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走过了艰苦卓绝而又辉煌灿烂的路程，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他们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克服各种困难，拍摄了众多的享誉世界的经典之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业绩。“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以20余位电影家为对象，追寻他们的艺术足迹，描绘他们的多彩人生，展现他们的宽阔胸怀……本书是系列之一，为徐桑楚的口述自传，通过对于他流金岁月的回顾、生活历程的展示，描述他的人生阅历，记录他为中国电影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中国电影事业家。曾用名徐诚炜。生于浙江鄞县。高中毕业后当店员。1937年去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武汉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抗敌演剧宣传队九队任队长。1949年起从影，历任长江电影制片厂厂长，海燕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等职。在负责各制片厂领导工作期间，任制片人的影片有《林则徐》、《老兵新传》、《李双双》、《枯木逢春》、《红楼梦》、《白求恩大夫》、《从奴隶到将军》、《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喜盈门》、《牧马人》、《小街》、《城南旧事》、《高山下的花环》等200多部。

出版前言

序

第一章 家在浙东鄞江桥

鄞江溪北的徐家

辛劳持家的母亲

我的兄弟姐妹们

第二章 迈出人生第一步

辗转求学上海滩

难忘“澄衷”岁月

加入反帝爱国洪流

告别学生生涯

“八·一三”抗战抉择

第三章 从武汉到延安

奔赴武汉参加救亡

一路风尘投奔延安

我的母校陕北公学

聆听革命家的教诲

告别革命圣地

第四章加入抗敌演剧队

抗敌演剧队的诞生

演剧队的初期活动

星夜二进长沙

大火后的抢险赈灾

第五章 桂林行营歌与血

初识广西八桂城

九队成长的摇篮

九队的两次危机

三十六计走为上

徒步劳军八百里

第六章 辗转历险四战区

陈诚面谕赴桂南

历险劫后宾阳县

昆仑关下的裂变

战后重建访南宁

低谷辗转粤湘桂

第七章 南粤挺进黔桂线

跋涉南粤十一县

迎接队庆三周年

戏剧演出的高潮

黔桂铁路兄弟情

第八章 滇桂道上出国门

受命配属远征军

边塞小城楚雄关

洱海边的争论

转战国门之外

“惨胜”阴霾满春城

第九章 黎明前的较量

广州苦斗黄珍吾

香江泪别演剧队

重返故乡回上海

复兴岛上迎解放

第十章 艰难中的起步

长江电影制片厂

电影界公私合营

从挫折中崛起

第十一章 探索自己的道路

生产管理正规化

创作题材多样化

第十二章 曲折中的高潮

反右运动的冲击

大跃进中的苦撑

疾风浊浪反右倾

阴雨连绵结硕果

第十三章 阴晴不定又一春

新侨会议话调整

跟总理的四次会面

无常的政治气候

电影创作新气象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十四章 沉沦后的新生

“文革”幽暗的深渊

噩梦醒来是清晨

另打锣鼓重开张

第十五章 攀上又一座高峰

筹拍国庆献礼片

千方百计保生产

春暖花开迎盛世

《庐山恋》的故事

第十六章 追求完美的艺术

三代导演同竞技

名著改编的背后

《牧马人》的风波

站好最后一班岗

第十七章 家庭和晚年生活

筹拍《三国演义》

两次美满的婚姻

走出国门看世界

演员剧团和电视剧部

附录：徐桑楚年表

后记

现在想想，我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除了能让我自食其力而外，更重要的是我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名正言顺地看些书了。一介书生，进了一家书局还能做什么?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趁着工作上的便利，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当然也有不少的进步书刊，甚至一些秘密的马列读本。回忆起来，那大概是我书看得最多、最集中的一段岁月。

在这些书刊当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俄国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说来也巧，我刚工作不久，光明书局就准备出版这部小说第二部的中译本，分配由我来担任校对工作，这使我非常仔细，一字不漏地把这部鸿篇巨制通读了几遍。小说很长，以中农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一家的遭遇为轴心，对生活在顿河边上的哥萨克人20世纪初期的生活历史变故作了全景式的描写。书中那缜密的结构，丰富的生活场景，复杂的矛盾冲突，以及对男主人公葛利高里生动深刻的性格刻画，都给予了我巨大的审美震撼，使我首次感受到俄罗斯文学艺术的博大和深邃。

另一本让我无法忘记的名著是法国作家巴比塞的《斯大林传》。这部书被人们称为“从一个人看见一个世界”，对斯大林的个人成长，以及苏共高层的许多内幕都做了相当深入精辟的描写。我也就是通过这本书，最早了解到苏维埃、列宁、共产主义这些以后与之相伴终生的革命词汇的。此外，我还阅读了许多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过去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英文课文中曾选录了他的《威尼斯商人》，这是我接触的第一部莎剧。记得我们国文课老师在教授这篇课文时，还把班上的同学，按照角色分成几组，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朗读剧中的对白，让我们感到十分有趣。到光明书局后，我又陆续看了包括其他书局出版的《哈姆雷特》、《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麦克白斯》等莎士比亚代表作品。沙翁剧作给我的印象首先是激情充沛，有一种高山大川般的辽阔和雄浑。那些涌动于人物内心的巨大的人格冲突，那些有着排山倒海般磅礴气势的台词，以及那些沉郁悲怆的人物命运，冲撞着我的心扉，涤荡着我的心灵，使我长久迷失在人物、情节、性格、冲突等等戏剧元素交织成的，幽深而广袤的艺术丛林当中……

中国作家当中我最熟悉的是鲁迅、茅盾、巴金、曹禺等人的小说和戏剧。这些内容风格各异的作品对我文学艺术修养的提高也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记得有一本书叫做《海上述林》，当时好像刚刚出版不久。这是一本瞿秋白的译文集，里面辑录了他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高尔基等革命导师、理论家和作家的文章。这大概是我最早看到的革命理论书籍。但当时我并不清楚这本书的背景，许多年以后才逐渐了解到，原来它是鲁迅先生在1935年瞿秋白牺牲以后，忍受着悲愤和病痛的折磨，在虹口山阴路自己的寓所里搜集整理编纂而成的一本瞿秋白遗作文集，最早于1936年春、秋两季分上下卷先后出版。编辑这本书时，鲁迅正受到国民党和租界当局的迫害，因此这本书出版时署名用的是“诸夏怀霜社校印”。遗憾的是，当这本书最终得以出版问世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经辞世快一年了。

说到这里，便不由得想起来我去参加鲁迅先生出殡大典这件事。1935年10月鲁迅先生因病去世，这在当时那些热爱鲁迅，迷恋他的作品，又不满现实，向往光明的爱国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鲁迅先生遗体出殡这一天，我也赶去加入了由群众自发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有几十万人之众的送葬队伍。这天天气阴沉，路边法国梧桐的树叶已经开始在寒意初现的秋风中零星飘落。人们神色凝重，在道路的两旁久久翘首等待。一些文学社团和青年团体打出的大幅标语，字里行间既是为了追悼逝者鲁迅，又隐含对国民党当局的示威和反抗。

一路上，人流缓缓前行，秩序井然。马路两边人行道上站满了巡捕和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我跟随着送葬的队伍，步履沉重地从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一直走到安葬鲁迅的虹桥公墓，路途很远，很长，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步行不辍，并且人流在不断地汇集，队伍在不断地壮大。  大约到中午时分，各路队伍陆续到达公墓。这里早已人头攒动，人们从四面聚集到一起，参加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在这里组织的安葬仪式。这个仪式简朴而隆重，由几位社会名流对各界群众发表了演讲。我记得仪式是由宋庆龄女士主持的，最先讲话的是著名人士章乃器先生。他的演讲极具煽动性和感召力。他呼吁人们团结起来，学习鲁迅的斗争精神，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和入侵，并率领大家振臂高呼“抗战必胜”的口号。仪式结束前，受人崇敬和爱戴的宋庆龄女士也发表了演讲，她的讲话，语气沉着、平静，更具有女革命家不动声色的气质。她一上来就向大家提问，我们应当学习怎样的鲁迅精神?有人回答说鲁迅精神就体现在他自己写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上面，但她又进一步追问，鲁迅的“千夫”具体所指对象是什么，而“孺子”又是指的什么人?她要求青年首先懂得鲁迅先生的爱憎，从而理解先生一生所追求的伟大抱负。她那上海口音浓郁的演讲，语言平实而朴素，内容却锐利而透彻，就像一把灼热的烙铁，把鲁迅精神的要义，深刻而清晰地烙进了我的脑海，在我心灵中萦绕回荡，法格、高尔基等革命导师、理论家和作家的文章。这大概是我最早看到的革命理论书籍。但当时我并不清楚这本书的背景，许多年以后才逐渐了解到，原来它是鲁迅先生在1935年瞿秋白牺牲以后，忍受着悲愤和病痛的折磨，在虹口山阴路自己的寓所里搜集整理编纂而成的一本瞿秋白遗作文集，最早于1936年春、秋两季分上下卷先后出版。编辑这本书时，鲁迅正受到国民党和租界当局的迫害，因此这本书出版时署名用的是“诸夏怀霜社校印”。遗憾的是，当这本书最终得以出版问世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经辞世快一年了。

说到这里，便不由得想起来我去参加鲁迅先生出殡大典这件事。1935年10月鲁迅先生因病去世，这在当时那些热爱鲁迅，迷恋他的作品，又不满现实，向往光明的爱国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鲁迅先生遗体出殡这一天，我也赶去加入了由群众自发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有几十万人之众的送葬队伍。这天天气阴沉，路边法国梧桐的树叶已经开始在寒意初现的秋风中零星飘落。人们神色凝重，在道路的两旁久久翘首等待。一些文学社团和青年团体打出的大幅标语，字里行间既是为了追悼逝者鲁迅，又隐含对国民党当局的示威和反抗。

一路上，人流缓缓前行，秩序井然。马路两边人行道上站满了巡捕和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我跟随着送葬的队伍，步履沉重地从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一直走到安葬鲁迅的虹桥公墓，路途很远，很长，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步行不辍，并且人流在不断地汇集，队伍在不断地壮大。

大约到中午时分，各路队伍陆续到达公墓。这里早已人头攒动，人们从四面聚集到一起，参加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在这里组织的安葬仪式。这个仪式简朴而隆重，由几位社会名流对各界群众发表了演讲。我记得仪式是由宋庆龄女士主持的，最先讲话的是著名人士章乃器先生。他的演讲极具煽动性和感召力。他呼吁人们团结起来，学习鲁迅的斗争精神，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和入侵，并率领大家振臂高呼“抗战必胜”的口号。仪式结束前，受人崇敬和爱戴的宋庆龄女士也发表了演讲，她的讲话，语气沉着、平静，更具有女革命家不动声色的气质。她一上来就向大家提问，我们应当学习怎样的鲁迅精神?有人回答说鲁迅精神就体现在他自己写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上面，但她又进一步追问，鲁迅的“千夫”具体所指对象是什么，而“孺子”又是指的什么人?她要求青年首先懂得鲁迅先生的爱憎，从而理解先生一生所追求的伟大抱负。她那上海口音浓郁的演讲，语言平实而朴素，内容却锐利而透彻，就像一把灼热的烙铁，把鲁迅精神的要义，深刻而清晰地烙进了我的脑海，在我心灵中萦绕回荡，挥之不去。

P21-22

2003年初，中国影协一位同志打电话给我，说准备为我出一本传记。考虑到我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不是很理想，他们打算请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的青年老师，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博士石川同志与我合作，共同完成这部书稿的写作任务。起初，影协的这样一个安排让我感到有些意外，也不免引发了我的一些感慨。

说句实话，我从没考虑过为自己写什么传记一类的东西，尽管我参加电影工作已有四十年时间，经历和见证了中国电影从1949年到90年代初的发展历程，但真正要把这些经历付诸文字，留给后人，也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好在有石川同志这样一位既熟悉电影史，工作又认真细致的年轻人与我一起来慢慢翻开那些陈年旧账。从2003年春季开始，他每个礼拜来我家两个上午，由我口述，他用采访机为我录音，同时做笔记，回去以后再做整理、写作，稿子成了以后再由我做校阅，他再拿回去修改。这种方式至少让我比较放松，可以比较随意、散漫地沿着时间的脉络打开我记忆的闸门。但是毕竟年纪不饶人!有些人和事，虽说是亲身经历，但也在记忆中慢慢褪却了颜色，变得不再清晰。这当然会增加石川同志的工作难度，也可能让这本书的一些内容不免显得有点乏味。但是，我始终相信，真实的历史永远是有生命的，无论它距离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有多么遥远。随着口述内容的展开，许许多多已经故去的领导、前辈，又再一次在我眼前浮现出来。尤其是周恩来、夏衍、田汉、洪深、荒煤、张骏祥、赵丹、沈浮等等曾经对我有过关怀、指导、帮助，与我有过长时间合作与交往的人。他们才是这本书的真正主人公。

至于我自己，我想说的是，自从我1937年参加革命以来，始终是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开展工作的，党的领导是我的力量源泉，也是我最主要的精神依靠。虽然我在抗战初期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敌演剧队，开始接触文艺工作，但对于电影艺术而言，我只能算是一个半路出家的门外汉。单靠我个人那一丁点聪明和才能，就算有天大的本领，也不可能胜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好在，上海是中国电影最大的人才基地，我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我的身后有一支数量庞大，经验丰富的电影工作者队伍，让我能源源不断地从他们那里获得艺术滋养，获得工作的机缘、灵感和支持，把上海的电影创作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地向前推进。今天回顾我这大半生的电影生涯，如果说还有一些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的话，那么这个经验就是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密切与艺术家、电影工作者的合作。

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内心总是对过去的工作环境、氛围、合作者充满了美好的留恋之情。我的生命之火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映衬下，才焕发出了些许光和热，才让我感到人生的意义和快乐，才敢于在耄耋之年对自己说一句：此生不虚!

2006年，我已年届九旬，真正进入一个夕阳无限的人生晚境。我的身体和四肢都不再像过去那么灵便了，但我的眼睛尚能看，耳朵还能听，我的头脑，除了对往昔的岁月充满追忆和回味之外，也仍然对身边的新鲜事物保有一种不自觉的期待和好奇。在刚刚送走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开始步入中国电影第二个百年的时候，我把回旋在自己脑海里的这些如烟往事记录笔端，算是我这个老电影工作者对中国电影百年纪念献上的一份薄礼。

最后，我要对三年来与我合作完成这本书的石川同志表示感谢，同时对促成这本书得以出版的中国影协和中国电影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徐桑楚

2006年3月

2002年底，我从中国影协接受了协助徐桑楚老人撰写口述自传的任务。在此之前，尽管我本人从事的是中国电影史研究，但那大体上还是围绕着作品、流派、思潮、作者等传统内容展开的，对于像徐桑楚老人这样有影响的电影事业家、领导者还缺乏较为深入的了解，更谈不上什么研究。那么，这次写作任务，能不能构成自己电影史研究的一种特定方式呢?其实，历史研究与写作的方式、方法、体裁应该很丰富。口述历史就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呈现方法，至少它可以为今天的历史阐释提供相对比较可靠的实证材料。徐桑楚老人曾长期担任上海电影界的领导职务，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电影体制、政策、创作，以及政治运动、许多重要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乃至它们的轶闻趣事等等情况都掌握得比较丰富和全面，是提供口述史料最合适、最权威的人选。记得好几年前，上海影协组织了一次纪念张骏祥导演的座谈会。那是我第一次当面聆听徐老讲述当年《白求恩大夫》拍摄过程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以后，我就萌发了要进一步采访徐老的想法。而今天，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

但整个过程并不顺利。2003年初春，我第一次去拜访徐桑楚老人，是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那时徐老正在接受每年例行的老干部体验。当然，这样的环境是无法进行深入交谈的，于是我们约定等徐老出院以后再开始采访。哪知道，没过几天又赶上了“非典”肆虐，一时闹得人心惶惶，采访计划再次受阻。我自己倒没什么可怕的，只是担心对徐老造成什么不利影响，他毕竟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了，身体状况对外界的承受力是没法和我这30多岁的人相比的。一直到这年夏季，随着“非典”疫情的减弱，我们的采访才得以开始。

对我来说，这个工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轻松。我家在闸北，徐老住在徐家汇，每天光是二去一回，路上就要耗掉差不多三个小时。这倒也罢了，最困难的是史料的查证、核对，耗去了我大量时间。因为我把这次写作看成是一种历史叙述，对史料的准确性自然要求比较严格。毕竟徐老年事已高，很难对所有史实作精确无误的陈述。但为了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徐老本人，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把它当一块硬骨头来啃。有时，为了查证某人某事的准确年代，就要花去大半天甚至更多的时间；有时，为了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我还必须补充一些基本的历史背景和风物掌故；还有一些具体的历史场景，为了叙述的圆润生动，除了翻阅史料以外，必要的想象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这样一来，撰稿的程序就远远不止记录和整理录音这么便当了。实际上，对徐老的录音采访差不多在2003年底就全部结束了。这之后，由于我频繁穿梭于京沪两地，加上四次出国，耽误了不少写作进度，致使整个撰稿工作一直拖延到2005年下半年才告完成。其间，每当我想起徐老那满含期待和宽容的眼神，心里就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内疚、自责、焦急、困惑，总之是甜酸苦辣，不一而足……

我始终相信，历史，哪怕是那些由最刻板、最沉寂的文字呈现出来的历史，都是有着鲜活的生命的。整个书稿的写作过程，就是我与徐老，与历史事件和与其他熟悉或不熟悉的历史人物的一次心灵对话。有好几次，我都仿佛亲身走进了某个具体的历史场景，甚至感受到了人们的心跳和尚在燃烧的硝烟。每当这个时候，我会感到困惑：这究竟是历史自身，还是在我眼前浮现的一种幻景?也许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也许正因为存在于主观想象与历史陈迹之间的这种似是而非的勾连，才使得历史成为一种富于魅力和诱惑的叙述形式。在历史的确切性和生动性之间，每每让我徘徊良久，进退两难。好在今天总算是把这份卷子交上去了，这让本次写作自身也与它的内容融为了一体。

最后，我要向为本书写作和图片挑选整理付出了大量心血的徐妲妮大姐(桑楚老人的大女儿)，向本书的责任编辑李丹女士，以及协助我整理徐桑楚生平年表的硕士研究生范瑞玲女士表示由衷的感谢，没有你们的热心帮助就没有本书的顺利出版!谢谢你们!

石 川

于上海寓所

2005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