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阅读柳美里的作品，有「惨不忍睹」的感觉。

柳美里写作经验长达16年。在早期的许多小说作品中，不乏大胆露骨取材自己的破碎家庭、被欺负、性骚扰、自杀经验等。而她冷淡漠然又鉅细靡遗的笔调，彷彿一把锐利冰冷的解剖刀，在观众面前血淋淋地解剖著自己。她不平静的一生，全都成了写作的素材。很早就弃柳美里而去的原生家庭，留给她的最大财產竟是过去悲惨的经验。近年来，她以私小说的形式，写下自己未婚怀孕，并与罹癌挚友东由加多共组家庭的经过。

在日本，以揭发自己隐私為小说题材的作家不在少数，柳美里的作品也有两极化的评价。不过，旅居日本超过22年、翻译多本柳美里作品的译者章蓓蕾认為，柳美里得到芥川奖后却仍创作不輟，是奠定她在日本新生代作家中不可取代地位的重要原因。

《家庭电影》是1997年芥川龙之介文学奖获奖品，描写的是一个早已支零破碎的家庭在20年后又汇聚，只为一直扮演色情片角色的妹妹要改头换面，想从拍家庭纪录片重新来过。于是父母子女重聚一堂，剧本虽然是写好的，但总有新的冲突，总不缺乏新的悲哀。 《盛夏》写的是一位与有妇之夫的中年男人同居三年后离家出走的女子。《涨潮的时候》讲述了一位因为转校遭到欺负的小女孩的故事。

家庭电影

盛夏

涨潮的时候

闪光使我眼前变得一片漆黑，视网膜上细小的光粒浮游起来。一道影子像被台球杆猛然顶击出的台球一样，从正门大厅里冲了过来。原来是我的爸爸、妈妈、弟弟，还有妹妹。

我恨自己的反射神经如此迟钝，为什么不一下子逃离此处，却偏偏站在台阶上一动不动。妈妈迅速跑到我的面前，极为夸张地张开两手紧紧地抱住了我。爸爸伸出青筋暴露的双手握住我的右手，猛烈地晃动着……弟弟和妹妹则用美妙的低音部与高音部的和声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弟弟在高中里是吹奏乐队的成员，妹妹在辍学之前一直是教会学校圣乐队的一员。我感到气愤和不解，扭动着身子，试图从妈妈的双手中挣扎出来以对自己周围发生的一一切做出判断。这情景，在别人看来，就好像我和妈妈在跳着交际舞。

正门两侧打出的高强度灯光，映照出事隔二十年齐聚一堂的一家人。摄影机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然后缓缓地向后移动。我以前在平面设计专科学校里参加过电影的制作，还到过公司拍摄广告片的现场，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了，那摄影机是装有斯坦尼康减震器的ARRI 3型。我迅速地数了一下，摄制组总共八个人，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却不像是业余的个人影片制作。院子里的树丛中，可以看到手持吊着话筒的竿子的男人，他脚边还有个操纵NAGRA录音机的录音师。

“我的生日是下个月。”我有气无力地说。“现在不是在拍电影吗?!”母亲尖叫道，同时把她的乳房抵在我的胳膊上。母亲乳房(那是她说要纪念她四十五岁的生日而毫无顾忌地接受了丰胸手术之后的乳房)里的硅胶的感觉，使我不寒而栗。我环视了一下抱着胳膊站在一旁的男人们，试图找出谁是片山导演。就在这一瞬之间，我的心头腾起一股怒火，我挣扎着，试图甩开父亲和母亲的手。“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发出了尖厉的喊声。所有的人都像停了电的马达没了声响一样，停止了他们的动作。

“好，停!”一直守在摄影机旁、跟着摄影机动作的男人不慌不忙地喊了一声。我还以为他是导演助理呢。父亲和母亲没有再看我，从我的身边走开。弟弟两手捧着一个盒子(那盒子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装生日蛋糕的：)，坐在了台阶上。妹妹嘴角上流露出轻蔑的冷笑，面对面地冲着我。

“有人找林小姐。”一个多月以前，前台秘书转来一个内线电话。可是，那天我没有任何的预约，这使我感到有些奇怪，于是我便问是谁。原来是我的妹妹羊子。在此之前，妹妹从来没有和我郑重其事地商量过什么事情，到我的公司来这也是第一次。她也许是因为用信用卡买衣服，钱超支了，来向我借钱?她要是借了无担保高利贷的话，那么五万日元、十万日元，肯定是打发不了她的。不管怎么说，我估计她肯定是因为手头紧了才来的。

十年以前，妹妹高中刚上了一年，就退了学，去考小剧团的演员，结果考上了。当时，我画油画遭遇到了挫折，正在上专科学校。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到底买了多少次她的票，反正看了多少次以后，她成了主角，并且一下子就成为了那些追星的女孩子追逐的对象，经常被堵在后台的入口。两年前，她辞去了剧团的工作，成为了签约的演员。她主演了两部AV①，偶尔接一些广告片里面的群众演员的角色，除此之外，她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作。她的生活费，好像都是靠在路上发送面巾打零工赚来的。半年以前的一场试演，使她奇迹般地一跃而成为了单本电视剧的二号人物，在社会上颇为轰动了一阵子。可是，电视剧正式播映之后，却没有任何反响，这使她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一直以为她已经无意再走女演员这条路了。

妹妹告诉我说：那个电视剧的导演片山准备拍一部电影，女一号决定由她来演。“那够棒的。”我姑且祝贺她一下。可是，那电影本身还是让人生疑。另外，我也弄不懂她为什么要跑到公司里来和我谈这种事情。于是，我催她说下去。“问题的关键在于剧本。电影靠的就是剧本。我和他随便聊了聊咱家的那些事，结果片山那家伙还真上心了。他说他要拍一部电影。既不是纪实性的、也不是虚构性的，既能够突破原有界限，还要具有划时代意义。”妹妹一口气没停地说了下来，然后盯着我的脸问：“明白了?”“也就是说，姐姐你也要参加拍这部电影。”她兴奋地踢动着双腿。我花了一分钟才弄明白她的这番话。“你是说让我拍电影?”我望着越发显得兴奋起来的妹妹的眼睛，问：“他们也参加?”“是啊。那是当然啦。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他们都同意了。家庭这东西，说到底，不就是演戏嘛。所以啊，没有任何问题。”妹妹咯咯地笑了起来。那笑声和她小时候的笑声十分相似，让人不由得想念起那段时光。

爸爸和妈妈分居已经有二十年了。妈妈现在仍然和一个叫藤木的有妻室的人交往。妈妈作为家庭成员拍这部电影，如果说是真的话，难道她和藤木已经分手了?我觉得，即使说这部电影能够拍成，但是能够上映的可能性也是近乎于零。渐渐地，我感到如此兴奋地叙说着的妹妹有些可怜。  ‘

之后两三天我还惦记着这件事情。但是，妹妹却没再和我联系。我以为这事情算是彻底黄了。对于眼前这番情景，我就像是那种围观外景拍摄的好事者一样，只有呆呆地望着，不知自己应该干什么。片山头上戴着棒球帽，身上穿着羽绒背心，张口问了一句：“怎么样?”“我们这儿行了。”摄影师没等片山说话，就往放着器材的玄关走去。片山脸上挤出一点笑容，走到蹲在盆景前面戴着耳机正在听录音的录音师身边。录音师一边在听声音，一边抬起头看看片山。举着录音杆的男人和摄影灯旁边梯走，千万别出声音啊。”“你们要按照素美说的办啊。”母亲右手抓着副导演的手腕，左手的食指放在嘴上嘘了一声。副导演没有说话，给了手势，摄影组的人露出疲倦不堪的游击队员的神情，走上了楼梯。

我们一家人和片山上了电梯。弟弟用下颚蹭着生日蛋糕盒子外面的红带子，眼睛死死地盯着不断变化的楼层显示。电梯在七层停了下来，“太准了。”弟弟看了看我的脸，说：“一层是一、二、三、四，也就是说是两秒。所以要是到七层，只要数二十四下就成。姐。”说着，他把蛋糕盒放在膝盖上，按住“开”的按钮。可是没有人下。“该爸爸先下。”妹妹的声音就好像是动画片里少年的声音。父亲刚走到走廊，就立刻停下了脚步，说：“爸爸不知道是哪个房间。”我告诉他房间的号码，父亲才用手摸了摸帽檐，迈开步子。

父亲以前每次出门前，都要从箱子里拿出几顶帽子站在穿衣镜前反复试戴，而且总是问“人家都说我像阿兰一德龙，我有那么像吗?”每次，妹妹都对他说“爸爸像极了”。有一次，我们一家大概是去野营。父亲站在岩石上，说：“其实我最像奥迪·墨菲。”听到这句，母亲用勺l子敲着饭盒讥笑起父亲来。因为父亲每看一次外国电影，就要买一顶帽子。

母亲总是说自己离开家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父亲的暴力和他疯狂赌马。当我问她“那第二个原因呢?”的时候，她总是恶狠狠地说“他太抠门了”。后来，她曾经对我说过，有的女人和傻男人结了婚，就以为万事大吉了，结果自己变得比丈夫还要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