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以史实为基础反映红军长征的儿童文学作品。作者倾尽笔墨塑造了陈龙儿由儿童团走进红军队伍参加长征，最终成为一代英雄的典型形象。小说展示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斗争画面，进而揭示了革命成功来之不易，它是无数先烈浴血奋战换来的。阅读本书有助于激发广大青少年的爱国热情，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书中还收入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大事记”，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本书是反映长征经历的纪实儿童文学。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塑造了小主人公陈龙儿由儿童团走进红军队伍参加长征，最终成为英雄的形象。小说展示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斗争画面，揭示了革命成功的来之不易。黎白说：“长征取得胜利，小红军功不可没。１９５５年我军首次授衔时，被授予上将军衔的５７位将军中，有３７位是不到１９岁就参加革命并走过长征路的小红军。”该书策划人、同心出版社社长刘霆昭表示，以长征为题材的作品不少，但专门写小红军的不多。我们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将小红军的风采昭展世人，将他们的功绩铭刻青史，以表达对他们的缅怀和崇敬之情。

一、龙虎崖突围

二、会师

三、跟上红军打胜仗

四、生活的学校

五、苏区

六、教堂的“驴子”

七、金沙江

八、粮食

九、讲和

十、雪山

十一、草地

十二、和中央红军会师

十三、东方红

后记

附录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大事记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

山高得遮住了太阳，山陡得像石头垒的墙。山上有许多大树，树的枝梢高高地伸向天空，好像是挂在云彩上。平常的日子，山上安静极了，鸟儿唱歌，小动物跳舞，山间的小溪流水是伴奏的音乐，老樵夫那挥动着的斧子是乐队指挥棒，淡淡的纱一样的薄雾是舞台上的幕布，草坪上的深秋的花朵，像是美丽的报幕姑娘，而那微微从树林中吹来的山风就是动听的轻音乐。可是今天，山里变了样子，美丽的花朵被践踏了，小鸟儿可怜地钻进了森林。是凶恶的猛兽闯过来了么?不，是比野兽还坏十倍的国民党白匪军占领了山峦。

看吧，四面的山顶上，山腰间，都挤着一群群的白军，有的在匆匆忙忙挖着工事，有的砍着山上的树木，有的白军朝山下乱糟糟地打枪。

这些白军是哪里来的呢?原来他们追赶着从苏区突围出来的红军已经三个多月了。从江西追到湖南，从湖南又追到贵州，和贵州军阀队伍连成了一气，好不容易在猴场这个地方包围了红军。想想过去这几个月，连追带打，又堵又拦，也没有消灭掉这股红军，反而被红军打了个头破血流。再看看这会儿，翻山的车马大路，绕岭的条条小道，全都被白军堵住了，山山有白军，沟崖里也有白军，把个红军队伍紧紧包围在方圆十几里大的地方。红军战士们走得很累，粮食不多，子弹更少，想冲出白军的包围圈不是比登天还难么?

国民党白匪军有了极大的优势，他们那种灰心丧气的样子就一扫而光了。听听，占领了山头的白军们不正在唱着难听的歌子么?

(二)

在白军包围圈中心，有一个不大的村庄。村子外边坐着许多红军战士。村庄里，窄窄的街道两旁，一间茅草屋连接着一间茅草屋，屋子外边有几个红军战士，他们提着步枪，在来回地走着。

正中间的小茅草屋里点着灯。这是一间非常简陋的房子，里边靠墙摆了一张很窄的竹床，床旁边有一张木凳，木凳前边摆了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地图、书籍。除此以外，就只有房角那摆了一个小水缸了。

床上坐着一位红军，他长长的头发，瘦瘦的脸，脸色苍白，嘴上边有些黑黑的小胡子，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他手里拿着一根木棍，上半身的重量都靠着木棍支持。他身边坐着一位白了头发的、穿着破旧的老人，他正亲热地看着这位老人。

老人伸出了双手，扶着那位红军的肩膀，脸上显出十分认真的样子说：

“放心，能过去!你们红军都是好人。我们穷人有句话，叫：山山有亲人，亲人心里向红军。老天爷会保佑好人的!”

红军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摇摇头说：

“老天爷靠不住，红军还是得靠穷人，靠老大爷你啊!”

老人叹了口气，说：“红军什么都好，只就是不信神佛。没什么，好人总有好报。”他将扶在红军身上的手放下来，放低了声音说：“有一座山，叫龙虎崖。那可真是个险要地方，山陡、路窄，有那么一条小道，除了本地人，谁也不知道。我靠打猎过穷日子，把那条道上的石头都踩平了。走那条道，准能过去。”

那位红军笑着说：“谢谢您，老大爷。我们的侦察员也找到了那条路。”

“谢什么?我老汉一辈子让地主土豪害苦了。活到如今，才见到天下还有这么好的军队。唉，我老了，七十八了，要不哇……”老人说到这里，两眼盯着那位红军，仔细地看了一阵，猛地一下从床边站起来，心里像是在想着什么重大的事情，嘴里却朝红军说着：“红军先生，我得走了。”

“您又忘了，老大爷，红军同志嘛!”那位红军笑了。

老人也笑了，指了指自己那全白了的头发，叹了口气说：“老了，不中用了。”  “您稍等一下。”那位红军从床上挣扎起来，扶着木棍，拉住老人，又从床头上拿过一件半旧的棉大衣来，吃力地披在老人的身上，笑着说，“不成敬意。”

老人急忙退后了一步，摇摇头说：

“红军同志，你有病的身子顶不住风，就这么一件大衣，还……”

红军同志恳切地扶住老人，说：“老大爷，您穿上它!”

老人看看大衣，用手轻轻地在大衣上摸着。翻过正面，又看里面，看了领子，又拉拉袖子，半天，才抬起头来说：“红军同志，我一辈子只穿过干草、树皮、自己打来的兽皮，再就是穿了几十年的老粗布衣裳。

P1-3

长征是一种象征

             刘霆昭

长征，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很遥远。相隔70年，如果按20年一代的通行算法，已足足超过了三代人。今日的岷山已不是当年的那座岷山，今日的草地已没有当年那么多的沼泽，今日的金沙江已不像当年那样湍急，今日大渡河上的铁索也失去了当年的那种寒冷……

长征，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又很近。崔永元带领的一干人马正在重走长征路，大型电视片《我的长征》正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中，以纪念长征为题材的各种书籍不日将潮水般涌向各家书城……就我本人而言，刚上中学就已对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倒背如流，对老电影《万水千山》、《金沙江畔》看得着迷；之后，曾戴上军帽，穿上军装，和同伴们一起登台演唱过肖华主笔的《长征组歌》，人情人景，如醉如痴；再之后，对唐国强主演的连续剧《长征》每集必看，品头论足……

我们如今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小红军长征记》，是革命老人黎白先生50年前的大作。由于“反右”等因，尘封半世纪才得以付梓出版。当我最初见到黎老这部手稿时，顿然产生的是亲切和激动，发黄发脆的稿纸，工工整整的字迹，落款清清楚楚地注明“写于1956年6月1日”。尘封50年，原汁原味!这正是此书的可贵之处。它没有受到此后诸多政治运动的影响和侵扰，没有因迫于某种压力而进行有悖史实的加工或张冠李戴式的改动。对于这类记述历史的作品而言，我认为，真实是第一位的。

黎白先生14岁参加革命。特殊的经历，使他有幸与贺龙、聂荣臻、罗瑞卿、杨成武、胡耀邦、王震、肖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密接触，并结合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和《贺龙传》得以面对面采访了200多名亲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特别是他曾与当年的小红军长期共事，从他们那里获取了关于长征路上小红军的很多珍贵素材。黎白先生是著名的湘潭黎氏之后，早年即就读于我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在那一代革命军人中算得上是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的笔杆子了。他是以长征为题材的电影《金沙江畔》的编剧，并创作过《红军不怕远征难》、《彭德怀》、《贺龙元帅》、《龙潭波涛》等文学作品。由此可见，这部《小红军长征记》出自黎老之手是得天独厚，非其莫属，从而也可以掂测出此书的分量、价值和意义。

不久前，登门拜访年已77岁的黎白先生。他向我们提供的两组数字耐人寻味：当年参加万里长征的红军战士中，16岁以下的占50％；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时，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7位将军中，有37位是不到19岁就参加革命并且亲自走过长征路的“小红军”。由此可见，“小红军”是当年长征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万里长征取得胜利，“小红军”功不可没。以长征为题材的各类作品为数不少，但据了解，专门写小红军的尚不多见。为此，正值长征胜利70周年之时，我们特意推出黎自先生的这部杰作，将当年小红军的风采昭展世人，将当年小红军的功绩铭刻青史，以表达对他们的深切的缅怀和崇敬之情。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主席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长征历史意义最精辟的总结和评价。我们如今对70年前的这段史实和传奇进行回顾，不仅有对长征丰功伟绩的咏颂，有对万千红军将士的缅怀，更多的恐怕是一种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对已进入2l世纪的人们而言，长征其实就是一种象征，一种华夏子孙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是当年红军身陷艰难困苦绝境，面临民族危亡考验之际进发出来的。这种精神包括：对远大理想、美好未来的执著追求，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先人后己，团结友爱的融融真情，鞠躬尽瘁，舍身忘死的牺牲精神!

温顺善良的中国人素来以含蓄矜持、谦恭忍让为美德，只有沦为“饥寒交迫的奴隶”之时，才想到要“起来”!只有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所以可以说，这种被逼出来的长征精神尤其难能可贵，尤其能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本质、真谛和精华!

人世间，凡尘里，太多的是匆匆过客，过眼烟云；太多的是稍纵即逝，水月镜花。然而，茫茫环宇之中，确实有一种东西是可以万古流芳，亘古不变的；是值得人们代代相传，念念不忘的。长征及其所象征的长征精神即在此列。

2006年9月1日

(本文作者为本书总策划、同心出版社社长)

我这本书成稿于1956年6月1日，是准备在那年六一节送给孩子们的小礼物。下面是我当年为此书写的后记中的一段话，从中不难看出我写《小红军长征记》的初衷：

“当我们想起革命最艰苦的岁月来，就会增加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心；当我们想到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们，就会增加我们向敌人做斗争的勇气。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都知道，在你们身上的、庄严、美丽的红领巾为什么是红旗的一角。你们都幸福地生活在建设美好祖国的年代。当你们看看叔叔伯伯们英勇斗争的故事的时候，能够增加你们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公共财产的心情时，我就将这微小的礼物送给你!”

我虽然没有亲身参加过万里长征，但是，我与在长征中建立功勋的老帅和许多小红军有过亲密的往来，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了解他们的感人故事。据我所知，红军长征时期，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的小红军人数占了红军人数的近一半，他们机智勇敢地与敌人战斗，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地排除万难，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认识近百位当年的小红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在各条战线上的功勋卓著，名标青史，把他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特别是长征途中的英勇战斗的英雄事迹告诉今天的少年儿童，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是14岁参加革命的，17岁在我军炮兵部队政治部担任秘书并兼部队政治教育、文化体育工作。19岁我写了对部队干部战士教育课本《社会发展史》。曾在许多军团、野战兵团被当为教材讲授。那时，我对贺龙元帅的大名早就如雷贯耳。真正见到贺龙元帅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的1946年。我军准备打大同的时候我16岁。那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和晋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还有罗瑞卿、杨成武、陈正湘、胡耀邦等纵队领导同志一起乘火车从张家口开赴大同市外围。我和我的父亲黎亮与贺老总等一起在指挥车上度过了难忘的几天。那时，我已经离开了城工部，在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我父亲是边区政府主持修建修复铁路交通工作的。为配合攻打大同，我父亲的任务是及时修通张家口至大同的铁路。所以，我们父子有这个机会见到两位大军区司令员和几位战功赫赫的将领。一路上，贺老总笑声不断，话声不断，讲了许多生动有趣的事情。

1952年，我在华北军区炮兵部队政治部工作，与陈靖同志合作写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金沙水拍云崖暖》，是写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剧本写了许多领袖人物。剧本于1953年由中央电影局和总政文化部审查通过。这时，我已调到总政文化部临时创作组。1954年初，文化部长陈沂、电影处长虞棘通知我：贺老总要找我谈话。1954年4月的一天上午，我们到了贺总家里。他在一个不大的、很朴素的会客室里等着我们呢。我们一进屋，贺总笑容满面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热情地接待我们。我看着他那红润的脸色和浓黑的短胡子，他那满含笑意的细长眼睛，使我想起8年前在列车上尽力引逗聂荣臻司令员发笑的神态，我的心轻松了。

贺总挑了一个大苹果递给我，笑着说：“来，你年轻，给你一个大个儿的。”他向我们讲起体育运动，讲起足球……讲得来了劲头，站起来。伸着腿，讲起踢足球的种种动作，边比划，边做动作，还向陈沂同志讲要关心“八一”体工队队员的思想和健康，这大致是前奏曲吧。贺总坐下来，看了看我，脸上留着笑容，眼神却严肃起来。我心想，该来的总会来了。果然，贺总说：“剧本我看过了。你年轻，没参加过长征，我不是批评你，你要多找些老同志去访问访问。”接着，他举出许多位红二方面军老同志的姓名，对我说：“和他们仔细谈谈。告诉他们，是我贺龙让你找他们谈的，有什么谈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谈，不要像答新闻记者那样谈，要不然，他们谈起来就皮皮毛毛的罗!你要多占有材料，写历史的东西不能瞎编啊，当然，你们这个剧本写的不是瞎编，可也不是没有问题，嗯?”  我记录着那些老同志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也记录着贺总介绍这些老同志当时的职务、经历、特点。我一边听着他讲，一边点着头。

贺总突然问我：“党的历史，军队的历史，你熟悉吗?”

我说：“学了一点，很不够，很有兴趣学。”

贺总说：“红二方面军走了许多弯路，是毛主席扭转过来的。写二方面军，特别是二军团，就要敢写在错误路线下差一点全军覆没。不敢写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疯狂，就看不出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斗争很复杂，你们写的和张国焘的斗争，也没有那么表面化，我们和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张国焘很有些威风呢。他当时是红军总政委，是上级嘛，不能当成后来他投靠蒋介石那样写。我的看法是要写，就要写出二军团差一点毁灭，你敢不敢写?”说到这里，他看着我，笑了。

我参加过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和《贺龙传》，因为要编写，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亲自访问过当年的湘鄂西苏区、湘赣苏区、江西苏区(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的几十个县，和当年的小红军、小赤卫队员和工农群众有过很广泛的接触，也实地了解苏区的面貌和原来的变化。给了我很深的教育，我也就立大志愿要把这许多见闻写出来，通过小红军们的斗争历史，反映出红军时期斗争历史的一个侧面。使今天的青少年可以看到当年的小红军们是怎样生活、怎样战斗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尽管我写起来很艰难，不过，我相信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一定是很喜欢读的。

1955年授军衔时的上将57位。他们之中，有一多半参加红军时的年龄在19岁以下，是可以称为长征路上的小红军的。

长征路上小红军的鲜活形象在我的眼前越来越清晰了，我为他们的事迹而感动。由于这些经历和这份感动，才有了《小红军长征记》。

遗憾的是，这部稿子写出还未来得及发表，我就在1957年“反右”中受到了处分，被下放到昆明军区的部队。

1959年7月，西藏反动分子叛乱，总政治部决定派几位部队作家去西藏，有寒风、黄宗江和我及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海默。我们在北京站准备登车时，又被总政领导“劫”了回来。他说是：“毛主席指示，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三个战史编辑委员会，需要调几个编写人员，要我参加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

编完战史，我被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又到当年红二军团的主要根据地之一的洪湖苏区的洪湖县参加了几个月的“四清”，以充实生活，想为今后文学创作做些准备。这期间，出版了我创作的以红二方面军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龙潭波涛》。谁料十年“文革”中，我被本单位的“红色政权”关进牛棚。我居然有六顶帽子。其中之一是“反党篡军大野心家贺龙的黑干将”。粉碎四人帮后，我才被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党籍，重新戴上了领章帽徽。

我所以能够写出《小红军长征记》，还得益于我在总政时的同事陈靖同志。他是贵州人，14岁参加革命，亲自参加了长征，是长征队伍中小红军的典型，也就成了我这本书中主人公陈龙儿的基本原型。

在编写和修改《红二方面军战史》过程中，我还得到肖克、王震等长征功臣的指教。肖克、王震同志曾向我说，应该将红二、六军团会师，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的历史写成文学作品。肖克同志曾对我说：“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开辟湘鄂川黔苏区这一年是很应该写的，当时，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都在一年前先后撤离苏区进行长征去往陕北，我们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在这里坚持斗争，创建苏区，有力支援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牵制了湖南、湖北敌军80多个团，开辟苏区后，一年中打了几次大量歼灭敌军的战役，又牵制了两湖敌军大量的追击中央红军的部队，是当时长江以南唯一的苏区，唯一的主力红军，是很有贡献的。故事影片、电视剧、小说……都是可以表现的，也是很有价值的。当年的红二、六军团的老同志不多了。我以前自认为记忆力不差，如今也不行哕。当年一些战役、战斗的细节还记得一些，再过几年，恐怕就没有人能讲这些历史罗。你编战史改战史，编贺传改贺传，又是作家、电影剧作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希望你能写一写，对革命历史，对烈士，对青少年负责嘛!你我熟悉，你到过我家，随时欢迎你来，我会尽所知详细和你谈的，你看如何?”

王震同志建议我写写开辟湘鄂川黔苏区的作品，他朝我拱手行礼，笑着说：“我王胡子不是笔杆子，求你哕。我们是老乡么，我晓得你是湘潭黎家的，大知识分子家庭，我这辈子学也学不到手罗，唔，叫什么?望尘莫及?如今，你要什么写作条件都行，只要你写就行口罗，别的事，我王胡子包罗!”

我们现在国家形势一片大好，国泰民安，和谐诚信，前途无限光明。现在的青少年朋友在幸福生活之中，也应该知道这些红军长征时期的生活，对历史是不应该不知道的，更不应该忘记。我写这本《小红军长征记》时，年龄也不算大，写的时候，也常常因为想到历史而流泪，而激动，而感动万分。我现在已经是七十六七岁的老人了，在离休的日子里安度晚年，却也常常想到我14岁参加革命以后所经历的斗争和战斗，想到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想到无数烈士、无数小红军的牺牲和贡献。我给许多单位和学校讲过这些长征事迹，每次讲起来都很为激动。许多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听了也很激动。我由衷地希望现在少年儿童和青年朋友在和平幸福的生活中，不要忘记历史。愿你们读了这本《小红军长征记》能有所触动，能有些激动，我就十分高兴了。

感谢北京同心出版社的同志们，感谢社长刘霆昭同志对出版此书的热情和支持。我总算对多年前访问过的近百位曾是小红军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们有了一个交待，更对他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黎白

2006年8月30日

于北京北极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