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是今人讲明初历史必讲的人物，他在明代有“开国文臣第一”的尊称，在近代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美誉。然而，迄至上世纪末，人们对刘基的了解大多远离真实。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叙述其生平、评析其思想的专著。在辨清生平著述的前提下，探求其思想底蕴。通过对刘基生平思想的述评侧面反映了元明鼎革之际的时代特征。并依据史料对刘基的一生事迹重新进行评价，从而还历史以原貌。

刘基作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后人对其神化较多而研究不足。本书是第一部全面叙述其生平、评析其思想的专著。特点有三：首先，考辨与思辨相结合，在辨清生平著述的前提下，探求其思想底蕴。其次，评传结合而测重于评，注意从事功中寻绎其思想端绪。最后，从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长河与时代潮流的激荡交汇中透视其思想特色，厘定其历史地位。同时，通过对刘基生平思想的述评侧面反映了元明鼎革之际的时代特征。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篇首 时代和家世

 一、时代：元明鼎革 由乱及治

(一)由乱离到治平的社会

(二)学术文化的嬗变

 二、家世：远祖尚武 近世修文

上篇 生平事迹与事功勋业

 第一章 坎壈仕元路

一、少年力学

二、科举得官

三、力学壮游

四、屡经浮沉

五、隐居默察

 第二章 佐命成帝业

一、辅弼灭陈

 (一)首战龙江

 (二)安定东南

 (三)再战鄱阳

二、“屏人密语”定策征战

 第三章 功成识进退

一、治国良辅

二、艰难仕宦

 (一)朱元璋的心态与朱刘之隙

 (二)触忤淮人

 (三)论相结怨

 (四)劾杨之辨

 (五)封爵得伯

三、致仕归里

四、殂落之谜

 第四章 敷奏真谠臣——朱、刘异致分析

一、恭倨明王

二、为政宽猛

三、定鼎分歧

中篇 思想创制与郁离华章

 第五章 兼融儒道、和会朱陆的思想渊源

一、宗儒：“造行拟渊骞、吐辞追孟荀”

 (一)得“濂洛心法”

 (二)承绪事功之学

 (三)“焚香对六籍”

二、扬道：“道得复何怨，老子其犹龙”

 (一)道教：信而不笃

 (二)道家：情随境迁

三、抑佛：“土偶木俑”之佛，“割慈忍爱”之僧

 (一)掊击佛教

 (二)阴取佛学

 第六章 兼综博洽而有新变的哲学思想

一、矛盾错迕的宇宙观

二、即事明理的辩证观

三、“盗天”、“措用”的认识论

 (一)“天”可听可视可及

 (二)人为“天地之盗”的实践观

 (三)“必有见于行”的知行观

 (四)“格物致知”与“求诸心”的统一

 第七章 重民攘夷的政治伦理思想

一、以德养民的民本论

二、以道事君的君臣论

三、以义为利的义利观

四、忠孝观念的探索与失误

五、仕元佐明之变的思想动因

 第八章 “学而后人官，试之事然后用之”——教育、科选、人才思想

一、尚教论

 (一)“教为政本”的教育功能

 (二)重德致用的教育内容

二、科选思想

 (一)科举教育兼重

 (二)传承八股

三、人才观念

 (一)人才系国运

 (二)圣贤规范

 (三)试之事而后识贤

 (四)以道养贤

 第九章 翊赞兴运倡立卫所——军事思想与实践

一、饱饫博览屡历戎机——军事思想形成的两个条件

二、襄赞庙胜发踪指示——用兵的思想和策略

三、倡立卫所寓兵于农——明代兵制的首倡者

 第十章 文学经世论

一、讽戒裨世

二、“情发于中而形于言”

 第十一章 诗词：“沉郁顿挫”“足与高启相抗”

一、《覆瓿》、《犁眉》：从济世拯民到叹老伤怀之变

 (一)《覆瓿集》——前期“为拯斯民涂炭忧”的感怀之制

 (二)《犁眉公集》——后期咨嗟幽忧的遣兴之作

二、摇曳多姿的诗歌风格

 (一)沉郁凝重

 (二)雄健奇崛

三、开明代诗坛师古之风

 (一)追杜

 (二)慕韩

四、《写情集》——写忧世情怀，抒缱绻之思

 第十二章 散文：“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

一、《郁离子》——意趣幽赜的文苑奇葩

二、铺采■文、托兴寄情的其它散文与辞赋

 (一)杂文与赋

 (二)游记散文

下篇 神化稽实与著作考辨

 第十三章 由历史到神话的嬗变

一、西湖看云

二、鄱阳湖更舟

三、筑城之谶

四、石室得书

 第十四章 文集版本与著作稽考

一、文集版本考述

 (一)分集类

 (二)总集类

二、著作厘辨

篇末

附录 刘基简谱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篇首 时代和家世

一、时代：元明鼎革 由乱及治

被明武宗誉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的刘基，字伯温。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卒于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躬逢了元明鼎革之变。易代之时，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干戈扰攘形诸于外，思想纷杂蕴诸于中。在这特殊的时代，刘基既曾适情遂志，发出“人生惜死非男儿，但有马革可裹尸”的济世之情，也曾仕途坎■，有过“清泉素石堪乘兴，欲买扁舟过此生”的肥遁之念。他的政治思想、人生态度、军事韬略、诗文灵感无不与这一时代有关。无论是遇于时的欢欣还是蒿目时艰、针砭时弊的伤时浩叹，都离不开这样的事实：时代玉成了刘基，时代也留下了思想家刘基的印记。这一时代，大致具有这样的特点：

(一)由乱离到治平的社会

刘基出生时，元王朝建立已整整四十年，蒙古贵族军事征服的硝烟早已散尽。忽必烈灭宋而“成混一之基”②，结束了三百多年来金瓯残缺、神州砥裂的局面。正如元朝建号的诏书中所说：“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元朝基本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版图，改变了北宋以来长期积弱不振的局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边疆开发。元朝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中的重要环节。但是，终元一朝，始终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统治，刘基生活的中后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最终导致了大帝国的覆亡。

首先，皇室倾轧。帝位历来是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焦点。元朝国祚虽不及百年，但帝位之争尤其酷烈，皇权迭更十分频繁。自元世祖忽必烈之后(1296年)至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立(1333年)三十余年间，皇帝更换十分频繁。至治三年(1323)刘基十三岁那年，御史大夫铁失入英宗行帐，击杀英宗，觊觎帝位已久的晋王也孙铁木儿即位(泰定帝)。五年后，泰定帝病卒，武宗子图帖睦尔即皇位于大都，同时，泰定帝幼子阿剌吉八也在上都即位，形成了两个皇帝并列对峙的局面，并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图帖睦尔全胜，佯装迎让异母兄和世■(明宗)即位，后又与权臣燕铁木儿一起杀死明宗，图帖睦尔重新复位(文宗)。直到妥欢帖睦尔为帝(顺帝)时，皇位才得到稳定。但是，不久朝政更加腐败，顺帝沉湎于淫乐，与亲信大臣在宫中“相与亵狎”，“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奇后与太子急欲问鼎，权臣将帅相互诛杀，元王朝不待农民揭竿，自身已难以撑持r。

顺帝即位这一年，刘基会试得中，时年二十三岁。在苦习举业、搏击科场的青少年时期，对皇权争战的幕幕活剧，已知之甚多，人仕之后，对顺帝时的朝中倾轧认识更为深切。因此，刘基虽然与一般的官宦缙绅一样敬忠皇帝，但他又是一位鲠直荩臣，忠君而不是愚忠笃敬，与丕郑所谓“吾闻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相仿佛。他倾心所向的是“圣明天子”、“■■”“帝力”，对于堂皇衮冕包裹着的丑秽行径并不宽宥文饰，时常操觚讥刺。如《飞龙引》、《白芋词》、《鸡呜曲》、《前有尊酒行》诸诗谴责帝王的荒纵，《巫山高》讽刺两宫生衅，致使丧师鸭绿，藩臣称兵犯阙。这些作品较真实地反映了元朝宫闱之内倾轧荒纵的现实。

其次，层层敲剥，黎民生计维艰。以蒙古贵族为核心的元朝统治集团，肆意掠夺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用以维持奢靡的生活。如文宗天历二年(1329)中政院臣说：“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帛五万匹，绵五千斤。”靡费惊人的宴会，在顺帝一朝十分频繁，当各地起义蜂起，“京师大饥”，百姓到了“父子有相食者”的至正二十年(1360)，元朝统治集团仍“宴享太平”。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地方官吏更是肆意妄为，多方诛求，以贪贿为能事，敛括的形式无奇不有。百姓不堪腹削，视其如盗贼，作诗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皇帝赐田勋贵，豪强地主兼并侵夺，使元代很多自耕农丧失土地而沦为佃户，但尽管“田人他户”，有时还照样纳税。由于蒙古族中产生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在元朝注入了汉族地区封建经济肌体，阻碍了汉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元朝通过俘掠等不同的手段，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驱奴。他们的境况更为凄惨，生命毫无保障。元朝法律明确规定：“诸故杀无罪奴婢，杖八十七，因醉杀之者，减一等。诸殴死拟放良奴婢者，杖七十七。”主人故杀奴婢，仅课以板杖之法了之。如果奴婢稍事反抗，“诸奴殴詈其主，主殴伤奴致死者，免罪。”可以想象，在“殴詈其主”的无稽遁词掩饰之下，多少奴婢被主人堂而皇之地毒打致死！为了防止民众起义，元朝还制定了一些“奇特”的法令：禁止百姓“起集买卖”，唯恐集场“妨农滋盗”、“生事不便”，对民间的祈赛神社、扶鸾祷圣等也畏怯而禁。在严厉的箝束和■削之下，百姓不堪荼毒。刘基仕元期间，久沉下僚，对民生疾苦，深为体恤。在他的笔下常见到这样的惨然图案：“但见荆棘丛，白骨翳寒箨。”“谁见野田中，白骨杂瓦砾。”“出门何所见，但见瓦砾场。”他认为，祸乱之起，“咎实在官司”。“清心罢苞苴，养民疗国脉”是他的政治理想，“滥官舞国法，致乱有其因”是他对无道社会的独特认识，也是对板荡之世的深深失望。

再次，民族等级森严。蒙古贵族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还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将居住在当时中国境内的人分为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并以各种方式，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征敛制度、科举铨选等方面作出种种不平等的规定。元朝中央或地方官吏，“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蒙古人扎死汉人，只需杖五十七下，征烧埋银，但“汉儿人殴死蒙古人”，则要处死。顺帝朝，左丞相伯颜，作为蒙古蔑儿乞部的贵族独秉国钧时，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已遍及全国，他仍一意推行仇视汉人的政策，因害怕汉人知书习文，在刘基中进士后不久，伯颜支持顺帝下诏罢设科举，又禁止汉人、南人习蒙古文，甚至奏请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仅因顺帝不允而未果。虽然此前仁宗力行“汉法”，汉人儒士广被擢用，文宗崇文尊儒，建奎章阁学士院，荟聚人才，接近汉族文化。此后，顺帝朝脱脱任中书右丞相时，改变了排汉政策，恢复科举，重开经筵，蒙汉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但是，终元一朝，朝柄主要由蒙古、色目贵族把持，民族矛盾是元朝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P1-6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5000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忝任《刘基评传》的作者已历数年，虽然不敢怠倦，南下传主故里，北上京华，多方访求刘基的生平史料、文献著作，但由于本人才识所限，拙著的谫陋踣落之处，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值此行将付诸梨枣之时，首先要感谢《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教授及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诸领导的勉励，同时，浙江省社科院郝兆矩先生慷慨惠赐大作《增订刘伯温年谱》，使我获益颇多。潘群、陈振、蒋广学教授值三伏，处“火炉”，先后通审全稿，匡谬补阙，提出了精审的修订意见，吾妻顾黔博士热情支持，助益良多，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周群

1995年8月15日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