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麟，中国科学院院士，杰出的加速器物理及技术专家。他的名字是和以下科技成就连在一起的：世界第一台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中国第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自由电子激光、国际合作“前馈控制”、新型辐照应用加速器……其中三项是世界原创，三项填补国内空白。

本书为谢家麟院士的自传，饱含深情地描述了他师从名家刻苦求学、突破封锁报效祖国、历尽艰辛终成大业的传奇人生，字里行间充满了科学家的严谨、文学家的生动，有战士的坚毅，也有诗人的浪漫。

谢家麟，1920年8月出生于哈尔滨。194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47年赴美留学，1948年获加州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51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回国途中被扣，重返美国，先后在奥立根大学、斯坦福大学微波实验室任职。后在芝加哥领导研制成功使用电子治癌的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

1955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工作，历任研究员、副所长、原“八七工程”加速器总设计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经理、粒子加速器学会理事长等职。50至60年代，领导完成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大功率速调管和电子回旋加速器等科研项目；80年代领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设计和建造，90年代领导建成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现从事新型加速器研究。曾获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胡刚复物理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全书文笔流畅，叙述生动，让人跟随谢先生的记忆体验了他曲折传奇的人生旅程，感受了他丰富多姿的科技生涯。本书适合大众读者阅读，特别是大中学生、科研工作者、海外留学生。

自序

第一章 我的家世和童年

一、家庭背景

二、动荡童年

第二章 求学时代

一、汇文中学

二、燕园弦歌

三、武大借读、燕京复校

第三章 走向就业

一、桂林山水甲天下

二、日寇进犯，逃难昆明

三、第一次接触高频、高压工作

四、日本投降，北上还乡

五、留美考试

第四章 留美生涯

一、加州理工学院

二、斯坦福大学

三、斯坦福人物志

四、攻博之路

第五章 破碎的回国梦

一、回国受阻

二、俄勒冈大学执教

三、重返斯坦福大学微波与高能物理实验室

第六章 研制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高能电子束治癌的加速器

一、背景情况

二、无例可循，自辟蹊径

三、克服困难险阻，享受成功喜悦

第七章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一、再次踏上归途

二、回国初期的一些学术活动

第八章 中国第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

一、“想吃馒头，先种麦子”，一件远远超前的研究工作

二、室内承担的其他任务

第九章 十年磨一剑，锋利不寻常

一、高能加速器的筹划

二、历史背景——八七工程

三、方案调整，BPS下马

四、上下求索，起步艰难

五、曲折前进，方案落实

六、设计预制，制造安装

七、心余力拙，主动让贤

八、建造BEPC的经验给我个人的感受

九、邓小平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第十章 北京自由电子激光的研制

一、历史背景

二、装置简介

三、立项启动

四、排除困难渡过难关

五、锲而不舍终抵于成

六、经验教训

第十一章 国际合作的“前馈控制”研究

一、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NL)加速器实验装置

二、“前馈控制”研究

三、BNL的生活点滴

第十二章 一个新型电子直线加速器的诞生

一、老有所为，束流应用

二、创新四步曲

三、产业化的艰巨历程

第十三章 交游散记

一、兰州近代物理所与中国西部之游

二、我国的几台同步辐射装置

三、美国几个实验室掠影

四、记法国科学家勒布蒂特

五、韩、日之旅

六、俄、乌之行

七、巴西掠影

八、处女岛记事

九、阿拉斯加之游

第十四章 人生感悟、青年寄语

一、跟踪与创新、引进与自制

二、寄语从事科研工作的青年

三、自主创新，路在何方?

——兼谈高档次科技人员的培养

附录

谢家麟生平活动年表

谢家麟部分论著目录

第三章 走向就业

一、桂林山水甲天下

中央无线电器材厂总厂坐落在桂林城外将军桥镇，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工厂，厂内占地广阔，包括了几座那里所独有的拔地而起的山峰。据说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成为广西大学的校址。离厂不远就是漓江岸边，在岸边的小山之巅，远眺象鼻山的秀丽风光和清澈见底的漓江水，就是我和绪筏周末最流连忘返的消闲之处。有时漓江水浅，我们也时常徒涉到对岸农村附近盘桓，虽然时值抗战期间，不时有日机轰炸，但在那些地方，仍是熙熙攘攘，富有浓厚的乡土生活气息，令人留恋。在这段时间里，我俩白天在一个实验室工作，下班以后也总在一起谈心，生活真是充实而幸福，觉得有相互关心的爱侣厮守并且同时能做有趣的研究工作来对国家有所贡献，真是我们人生的最大幸福了。对许多人关心的个人的前途发展，如留学深造、提升职务、增加收入、成名成家等完全采取鄙视的态度。现在思之，这些不求上进的思想是我俩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人生观的表现，也是我俩在人生路上能走到一起的根源。到厂初期，我感染了当地流行的恶性疟疾，病势十分严重，也多亏她耐心照顾，使我终于脱险康复。

研究室是一个二层小楼：楼上有一大间是实验室，另外还有一间小房间是研究室主任的办公室，楼下的大间是有几台机床，一两个工人的实验工厂。当时国内的研究条件是十分落后的，研究人员的主要工具是万用表，一个实验室也只有～台示波器。在研究室的六七位工作人员中，记得有王安(他后来赴美留学，开办了一家世界著名的“王安计算机公司”)、丁渝(后来在加拿大留学，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是著名的波谱物理学家)、黄武汉(曾任上海光机所副所长)、黄义安(一位技术高超，极富经验的技工，我与他在桂林、昆明、北京三度同事。实验室的万用表常因过载将游丝烧断，在没有游丝材料的情况下，他能将一根漆包线用镊子拉成扁形弹簧丝来修复，而电表的读数完全不变)等。实验室主任是蔡金涛先生(蔡先生是我国无线电界的前辈专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王辅世博士是特派专员。此外厂里还有位曾在北洋时代任交通部长的颜任光老先生①，他自己有一个研究课题，就是研制一台超高灵敏度的多管短波收音机。他也偶尔到实验室来看看。他与夫人住在了一栋特别为他修盖的小楼中，是厂里一个很特殊的人物。

蔡先生和厂里的技术骨干清一色都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他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是一个理论水平很高的无线电专家。他上班时主要是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埋首进行理论推导。他还主持厂里的业余学术报告会，并且规定技术人员都要参加，以后要定期考试报告的内容。可是当时厂内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上海人，报告都是用上海话讲的，对我和绪筏两人一句上海话都不懂的北方老憨，造成了很大的实际困难和心理压力。好在后来报告会没有长期坚持下去，当然也就不需要考试了。

王博士是德国国家博士，但从未见他讨论实验室工作相关的理论分析问题。他不常上班，但来到实验室常常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很有早期发明家的味道。他娶了一个德国太太，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离开德国后，因他曾在德著名的舒曼实验室工作，被英国有关方面请去。他们知道德国正在进行反雷达的研究(吸收电磁波涂层材料的研究)，要他介绍德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当时英国发明的雷达，对保卫英伦三岛，决定战争胜负起了关键作用，对反雷达研究显然是极为关注的。1990年美国研制成功的隐形飞机，就是从材料和形状两方面下手的反雷达措施。由此可以看出，在高技术领域的一个新想法，有时需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与发展(R&D)才能见诸实用。这也说明在科技领域是不能急功近利的。

蔡先生和王博士是实验室的两位高级领导，但他俩的作风迥异，难以合作，结果当然是各行其是。我和绪簌是王博士介绍来室的，当然由他安排工作。不过，在日本投降之后，我曾在重庆厂短期工作，那时是由蔡先生领导的，此事后面还要提到。

王博士的研究作风是即兴式的，完全没有计划。他不常到实验室来，来了会随时提出一个新想法，大都是有实用意义的方向，也不加讨论，就要我们设法实现。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我前后进行了下面4项工作：用高频振荡器激励火花球放电产生微波；氧化铜整流器的试制；用滑石烧制高频、高压绝缘材料；地雷探测器的研制等。第一项虽然实现了高频放电，理论上应该产生阻尼式的微波振荡，但没有适当的探测器能够测量是否产生了微波，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为了研制氧化铜整流器，王博士要我设计、制造了一个因陋就简的小体积的高温真空电炉，真空部分是用一根电瓷管外绕钨丝加热，瓷管放在一个填满黄沙作为热绝缘的直径约60cm的铁盒中。瓷管两端用有水冷的橡皮塞密封，一端塞上有小孔接真空泵。这个简陋的真空炉只用十几天就做好了，从瓷管一端可以看到加热区约有5cm，从颜色判断温度是1000~C左右，但因为没有真空计，因此到底真空如何是不知道的。当时简陋粗糙的条件下所做的科研，现在看来是十分可怜甚至是可笑的。有了这么一个真空炉，我们首先用它来烧制氧化铜整流器，但用的是普通铜片，杂质很多，烧制时的真空度又很差，因此始终没有测量到整流作用。既然有了真空炉，我们后来就改为利用它来进行第三项工作：烧制以滑石为原料的高压绝缘材料。滑石是当时小学生普遍使用的在石板上书写的“石笔”的原料，同时也是一味治病的中药。整块的滑石是从中药铺采购的。滑石质地柔软，极易加工为各种形状(这与现今使用的可加工陶瓷MACOR可能有同样的作用)。烧制后硬度很大，绝缘性能良好。至今看来仍然是制备实验室中少量形状特殊的绝缘材料的好办法。它的缺点是天然原料的性质不尽均匀，烧制后的尺寸变化难以精确掌握。后来王博士又提出用它来制备抗战期间奇缺的汽车火花塞。初步试验发现它是可用的，但未经过严格的考验。

后来日军由湖南进犯广西，全厂仓皇撤退。在兵荒马乱的极度混乱中，我与绪簸登报旅行结婚，在我们的行李中，我带着半箱临行时跑到城里中药铺买来的滑石，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结果到贵阳后，就在我和绪筏的蜜月中，王先生和我不忘工作，曾找到一个铁匠铺继续烧炼。可见那时我们对工作的投入真是到了痴心的程度了。这里有诗为证：

一心烧炼人笑痴，满箱密件是顽石。

春风蜜月谁为伍，火炭风箱度乱时。

在桂林这段期间，我比较得意的是第四项工作，就是研制成功了一种新原理的地雷探测器。它的缘起是：蔡先生看到我在实习报告中谈到了我毕业论文中研究过的transitmn振荡器，振荡频率易调而且稳定。因此想到如将它用来探测地雷，会不会有更高的灵敏度呢?那时厂里的体制是大学毕业生定名为甲种实习员，到厂工作6个月后，要交一份实习报告，审查合格后再行转正为公务员。我的实习报告中谈到这种振荡器，蔡先生认为很有些水平，因此便顺利转正了。而且由此还引发另一件事，就是蔡先生当时还担任厂内国民党党部负责人，看到我的实习报告后，曾找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愿否加入国民党，我当场就回绝说不愿意，蔡先生说你不入党就难以被提升到领导岗位了，我说不能提升就不当领导吧!由这事可见：做实际工作，科学救国，而鄙薄权位的人生理想从那时就已牢牢地树立在我的头脑了。

在蔡、王两位先生的支持下，利用我论文研究的transitron来做一种新型地雷探测器的工作就启动了。那时大家谁都没有见到过美军使用的地雷探测器的实物，但知道地雷探测器的工作原理可能是根据金属物体会影响振荡器的电磁场从而影响振荡频率。因transitron工作频率稳定，线路也十分简单，如果用它来做振荡器并使金属物体影响其频率，可能对金属的存在更为敏感。这个想法是由蔡先生和王博士首先提出来的，很快我就做出来一个原型，试验结果灵敏度确是很高。后来蔡、王两位先生就安排了一位心灵手巧的名叫叶传垠的工程师，将它制成一个小巧玲珑的、实用的样品原型了。我非常高兴自己终于做了一点对抗日有用的工作了。不幸这时正值日寇进犯，加以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关心科技的应用，因此这件工作也就无人过问，不了了之了。

在桂林期间，曾随蔡先生到相距不远的位于良丰的中央研究院朱恩隆先生处去访问。朱先生是研究无线电的专家，办公室设在一个四壁摆满仪器仪表的实验室内，这使我非常羡慕。我一直是羡慕存有各种物理仪器仪表的实验室，觉得在那里当个管理员，能够随时摆弄手头的仪器仪表，进行不同的实验，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朱恩隆先生长我十多岁，但后来我俩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成为同学，物理系只有他和我是中国的研究生。我们虽然经常接触，但政见不同。那时多数中国留学生都在一个由华侨资助建造的中国学生俱乐部吃中饭，饭后大家看看报纸，随意谈谈国事，发表个人意见。一次我的进步言论激怒了他，一个与他接近的颇有反动之名的陈某，竞对我以老拳相威胁。朱恩隆先生尽管思想极右，但在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理论研究上有很高的造诣，做出了奠基性的重大贡献。可惜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始终不考虑回国。最后竟抛弃了多年来养育子女、侍奉公婆的妻子而另行结婚了。大概在1980年前后病逝。

P16-20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我已届耄耋之年了。作为一个在科技领域徜徉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工作者，在人生之旅到站之前，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的足迹记录下来，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后人。这些可以作为他们人生道路的参考，或许可以增添他们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下面主要谈的是我个人60年来在科技领域活动的经历和体会。书中反映的事实和观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句话，要树立坚定的自信。资质超人当然占有优势，资质差些也可以用加倍努力来补偿，“成就”并不是天才者的专利。我在《院士风采》一书中所提：“科学王国大公无私。人的能力有高低，成就有大小，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分努力，一分成果，这是永远如此的。”这正是爱迪生所说，天才是99％的汗水，外加1％的灵感的意思，也是我在此书中特别要向青年传达的信息。

第二，有人把个人未来的发展过分依赖能否进入名校、遇到名师。当然，追随名师左右，与名师经常接触，春风夏雨，耳提面命，名师出高徒的例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特别是在理论方面。但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容易遇到的，而对实验科技工作者而言。接受了合格的基础知识的教育后，他的成长更依赖于一个实验室的整体互学作用和业务上自学能力的锻炼。

第三，对实验工作者而言，应该注意“手脑并用”。在科技领域，从事基础研究的大科学，理论与实验有明确的分工，不能要求大家都是“全面手”。但一般的应用性技术研究，用理论指导实验，用实验检验理论，理论与实验是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的，而做实验就要有动手的本领。只有“手脑并用”才能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工作的进展。

第四，在实验室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要依靠长期实践的积累，它不是书本或老师可以教给你的，而要靠锲而不舍的努力。这需要个人兴趣来支撑。

第五，“原创”是科研的精髓，是我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它与“跟踪”有很大的不同，需要建立鼓励“原创”的环境和机制。

第六，发展科技需要建立国际一流的大学和实验室。“一流”并不是指规模庞大、人员众多，而是指能够在某些学术领域占据国际一流的地位，产出重要的成果。

第七，实验工作多属具体细节，周期长，牵扯问题又多，也不一定有显赫的结果，这样的工作也许有人认为只是雕虫小技，微不足道，实际上这正是科技发达国家机体中的血肉基础，没有局部的细小成就，就没有伟大整体的出现。

第八，年龄高的科技工作者，从科技发展前途出发。要主动让路给青年工作者，让他们来挑大梁，当好他们的顾问。另一方面，如果健康许可，也应做些本行的、力所能及的、规模较小的研究，“老有所为”，充分利用自己一生积累的经验，为国家建设添砖添瓦。

下面我想介绍的亲身经历，可以说就是以上8个方面的具体例证。我从大学到留学，都是学习物理的，但一生所作所为又大都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很早就有自己动手的习惯，形成了“说”与“做”统一的倾向。但我从事的是一个狭窄的科技领域，因此书中的一些观点。可能是“以管窥豹”，难避“经验主义”之嫌。

因为所谈内容主要是永在发展中的科技领域的活动，故将此书命名为“没有终点的旅程”。书中自然要牵扯一些具体的科技问题，为了照顾非科技专家的读者，我尽力避免讨论一些技术细节。另一方面，也需要对从事工作的性质和时代背景做些必要的说明。因此，书中除一般叙述外，凡技术性较强的内容，都放在“注释”中。在科技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谈到几十年前的技术问题也许会使人感到幼稚肤浅、不值一提；但不提这些问题，就不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因此。把问题放在时间、地点、国情等条件与今大不相同的历史角度来认识。是我所寄望于读者的。为了供一般读者阅览，我在叙述中避免使用图表、公式，这就难以避免用语言描述的罗嗦。此外，我已届耄耋之年，记忆不佳，几十年前事件的细节，难免挂一漏万，叙述不够全面，但我在这里竭力做到如实反映历史的真实。

关于此书的结构，既然是传记，叙述当然以时间为主轴，但有时则是按标题性质的综合介绍更为恰当，这样时间上就参差不齐了。最后。我把经历过的在学术交流中遇到可纪念的人和事录下，也许有些方面可供参考。一般读者可能不熟识的人，在“注释”中将略加介绍，但对我的同事和科技界大家熟知的人物，就不一一介绍了。

我个人负责研制成功的有相当规模的几件科研项目(除在美研制的医用加速器外)，包括筹备和结尾，大多用了多年的时间，如：

(1)1953～1955年，研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

(2)1956～1964年，研制我国第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

(3)1980～1986年，研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4)1987～1995年，研制北京自由电子激光；

(5)1989～1991年，研制前馈控制；

(6)2000年至今，研制新型电子直线加速器。

以上(1)、(5)、(6)属于创新研究；(2)、(3)、(4)属于填补我国空白，独立自主研制，主要是跟踪国际发展的大科学装置。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科技方面“跟踪”是必须经过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西方对我国封锁、苏联对我国保密的情况下，对于自行在高科技领域“跟踪”研制的意义与作用，我曾写过几句话表明自己的感受：

十年磨一剑，锋利不寻常。

虽非干莫比，足以抑猖狂。

从发展过程上讲。“跟踪”是难免的。同样从发展历史上讲，我们必须随着时代的不同，摆脱“跟踪”，独辟蹊径，才能成为科技强国。周总理曾说过，我们要“一买、二用、三改、四创”，这是至理名言，指明了我国科技发展的道路。我希望大家要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