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品位极高的、经过升华的哲理文字,是作者对他那个时代的哲学、文学、政治和社会等许多领域现实问题思考的结晶。“单行道”是一个譬喻。之所以叫“单行道”,阿多尔诺在他编选的《本雅明文集》的导言中曾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哲学兴趣针对的完全不是无历史的存在,而恰恰是在时间上最确定的、不可逆转的事物。因此题目叫做‘单行道’。”
本书中含有格言、笔记和杂感等各种形式。它的语言晦涩,寓意深邃,往往令人反复咀嚼思之再三仍不得要领。当然,作者有时也幽默得让你捧腹;有时也一目了然,让你兴趣倍增;有时也勾起你的童年回忆,让你感慨不已。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大,却要求你拿出高度的耐心和全部智力才能发掘出文字的底蕴。插入语和副句的巧妙运用,把原始森林般的德语语法发展得淋漓尽致,常常见首不见尾,让你一人林中就迷失方向。不过,当你努力走出来以后,他会给你一份特别的喜悦。而引语、外来语和各种典故,则“像路边的强盗,他们全副武装地突然出现并抢走悠闲者的信念”,给读者和译者设置了重重障碍。
听到本雅明的死讯后,他的挚友布莱希特说:“这是希特勒给德国文学界造成的第一个真正损失,”当时本雅明并没有什么名气,有布莱希特那种哀痛感的人寥寥无几。
今天,本雅明已在知识界被广泛阅读。他的著作涉及文学评论、语言学、哲学、历史等诸多领域。——本雅明是一位独特的思想家。
《单行道》是一本很难归入某一类别的书。所收数十篇文章大多短小精悍,文笔诡异,奇思异想中闪动着智慧的灵光。这种断片式的文风可追溯到尼采、施莱格尔、拉罗什福科,直至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作者。
加油站
生活的结构目前更多地取决于事实的而非信念的威力。而且是取决于这样的事实,似乎它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变成过信念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文学主动性不可能要求在文学的范围里发挥作用——更确切地说,这是文学不育性的通常表现。重要的文学的影响只能在行动与写作的严格交替中才能产生;它必须在传单、小册子、杂志文章和广告中创造出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形式,相对于书籍的苛求而又无所不包的姿态,这些形式能更好地在行动的团体中产生影响。只有这种反应迅速的语言显示出此时此刻能胜任自如。观点对于社会生活这部巨大的机器来说好比机油;人们不是站到一台涡轮机前用机油浇它。人们只是将其中的少许一点点儿注到那些必须熟悉的、被掩盖着的铆钉和缝隙上。
早点铺
一种民间的习俗告诫说,早晨不要空着肚子诉说梦境。在这种状态下,醒来的人实际上仍然处于梦的魔力之中。也就是说,洗濯身体只能唤醒身体的表面及其可见的运动功能,而灰色的梦境即使在早晨盥洗的时候仍然顽固地留在更深层,甚至牢牢地粘附在醒来后第一个小时的寂寞中。谁要是怕和白天接触,不管他是怕见人还是为了内心的宁静,谁就不想吃东西并鄙弃早餐。他以这种方式回避夜与昼这两个世界的断裂。如果不能在祈祷中做到这一点,那就只有小心翼翼地通过焚烧梦境来表明把精力集中于早晨的工作是正确的,不然就只能导致生活节奏的混乱。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说梦是灾难性的,因为一半仍然忠于梦境的人在言语中泄露了它,并不得不等待它的报复。更近代的说法是:他出卖了自己。他已经长大,不再需要做梦的幼稚来保护,这时候他触及了没有优势的梦境并泄露了自己。因为只有从彼岸,即从明亮的白昼出发,梦境才可以从占优势的回忆中被说出来。梦的这个彼岸只有在另一种净化中才可以达到,这种净化类似洗濯身体,但却又完全不同。它是通过胃来进行的。空腹的人说梦就像说梦话似的。
113号
那些含有形体的时辰,在梦的大厦中流逝。
半地下层
我们早就忘却了礼仪,我们生活的大厦就是在这种礼仪下面建筑起来的。可是,当它应该被攻占并已被敌人的炸弹击中时,还有多少藏在这墙基里使人耗尽精力的、怪诞的古物没有暴露出来啊!那些没有全部被咒语埋人土中并被牺牲的东西,下面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珍品陈列室,那最深的井穴保存的最平庸的东西。在一个绝望的夜里,我梦见自己和小学时的第一个伙伴迅速地重温了兄弟般的情谊,虽然几十年来我已经不认得他,在这个时期也几乎想不起他。可是,醒来之后我明白了:那绝望像一颗炸弹似的揭示出来的东西,是这个人被砌人墙里的尸体和他应该做的事情:不管谁在这儿住下,都不应该和他有丝毫雷同之处。
前厅
参观歌德故居。我想不起来梦中看见的那些房间了。只记得那里有一条粉刷过的走廊,像在一所学校里一样。两个上了岁数的英国女游客和一个男管理员是梦中无足轻重的人物。管理员要求我们在来访登记簿上签名,登记簿摊开着放在走廊最外面尽头的一个窗台上。当我走过去翻阅登记簿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名字已经歪歪扭扭地画在上面,字很大,一个笨拙的孩子的笔迹。
餐厅
在一个梦中,我看见自己在歌德的工作室里。那个工作室和他在魏玛时期的工作室迥然不同。首先房间很小,只有一个窗户。写字台的横头顶着窗对面的墙。已届耄耋之年的诗人正坐在桌前写作。当他中断写作,将一个小花瓶,一件古雅的器皿作为礼物送给我时,我就站到一边去了。我在手中转动着它。室内闷热之极。歌德站起来,和我一起走进隔壁房间,那里一张长餐桌上已经为我的亲戚们摆好餐具。可是,我点数的时候发现,那好像是为更多的人准备的。也许连祖先们的位子都有了。在桌子右边的顶头,我在歌德旁边就座。宴席过后,歌德要站起来,显得很吃力。我用一个手势请求他允许我扶他一把。当我触摸到他肘部的时候,我开始激动地哭起来。
P1-P4
一九九八年六月,我忽然接到诗人贝岭先生打来的电话。他希望我帮他翻译德国作家本雅明的《单行道》。
贝岭在他主编的纯文学人文杂志《倾向》创刊号上,刊登过该刊副主编、作家石涛先生从英文转译的这本书的节译和美国著名女作家苏珊·桑塔格的英译本序。贝岭先生说,读者很喜欢这篇文字,尤其是作家圈内的朋友,希望我能把其余部分译出。
本来我也只想补译那些没有译的部分,但在翻译过程中,我感到那样有不少问题。为了保持译文风格的一致,我想还是应该有一个译自德文原文的全译本。后来,我看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北成先生著的《本雅明思想肖像》一书第八章基本上是根据石涛先生的译文写成的。所以,我感到一个德文原文的全译本就更有必要了。
我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石涛先生的节译,对于理解那部分原文多有启发,在这里首先向他表示感谢。作为敢于问津这部令人望而却步的艰深之作的第一人,石涛先生值得尊敬。
关于这本书的译名,我认为,Einbahnstrasse(单行道)是交通规则里的一个专门术语,通常说“单行道”或“单行线”。虽然石涛先生的译名(译为《单向街》)带有几分朦胧,引人遐想,但我还是主张直译为“单行道”好。正当我在为这个译名动脑筋的时候,分别从女作家龙应台的作品和《柏杨回忆录》里碰到“单行道”三个字,因此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译完《单行道》并阅读了本雅明的生平后,我才初步理解书前那几句甚至也颇令有的德国学者费解的献词。原来,那是本雅明的一段爱情记录。一九二四年,本雅明在意大利认识了来自苏联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布尔什维克阿丝雅.拉西斯,两人一见钟情,一九二六年重逢时,他将《单行道》这本书赠给她并题写了那段献词。献词透露出爱情在作者那段人生之路上曾起到工程师般的作用,帮助他打通了“筑路”途中的一切障碍。这本书首先在报纸上连载,一九二八年才出单行本。
显然,“单行道”是一个譬喻。可是,这本书为什么叫“单行道”?献词和正文里都没有交待。阿多尔诺在他编选的《本雅明文集》的导言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哲学兴趣针对的完全不是无历史的存在,而恰恰是在时间上最确定的、不可逆转的事物。因此题目叫做‘单行道’。”
《单行道》是一部品位极高的、经过升华的哲理文字,是作者对他那个时代的哲学、文学、政治和社会等许多领域现实问题思考的结晶。
《单行道》含有格言、笔记和杂感等各种形式。一般人都把这本书归入格言集。甚至作者本人一九四○年也曾经称《单行道》为格言集。其实,这本书很难归入任何一种文体。阿多尔诺在“本雅明的《单行道》”一文中说,应该把这本“极不平常的”书称之为“思维图像(Denkbilder)”集。还说它“更像是胡乱涂写的画谜”。苏尔坎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由欧辟茨编选的本雅明读本就把这部作品归在“画谜”栏目下面。西方人所说的画谜,是将一个图像掩藏在看似混乱的图案中。不费一点心思,人们很难发现它。作者在这篇罕见的作品中殚精竭虑,反复推敲,像制造画谜那样把主题隐藏在文字的最底层。
这本书以罕有的质量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后来的另一部作品,描绘法国全景的《巴黎拱廊街》(Parise,Passagen)与这本书类似。
《单行道》的结构非常独特,类似电影蒙太奇,是一种带有冒险性的尝试。阿多尔诺称:这本书的“技巧与赌徒的技巧有亲缘关系,本雅明感到自己是个赌徒,总是一再地冥思苦想赌徒的形象。”还说,这本书中隐藏着一种令人“震惊”的东西。众所周知,赌徒的心理是一心想赢,而且必须敢于冒险。他的运气不错,他成功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本雅明不但惜墨如金,喜欢使用冷僻词汇,而且在有意无意中不时地做一些文字游戏。读者一不留神,便会落人他的文字“圈套”之中。因为一个字母之差便意义全非。所以,作为译者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那些不断出现的多义词汇,令人感到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稍微自以为是,就可能犯下一个理解上不可饶恕的错误。至于作者自己创造的词汇,那就非根据上下文来判断并多多请教德国的有关专家不可了。
《单行道》的语言晦涩,寓意深邃,往往令人反复咀嚼思之再三仍不得要领。当然,作者有时也幽默得让你捧腹;有时也一目了然,让你兴趣倍增;有时也勾起你的童年回忆,让你感慨不已。但更多的情况却是诘屈聱牙,转弯抹角,像十四行诗的换韵,似中国江南园林的九曲回廊,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大,却要求你拿出高度的耐心和全部智力才能发掘出文字的底蕴。插入语和副句的巧妙运用,把原始森林般的德语语法发展得淋漓尽致,常常见首不见尾,让你一人林中就迷失方向。不过,当你努力走出来以后,他会给你一份特别的喜悦。而引语、外来语和各种典故,则“像路边的强盗,他们全副武装地突然出现并抢走悠闲者的信念”,给读者和译者设置了重重障碍。
毋庸讳言,在翻译过程中,我深感自己德语和汉语功力浅薄。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五个多月时间才完成初稿,深感这本书属于最难翻译的德国文学作品之一。圣诞节前夕,我就一些疑难问题打长途电话请教波鸿大学的博拉赫教授。他说这本书是一本极其艰深的著作,对德国学者来说也很不容易。他问我,这本书在哪里出版,给多少稿费。当他听说每千字只有二十马克的稿费时停顿了一下,然后不无感慨地说:“李先生啊,李先生,现在世界上人人都在为钱而工作,只有你不是这样。这本书的稿费一千字一千马克还差不多。”我笑着回答道:“是呀,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算是我对德国文学的奉献吧。”他的话虽是戏言(并不夸张),但却肯定了这本书的难度。
由于贝岭先生再三催促,我于一九九九年一月将初稿寄给他。夏天,他再次来德国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要求进一步修改。
此后,我一边忙于找房子搬家,一边谋生存,有半年时间几乎无暇顾及这本书的校订工作。今年五月以来,才有了大块的时间。这两个多月,我把时间差不多全部用在校订这本书上了。我曾整天地同德国的专家、学者进行讨论,打电话写信,再三地请教熟悉的朋友和同行。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现在基本上“打通了”这条“单行道”。
在《第七个十字架》一书译后记中,我曾经提倡翻译的原则应当是尽可能准确、流畅、接近原文风格。这三个词也许比过去崇尚的翻译标准“信、达、雅”三个字更明确,更科学。在翻译本雅明的时候我也尽可能地遵循这个原则。至于拙译是否接近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一个水平问题了。我不敢奢望完全准确、流畅地传达了原文的全部妙处并保持了本雅明的风格,它肯定还有些“坑坑洼洼”,但读者对这条单行道可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印象了。
我确信,这本小书将会像中国古代的名画那样被打上一代代收藏家的印记。这本书第一版由德国恩斯特·罗沃尔特出版社于一九二八年在柏林出版。此译本根据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十三版译出。原文无注释,译文脚注全部为译者所加,法文引文请旅居巴黎的法国文学学者李清安先生译出。书中的疑难之处,请教了许多位德国朋友,如:博拉赫教授(Prof.Dr.Manin Bollacher),瓦格纳教授(Prof.Dr.Frank wagner),费路教授(Prof.Dr.Roland Felber),李伯曼夫人(Frau Liebermann)和翻译查贝尔先生(Egon Zabel)等人,恕不能一一列举,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本雅明曾经说过:“对于批评家来说,他的同行是更高一审法院。不是公众。更不是后世。”因此,我希望同行提出更多的批评指正。
李士勋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于菲尔斯滕瓦尔德 二○○一年十月十五日校订完成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