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从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本书评传的是近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萧统。

萧统是南朝梁武帝萧衍太子，卒谥昭明，故世称昭明太子。萧统一生无甚重大政治成绩可言，但他却在做太子时主持编纂了许多诗文集，对保存和传承中国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中尤以《文选》最为著名。《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是学习和研究秦汉魏晋六朝文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本书详细描述了萧统的生平、思想、创作以及他在组织学士编辑诗文集，尤其是在编纂《文选》中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贡献。同时，本书对萧衍和萧氏家族在南朝政治、文化中的作用和影响也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上篇 萧统的家世和生平

第一章 兰陵萧氏的先世

第一节 史籍中关于萧氏来源的记载

第二节 兰陵萧氏和“北府兵”

第三节 齐梁两代皇室的血缘关系及其恩仇

第二章 齐梁易代与梁武帝

第一节 萧顺之、萧懿在南齐的地位

第二节 作为“竟陵八友”之一的梁武帝

第三节 齐明帝的“佐命之臣”与襄阳起兵代齐建梁

第三章 登上皇位后的梁武帝

第一节 梁武帝前后期的政局状况

第二节 梁武帝称帝前后的思想变化

第三节 梁武帝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作用

第四节 梁武帝的文学创作

第四章 梁武帝诸弟侄及梁武帝对他们的态度

第一节 梁武帝兄弟们的概况

第二节 萧秀、萧伟、萧恢和萧儋

第三节 萧宏

第四节 萧正德

第五章 萧统的生平

第一节 萧统的出生及其所受的教育

第二节 萧统的思想性格

第三节 关于萧统之死和他同梁武帝的关系

第六章 萧统诸弟及萧统与他们的关系

第一节 萧纲

第二节 萧绎

第三节 萧纶和萧纪

第四节 萧绩、萧续和萧综

第七章 萧统的后人

第一节 萧欢和萧栋

第二节 萧誉

第三节 萧■与后梁

第四节 隋炀帝皇后萧氏

第五节 萧铣、萧璃和人唐以后的萧氏

下篇 萧统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

第八章 以萧统为中心的天监、普通年间文学思想和创作

第一节 齐梁文学思想和创作

第二节 萧统中心的形成

第三节 天监、普通年间的文学思想和创作

第九章 萧统的文学活动

第一节 萧统与东宫学士

第二节 萧统的作品和《昭明太子集》

第三节 萧统的诗文写作

第四节 萧统的文学思想

第五节 萧统的编著

第十章 萧统与《文选》

第一节 《文选》的编纂

第二节 《文选》的编辑宗旨和体例

第三节 《文选》的选录标准

第四节 《文选》的分类

第五节 从《文选》选文看萧统的文学思想

第六节 《文选》的流传及影响

第七节 二十世纪《文选》学研究

附录

《文选》版本略说

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从梁武帝的一生看来，前后期的表现颇有不同。在他登上帝位以前，确实是一个富有文武才艺，却又雄猜阴狠，善弄权诈的政客；也是一个热衷权势，贪恋女色的人物。但他登上帝位不久，似乎就变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和虔诚的佛教徒。这种变化是他的内心世界确实发生了变化，还是作为帝王，他更需要这种伪装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很难简单地作出结论。从梁武帝一贯的性格来看，他确实很会伪装。试想当齐武帝临死之时，如果王融和萧子良不是对他十分信任，怎能把他和萧懿从守丧中调动出来，委以“军主”之任？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他在“西邸”时期与王融关系颇深。他有一首《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显然是永明年为随王咨议参军离建康去荆州时所作，这里的“王中书”即王融。此诗既为答诗，那么王融当时有送别之作，当即他那首《萧咨议西上夜禁》诗。再看《玉台新咏》卷四有王融《古意二首》；卷七又有梁武帝《古意二首》，而且两者的第一首均咏“飞鸟”或“游禽”；而且二人之作均写妇女的相思之情。可见当年交情甚深，王融又对他的才能极为欣赏。但王融最后的失败，和梁武帝的倒戈有很大关系。又如：《南史·梁本纪》上载，建武初年，梁武帝出镇石头时，“齐明性猜忌，帝避时嫌，解遣部曲，常乘折角小牛车。齐明每称帝清俭，勖励朝臣。”但没有多久，就如《梁书·张弘策传》所载，齐明帝尚未死去，他已经在那里窥测形势，准备作夺取帝位的“英雄”了。就是对待萧子恪兄弟的态度上，也说明了梁武帝的心机。他想用某种程度上的优待萧嶷后裔，表示自己对前朝的宽厚。

在这个问题上，王鸣盛曾指出：“梁武帝本齐明帝之谋主，代为定计，助成篡弑。后竟弑其子东昏侯宝卷，伪立其弟宝融，而又弑之篡之，并尽杀明帝之子宝源、宝修、宝嵩、宝贞，又纳东昏侯之妃吴氏、余氏以为妃，乃舍身奉佛，以麦为郊庙牺牲，一何可笑。”又说：“愚谓帝之信果报，正为于心有所不能释然者，故欲奉佛以禳之”(并见《十七史商榷》卷55《沈约劝杀巴陵王》条)。王鸣盛这些话颇为深刻，可谓击中了要害。梁武帝晚年的佞佛，显然和他早年的所作所为有关。事实是直到近代，许多作恶多端的军阀，晚年都奉佛，这里有一个心理上自求“赎罪”的用意。不然的话，他身为帝王，早年亦颇纵欲(如《梁书·范云传》所载余妃事)，而后来却吃素奉佛，连祭祖宗都不用牲畜，就很费解。因为当时的佛教僧侣也不认为帝王奉佛，一定要遵守严格的戒律。据《高僧传》卷三载，宋文帝曾自称“弟子常欲持斋不杀，迫以身徇物，不获从志。”求那跋摩说：“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与匹夫所修各异。匹夫身贱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克己苦躬，将何为用？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出一嘉言，则士女咸悦；布一善政，则人神以和。刑不天命，役无劳力，则使风雨适时，寒暖应节，百谷滋繁，桑麻郁茂。如此持斋亦大矣，不杀亦众矣。宁在阙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后方为弘济耶？”宋文帝听了自然很高兴。但梁武帝即位后，在生活上却类似“匹夫”的“克己苦躬”，而且坚持了几十年，如果没有王鸣盛说的“于心有所不能释然者”，未必能这样。他大约是自知罪孽深重，所以要加倍地“克己”，才能免去“果报”。这种心态大约不全是假。

P42-44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5000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