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从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本书评传的是近代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爱国主义词人辛弃疾。

辛弃疾是生活于南宋时期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本书主要从对辛弃疾的作品、思想与心态的把握和分析入手，对其所生活的时代及遭际的悲剧性，南归后心态的变化，词作中表现出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融合刚柔的美学理想和兼备雄奇刚健和深婉雅丽之美的风格特征，以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用和影响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第一章 宋南渡后宋、金长期对峙局面的形成及原因

 一、宋、金对峙局面的形成及维持

 二、宋、金对峙局面长期维持的原因

(一)金政治局势的变化

(二)宋统治者的心态、决策与南宋士风

第二章 “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辛弃疾悲剧的一生

 一、幼禀祖训，文武兼资

 二、“壮岁旌旗拥万夫”

 三、《十论》和《九议》

 四、四任帅臣，三为运使

 五、带湖退居

 六、绍熙再出

 七、“期思卜筑”

 八、最后的恢复机缘与遗憾

第三章 “男儿到死心如铁”：辛弃疾南归后的心态

 一、“无说处，闲愁极”

 二、“蛾眉曾有人妒”

 三、“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

 四、“功名只道，无之不乐，那知有更堪忧”

第四章 “斜阳烟柳”：辛词的忧患感与责任感

 一、“太狂生，转关情”：辛词对重大事件的反映

 二、“何处依刘客，寂寞赋《登楼》”：辛词对孤独寂寞感的抒写

 三、“追往事，叹今吾”：对军旅生活的追忆

 四、“一点凄凉千古意，独倚西风寥廓”：咏史怀古之作中的兴亡感

 五、“不平之鸣，随处辄发”：英雄失志的悲慨

 六、“吾道悠悠，忧心悄悄”：忧生忧世的内心独自

 七、“斜阳烟柳”：一段悲哀的种子

第五章 雄奇刚健与深婉雅丽：辛词的艺术风格及成就

 一、雄奇刚健与深婉雅丽：辛弃疾词的风格

 二、以文为词与兼用比兴：辛词的艺术特征之一

 三、古今雅俗并用：辛词的艺术特征之二

 四、无法而有法：辛词的艺术特征之三

(一)辛词择调

(二)辛词结构

(三)辛词声韵

第六章 “雄泰华”与“巧玲珑”：辛弃疾的文学思想与审美情趣

 一、“胸中今古，止用资为词”：辛弃疾的词体观念

 二、兼融刚柔：辛弃疾的审美情趣

 三、“细吟风雨”：辛弃疾的艺术创作论之一

 四、多方取资，惨淡经营：辛弃疾的艺术创作论之二

第七章 词学苏轼与转益多师：辛弃疾词的艺术渊源

 一、从苏轼、蔡松年、吴激到辛弃疾

 二、苏、辛比较

 三、转益多师

第八章 “作诗犹爱邵尧夫”：辛弃疾的诗歌创作

 一、诗学邵雍及其背景与原因

 二、辛弃疾诗歌的内容与评价

第九章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辛弃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辛弃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辛弃疾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三、辛弃疾研究述略

索引人名索引

 书名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后记

宋朝的帝王们在思想和行为上所一代代恪守的统治之术，所反映出的特殊心态，决不仅仅是体现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问题上，在对内统治的许多方面，他们也有着一套不成文的统治法术，即所谓的“宋朝家法”。家法的内容，据各种文献的记载，涉及面十分广泛。宋开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为维护中央集权，巩固其统治地位，杜绝唐末五代以来藩镇擅权，尾大不掉局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后来几乎都成了宋代其他帝王们所尊奉的家法。如，宋太祖听从宰相赵普建议，解除武将兵权，方镇阙帅，命文臣权知，遂形成强干弱枝、重文轻武之法；在中央设参知政事以为副相，设枢密使分掌兵权，设三司使(盐铁、度支、户部)分管财权，三者各不相知，而又都听命于皇帝，在地方上诸道置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诸州置通判，以相监督，由此形成“上下相维，轻重相制”之法①；宋太祖于太庙立碑，“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之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陆游《避暑漫抄》引《秘史》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人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外言不入于阃”，“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以及使异论相搅，台谏可风闻奏事等等，皆为宋朝家法。这些家法的实质，无非是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它所反映的，则是宋朝的最高统治者自开国之初便产生的一种唯恐皇权旁落的猜防、戒备心理。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后，很怕别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对付他。《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传》上，载宋太祖登基时，其母杜太后却“愀然不乐”，日：“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便反映了这种心理。所以杜太后遗诏太祖，令其传位于太宗，以免别人欺他弱儿寡母，于是有“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之法”，有强干弱枝、重文抑武之法等。这些家法实行的结果，确也有效地保证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集权，改变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强的格局，进而，这些家法更逐渐成为宋朝的帝王们奉行不悖，世代相传的统治法宝，成为其制定国家大计方针，处断军国要事的依据和准则。

宋高宗即位之初，赵宋王朝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难题，是如何想方设法，动员各种力量，兴灭继绝，抵御金人的入侵，维护摇摇欲坠的宋王朝的统治。为此，宋高宗已顾不得再去讲究什么“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家法了(当然不会完全不讲)。他一方面采取羁縻政策，“募河东、河北忠义之士能保有一方，或力战破敌者，授以节钺，余赏有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四)，并在宋与金、齐的边境上设置镇抚使，分化和抵抗金兵的南侵；另一方面，镇压与安抚手段并用，令诸路将帅平定和收编大江南北的义军、溃兵等小股武装力量，鼓励其招兵买马，赋予其特权，高悬赏格，以抵抗金兵。这些军政谋略的采用，当然都是承平时期宋朝统治者很忌讳的，是违背其所谓家法的。然而，即使是在此时，对于宋朝内部出现的动摇其统治地位的言行，宋高宗也是难以容忍的。太学生陈东和进士欧阳澈的被杀，便是例证。待到金人难以用武力摧毁赵宋政权，统驭南北，渐有和意，而南宋朝廷在江南立脚稍稳，境内的农民起义、溃军散兵的骚乱也逐渐被平定，面对在抗击金、齐和平定内乱中逐渐形成的诸将专权的倾向，宋高宗便不能不讲究其祖辈所奉守的猜忌和抑制的家法了，何况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发生的那场苗、刘兵变，给他的教训实在也太深了。当时，任统制官护卫高宗逃往杭州的苗傅、刘正彦，认为高宗信任宦官，赏罚不公，因此发动兵变，杀宦官康履、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逼宋高宗退位。后宰臣朱胜非、吕颐浩巧与周旋，张浚、韩世忠、刘光世等起兵勤王，苗、刘之变终被平定，高宗才得以复辟。这使他不能不加重唯恐皇权旁落的猜疑、顾忌之心，不能不抓住时机削诸将兵权，将军队直接控制到自己手上。清人王夫之说得好：“已而群盗平矣，诸帅之军益振矣，屡挫女真之功日奏矣，三军之归向已深，万姓之凭依已审，士大夫之歌咏已喧，河北之企望已至，高宗之忌也始甚。”(《宋论》卷十)  建炎至绍兴初，宋廷赖以抵抗金人的武装力量，除了陕西吴玢所率领的部队之外，主要是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和岳飞统帅的部队，即所谓“中兴四镇”。建炎元年，四镇的兵力很弱，总数不过五千人。在与金、齐作战，镇抚内乱的过程中，四镇势力逐渐壮大，到绍兴五年(1135年)，四镇总兵力已有近十八万人，占宋军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四镇之中，韩世忠、岳飞两部训练有素，军纪较严，战斗力较强，而张、刘二部则军纪不严，战斗力较弱。但四镇实力大增，兵权甚重，则已是事实。随着四镇实力的扩充，其政治地位也迅速上升。在四镇兵权被削之前，张、韩、刘、岳四将皆官至两镇节度使，他们可以自行选授官吏将佐，移罢州县长官，拥有大量的土地财货，尤其令宋廷不能自安的是，诸将之兵实已有变为私家之兵的倾向，从张家军、韩家军之类的称呼，也可见出此点。其他武将也多有出任例由文臣担任的经略使、提刑、州县地方官等职务者。而且，更令宋高宗忧虑的是，诸军倚恃其军事实力，时有轻视朝廷，不尊朝命的现象发生。如绍兴七年岳飞因与宰相论不合，擅自离军；绍兴十一年三月，金人南侵占领濠州，“上命飞以兵来援，飞念前此每胜复被诏还，乃以乏粮为词”，宋高宗不得不御札付飞，谓“社稷存亡，在卿此举”。“飞奉诏移兵，三十里而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九)。所以，建炎末已有朝臣在上书中对武将权重表示顾虑，绍兴元年初，宋高宗令群臣上书言时务，“应诏者多言将帅侵预朝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三)，而翰林学士汪藻针对刘光世等人的骄横，更是予以激烈抨击。他认为：“方今所急者，惟驭将一事，更无他说。……诸将爵禄已极，家赀已盈，习成悍骄，无复斗志。一方有警，辄狐疑相伏，无一人奋然为国请行者；或敦促不得已而行，则邀例外之赏，肆无名之求。上不恤国，下不恤民，使朝廷为之黾勉曲从，不啻如奉骄子，是岂为国家平祸乱、立功名之人哉？……自古以兵权属人，久而未有不为患者，岂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难，不蚤图之，后悔无及耶。”进而，他又提出驭将三说：“一日示之以法，二日运之以权，三日别之以分”，并提出具体的削诸将兵权的办法：“当用汉建诸侯之法，众建之而少其力。精择偏裨十余人，人裁付兵数千，直隶御前，而不隶诸将，合为数万，以渐销诸将之权，此万世之计也。”其后，胡宏也引用汉贾谊“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的名句，论述诸将专权的危害性，认为长此以往，“远则四方之兵知有大将而已，不知有主上也；近则诸将之兵知有大将而已，不知有主上也，上之威令不行矣”。甚而连李纲也以为当时“措置恢复，有未尽善者五”，其中之一便是“朝廷与诸路之兵，尽付诸将，外重内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九绍兴六年三月己巳)。至此，收诸将兵权，已是势在必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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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5000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辛弃疾研究是一个学术积累已相当丰富、各方面成果都十分可观的课题。当我最初接触到这一课题时，首先面临着的，便是一个如何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本课题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的难题。

然而，将辛弃疾纳入“中国思想家”的研究系列之中，这本身却似乎已经向我们昭示了一种更新研究观念和研究角度及方法的意图。已故本丛书的主编匡亚明教授在为这套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隋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匡老的这番话，对于辛弃疾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辛弃疾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词既然能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取得巨大的成就，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在文学思想与审美情趣等方面，当然也应当有超越前人而又正确和独具特色的地方；辛弃疾深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积极用世，忧国爱民，在词的创作中表现出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但他自幼又学习兵法，文武兼资，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因而在他词中所表现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他的词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许多特征的形成，也就不仅是受到儒家思想和文学自身传统的影响的缘故，而且也理应有兵家思想影响的痕迹在。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非“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和认识不可的。

当然，从思想的角度去认识和评价辛弃疾，既不是意味着要以先验的思想教条去套所研究的对象，或从其作品中归纳出若干人皆有之的思想条目，也不是要将其文学创作自身的特点湮没掉，而是要求我们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从更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上展开自己的研究，借以凸现辛弃疾艺术创作的主要特征，洞察其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底蕴。显然，这种研究又是应当以对辛弃疾的文学创作的更具体、深切的体会和理解为基础的。因为，文学研究正像文学创作一样，是应当以感字当头而非以知字当头的。离开了对辛弃疾心灵活动和情感脉搏的感知，离开了对其具体的文学作品的深入认识和理解，是纵然说得天花乱坠，也并无任何说服力的。

一方面是研究视野的开拓和观念的更新，另一方面是对作品本身理解的不断深化，二者相互结合，或者能使辛弃疾的研究更深入一步，这是我所试图努力达到的目标，尽管这一目标能否达到，自己还并没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期待着专家和学者的批评。

我应当感谢匡老。他生前对辛弃疾的研究多有心得，对本书的写作也十分关心。八十年代末，他首倡在综合大学中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并亲自登台示范教学，所讲的便是辛弃疾词的名篇[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他又曾跟我谈到：他很喜欢辛词。辛弃疾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具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的人物，《辛弃疾评传》可以写得很生动。1996年4月，匡老在一次谈话中还跟我说，等我的《辛弃疾评传》完成后，如果身体条件许可，他要亲自担任审稿工作。匡老的这些鼓励和鞭策的话语，一直铭记在我心中，然如今却言犹在耳，形神永隔，悲夫！

我应当感谢我的老师程干帆先生和周勋初先生。程先生和周先生不仅是真正带我迈向学术殿堂的领路人，而且像关注我以往的学习、研究和工作一样，他们也始终关注着本书的研究和写作。我曾不断地向两位先生汇报过自己的研究计划、想法等，而两位先生也多次对我的研究给予十分具体和颇富启发意义的指导。这些指导，都足以使我终生受益。

我应当感谢已故北京大学教授邓广铭先生，他的《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和《辛稼轩诗文笺注》，给了我的研究以很大的助益。同时，我也感谢为稼轩造像和热心支持本书写作的山西大学李德仁教授和魏宗禹教授。

我应当感谢蒋广学教授。他正直坦诚的胸襟，热情无私的品格和无怨无悔的敬业精神，都曾给过我极大的感染和激励，而不只是他曾对我的研究本身给予过许多有形的支持和帮助而已。

我还要感谢担任本书审稿和复审工作的张宏生教授和莫砺锋教授，感谢他们对本书所提出的许多具体细致而又有见地的意见。此外，我也十分感谢关心本书的研究和写作的中心的领导和其他的许多师友，他们的热情支持，也是本书得以顺利完成的原因之一。

1998年9月23日

巩本栋记于南京渊声巷寓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