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百年来研究中国人人性的权威之作,一部鲁迅先生力荐“立此存照”的惊世之作!
本书是史密斯的代表作。书中所反映的内容基本上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史密斯凭着自己在中国多年的生活经验,公正而客观地看到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人民具有的突出优点——勤劳、节俭、生命力强等,同时也指出中国人的性格中存在的消极、保守等缺陷,如爱面子、缺乏时间观念、抱残守缺、缺乏公共精神等等的性格特征;揭示了清政府的封建政体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如官员的无能和热衷于敲诈勒索,行政管理能力的低下,上下级之间的相互猜疑等等腐败现象;描述了民众迷信落后的风俗习惯。作者对统治中国思想界数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作了中肯而全面的评价。
本书原著初版于1894年,面世后即刻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广泛重视,鲁迅、潘光旦、费正清等先后发表文章予以力荐。该书作者美国传教士阿瑟·亨·史密斯在华生活达54年之久,他根据自己对中国人的日常行为、生活习性、价值形态的观察、体验,以西方的文化生活形态为参照,分为27章,精辟地论述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性格特征、行为方式、习惯习俗等诸多方面,充分显示了其敏锐的感受力、明晰的判断力、深邃的思辨力与高度的概括力。全书生动地勾画出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其目光所折射的力量是令人震撼的。该书被公认为世界上研究中国民族性最早、最详尽的著作,已被译成法、德、日等国文字。
第一章 面子问题
“面子”是人类共有的问题。乍看起来,把“面子”看成是中国人的特性最荒唐不过了。但是“面子”一词在中国不单指的是人的脸面,它的含义复杂多样,比我们所描述的、所理解的还要丰富。
哪怕不是全面地理解“面子”的意义,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这么一个事实: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天生富有很强的表演才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这一民族唯一的全民性娱乐。中国人对戏剧的热情,不亚于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干斗牛。只要稍加刺激,中国人就自比戏剧中的一个角色,就要投身剧情之中,行起礼来,翻身下跪,叩头触地。西方人看到这种情况,即使不觉得荒谬可笑,也认为多此一举。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是戏剧性的。一旦尊严被激发出来,即使面对的是三两人,也觉得自己在大庭广众演说,他会高声说:“我在对你,也对你,也对你,对在场的各位说。”他的麻烦一旦得到解决,便在赞许声中“下了台”;如果得不到解决,就觉得自己无法“下台”。要是你搞明白了,就知道这一切原来与现实毫无关系,始终不是事实,事关形式而已。如果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发表了精彩的演说,不啻演了一台好戏。我们不必去幕后,否则就要破坏世间的所有好戏。也许诸如此类的与种种复杂生活相关的戏剧性的行动,便是面子。若是不这样做,忘了去做,打断他们的表演,那就是丢了“面子”。一旦确切地理解了这问题,那就发现原来“面子”是钥匙,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征这把暗码锁。
需要补充的是,“面子”的运作规则以及如何保住“面子”的功夫是西方人完全不得要领的,因为他们始终忘了其间的戏剧要素,而误入与其无关的讲求事实的歧途。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面子”就像南洋诸岛上的禁忌,是一种不容否定的潜在力量,所不同的是:“面子”不可捉摸,不讲规則,废除或替换全由人们的常识来定。在这点上中国人和西方人必须达成共识,承认彼此存在差异,因为他们在相同的情况下对同一事物永远不能达到一致的观点。如果说欧洲的政客在调解过程中时刻考虑到力量平衛的问题,那么在中国,调解乡村无休止的争端时,“和事佬”也要务必仔细考虑双方“面子”平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调解的目的不是实现公正——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是为了公正——但对东方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调解之举只是为了平衡有关各方相应的“面子”。这一原则在法律裁决中也常常得到运用,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场不分胜负的游戏。
送人一份厚礼便是给人“面子”。如果礼物是个人送的,那只能收下部分礼物,鲜有,或者说从来没有全部拒收之事发生。不妨举几个例子,足以说明人们是多么渴望保住“面子”。被人指出犯了错误是丢“面子”,务必要掩过饰非,不管证据有多充分,保住“面子”要紧。有人丢了一只网球,不只是怀疑,而且有证可查,是被一名帮工捡了去。该帮工怒气冲冲予以否认,然后去了丢球的地方,很快就找到网球(球是从他的袖管里掉出来的),他说:“你的球就在这儿。”一位女佣人偷偷地把客人的削笔刀藏在主人的房间里,后来在台布下又“找到”了小刀,并装模作样地把刀子交了出去。上述两人从而都保住了“面子”。有名仆人不小心丢了一把银勺子,他知道这是要赔的,要不就从工钱里扣,于是主动提出辞职,并故作清高地说:“那钱就留作抵银勺得了,我不要了。”他就这样没伤着自己的“面子”。有位债主明知道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也要跑到欠债人那儿,狠狠地训了对方一顿,摆出一副架势,表明自己有办法对付.他没有要回钱,却保住了“面子”,从而保障了自己今后不会碰到要不回钱的局面。有个仆人失职,还拒绝履行自己的职务。他知道这下要被辞退,便把犯过的错误再犯一次,然后主动提出辞工,以此保住自己的“面子”。
命可以不要,“面子”非保住不可,对此我们并不欣赏。我们听说有这么一位中国县官犯了杀头的死罪,但得了特殊的关照,允许他可以穿着官服上刑场,这就给了他一个“面子”。
P1-P3
译本序
本书作者阿瑟·亨德森·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中文名为明恩溥。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22岁毕业于比罗耶特大学,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年,时年27岁的史密斯来到中国,先后在天津、山东、河北等地传教,并参加当地的救灾、医疗等工作,在中国居留50余年之久。他根据自身在中国的经历,先后写了《中国的格言与谚语》、《中国人的人性》、《中国的农村生活》、《骚动的中国》等书。
1906年史密斯回美国为教会募捐,在美国各地奔走演讲。同年,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退还庚子赔款,用在有益于中国的事业上,特别是提供给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之用,得到总统支持,庚款退还的议案得以在国会顺利通过,为中国办了一件好事。
《中国人的人性》一书是史密斯的代表作。1890年,他根据自己在中国传教22年中观察、体验所积累起的生活经验,以“中国人的人性”为总题,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中国北方每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在中国和东方广为传布,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们纷纷要求作者结集成书。《中国人的人性》一书于1894年由美国佛莱明公司在纽约出版。
世界上的民族固然不能有“优”、“劣”之分,但也没有哪个民族自称是十全十美的。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人民的勤劳、聪明世所公认,但也因长期受封建制度的统治,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存在不少消极、保守的性格特征,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尤其到了清王朝的末期,国弱民穷,备受外国列强的欺凌。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外来列强的大炮轰开,西方思想传入中国,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民族危机,纷纷寻求救国之道。有主张文化创造的,有提倡西化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正视我们这个民族“劣根性”的却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史密斯的《中国人的人性》一书应运而生,不但为外国,也为我们中国人打开一个窗口,提供一面镜子,使我们认真严肃地看看我们中华民族到底染上什么疾病,病根何在。
应该说,史密斯写作《中国人的人性》的态度是公正而诚实的,书中所反映的内容基本上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史密斯凭着自己在中国多年的生活经验,公正而客观地看到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人民具有的突出优点——勤劳、节俭、生命力强等,同时也指出中国人的性格中存在的消极、保守等缺陷,如爱面子、缺乏时间观念、抱残守缺、缺乏公共精神等等的性格特征;揭示了清政府的封建政体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如官员的无能和热衷于敲诈勒索,行政管理能力的低下,上下级之间的相互猜疑等等腐败现象;描述了民众迷信落后的风俗习惯。作者对统治中国思想界数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作了中肯而全面的评价。不过,由于他毕竟是个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肤浅,他的许多见解,不但现在看来失之幼稚,在当时也不见得十分高明和深刻,尤其是他所开出的救中国的“药方”,历史证明无非是些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而且有意无意间流露出殖民者居高临下的架势,尤其对造成民众贫穷和愚昧的原因、太平天国起义等的评价,很不客观,想来读者对此一眼就可看出。
《中国人的人性》(旧译作《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出版后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广泛重视。鲁迅、潘光旦、李景汉、费正清等先生先后发表文章予以介绍,评价很高。特别是鲁迅先生,早在他日本留学期间,就以极大的兴趣研读本书,在如何改造中国国民性方面受到史密斯的重要影响。后来,鲁迅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了《中国人的人性》一书。特别是1936年,先生逝世十四天前,在《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上,语重心长地写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是中国人。”潘光旦先生在他所著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的自序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人的人性》。他指出,史密斯“和中国的关系,既如是其长久而密切,观察所及,当不至于过于浮泛……”潘先生说他的书中“所历叙的中国人的特性,不但是一个事实,为明氏(指明恩溥,H·史密斯的中文名——译者)一般明眼人所见到,并且,就生物淘汰的学理而言之,也确乎是一些无可避免的结果……”费正清先生1985年12月在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讲话里也说:“美国人心目中的映像的幻灭,是由一本读者甚多的著作来加以完成的,即明恩溥牧师所著的《中国人的人性》……该书是中国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眼中的经典写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差别的叙述十分引人注目。该书同时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后来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明恩溥把作为文化差异的‘贫穷’与‘社会团结’,写得特别精彩。”
史密斯说:“中国人并不缺智慧,不缺忍耐、务实和乐天的性格。在这些方面,他们都非常出色。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人格和良知。”不待言,史密斯所说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今天的中国已非当年的中国,今天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早巳焕然一新。我们之所以还把这本书介绍给读者,无非是想让各位看看我们的先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生活的,他们身上压着多么沉重的精神锁链,多多少少起点“温故而知新”的作用吧;同时,我们也不能说,现在我们已不存在史氏所公正指出的那些消极的性格和现象了。且看看当今社会上那些见死不救的看客,看看那些图财害命的奸商、那些营私舞弊的贪官,看看那些封建迷信活动,那些不文明的行为……再对照《中国人的人性》所反映出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省和羞愧吗?
姚锦熔
2006年于浙江大学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即《中国人的人性》)来,把这本书当成一面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鲁迅《“立此存照”(三)》
书中所历叙的中国人的特性,不但是一个事实,为明氏一般明眼人所见到,并且,就生物淘汰的学理而言之,也确乎是一些无可避免的结果。
——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 潘光旦
非常快乐地读了你的大作《中国人的人性》,决非它书所能比拟,我觉得对中国的了解加深了许多……今日德国大使曾对我说在他读过的所有关于中国的作品中,尊著是最好的。
——美国前总统 罗斯福
美国人心目中的映像的幻灭,是由一本读者甚多的著作来加以完成的,即明恩溥牧师所著的《中国人的人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差别的叙述十分引人注目。该书同时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后来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
——美国著名中国学学者 费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