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根据法国作家绿蒂的私人日记汇编而成的纪实性文学作品，是钱林森主编的“走近中国”文化译丛中的一种。全书共七章，如实记录了1900－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北京周围的方方面面。作者如同扛着一台黑白摄像机，把他在中国一路行来，尤其是进入北京的所见所闻细致入微地尽收于镜头之中。全书色彩灰白暗淡，间或交叉回忆的生动色彩，呈现出中国之美的凋零和消亡，一点点地解构、重构了西方人眼里神秘魔幻的中国，令人震撼不已。书中虽然有美化法国侵略军的倾向，但也谴责了战争的非人性和毁灭性。

1900年秋，绿蒂(朱利安·韦奥上校)奉命远征北京“闯入”中国时，义和团运动刚刚惨遭八国联军的镇压，义土们挥洒在中国大地上的热血还未干涸。绿蒂的“造访”，显然是代表“武装到牙齿”的欧洲，对“衰老而黑暗的中国”武装入侵的组成部分，在世纪之交东西文化大对抗中，他的角色既是侵略者，又是见证者。

作为远征中国的海军军官，他以冷然甚至轻蔑的情感，提供了一幅灰暗的大清帝国任西方列强宰割、屠戮的真实图画——这是一个临终的帝国形象：作为迷恋异国情调的西方作家，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展示了古老的东方文明走向衰亡的历史图景，呈现的是衰朽崩溃的帝国文化景观，他为中国逝去的文明唱了一曲凄婉而灰色的挽歌。

中译本序

原序（代）

第一部分 抵达黄海

第二部分 前往北京

第三部分 在皇城

第四部分 重返宁海

第五部分 春天的北京

第六部分 在帝王陵

第七部分 在北京最后的日子

在渤海湾深处，初升的太阳照亮了宁海的海滩。那里有许多船只，那些快艇、捕鲸船和帆船的船头扎在海滩上，把一批批士兵和军用物资卸在那炮火已然沉寂的巨大的炮台脚下。而在这沙滩上，呈现一片空前的混乱，像是人们从未见过的史前时期建造巴比伦塔的场面；在搭乘那么多人上岸的船只尾部飘扬着欧洲各国各式各样的旗帜。

海岸上栽着桦树和柳树。远山的轮廓有些怪异，山顶高耸入明净的天空。唯有这北方的树木表明这个国家有寒冬。此时，早晨的太阳已经灼热起来，远山的顶峰呈现美丽的紫色，阳光普照，像我们的普罗旺斯地区。

海滩上，在那些预先堆放好的用做防御工事的沙袋中间，有哥萨克兵、奥地利兵、德国兵，还有站在我们全副武装的海军旁边的英国海军。小日本兵们穿着崭新的欧式军服，那整齐的仪表令人格外吃惊。一些来自俄国红十字会的金发女士们正忙着拆解救护用品的包装。那布勒斯的狙击兵则已把公鸡的羽毛插上了殖民军的头盔。

真的，在这群山间，在这阳光下，在这清亮的空气里，有着什么东西让人联想到我们那秋晨晴空下的地中海海岸。但在那非常近的地方，有一座灰色的古老建筑从树林里钻出来，参差不齐，形状怪异，装饰着龙雕和兽吻——是一座八角宝塔。在远山上，有一条若隐若现于峰峦间的绵延不断的曲线，那就是长城，那边与中国的满洲相邻。

下船的士兵赤脚站在海滩上，用各种语言愉悦地相互打着招呼，好像在嬉戏。这就是今天他们所谓的“和平占领”，好像是世界性的大融合。然而，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在天津和北京的另一边却是一片废墟，尸骸遍野。

为了能在必要时把宁海作为供给远征部队军需的基地，占领宁海成为这些国际舰队的将领们的首要任务。前天，人们因为打探到海滨炮台戒备森严，已经在战舰上开始为战争做准备了。由于从一个军事谈判代表那里获知，一支庞大的装甲舰队将于日出时抵达，这里的中国人情愿退避，让出土地；因此，我们到达时，这里早空无一人了。

俯瞰着海滩的炮台是长城在入海口处的终点。现已被宣称为“国际”炮台。

炮台之上，在骑兵们紧握的旗杆的顶端按字母顺序排列着的七国联军的旗帜正迎风招展，它们是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俄国的旗帜。

接着，军队共同占领了四周高地上其他一些零散的炮台。归法国军队所有的炮台在离海岸大约一公里的地方。我们要经过一条两边种着枝叶纤弱的桦树和柳树的沙路去往那里。秋天染黄了那里的花园和果园，这个情形如同在我们国家的一样。此外，还有一些完全与我们的果园相似的园子，连同它们朴实的方块白菜田、南瓜以及一排排的生菜也不例外。林中随处可见的小屋、木屋也一样，几乎是仿造我们乡村的小屋建的，包括屋顶和圆瓦，还有那绕成花环的葡萄架，百日草，紫菀和菊花的小花圃……那乡野曾是恬静的，幸福的，而这两天以来，随着欧洲侵略者的靠近，人们惊慌逃散，已经空无一人了。

在这个凉爽的十月的早晨，在通向我们炮台的绿树成阴的路上，各国的水兵和士兵们擦身而过，兴致勃勃地赶着去寻宝，在这被征服的土地上追逐家禽，到花园里采摘生菜和梨子。一些俄国士兵搬走了宝塔里镀金的佛像和花瓶；一些英国兵从田间带回了几棍子就敲蒙了的耕牛；一些达尔马提亚的士兵和另外一些日本兵这一小时以来已经成了好朋友，他们结伴一起到河边洗浴；而两个意大利狙击兵捉到了一头小驴子，一面跨骑在驴背上，一面笑得前仰后合。

然而，中国农民仍在继续着昨天悲惨的逃亡；尽管我们已经保证不会伤害任何人，留下来的人经过再三思量还是更愿意出逃。整户人家在赶路：男人、女人、孩子，耷拉着脑袋，穿着一模一样的蓝布长袍；所有人都背着行李，甚至连最小的孩子都乖乖地抱着包裹，里面装着他们的小枕头和小被褥。

P9-11

自古以来，人类任何形式的出游、远游，都是基于认知和发现的需要，出于交流和变革的欲望，都是为了追寻更美好的生活。诚如史家所言，“哲学精神多半形成于旅游家经验的思考之中”，中西文明的发展与相互认知，亦可以说，始于彼此间的造访、出游。事实上，自人类一出现在地球上，这种察访、出游就开始了，可谓云游四方。“游”，是与人类自身文明的生长同步进行的。“游”，或漫游、或察访、或远征，不仅可使游者颐养性情、磨砺心志，增添美德和才气，而且能使游者获取新知，是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方式。最初的西方游历家、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使节，则构筑了中西文明往来交流的桥梁，不论他们因着何种机缘、出于何种目的来到中国，都无一例外地在探索新知、寻求交流的欲望下，或者在一种好奇心、想象力的驱动下，写出了种种不同的“游历中国”的记游(包括日记、通讯、报告、回忆等)之类的作品，从而构成了中西方相知相识的历史见证，成为西方人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中国、走近中国的历史文献，在中西交流史上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尤其在今天回归民族复兴之际，重读、译介这些历史文本，本身就是研究“西学”和“中学”不可忽略的一环，是深入探讨中西方文化关系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创立《走近中国》文化译丛的动因正在于此。

了解西方人认知中国的过去，才会理解直至今日西方人为什么对中国人依旧充满偏见和误解。在中西两大文明进行实质性的接触之初，西方人——西方旅游家、作家、思想家和传教士，总习惯于将中国视为“天外的版舆”，将这个遥远、陌生而神秘的“天国”看作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异类世界”，他们在其创作的中国游记，以及有关中国题材的其他著作中，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想象塑造自己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一个迥异于西方文化的永远的“他者”形象。在西方不同时代、数量可观的中国游记中所创造的这种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相交织的“中国形象”，无疑是中西交流史上一面巨大的镜子，从中显现出的不仅是“中国形象”创造者自身的欲望、理想和西方精神的象征、文化积淀，也是西方视野下色泽斑斓、内涵复杂、想象误解的“中国面影”。这就决定了，西方的中国游记和相关题材的著作，既是中国学者研究“西学”的重要历史文献，又是西方人研究“中学”的历史文本，其历史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西方早期的中国游记，多半热衷于异乡奇闻趣事的报导而缺乏哲学的思考，但它们所提供的中国信息、中国知识和中国想象，却为西方哲人、特别是16世纪以降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思想家提升自己的哲思，提供了绝好的东方思想资源，并且成为他们描述中国、思考中国不可或缺的参照。特别是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游记和著述，所展示的中国形象、中国知识，直接构成了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主要的煽情材料和思想资源，直接助成了19世纪西方汉学生长和自觉发展的重要契机。如是说，文化译丛《走近中国》的创意，正基于此。

西方的中国游记浩如烟海，受制于个人精力、能力和出版诸因素，译丛编选者只取一瓢饮。其标准有二：一是该文本的影响力，即这些文本至今影响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是西方人眼里的经典；二是该文本的文学、历史价值，即这些文本不仅有较强的可读性，且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译丛精选的作品是：曼德维尔的《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Sir John Mandeville，约1357年)、格莱特的《达官冯皇的奇遇——中国故事集》(Les Aventures merveilleuses du Man—darin Fum—Hoam，contes chinois，1723)、奥古斯特·波尔热的《中国和中国人》(La Chine et les Chinois，1842)及相关研究文献、绿蒂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Pekin，1901)、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中国书简》(Lettresde Chine，1967)、亨利·科尔迪埃的《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La Chine ell France au XVIIe Siecle，1908)、毛姆的《在中国画屏上》(On a Chinese Screen，1922)、奥登和衣修伍德的《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1939)、亚历山塔丽雅一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6el，1868—1969)的《巴黎女子拉萨漫记》(Voyage d’une Parisienne a Lhassa，1927)，以及《开放的中华》(La Chine ouverte，Aventuresd’un Fan-Kouei dans le pays de Tsin,par OLDE Ni CK?)，共十部，且每一种译文前撰写专文解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十部著作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西相知交流的历史缩影。

《走近中国》文化译丛行将刊行面世时，首先得感谢倪为国先生、杨全强先生，是他们给予译丛刊行面世的机遇，并为此付出了辛劳；感谢译丛所有译者，他们的辛勤劳作和协作精神，得以使本丛书顺利地整体推出；感谢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裴程先生、法兰西学院东方图书馆、巴黎国家美术博物馆一些不知姓名的法国朋友们，感谢巴黎楼梯书店(Librairiede l’Escalier)妲妮爱尔·娜海(Darfiele Naret)夫人、巴黎索邦大学游记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穆勒教授(Franeois Mc)ureau)以及金丝燕博士、张弛博士和叶向阳博士，是他们热情的建议、帮助和提供的诸多方便，使我得以在前年巴黎访学期间补充相关珍贵资料，为本译丛增添新的内容和色彩。最后，还应当感谢原山东画报出版社年轻的朋友曹凌志先生，是他2002年10月挟《开放的中华》原版书到敝人寓所来访，助成本译丛的构想、创设，并在社长刘传喜先生支持下付之实施，拟议中的译丛规划，后来虽因曹先生北上高就而半途夭折，但他对学术开发的热情和努力，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光如流水，悠然间，又流去了六个春与秋，原先构想的译丛计划，几经出版的折腾，加之主持人年迈和精力的限制，已无意也无法加以实施，仅以本辑译丛敬献于读者，并告慰于一切关注过、支持过译丛的海内外朋友们，是为序。

钱林森，2006年6月20日，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