政治活动中开始占据一席之地。

具体考察成玄英重玄学的各方面内容，逆推其思想成立之源，今人不禁惊叹成玄英重玄学几乎吸收了前代哲学中最为精华的因素，不论是魏晋玄学还是佛教中观学，乃至固有的道教哲学等，都在其重玄学思想体系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因其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与深刻的哲学思考能力，各方面内容是融会贯通而非简单的抄袭拼凑。如果把研究的重点指向重玄学的成立过程与基本背景而离开关于哲学根本问题的阐发轨道，则不仅丧失了把握魏晋玄学发展走向的机会，而且无法揭示宋元以来内丹学兴起的基本依据，长期暴露出来的隋唐哲学研究的贫乏格局也将得不到丝毫改变。  P1-6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5000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虽然写作本书的准备经过了数年，可是正式动笔却时间很短。回过头来看如今成篇的文字，对照开始拟定的写作计划早已是面目全非。感谢“丛书”编委会的信任，也特别感谢周群教授为拙作的完成，不惮其烦地联系督促工作。如果不是他的体谅以及耐心与宽容，我相信可能失去了写作本书的兴趣。

拙作《从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理清重玄学的发展线索，说明重玄学是老庄学的第三期发展。这当然不是在预设了一个核心目标之后，通过文献的发掘整理，逻辑的分析演绎，证明自己假说的正确，而是在逐步的研究过程中，得出合理的认识结论。第二是通过对成玄英重玄学各方面内容的具体分析，揭示其在道教思想发展史以及中国哲学中的地位。相对具体地反映了从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成长的内在动力，虽然离彻底解决这一难题遥遥无期，可是至少在某些方面，较为成功地把道教哲学的理论贡献，纳入到了中国哲学研究的领域中。我在做博士学位论文时，成玄英的后学李荣也是我的研究对象之一，在出版过程中因故删除。惋惜之余，花费了几年时间写成了《重玄学在隋唐五代的发展演变》一稿三十余万言，考察了重玄学在成玄英之后至唐末五代的过程。与此同时有幸承担了《成玄英评传》的写作任务。基本已成的《重玄学在隋唐五代的发展演变》的书稿，因思考问题的重点发生了变化，迟迟未能定稿问世，却写成了《知止与照旷——庄学通幽》(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研究庄学的著作。其间还对内丹学的起源以及形成问题，进行了若干专题性的研究，希望能够使它成为一部较有深度的研究论著。这些因都集中在老庄学或与之相关的这一大框架之内，为写作《成玄英评传》提供了某些便利。

魏晋玄学在《从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中以一种知识或思想的背景出现于我的研究过程，书中根本没有对魏晋玄学提出任何自己独立的认识，实际上存在着名实不符的现象。而如果希望真正说明成玄英重玄学在中国哲学中的贡献与地位，就不能不对魏晋玄学的得失短长予以具体的分析。《成玄英评传》弥补了我以往讨论的欠缺，这样的写作安排当然有利于把避免把已有的研究全盘带到《成玄英评传》中。如果《成玄英评传》还略具新意，与这种结构上的调整不无关系。这种自信绝非夸夸其谈，没有任何自诩谨严的意思，只是坦率告诉关心这一研究的各位同仁，所有的结论都建立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之上。正确与否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道教学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传统的偏见或成见的坚冰正在逐步被打破融化。我们需要以更多的努力，客观评价道家道教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的积极作用，以及在未来发展中具有的潜在价值。还道家与道教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个公道，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问题，而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自己文化精神的问题，这依然有漫长的道路需要我们去走。

       强 昱

      甲申年正月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