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要记载了巴金与文坛大家的交往和友情，既有巴金关心、爱护普通读者的感人故事，也有与花匠、值夜班的护工、驾驶员、炊事员平等相待、尊重他人劳动而结下的情谊。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陈建功告诉记者：“长期在巴金身边工作的陆正伟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巴金晚年生活的记录者，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断地学习，把自己变成一个巴金先生的研究者。特别是该书篇末的巴金年表，作为先生人生最后二十年的翔实记录是弥足珍贵的。先生晚年卧病于榻、深居简出，文学活动和生活状况鲜为人知，这最后的年表应该可以说是对巴金研究的独特的贡献吧。”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作者走进了巴金的家。作者是一个有心人，他从大量的读者来信中，了解到关心巴老的读者是多么想知道老人家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他感到有责任把巴老晚年生活记录下来，于是他拿起了笔和相机，时常作些记录或抓拍，日积月累，留下了数十万言的文字和数以千计的照片。本书是为纪念巴老逝世周年而精心编写，具有史料价值。

捧读本书，你会时时被其字里行间所融汇的情感所感动着。如果不是一个天天随侍左右的有心人，哪能积累下巴老那么多生动感人、趣味横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把一个仁慈而又执著、温和而又深情的老人呈现在我们面前。

用心去追赶一个伟大的灵魂(序) 陈建功

巴金的最后时日

永恒的爱——巴金与萧珊

真情——巴金与曹禺

生命之舟的航程——巴金与萧乾

友情谱就的诗篇——巴金与辛笛

梦之歌——巴金与刘白羽

当桂子飘香时——巴金与张光年

老而弥坚的情谊——巴金与贺绿汀

有朋自远方来……——巴金与文化友人

新世纪的曙光——巴金与王仰晨

同是育花的园丁——巴金与老花匠

“川扬帮，合我味”——记巴金与厨师包国京

鸟的天堂——巴金与老护工

巴金身边的保健医生

真水无香——记巴金与“王芳”的交往

《英雄儿女》幕后的故事

理想是怎样实现的——巴金与“十只迷途羔羊”

“交出自己的心”——巴金与读者

无声的祝福

“我永远是中国人！”——巴金与“世纪宝鼎”

走近巴金老人

我亲历的巴金二三事

廿年呼唤梦成真——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馆

“散布知识，散布生命”——巴金与上海图书馆

寻访巴金在上海的“家”

巴金的祖籍在嘉兴

群贤“相聚”的地方——瞻仰“慧园”记

画面相聚

一枚珍贵的纪念封

巴金百岁寿心壶

与星辰同辉

铜铸的沧桑

最后的签名本

巴金年表(1986年-2005年)

后记

    老而弥坚的情谊

       ——巴金与贺绿汀

巴金和贺绿汀在文学、艺术上所创造的成就是有口皆碑的，而他们在历经半个多世纪中结下的友谊，堪称情深谊厚、老而弥坚。因此，两位老人都十分珍惜着这份纯洁的情谊。

贺绿汀的寓所在泰安路上，相距巴金家只有一箭之遥。因此，贺绿汀出门散步时而会来到武康路，在巴老家小坐一歇。后因腿脚不便，走动次数也渐渐地少了。

1993年秋，九十二岁高龄的贺老在家闻悉巴老快过九十岁生日时，就要家人陪他到巴老家祝贺，后因患了急病被送进了医院才未能成行，可他一直把此事萦怀在心。

巴老在喜庆华诞之时，恰逢浙江富阳印刷厂送来了为他生13赶制的几套《随想录》线装本的样书，他拿到书后，首先想到的就是都在病中的冰心和贺绿汀，要让他们也分享这份快乐。送给冰心大姐的那套书托袁鹰带到北京后，他就得到贺老已出院回家的消息，他马上提笔在书的扉页上签上名，让外孙女端端送到贺老家中。刚出院的贺绿汀拿到这套装帧精美的书后，他按捺不住此时的喜悦之情，即提笔给巴老写了回条说：“……我将在我晚年细读您的作品，您的真话，您的心声，从中欣赏到您的真实人生观……”情意切切，溢于言表。

1994年6月4日，贺绿汀在夫人姜瑞芝和两个女儿陪伴下，如走亲戚似地来到了巴金寓所。那天，贺老身穿一套深灰色西服，显得十分精神，在大门口，便同巴老的家人打起了招呼。此时，坐在客厅里等候的巴老知道贺老来了，便让护理员小吴搀扶着走到门口。贺老忙迎了过来，向巴老献上一束火红的玫瑰以示迟来的祝贺。然后，两位老人一手拄着手杖，手牵着手来到客厅。巴老在家因起身不便，所以平时都坐在那把高靠背椅上，今天他却坚持要坐在低矮的沙发上，他知道贺老耳朵重听，听别人谈话时需借助于助听器，为了不让贺老听话时感到吃力，他便与贺绿汀坐在了一起。落座时，巴老首先对贺老说：“从报上看到您最近还到万体馆、音乐厅看演出，知道你身体己康复。”贺老听后十分关切地对巴老说：“冬天您可以到深圳去疗养，那里有作家协会的创作之家。”巴老笑着说：“您身体好，可以到处跑，我腿脚不灵，走路很困难，近年来深圳我没去过，1961年曾去过。”边上的人见两位老人谈兴正浓，谁也不愿意影响他们的交谈，都静静地听着两老的对话。

当他们聊到共同的朋友、著名戏剧家黄佐临时，都为他最近因病去世而感到十分悲痛。贺老问巴老：“佐临拍过你的电影吗？”巴老马上答道：“我与佐临很熟，去年他还来过我家，他是话剧《家》的总导演，这出话剧在日本演出很成功。”贺老十分惋惜地说：“年初，我和佐临同住在华东医院里，我还到他病房看过两次，没想到他出不来了。”

沉默了许久，巴老问：“你现在每天在干些什么？”这时，贺老如数家珍似的谈了起来：“我正在整理过去的资料，写回忆录，写不动了，只能断断续续地写。”接着他把思绪转向了抗战时期：“我的回忆录是从上海写起到重庆经过香港、上海然后通过敌封锁线到新四军根据地，呆了两年，然后再从根据地到上海、天津、太原往西走，过黄河，并在1943年7月14日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他还清晰地记得夫人姜瑞芝和小孩那时已都在延安了，并笑着说：“我的小女儿还是在延安生的呢！”巴老听后接过他的话题说：“1943年我正在桂林。”那时，巴金以桂林为常驻地，往来于贵阳、重庆、成都和桂林，一边为他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战争的炮火中继续出书而奔波；一边为完成抗战小说抗战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火》的第三部而昼夜笔耕。

此时，两位老人都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停了一会，贺老把脸转向巴老高兴地说：“你成都的老家我两年前去看过，有一棵长得很高大的银杏树，它给我的印象最深，我们一行在银杏树下合了影，现在那宅院由解放军文工团住着。”提到家乡，巴老心中充满了怀念之情。1987年他坐着轮椅回到童年时代住过的成都正通街老宅，至今已过去七年了，他心里多么想再回故乡看上一眼啊，他深情地对贺老说：“房子拆过后又重修过一次。”巴老的女儿小林在边上又补充道：“边上还有一口双眼井。”

两位老人对二十多年前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那场“浩劫”仍记忆犹新。巴老在《随想录》中曾写道：“……不是我不愿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揪住我不让忘记。”它警示人们不能忘却这段中华民族史上的耻辱史，两位老人都担心随着年代的久远这惨痛的教训被逐渐地淡忘。所以，他们每次见面免不了要谈到彼此在“文革”中的遭遇。

“文革”初的一天，上海作协造反派命令作协的“牛鬼蛇神”到大厅去看在上海杂技场批斗贺绿汀大会的电视直播。“文革”前，贺绿汀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这个学院是“四人帮”的一个据点，“四人帮”的得力干将于会泳就在此地起家。所以，这个学院的造反派特别凶狠，在“四人帮”的直接操纵下，院中先后有十多人受迫害而自杀。在这次批斗贺绿汀的电视转播中，巴金等看到贺绿汀就是不认罪，还与造反派当众抢起了话筒，针锋相对地反驳他们的诬陷，这种少见的批斗会场面看得巴金等人很是痛快。最后，造反派被弄得十分狼狈，只得把电视直播的画面在中途给切断后草草收场。贺绿汀那种绝不在邪恶势力前低头屈膝的铮铮铁骨使巴金倍受鼓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贺老还是一个很有心的人，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他还冒险记下了许多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日记。所以，在写回忆录时成了一批相当珍贵的资料了。当姜瑞芝问及小林：“贺老出传记需要整理，他在‘文革’中写了好多日记，不知如何整理？”小林答道：“爸爸还有些日记现在还没整理。”姜瑞芝接着又说：“能把这些日记保存下来确属不易，贺老的‘文革’日记都是用代号写成的，如P1P2等，戴眼镜的就用象形的‘B’替代，让别人琢磨不透，造反派看了如同识天书，这才幸免于难，后来我们都被关进了大牢，连写字的权利也给剥夺了。”

淡到“文革”时，巴老的话语始终不多。其实，他那时遭受肉体上的摧残和心灵上的折磨都不比别人少，这心灵深处的伤痛是无法抹去的，愈近暮年，愈是思念他那被“文革”夺去生命的爱妻——萧珊。此时，他沉默了，我站立在一边在想，巴老在“文革”结束不久，就以一个受害者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痛苦的自审，他强忍着心头的阵痛，写下了150篇记录自己“随时随地的感想”。结集出版后就成了《随想录》一书，在这部有着40余万字的作品中字字句句无不浸润着对十年浩劫的声声控诉及对已故亲人、友人的追念。同时，他也对自己在“文革”中应负的责任进行了剖析。而此时，他还需要说什么呢？要说的话在《随想录》中不全有了吗？此时，屋内气氛显得有些沉闷，停了半晌，贺老可能想换个轻松些的话题谈谈，他说今年暑热难挡时，巴老意味深长地说：“‘文革’都过来了，不要说夏天了。”一语双关的话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大家都觉得：两位年届九旬的老人长寿的秘诀，大概与他们在逆境中有着乐观、豁达性格和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风骨是分不开的。

他们虽然都体弱多病，但仍关心着文化事业，当贺老告诉巴老上海中学生国际音乐比赛中连连得大奖连外国同行都感到震惊时，巴老说：“你培养了许多人才，音乐学院的校址、校舍不错，当时是陈毅市长给的。”贺老说：“现在那块地地处淮海路、东平路，这150亩地现在成了宝地了，靠这校舍培养人才，改善生活环境，才能使人才不往外流，这要感谢陈老总了！”谈到他们都十分熟悉的好市长时，两位老人都会心地笑出了声。

巴老对贺老近来仍多次外出参观市政重点工程建设很是羡慕，贺老也极力鼓动巴老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到刚建成的南浦、杨浦大桥上走走。巴老告诉贺老，“现在走路不便，出门得坐轮椅，东亚运动会期间，我在家人陪伴下坐车花了两个小时，浏览了淮海路、新外滩夜景，上海的变化确实大！”

两位老人对建设中的新上海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俩在上海都已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可说是上海发展的见证人了，所以对上海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如今，贺老因病仙逝，巴老也重疾在身，整日卧病在床。巴老是一位十分重情谊重感情的人，虽然此时无法用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但我想：他同贺老的那份友情将永远留在了自己的心底，这份珍贵的友情，会让他增添战胜疾病的勇气和信心。

            (1998年)

          P71-P74

     用心去追赶一个伟大的灵魂(序)

正伟兄把这本书的部分书稿寄给我，嘱余以序之。这重托让我感到惶恐。因为正伟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除了巴老的家人，陆正伟应该是陪伴巴老时间最长的一个。最早我知道他用照相机记录下了巴老晚年的面庞和身影。巴老辞世时，正是他的那本摄影集《世纪巴金》陪伴着我，送走了那个悲痛的夜晚。后来我知道了，陆正伟不仅摄影好，文章也写得好，图文并茂的《晚年巴金》，给我们讲了多少关于巴老的感人故事啊。现在，当巴老远行一周年之际，陆正伟又把《巴金：这二十年》奉献给大家。这使我想到，如果说，正伟兄的摄影，是用光和影记录那个伟大的身影的话，他的这些文章，可以说是用心去追赶那个伟大的灵魂啊。

我和巴金老人只有两面之缘。第一次，是在1995年3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四届主席团第十次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我和另外三位同志一起，被推举为作协书记处书记。那大概是巴老生前最后一次出席并主持作协主席团会议了。巴老坐着轮椅，在人们的簇拥和记者的包围下缓缓前来。我看到巴老的身上堆放着鲜花，几乎把老人家的脸都遮挡起来了，老人已经很瘦弱，一副不堪重负的样子。几位文学界的兄长大概很知道我的心思，拉我前去，希望把我介绍给老人家，我谢绝了。非不想也，实不忍也。当时我甚至想，文学界为了消弭隔阂、增强团结，请巴老出来担当一面具有感召力的大旗，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吧。然而，让年逾九旬的巴老担此重任，是不是有些残酷？……第二次见到巴老则是一次机缘巧合，那是我到杭州公干，住在汪庄，有朋友告诉我，巴老也正在这里休养。那次看望巴老，正是正伟兄领着去的。那天巴老坐在轮椅上，由护工推着，在西湖畔散步。正伟领我到老人家面前，我赶忙趋前握手、问安。巴老和蔼、亲切，讲话却难懂。我又木讷，常常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大家陪着巴老在西湖边走，最后把他送回到下榻的别墅里。向巴老告辞时，我自己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我对小林说：“小林，照顾好巴老，谢谢你！”小林不解地看着我，问：“为什么谢谢我？这是我爸呀！”我忙说：“可巴老……是我们大家的巴老啊……”

如此见面，对于我来说，是铭心刻骨的，然而比起天天陪伴在巴老左右的正伟兄来，是多么浮光掠影啊。捧读本书的校样，我时时被其字里行间所融汇的情感所感动着。如果不是一个天天随侍左右的有心人，哪能积累下巴老那么多生动感人、趣味横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把一个仁慈而又执著、温和而又深情的老人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不知道别人读后会有什么感受。在巴老面前，我时时感到了自己心灵的委琐和污浊。我告诫自己，好好地随着陆正伟，追赶那个伟大的灵魂吧。一本书，能使自负的我感到愧疚和渺小，激励我向新向善，其价值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吧。

陆正伟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巴金晚年生活的记录者，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不断地学习，把自己变成一个巴金先生的研究者。比如本书所涉及的巴金和曹禺、萧乾、刘白羽、张光年、贺绿汀、王辛笛、王仰晨等的友情，当然不少是作者的所闻所历，但应不难看出他在资料搜寻、积累和查证等方面，也都做了艰苦的努力。特别是本书篇末的“巴金年表”，作为先生人生最后二十年的翔实记录，应该说是弥足珍贵的。先生晚年卧病于榻、深居简出，文学活动和生活状况鲜为人知，这最后的年表由陆正伟制出，应该可以说是对巴金研究的独特贡献吧。

本书的第一篇，《巴金的最后时日》是使我泪水夺眶的篇章，因为文章中所描述的几个重要场面，我也身在其中。当然正伟所见，比我更为真切细致。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都看到了漂浮在东海海面上追逐着巴老的骨灰滚滚而去的玫瑰花瓣。

现在，放下这本书，掩卷而思，那花瓣之流又重现眼前。

追逐那个伟大的灵魂，我们愿结队而行。

这一点，我、正伟和千千万万的人，心灵相通。  是为序。

           陈建功

          2006年9月26日

能出新书自然是件高兴的事，但也不尽然，我出过三本有关巴老的书，每次出版时的心情都有所不同，有兴奋和喜悦，也有悲痛和缅怀，此书就属后者。

第一本书问世时，正逢巴老与我们一起携手迈入新世纪，故给书取名为《世纪巴金》，那时，巴老身患重病，住在华东医院东17楼接受治疗，有时能戴着眼镜靠在床上看电视，还能听人读书读报。《世纪巴金》是我一页页翻给他看的，他缓缓地把这本大型画册看了一遍，虽然没说话，但我心满意足了。

三年后，《晚年巴金》出版了，巴老已从东楼搬到了南楼三病区，虽然病室的条件稍好些，但随着年岁的增高，他的体质明显虚弱许多，病情也逐渐地危重起来，院方出于治疗考虑，贴出了“闲人免进”的告示牌，所以很少有人能走进巴老病房近距离的探望了。样书拿到后，我不忍心影响巴老正常的休息和治疗，便把书带到了巴老家，交给了小林。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感到幸运，因为我还能每天站在病房与客厅之间看望巴老，看到他在病床上或听广播，或听音乐，有时我见巴老精神好些时，能说上几句问候他的话。可如今，《巴金：这二十年》这本书出版后，该往哪里送呢？想到此，心中一片茫然……

有人对我说，《晚年巴金》中的年表在这本书中可把巴老最后的岁月给续上了，前前后后，刚好二十年。听后，我没吱声，但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说实话，我手中的笔是多么不愿将年表画上那个使人难以忍受的句号，心想，如永远是逗号该有多好啊，但事与愿违，岁月太无情了。回想过去，《晚年巴金》中的年表与读者见面后，我就收到读者的来信，信中称，从中知道深居简出多年的巴老在病中想些什么，做着什么，看到巴老所想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为之追求的“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的理想所为，为广大读者在做。如果说，在这段年表中记载的是巴老的亲身所为，那么，在本书后补的年表中，能看到巴老的奉献精神在他子女身上得到延续和发扬。在巴老最后的岁月里，仍一如既往地把手伸向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巴老子女把父亲的稿酬、物品、藏书源源不断地支援灾区，捐助失学儿童、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甚至，巴老逝世后，还委托过我以“李尧棠”之名向遭受灾害的云南地区捐款，手捧善款，潸然泪下。

在上世纪90年代，巴老用颤抖不已的手为我题下了“人活着不单是为了自己；我们写作也不单是为了自己”的词，寥寥数语，但能真正做到实属不易，在当下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更是难上加难，但巴老已用无声的行动作了证明。毋庸赘言，翻开这本书就能见其一斑了。

本书中有部分文章是因《晚年巴金》容量有限，我有意地将它选留了下来，其余都是以后陆续写就的，现都编在了一起。所以，这两本书可称之为“姊妹篇”。此书不仅记载着巴老与文坛大家的交往和友情，从中也能看到他关心、爱护普通读者成长的感人故事，同时，也有与花匠、值夜班的护工、驾驶员、炊事员平等相待、尊重他人劳动而结下的情谊。在文学上，他甘为人梯，经他发现、推荐的优秀之作不计其数，有的一炮走红，成了文坛上引人瞩目的新星，也有的经他手整理、编辑后出版了梦寐以求的第一本书，由此激发了创作热情，佳作连连，从此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之路；也有因创作而被极“左”路线打入另册，政治上受到冷落，精神上遭到摧残，是巴金在困境中向他伸出热情之手，使他渡过了难关，重又扬起生活的风帆……这种事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为人上，他没有等级之分，更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我与徐钤、殿熙、李舒、马绍弥都愿意在巴老面前敞开心扉，吐露心声，巴老坐在轮椅上静静地听着大家的谈话，偶尔也会说上几句，引来满屋的欢笑声。常在巴老身边的人都会觉得，在生活中如遇到不如意的事，只要一走到巴老身边，看到他那熟悉的笑容和气定神闲的神态，仿佛一股清风轻轻拂过，心中的烦扰也就烟消云散了。至今，我仍十分留恋这段令人难忘的日子。

几天前，在巴老家里看到《晚年巴金》被摆放在客厅的书橱内，我还记得，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我写道：“巴老是海，若此书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已足矣。”没想到，巴老逝世后同夫人萧珊一起走向了大海，与大海永远溶为了一体。在两位老人走向大海的周年之际，我愿这本刚出版的书化为玫瑰花辦，让它随风而去，飞向远方，飞向大海，献给我敬仰的人。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丽宏先生的友情牵线，得到过小林女士等友好人士的真诚相助，建功先生在百忙中赐序，责编柏伟先生为本书精心编排而付出了辛劳，在此我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陆正伟

            2006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