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是二十世纪最有原创性和最具争议的思想家之一，她的作品引起了大量的批评和评论，其中某些著作已经进入了西方政治哲学经典的行列；而她与海德格尔长达一生的爱情纠葛也是20世纪最引人注目和最有神秘色彩的爱情故事之一。本书在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的基础上，深刻分析阿伦特的思想，讲述了阿伦特于政治哲学紧密相关的一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当代传奇女性的形象。

　　 广大读者，尤其是对哲学家传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本书。

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情人，汉娜·阿伦特一直关注着他的作品，但又从他那里解放出来，成了一位备受争议又不可不提的政治理论家。我们将看到她如何为海德格尔的“此在”听诊，并用人际关系中“出现”的精湛技巧，取代了海德格尔“被拋”的孤独感受。“出现”向每个人揭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不可磨灭的独特性，正如我们在阿伦特身上看到的一样。

第一章 生命是一种叙事

1.一部“如此坦呈”的传记／7

2.圣·奥古斯丁之爱 ／28

3.“一个典型”的意义：拉赫尔·瓦伦哈根 ／4s

4.阿伦特与亚里士多德：为叙事一辩 ／68

5.讲述20世纪 ／86

第二章 高级的人类

1.她是犹太人／103

2.在结构的要素之间 ／11s

3.什么是现代反犹主义？ ／124

4.帝国主义…… ／131

5.恶的平庸 ／143

6.信仰与革命……／153

第三章 思维、意志、判断

1.“谁”与主体／169

2.与思考的“我”对话：“缺陷”、忧郁、专制 ／181

3.人类生命进程中的暴力行为 ／197

4.观众对政治哲学的趣味／214

5.审判：在宽恕与承诺之间 ／225

后记 ／235

许多与她同时代的人都证实了她身上的女性魅力——在纽约的沙龙里有一些人思索着这个魏玛共和国的怪女子；也有像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那样的，对这位女性朋友颇为欣赏，因为在成为“本世纪最有思想的女性之一”的同时，阿伦特仍能“享受男人只为女人保留的关注”。她既非“思想家”(这是一个以偏盖全的定义)，也非“人”(这个字看不出性别)，而是“女人”，约纳斯强调说。然而，只有受到强烈刺激时，阿伦特才肯为女性的状况冒险抗争：她是否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比女权主义者更有女性特质呢？其实，她并不认为支持女性“事业”是正确的。如果有人告诉她，哲学家这一行主要是男人干的，她仅仅会说，“有那么一天，很可能会出现一位女哲学家”，并且不忘表明，那个人不会是她，因为哲学家群体并不接纳她，她本人也只把自己定位在“政治理论”方面，有时甚至是一名“政治记者”！“发号施令不是一个女人该干的，正因如此，她才应当尽量避免陷入这种局面，尽管她坚定地保持着自己的女性特质。……对我个人而言，这个问题本身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对那些坚持要求她对女性解放斗争作出表态的人，她如此作答。

不过，她既不会发号施令，也不会俯首听命。事实上，某些人用以形容“女性”的雌伏，在接受耶路撒冷审判的艾希曼(Adolt Eichmann)身上，表现为思想缺失，或称“平庸的恶”。阿伦特从这个纳粹分子身上揭露的，是否正是这种言听计从的“伪女性特征”呢？她发现，艾希曼并非愚蠢透顶，而是平庸可笑，缺乏思想。其本人并未下达那些卑劣的命令，而是满足于屈服和传达。艾希曼是不是一种“非人”、一种“伪女人”、一个小丑呢？“我看了警察长达3600页的审讯资料，看得非常仔细，我竟不记得自己笑过多少次，哈哈大笑！……我临死前恐怕还要再笑上3分钟。”

可是，如果既非发号施令，又非俯首听命，既非施展影响，又非服从屈就，那么究竟应如何定义女人呢？“对于我来说，最基本的是理解——我必须理解。我的写作也属于这种理解，它本身也是理解过程的一部分……当别人也能理解时，我所获得的满足感不亚于重返故园。”这种“理解者”的谦逊态度揭示出丰富的隐含意义。理解者等待，接受，欢迎：虚怀敞开，她任人停靠，她接近，她是相随相伴的，她拥有泰然的“自由放任”的基质(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泰然任之”)，并且这种基质自由繁殖。不过，理解者也会索取：她选择、夺取、糅合、改变因素，将它们据为已有，并进行改造。理解者与他人共存，同时拥有自己的选择。她创造新义，但从中又可窥见被转变后的他人的见解。而这个从思想到行动的建构一解构过程，则由我们来辨别。

我们能否举出一部作品？当然可以。根据学术界与出版界的习惯，阿伦特毋庸置疑地被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一部作品(政治作品？哲学作品？女性作品？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不予回答)的作者。其中可以看到她犀利、简洁、紧凑、旁征博引却又语焉不详的文风；她的重复与混杂激怒了各方面的专家；但正是由于阿伦特的风格植根于她的个人经验和时代生活，她的作品使人觉得更像是一种行动，而非一部作品。阿伦特无可争议的独特性在此展现出来：她既不会字斟句酌，也不会敷衍了事，同样不会谨言慎行、袖手旁观。理解者会把握时机，质疑“资料”，与表面的或潜藏的“作者”对话，不断地与他人、与自己互动，然后才付诸笔端。在论战的迷宫中，思想或许失去了深度纯净化的机会，但这是为了更好地与先前的记忆(复数的记忆)发生共鸣，剖析当前的世界。

在我看来，这位“理解者”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张照片，表现出她最令人不安的形象。洞察、识破的紧张状态使她的面容显露出男性的模样，并且表现出对嘲讽的不餍足。不过，她那傲慢的微笑与眼神仍是阳光的，其中暗藏着一种温柔，流露出信任，也传递着复杂性。然而，18岁时吸引住马堡的柏拉图的那位长发的甜美姑娘，已经消失在成熟和才智的战斗中了。在这张神情专注的侧面像中，手里夹着根香烟的假小子正在1944年纽约的一场大会上号召公众，她的目光突然定住了。

汉娜·阿伦特厌恶出名，却一直不断地宣传“出现”和“表演”。她也许不曾反对人们停留在她因“出现”而留下的印记上。言归正传，面对这张照片(图片4)，我们又想到了那个永恒的问题：女人究竟是什么？仅仅是“姑娘一男性生殖器”——一种刺激男性性欲的女性形象模式——也就是精神分析学家毫不犹豫地从1927年(图片1)和1933年(图片2)那位“漂亮姑娘”的青春美貌中分辨出来的吗？而一个女性诱惑者，尤其在她思考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性别混淆。她是我们梦中胸怀宽广的母亲，是我们失望——首先是口头失望——的神奇补偿者吗？如果说我们在第一张照片中找回了汉娜，她似乎又在第二张照片中顺利地逃脱了。或许归根结底，她就是那个使注重“相貌美丽”的女性杂志避之不及的“理解者”(图片4)？她的面孔几近漫画效果，透露出她理解战斗的严酷性。如果没有积极的介入，思想则仍然未实现、不可见；然而，当思想出现时，女性特征——作为“存在”？——后退了，两性中只有男性毫无阻碍地占据舞台。在这笔两性精神的交易中，汉娜20世纪50年代末的形象充分表现出男性特征发展的迹象。我们所看到的，既不是使女人更容易投入男性职业的欺骗者的面具，也不是一个不自知的女同性恋者。我们看到的，是从思想到行动，进行思维行动的必经道路。在阿伦特眼中，这条路则是生命的同义词。

            P24-P27

“某些人似乎活在自己的生命里(仅仅活在自己的生命里，而不是——比方说——活在人群里)，他们如此坦呈，因而成为了生命的十字路口，成为了具体物化的生命。”当汉娜·阿伦特(1906—1975)写下这几行预示自己未来命运的文字时，她只有24岁。此时，她已经遇见并爱上了海德格尔，这个人的出现在她的一生中都是激动人心的。她在海德堡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论奥古斯丁的爱的观念》，导师正是她所信赖的那位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刚一参加研究活动，人们就发现她能够如此“坦呈”自己，以至于凝集成了“生命的十字路口、具体物化的生命”。

年轻的女哲学家起先打算致力于神学，继而又投身于对形而上学的研究与“解构”，但是不久之后，生命成为了她思考的主要内容。首先是简而言之的生命：为了活下来，阿伦特被迫于1933年离开德国，流亡他乡以逃避屠杀。她曾在巴黎旅居了一段时间，最终于1941年来到美国，并于十年之后成了美国公民。在美国成为一名政治学家之后，她撰写了一部关于反犹主义历史与极权主义起源的论著，不过后来又回归到对精神生活的根本性思考上。

阿伦特从一开始便被一种独特的激情牢牢抓住：思想与生命其实是合为一体的。因此，她那表面上曲折动荡、在深层次上却保持统一的思想历程，始终以生命——生命本身以及作为有待阐明的概念的生命——为中心。因为汉娜·阿伦特远非一位“职业思想家”，她只是在自己的生命中进行思考：通过阿伦特所独有的特征，人们也试图发现全体女性的特殊性，比如阿伦特身上的所谓“成问题的”“压抑”，使她无法在纯思想所盘踞的殿堂里自成一家，而只能被困守在身体力行以及与他人的联系中。

不过更重要的是，在阿伦特的所有作品中，生命主题始终牵引着她的思想，有效地帮助她探讨政治学历史与形而上学历史，并且得到了全面的升华与完善。

阿伦特愤怒中暗含讽刺的激烈言辞表现出她的忧虑，有时甚至过于悲观，尤其当她断言“极端的恶”起源于康德所谓的“意志倒错”，从而使人显得“多余”的时候：换句话说，过去的和潜在的极权主义者是在消解了一切生命、包括他自己的生命意义之后，再动手摧毁人类生命的。更为糟糕的是，我们的女历史学家坚持声称在帝国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发现的人类生命的“多余性”并未消失——恰恰相反——在被自动化所占据的现代民主政体中，“极端的恶，可以说，是伴随着一种使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多余的制度而出现的。这种制度的操纵者认为，自己和他人都是多余的，而极权主义刽子手则更加危险，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与死，对自己有没有生存过、有没有出生过都不屑一顾。制造尸体和地牢的危险在于：今天，随着民主普及化，随着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仍然执意要用功利主义的字眼来构建世界的话，民众就会不断被迫沦为多余人。普天之下的政治事件、社会事件、经济事件，在暗中与使人多余的极权主义机器也就沦为同谋”。

面对这一威胁，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站起来捍卫生命。与消费主义所鼓吹的生机论以及致力于“生命进程”的现代技术平庸地复制生命相反，阿伦特为每次独一无二的出生引吭高歌，因为每一次出生都能开创她所谓的“生命的奇迹”：“这种奇迹拯救了世界，拯救了各个领域的人类事务，也拯救了正常与‘自然’的废墟，因为新人通过出生权所获得的行动能力，最终是在出生率之中实现的，通过新人的出生，通过他们开始新的行动，行动的能力才得以在本体论的层面上站稳脚跟。只有完整地经历过从出生到行动的过程，人类才能获得信仰和希望，而生命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却是古希腊人所不知道的……世界上的信仰与希望或许可以在《福音书》所宣告的‘好消息’中找到最简短而最光荣的表达，‘我们的一个孩子降生了’。”

今天，我们很难接受，曾经作为基督教和后基督教民主的具有神圣价值的生命，是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结果，很难想象生命也会受到威胁。而在阿伦特的作品中贯穿始终的，正是对生命的根本价值、生命在基督教末世学中的形成过程，以及生命在现代社会中所蒙受危险的追问——从关于圣·奥古斯丁的“论文”，直到那份没有完成的关于判断力的手稿——除非她已经对这些问题成竹在胸。

“好一个天才！”——天资、禀赋、对真理卓尔不群的追寻；如今，人类想要从自己身上辨认出“天才”的抱负，破除了将人格神化的古老传统。面对非凡的创新能力，连传说中掌管未来英雄出生的神灵也缄默了，“特别是这种创造力，如同神明的馈赠，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才华、绝妙的灵感”(伏尔泰[Voltaire])。后来，通过简单的借代和类比，人们一致将“具有天才”的，或者干脆将产生了影响的那种人称为“天才”。

然而，汉娜·阿伦特对所谓的“天才”嗤之以鼻。在她看来，“天才”的发明者生活在文艺复兴时代：他们为自己被同化成劳动成果而感到极度的失望。一旦他们日渐出色，在丢弃上帝的同时，他们便会把上帝的非凡能力搬移到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物身上。因此，作为安慰，从那一时代起，披着“天才”外衣的神奇之举，便是把造物主神奇地变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人。我们是否应当从中看到上帝降谪到了人身上呢？看到一种对人性的挑战、一种成为“超人”的要求呢？或者人类拒绝沦为“消费”社会或“表演”社会的“产品”与“表象”呢？确切地说，“天才”是一种治疗性的新发明，使我们避免在一个没有彼世的世界里同等地死去。

我们对那个耍尽花招诱骗笛卡儿的“魔鬼天才”仍然记忆犹新，怎么还能不顾一切危险地谈论“天才”呢？今天，在我看来，“天才”一词，是指在我们这个日渐标准化的世界上，必然出现的反常的事、奇特的经历以及惊天动地的极端行为。它们的出现既石破天惊，又如此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却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意义。天才解释了生命的意义吗？不，这套丛书的主角们这样回答，因为生命的诠释方式其实很普通，我们即将在书中发现这一点。天才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也能够通过卓尔不群实现无穷的更新：你我都大有作为。另外——最基本的一点——这里所说的卓越，并不是在人类历史这所“大学校”的激烈竞争中的非凡表现或获得的巨大成功。这里所说的“天才”，虽然也像古希腊英雄那样，具有与众不同的优点，但是这种优点是我们当中多数人都具备的。“他们”(天才们)——这里指“她们”(三位女性)——不停地漂泊与求索，同时也表现出个人能力的限度。但是，使他们与众不同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他们留给世人——也就是我们——有关他们个人经历的作品。天才的传记缔造了天才的主体。

每个人都有一次生命。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所经历的种种趣事，填补了我们的家族史、地方报纸，甚至电视新闻，但这些不能算是值得纪念的传记。所谓的“天才”，我们不得不讲述他们的故事，因为那些故事与他们灌注的人类思想、人类生命的发明创新是分不开的，与他们源源不断的问题和发现，以及由此获得的快乐也是分不开的。他们给予我们的馈赠，与我们的关系如此密切，我们只有将之融入他们的生活，才能真正拥有。

作品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素材的量，而在于它们所带来的历史划分、反响、后果，简言之，取决于我们的接受情况。正好处在某个历史交汇点上的人，集各种机遇于一身的人，也就成了天才。我们要为天才立传，哪怕他所做的一切也只不过是出生、工作和死亡。我们为他们立传的目的是，表明传记所描述的并不是多余的、过剩的或破坏性的东西。我们只为天才，而不是为所有人立传，旨在保持警惕和清醒：因为在发明、作品和行动之外，还有某个人，某个人曾经生活过。我们是那个人吗？你们是那个人吗？努力成为那个人吧！

从莫扎特的指尖流淌出了一首协奏曲，夏普兰的笔下诞生了一个有趣的形象，玛丽·居里在实验室中发现了镭：这些事太不可思议了，真可谓势不可当，出人意料，却又是水到渠成。“这样的事”出现之后，我们便无法想象没有“这样的事”的世界，仿佛“这样的事”本来就存在一样。他们的行为和作品在时间上所造成的震撼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用“超人”来进行合理的解释，或者说，通过设想主宰个体出生的命运和遗传因素来进一步理解。倘若我们不将天才平庸化，不像布封宣称的那样“天才是一种持久的耐心”，也不像更加浪漫的瓦莱里感叹的那样“天才啊！长时间的急躁！”，而是强行为天才配备一种并不能框囿其才华的生活，那么，天才便会跟我们再开一个玩笑：他们会同样天才地向我们揭示，他们的卓越性，就在于他们自身的杰出与他们的接受者、崇拜者对他们看法的交汇。对我们来说，他们是天才，而对永恒而言(如果我们也真的能够达到永恒)，他们是一种与“我们的”天才相伴的天才……

那么女人呢？是否像拉布吕耶尔(La Bryere)等人所描绘的那样，“只有做手工活的天赋和才干呢”？的确，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只有耐心的天性属于她们。至于风格，那是男人们专有的……

到了20世纪，人们终于不再信奉女人是专门用来生育的哺乳动物。工业发展需要女性劳动力，科学发展又逐渐得以控制生育过程，这就最终使妇女从生育循环中解放了出来。可是，尽管妇女解放的趋势已经发展了几千年，但只有少数的社会分子或某些杰出人物真正从中受益。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更多的女性得到了解放，至少在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是这样，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在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妇女们也已经准备走上解放之路。21世纪将是女性的世纪，要么是最美好的，要么是最糟糕的。女杰——就像我们在本书中即将看到的一样——让我们充满希望，相信21世纪不会是最糟糕的。

在女性觉醒的第三个阶段(继19世纪末英国妇女争取女性参政的斗争，以及后来的女权活动家以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Beauvoir]的《第二性》[Le Deuxieme Sexe]为宣言，要求女性在一切领域实现与男性平等的斗争之后)，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期间及随后，女权运动以一种震撼人心的强势态度，坚持争取崭新的自由，坚持揭示不曾发现的女性差异：另一种性征，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政治。可是，这种对传统的否定没能避免走向极端，最为严重的是母性被痛斥为自蒙昧时代起，就受到一切可能的、可以想象得到的父系制度的剥削。最具震撼力的证据似乎被发现了。与极端自由主义“运动”一样，女权主义者将“全体女性”统统纳入解放力量或者革命力量。不过，这种偏离行为远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反而被一种反攻倒算的因循守旧思想所掩盖。于是，不同于女性诱惑观念的女性特殊观念、女性自由观念也因此丧失了权威——很快地又被投入到再生产与消费之中。社会往复运动的趋势不足为奇，然而在这种运动之外，有几件事证实了女性解放思想的复苏。

妇女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发挥日渐重要的作用就是一个明证。而且，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她们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才能将更有用武之地，会得到更多人的承认。不仅在我们西方国家如此，在发展中国家也一样。

母性，曾经一度遭到某些女性诋毁的母性，借助于科学进步的力量，重新无可辩驳地成为女性最基本的使命：今后，对母亲、父亲和孩子来说，母性最有可能被实现、被接受、被渴望。未来，母亲是否将会成为抵挡人类自动化的唯一防线呢？

最后，每个独特的女性所作出的突出成就，不能被简化为一个群体或一种性别实体的共同点。女性做出突出成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被强烈要求的，因为我就是我，独一无二的我，因为我揭示了女性为多样化世界所作出的贡献。

到这里，我已经完成了关于女杰闪光点的描述。某些出类拔萃的女性通过她们的生活和作品成了20世纪历史的标志，承认她们所作的重大贡献，是对每一位女性独特性的召唤。超越自我，赶上我们能够接近的榜样，这难道不是抵制各种随大流思想——英勇无畏的极端自由主义也好，小心谨慎的因循守旧也罢——的灵丹妙药吗？

尽管科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我们仍然得承认，女人继续充当着人类的母亲，给予男人以爱情，给予孩子以生命。女人的这一重任，虽然被种种技术支持及连带责任所减轻，却仍将是一种压倒一切的、无可替代的使命。众所周知，物种从根本上将她们与男人区分开来，在物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遗传给女人施展才华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她们用母腹庇护的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中，她们要创造一种新的才能，或许也是一种天才。很多人对这种无法逾越的自然条件嗤之以鼻，因为它似乎决定性地将女人与天才分离开来。嘲笑者并不总是那些可耻的鄙视女性的人。还记得那位傲慢的德·梅特耶夫人(Mme deMerteuil)吗？对她而言，某些女人，比如图尔韦院长夫人，“只不过是一个物种罢了”。而乔伊斯呢，这位无人可比的文字游戏专家非常了解莫莉的内心，他认为自己处在“真”的世界里，于是把时间分给了男人，而把空间一物种留给了女人：“父亲时间，母亲空间。”而最爱请愿的波德莱尔则取笑了“母性中幼稚的一面”。这没错，但不完全如此。母亲也可以成为天才，她们的天才不仅限于脉脉柔情、肌肤之亲、忘我精神、忍耐能力，甚至是魔法和巫术，也可以是在某种精神生活方面的体现。这种为人母、为人妻的方式——有时被热情地接纳，有时却冷漠地被拒绝，或被种种矛盾打破——给予她们一种完全属于她们的天才。这正是女性，比20世纪更众多、比既往岁月更坚定的女性所要竭力证明的：尽管十分稚气地蜷缩在空间和物种之中，但她们也能够做出独特的创举，从而深刻地改变人类的境遇。

能够展现我们这个时代活动的多样性的，也许并不仅仅是这里论及的三位女性。我之所以会阅读、喜爱并选择汉娜·阿伦特(1906—1975)、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1882—1960)和科莱特(Colette，1873—1954)，是由于个人意气相投。我希望在这本书的末尾，读者能够信服，这一“个人的选择”是与她们客观上的杰出成就相符的。

20世纪是技术加速进步的世纪，成果较以前更多、更好，然而人类的卓越成就与他们给自己造成的自我毁灭的危险是并存的。屠杀犹太人就是证据，哪里还有必要再加上原子弹和全球化危机！

价值体系崩溃之后，生命之于我们如同至善。受到威胁的生命与令人向往的生命：到底是哪一种生命？

但是，她不愿去想，一种语言可能会发疯。人类的“理智”可能藏匿着潜在的精神错乱。继续对人类灵魂中的那些深渊进行研究的人是梅兰妮·克莱因，她就像侦探小说的皇后一样，锲而不舍地进行调查：从话语人出生之日起，就激励着死亡的驱动、争夺精神优先支配权的忧伤和精神分裂症一偏执狂。

追求享乐的女人、诱惑他人的女人醉心于一颗杏子的果肉，就像醉心于情人性器官的海芋花特点或是情妇散发着丁香花味的乳房一样，她们并没有在原子时代消失。如果说20世纪留下的不仅是阴沉的回忆，那毫无疑问得归功于自由女性的厚颜无耻和寻欢作乐，正如科莱特带着放荡不羁、傲慢无理的优雅所说的那样。把脍炙人口的文字交给我们这些被机器人化的家伙，或许是一部女性文学作品能够送给母语的最好的礼物。

两个讲德语的犹太人在纽约、伦敦，用英语探寻政治的重要性和人类的边界；一位法国村妇重新点燃了追求物质享受和世故、放荡的火焰。通过这些天才，我们看到了“现代”的各种面孔，看到了它背后的复杂性和真实性。

这三位女性都曾经和男人，和她们的男人一起生活、思考、恋爱、工作过——她们有时得忍受情人的专横或依附于爱情，有时又要冒险反抗，纯洁得无可救药；她们总是在争取自己多少值得尊敬的独立性。

在这里看到的，与阿伦特其他作品不同——使她一举成名的关于反犹主义和集权主义的政治学著作——大家可能会感到惊讶。为了弄清她进行政治研究的原因，我们有必要重新描绘一下这位曾经被褒贬不一地评判过的女思想家的肖像。我们同时会看到她如何为海德格尔的此在听诊；不过，她用危险的、但不可或缺的人际关系中“出现”的精湛技巧，取代了海德格尔“被抛”的孤独感受，这种人际关系总是会和其他关系一同周而复始。阿伦特在“人际的脆弱性”中，在政治空间之中，把赌注押在了“每个人的出生”这个奇迹上，于是，海德格尔在许多匿名的“他”中的“游荡”就显得模糊难辨了。作为这位大哲学家思想上的情人，她一直关注着他的作品，但她又从他那里解放出来，成了一位受到前所未有的争议却不可不提的政治理论家。她第一个使我们承认，“出现”是人类的固有条件，它向每个人揭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不可磨灭的独特性——且只有当每个个体都有勇气分享他人的共同见解的时候。阿伦特逝世后，传媒惊天动地的狂轰滥炸或许并不只是一种诅咒——只要我们在关注媒体的时候能够想到，这位天才女性曾经将政治意义提升为一种呈现、观察、回忆和讲述的“审美趣味”。

弗洛伊德发现了无意识，发现精神病的起因是性欲的亏欠。他调查快感的潜在障碍，与社会守旧派算账，因为他们不愿——并且一直不愿——认识到人的肉体是有欲望的生命。这位心理分析大师不仅插手过问厄洛斯(Eros)和塔纳托斯(Thanatos)的思想，还与自己的门徒进行了更加暴力的、多少有些俄狄浦斯式的清算。在这段时间里，梅兰妮·克莱因致力于“非束约”研究。对儿童的治疗使她懂得，“非束约”的初始症状是破坏癖，发展到顶点便是疯狂，但自始至终承载着患者的欲望。弗洛伊德曾经提到过这一点，但得出所有结论的却是克莱因。梅兰妮·克莱因与安娜·弗洛伊德同为儿童心理分析的先锋，她的研究却比后者更彻底。她绕过了在精神分析领域冒着危险与弗洛伊德唱反调的荣格的唯灵论，开辟出对精神病进行精神分析的真实可能性。人们曾经指责这位凶狠的女探险家独断专行，但却对她的作品表示赞许。在不断发展和变得新颖、丰富的过程中，她的思想得到了延伸，正确性也得到了及时的肯定——W.R.比翁和D.W.温尼科特不是她的信徒，却是她的继承者。关于精神病和自闭症的现代精神分析，没有他们，没有梅兰妮·克莱因将其作为研究重心，今天的我们就不会拥有标示现代文化的印记，不会知道疯狂与我们如此接近，也不会了解各种治疗的方法；因为有了这些，我们才得以灵活地掌握现代文化。

当然，快乐并不仅仅来源于器官，它同样可以从文字中获得，只要这些文字能让人有所感触——在这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上法国的天才们，从拉伯雷直到18世纪的感觉主义者和自由思想者。不过，这种特权在科莱特身上有了新的表现方式，通过向我们讲述性欲如何深藏于文人雅士的性玩笑和凡夫俗子的美妙快感之中，她让法语浸透了异教徒的味道，从而焕发出当代文明的魅力。与阿伦特和梅兰妮·克莱因不同，科莱特并不需要超越一位大师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威利，而后是儒弗内尔，她的两任丈夫主要充当了她的助手、保护者，而最终又成为了她的羁绊。她毫不避讳地与母语的权威进行较量，这使她不得不同时面对理性与女性气质，一视同仁地爱着这两个方面，并在两者间进行转换。她唯一的真正对手恐怕是普鲁斯特；在社会复杂性和形而上学方面，普鲁斯特的叙事研究超过了克劳迪娜和其他同行。可是，在如何捕捉不折不扣的享乐这门艺术方面，科莱特却令普鲁斯特望尘莫及。

这三段经历，这三部揭示真理的作品产生于20世纪中叶，同时也处在20世纪的边缘。不过，阿伦特、克莱因与科莱特并没有真正被排斥，并没有真正被边缘化，她们是“出类拔萃”的。她们在主流、制度、政党和学派之外，实现了女探险家的自由。阿伦特的思想处于各种学科的交叉点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横贯宗教、美学和政治学范畴，与“左派”、“右派”权势集团都格格不入。克莱因的研究大胆地挑战弗洛伊德追随者的因循守旧思想，毫不畏惧地叛离当时精神分析学的正统观念，在对俄狄浦斯情结、幻觉、语言及前语言的探究中，与正统观念真正决裂。科莱特，这位引起种种争议的外省女作家，打人上流社会之后，却依然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她最终加入了文学学院派，但始终坚持敏锐地洞察社会中的虚假现象，坚持自己在肉欲方面的离经叛道思想。作为破旧立新者，她们的天才得到了回报：叛逆者由于天才而得到称颂，但同时也付出了被误解、被排斥、被蔑视的代价。当然，这是天才的普遍命运……但是对女人呢？

生命、疯狂、词语——这几位女性通过自身的存在和思想的介入，用一道道独特的光芒为我们照亮了时代的主题，并由此成为了理智清醒而又激情澎湃的探险家。我们尝试着在阅读她们的作品时，不要停留在与她们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人皆知的主题上。因为汉娜·阿伦特并没有局限于“恶的平庸”与“艾希曼的诉讼”，并没有局限于对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鉴定。而梅兰妮·克莱因并没有止步于“早期妄想狂的心理投射”，并没有止步于母腹这一“局部客体”所博得的“希冀与感激”，或者引起内生性精神病的“多重解理”。而科莱特这个假小子，她的才华也不仅仅是为了坐稳龚古尔学院而进行招致大众争议的挑逗。这些人人皆知的主题只不过是几棵“树”，常常会遮住更迷人、但也可能更凶险的森林。

当然，舆论的成见已经被热诚的行家们纠正了。因为我们的三位主角虽然生前常常被误解，甚至遭到迫害，如今却拥有了她们的评论家和崇拜者。我们无法细致入微地跟踪众多专家的研究工作，不知从何时起，他们已经开始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致力于重新收集关于她们的各种争论，澄清三位女性人生道路上曾经遇到的不可避免的误解。

就让我们试着准确而忠实地阅读她们的作品，并且通过对她们的相互比照，重新发现每个人的特殊性。这并不是为了比较她们身上无法进行比较的东西，而是在三支乐曲必然能够产生的共鸣中，勾勒出20世纪文化的复杂性，以及女性最敏感领域的主要成分——生命、疯狂、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