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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为《光明学术文库》之《新颖的NOVEL--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论》，主要探讨了由于作家文体意识转型导致长篇小说在结构方式、叙述策略、审美心理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革。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长篇小说最为繁荣的时期，它以其全新的文体结构与文体修辞赢得了当时文学的核心地位，拓展了小说时空的叙述魅力。本书探讨了由于作家文体意识转型导致长篇小说在结构方式、叙述策略、审美心理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革。

序 

导言：文体惯例及其演变

一、文体与文体惯例

二、时空转型：长篇小说文体的质变

第一章 溯源：戴着镣铐跳舞

一、晚清与民初：犹抱琵琶半遮面

二、“五四”横空出世暨现代长篇60年

三、文体载道：戴着镣铐跳舞

四、与市场狂欢：90年代长篇小说面面观

第二章 有意味的时间形式

一、命运型结构：西绪福斯式的死亡

二、纪年型结构：在历史与现实间穿行

三、戏剧型结构：爆发与延伸

四、空间化的时间结构：曲径分岔的花园

五、成长型结构：青春之痛

六、现实与存在：时间形式的多重可能

第三章 另类播撒的空间形式

一、并置

二、和声：多语合弦

三、反讽：文化消解与狂欢

四、反思：语言的膨胀

第四章 言说虚构的文体修辞

一、新文人体：虚构力量的呈现

二、游戏体：戏谑·狂欢·对话

三、哀情似水·小调民谣

四、诠释体：折射的空间想象

五、装饰体：灵动的颤音

六、凸凹跨体：文体整合的极端形态

结语：敞开的未来

主要参考文献

跋

后记

一、晚清与民初：犹抱琵琶半遮面

20世纪20年代以前，西方列强的入侵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文学的变化尤为显著，长篇小说更是如此。此时期有两个变化阶段：一是晚清。明清以来的古典章回体白话小说由于受域外小说的影响，发生了一些变化。世纪初年，一场号为“小说界革命”的文学运动，揭开了中国小说史上新的一页。1902年，梁启超等人以《新小说》杂志为阵地，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掀起了小说革命。他把小说推到了文学之最上乘的高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惊世骇俗的。这一口号的倡导，既是师法域外文学的结果，又是晚清文学界求新求变的潜在需求。其中，“改良群治”是他们的启蒙要求，文体的变革又是呈现这种需要的直观形式。二是民国初年。此时一改晚清时代兴盛的政治及文化等的“维新”观念，理想贬值，政治昏天黑地，社会风气卑劣浮薄，人们沉溺于各色“情”种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之中，不能自拔。这种所谓“浪子加才子”的文学，既带有对封建传统名教或强或弱的离心倾向，又带有在殖民地文化中忽沉忽浮的病态成分，其文体形式更加柔靡俗艳，更多矫揉造作和滥调陈言。因此，晚清揭露社会黑暗的白话谴责小说、政治小说、适应各阶层阅读需要的文言翻译小说，以及民国初年的言情、滥情小说、黑幕小说等成为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的主体。它们虽然有着不同于古典长篇小说的表现形式，但并不具有我们所说的现代意味的长篇小说的文体意义。

有人曾描述过当时的盛况：“维新以来，小说蜂起，20年间盛衰之迹，有足述者。而其文体，亦前后迥异不同。第一时期其体似从东瀛来，开手往往作警叹之词，或谐其声，或状其象，当日《时报》中多载之。其思想之范围，多数以政治不良为其对象。第二时期喜以词采作引子，每节之首，骈四俪六，至为华美，展初年之《小说月报》可以见之矣。第三时期重词章点染，时海上杂志风起云涌，大有旌旗蔽空之概，一时载笔，争奇斗胜，各炫其才富。于是一时之作，典实累缀，不厌短钉。”

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长篇小说的文体格局：文白相间，各有短长。此时文体意识的醒悟应该说是中国长篇小说在未来的日子里走向发展与辉煌的前提。在晚清和民初小说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局面：既有浅显的白话小说，如晚清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趼人、刘鄂和曾朴，他们的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既直承古典小说的说书传统、章回体式，吸取方言中的弹词、笑话等通俗文学的营养，又将文人的诗词意蕴夹杂其中，情趣盎然，韵味隽永，为白话文体小说向更高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文言翻译小说更是一道可观的风景，《黑奴吁天录》、《鲁滨逊飘流记》、《悲惨世界》等等一大批译作长篇以迅猛的态势在前20年超越了白话长篇的创作，它们显示了西方文化受中国人欢迎的热度。早期的译作颇有人名、地名、故事情节全部中国化的倾向，甚至连作者也一概抹杀，这种“歪译”显然影响了作品的质量。后来的“直译”虽有诘屈聱牙的毛病，但毕竟或多或少地传播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尤其是一些新术语的输入，使小说文体才向未来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如“自由”、“文明”、“总统”、“国会”等等名词的引入，无疑发挥了启蒙的作用与价值。显然，文言翻译小说呈现了它与中国传统文体的承继关系。另外，当时骈文小说的流行，也是复古文体的代表。有些作家将骈文、方言纳入小说的创作之中，形成了民国初年骈文盛行的状况。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绛纱记》，徐枕亚的《玉梨魂》、《雪鸿泪史》等长篇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彼时文言小说文体的另一层面。这种小说无一不是“哀感缠绵，情词悱恻，呕心作字，濡血成篇”②，它既显示了中国诗文感伤传统的延续，又是作者让小说情节退到次要地位，突出表现技巧与文学语言的需求。应该说骈文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关注小说文体与语言的大胆尝试，但由于它把古文的对话、叙述段落与“骈四俪六”的文体方式结合起来，尽管辞采华丽，音调和美，却忽视了小说的基本特征，并不为小说增辉，反而使其弱点暴露无遗：长篇小说成了由一根微弱的情节线串起来的各类散文、韵文的集锦，堆砌词藻，卖弄典故，刻意对仗，无病呻吟。这一切正是“五四”作家所要推翻的封建旧文学的典型特征。

在文体选择上，晚清和民初作家面临两难的窘境。从理论上讲，白话小说自然更符合文学发展趋向，可白话的浅白却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现代思想的传播与小说美感的追求。作为自我封闭的书面语，文言有它难以克服的弊病：艰涩、僵化，远离现实生活；但它的雅驯、含蓄、合文法、有韵味，却又是当时虽生动但相对粗糙的白话所缺乏的。早期比较讲求文体美的翻译家、小说家埋怨白话难以传神达意，因而转用文言，不是没有道理的。但随着文学语言运动的日趋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大趋势，已经很少有人再公开拒绝白话小说，而是转入如何调和白话与文言间张力的讨论，并在多种主张下形成了小说创作与翻译并存的多体的存在。白话与文言之间的争执显示了文体惯例的动摇。但这些讨论集中在文体与政治及现实生活的关系上，而很少涉及小说的审美理想、思维方式及文化价值的关系问题。

民初小说在艺术格调上比清末有着明显的倒退倾向，但对传统的章回体、文言笔记体艺术格局的动摇和解冻上，又有着明显的前进，它们对长篇小说的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探索。如多以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为线索，有的以起讫随宜的章节，代替章回体小说回目必须对仗工整，每回大体有两个小高潮的固定程式；有的首开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以日记体呈现故事情节的转换，改变了说书人的局外叙述角色。在时空结构的转换上，也有了些微的改进：如能够以某种顺序的形式描述时间的相对变化，使时空产生由静变动的过程，像《新中国未来记》就写到了六十年以后的事情。有的从翻译的侦探小说中学得小说的倒叙手法，时间形式由一种顺向变为逆向，增加了小说时间表现的自由度，从此“倒叙”成为长篇小说创作的主要手段。有的以某种共时化的片断展现不同空间内人物的行为、表情与心理，形成了“瞬间化”的定格型小说结构。如周瘦鹃的《檐下》就以同一时间内(中午)、不同空间下(屋内、檐下)两对贫富不同的夫妇所展开的各异故事(贫则安，富则吵)，烘托出对比鲜明的戏剧效果。

但这种文体的变化只是局限于小说个别语言及叙事体式的改良上，从整体上看，此时期的长篇小说依旧遵循着“以全知视角连贯叙述一个以情节为结构中心的故事”的叙事模式，并未从根本上廓清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在叙事机制、创作心理及社会文化所形成的文体规范。因此同“五四”新文学运动相比，依然存在着质的缺陷。但它毕竟为20年代以后出现并发展的具有现代特质的长篇小说文体开拓了视野。  P11-14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长篇小说最为繁荣的时期，一大批优秀长篇的问世支撑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大厦，并为文学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但与长篇小说创作的这种繁荣局面相比，对长篇小说的研究则要逊色许多。不仅许多长篇小说文本没有得到及时而有效的阐释，而且更重要的是关于长篇小说的许多理论问题没有能够得到认真的清理和总结，以至于长篇小说本身也变得面孔暧昧、矛盾重重。文学界一直在期待和呼唤着能对90年代长篇小说进行扎实、系统、严肃、认真探讨的理论著作。而在我看来，王素霞的新著《新颖的“NOVFL”——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论》正是在此领域一部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它对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的研究，视角新颖，用力深厚，对推进90年代长篇小说研究的深化做出了值得称道的努力。

王素霞是我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她在硕士阶段研究的是中国“五四”文学，博士期间转向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应该说这种转变难度很大，对她的要求也很高。这表现在，首先，她需要在文学理论特别是最新文学理论素养的培养上下更大的功夫；其次，她需要大量“恶补”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我的观点是，一个当代文学的博士生，如果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量达不到一定的程度，如果不具有追踪当代文学现场的超强能力，是无法合格地完成博士学业的。王素霞是一个很要强而且很有理性的人，她知道自己的不足所在，因而总是忘我地苦读，以求弥补自己的局限。我记得，在正式入学前的那个暑假，在和我谈了一次话之后，她就一下子借回去了几十本文学理论的书籍和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作品，并在假期里全读完了。读博的三年里，她更是在读书上花了大量的工夫，不仅理论积累和理论思维发生了质变，而且对文学文本的占有量更是达到了令我吃惊的程度。而这恰恰为她以后对90年代长篇小说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素霞本身就有很强的文学悟性，对文学作品的感受能力很强。在对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进行研究时，我希望她能首先立足于扎实、细致的文本解读，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寻求理论上的建构与突破。从现在书稿的完成情况来看，她很好地实现了这个目标。全书共四章，外加“导言”和“结语”。导言部分梳理长篇小说文体的惯例及其演变，总结了古今中外文学理论对于长篇小说文体的认识，并提出了自己分析长篇小说文体的思路和着眼点。第一章则追溯了20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文体的演变史，既考察了小说本体的流变。又探讨了这种流变背后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完成了在一个复杂的系统场域中对文体意识的阐释与认识。书稿最为精彩的是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二章对长篇小说文体建构中的时间形式的研究，第三章对长篇小说文体建构中的空间形式的研究，以及第四章对长篇小说文体修辞的多元化态势的分析，王素霞都下了真功夫，花了大力气，许多观点尖锐中肯，发人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在我看来，确实代表了对于90年代长篇小说研究的前沿水平。更难能可贵的是，整部书稿文风极其扎实、严谨、厚重，大量的文本分析既显示了作者不俗的文学解读能力，又使得全书的立论可靠、稳重，论证充分而不花哨，创新而不轻飘，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文本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本书的语言也极有个性和特色，感性、细腻而灵动的语言风格，使全书读来清新可喜，流畅自然。没有因为理论的艰涩和对理论的生吞活剥，而牺牲语言的美感和文学性，在我看来，这是特别应该肯定的。因为，很多时候对理论的狂热，常常是以牺牲我们基本的文学判断和文学阐释能力为代价的，如何把理论真正转化为研究者的文学血液一直是中国学术界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大问题。

当然，如果严格要求的话，《新颖的“NOVFL”——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论》这部书稿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在理论上总结、提炼的空间也还很大。但瑕不掩瑜，对王素霞来说，这部书的出版确实是她学术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她对中国当代学术事业的一个重要贡献。她对文学、对学术始终怀着敬畏之心和执着的热爱。如今，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她又站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学术起点上，我有理由期待她在将来的学术道路上创造更大的辉煌，并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作为她的导师，我由衷的祝贺她，并祝福她的美好未来。

是为序。

当往事已化为一缕轻烟缓缓上升的时候，一杯茶也许是最好的消遣，它可以淡化那即将飘逝的记忆，也可以加深、加重那轻袅的风姿。事实果真如此吗?不知道，只是一种感觉。当我写下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件东西似乎已离我远去，走得那样轻，那样快，那样的不留痕迹；而当我停下来的时候，钟摆并没有跟我一样歇息，于是，就有了这些年的喧嚣与宁静，有了冲到笔上的陌生与新奇。

我非常感谢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它带给了我理想与激情，并让我难以释怀；我也拥有怀旧的情结，它播撒在90年代的时空长廊里，带给我生命的魔幻与惊奇。我是一个期待并相信奇迹的人，不管期间的道路有多艰辛。每当我回首求学那段时光的时候，总要心存感激，感谢引导自己走上学术道路的两位导师朱德发教授与吴义勤教授，他们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创新、从容的治学品格，平和恬淡的人格魅力将始终在我心里形成一种参照。如果说。从踏上学术这条道路的那天起，我就比其他女孩少了许多快乐、许多自然的话，从那天起，我也多了不少她们所没有的思考与自由、执著与坚韧。换句话说，我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了青春。尽管埋头书本的日子会比购物游玩的时间长很多，尽管单调、枯燥的阅读与写作已占据了我几近全部生活，但我始终坚信，这一切就像曲径分岔的花园一样，透过我的想象通往了无限可能的未来。我在这种想象中参预了自己的生命叙事，点点滴滴，就像本书的写作一样，漫长。

关于本书，我曾在几年前写过心得，但不小心，它与那台随我漂泊的电脑一起，坏掉了，再也无法找到一丝印痕。现在，我只能说，它是我生命存在的一种见证，是我多年来思索的一种结果。对小说语言的关注，对小说叙事的关注，对小说文体的关注，它们一直是我探寻文学本质的方式，可能会有些偏颇，但我愿意将这种关注与文学本身联结在一起，与我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更与我的言说方式联系在一起。我曾经努力地将目光注视于文学的外部，比如：文化、思想、心理、原型、人格、哲学等，它们培养了我的学术思维，积累了厚重的思想理论，从真正意义上铺垫了我的学术基础，后来的转型也是基于这一积累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上述这些视角已不足以完满表达自己对文学本体的认识与渴求，思考的背后心理总有些不踏实，似乎总在剥文学厚厚的茧子，而其核心并不清晰。同时，身为女性的敏感与敏锐常常隐藏在那一整套厚重的学理之后，呈现出来的学术面孔也不能令我自己叹服，尽管有理论或理性的深度与广度，但缺少生命的支撑。而这种生命，一方面是对文学本身的体认，另一方面，是给自己找到合适的叙述话语，并以自我个性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难忘1999年的那个夏天，它的炎热并没有罩住我对文学探求的激情，就像本书《序》中我的导师吴义勤教授所说的那样，那次谈话以及随后的那场阅读，带给我的是一次文学思想的革命及思想叙事的革命。从那时起，我便逐渐找到了一种将文学评论与自我言说融汇在一起的方式。在那里，小说叙事既与文化、思想、哲学有着根本的差异，又与它们牵着千丝万缕的勾联；而对它们的阐述与评判则上升到一种文学内外不可分割的学理高度，既有对文学史现象及文学史叙述转型的再认识，也包含对小说文本叙事与文化意义的透视与呈现。其中，对小说文体的重新考察便成了自己潜在的学术动力，由此写出了大量的小说文本分析。如考察余华、孙甘露、韩少功、阎连科、阿来、潘军、王安忆、陈染、虹影、王小波、徐坤、王朔等作家长篇作品对小说叙事学的贡献；而对一些文坛现象，像文学史叙述方式的变革、“70年代人”的文化意义、先锋作家对西方叙事学的“拿来”与转换、女性叙事的意义等等，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当然，对文本的细读并没有停止我对小说文体理论的探索，相反，它激起了我追根溯源的野心，久经磨砺便形成了今天这本不成器的著作。

如今，这本小书也要离我远去了，它的离去既是我精神上的解脱，又是心理上的惶恐，好像自己初踏深圳土地时一样，不知未来的命运如何。但我相信，它的离去又是一次新的开始，我的生命还会再次融入自己对文学对人生的全新思考，还会在思考中想象未来存在的多重可能。

感谢深圳大学提供出版基金为我圆了一个梦想。

感谢深圳大学社科处吴俊忠教授、文学院吴予敏教授和陈继会教授及社科处刘懿萱老师和其他热心老师对本书所提出的中肯的修改意见，还有我的领导留学生教学部主任郁龙余教授多年来对我科研与教学工作的支持。在此一并谢下，虽然言词微弱，但内心的诚意永存。

同时，还要感谢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田苗老师，她的认真与严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想象，她的工作精神就像她那美丽的名字一样，永远散发着活力与激情。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支撑了我的学术生命，是我永远的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