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里的文字，收入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到近期，作者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在国内外期刊书报上发表过的一些作品，既有偏向历史和过去的题材，比如从晚清甚至十八世纪到文革乃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主题，又有冷战后或全球化以来的文化现象。全书各篇文章的风格不一，既有枯燥堆积材料的学术研究，摆“争论脸”的文化和历史批评，又有缺少注脚任意发挥的文学电影评论和随感式的小文。

不过，全书有一个主题思想要阐述，那就是对于“家园”的寻求和渴望。作者所说的这个“家园”有点像是对人类世界一切理想和梦想的组合，比如是“好社会”、欢乐、“自由世界”、“大同世界”、“博爱”，乃至“净土”和“涅槃”的组合。虽然说起来虚虚的，还有点酸，但作者相信在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这样一个家园——一个心灵的家园、文化的家园，人和他人以及所有生命和谐共处的家园，也是个人的家园。

由于命运和经历，作者这一代人可以说生活在比个体生命长得多的历史时段、来往于比故乡宽广得多的不同地域。从十八世纪的世界景观、帝国主义的临门、晚清的现代、“五四”的新、社会主义改造、后“文革”，到如今的全球化，都是他们的当前时代；从城市到乡村、从大洋彼岸到此岸，都既是又不是他们的近邻。于是，若一定要为“家园”划个范围，那将是整个世界，若一定要为“家园”找个源头，那么她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

正因了“家”的广大，作为文化研究者，作者认为，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中国文本中那些热爱大同、执著生命的理想本可以完善一个关于“家”的想象；然而，中国语境进行的对人类物质和精神资源的耗损却造成了对于”家园”的威胁。更有几人愿意承认，这遭受威胁的“家园”不仅是欧洲人、美国人、拉美人、非洲人或东欧人、印度人的财产，也是自己的和子孙后代的过去与未来？

此书便体现了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独到探索。

第一辑 你来自哪一个“现代”？

第一章 “新”与“变”之外：体系的历史与反体系的历史

第二章 “世界主义”景观与双重帝国边界上的都市社会

第三章 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

第四章 什么不算现代：甲午战争前的技术与文化——以江南制造局为例

第五章 什么不算科学

第二辑 你属于哪个主体？

第六章 中国人与世界人之歧异

第七章 性别表象与民族神话

第八章 《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

第九章 荒野中弃儿的归属：读莫言创作

第十章 记忆与遗忘的置换：读张洁

第十一章 苏童的“家史”与“历史”写作

第十二章 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

第三辑 你要去哪个未来？

第十三章 人，一份尚未完成的试卷

第十四章 轿车梦酣——“平等”而“发达”的沥青幻境

第十五章 后社会主义与全球化的交叠——与薛毅谈

第十六章 后社会主义和全球流浪：笔记数则

后记

实际上从很早开始，朝野内外以及受教育阶层对洋务运动的褒贬就既包含对清廷政策的批评又囊括了对“外国政府”政策的分析。这些批评中不仅有反对变革的声音，也有催逼清政府进一步改革的意见。到了十九世纪末，清朝结束了官办企业对现代工业材料和机器生产的垄断，而由李鸿章倡议制定的、以在同中外对手的竞争中保护官办企业为目的的“十年专利”政策，也于十九世纪末被废止。十九世纪下半叶，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每当新的帝国主义势力企图把新的世界秩序加之中国，这类对清朝外交政策和世界强权的批评就会得到更多的表述。1884年的中法战争毁掉了整个南洋舰队，朝野中批判不满之声也随之达到了高峰。在某种意义上，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改良计划乃是长期积累的批评不满变得明晰化的结果。二十世纪初，对于洋务运动的批评已经转向了更为政治化的、针对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合谋来决定中国人民及国家之命运的批评。中国明清史上对国家政治和问题的异议及内部批评本有其自身的传统，但在晚期出现的对清政权的这些新批评中，一个前所未有的事实是：批评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中国的“内部”事务而是指向了国际事务。这种新的批评视野带来的新主体，就是清帝国权力的变节者和反叛者。正是后者给上海城市景观带来了新的活动、赋予它新的意义。

如果不是有特定城市空间的保护，这些新的批判声音是不可能得以实现的。毫无疑问，张园就是这类都市空间之一。对城市空间的使用在清代一直是一个和政治文化密切关联的问题。清代统治者对都市空间是否秩序化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因为在城里聚集大量人众这件事本身，便潜在地威胁了设置在城里的各级政府。因此清政府著名的法令之一乃是不得在城中以任何形式“聚众”。然而，上海却成为了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都市中的一个例外，部分是由于上海的外国人社群对于清政府的禁令并不怎么积极合作。同时，由于租界当局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一直在寻求扩展租界的面积，在中国居民和租界当局之间一直不断发生着同土地及空间有关的冲突。除了要扩展租界、越地筑路外，租界当局还想把公共空间种族化，禁止中国居民进入位于外滩的黄浦公园。此外，由于上海房地产市场的上扬，而大部分房产又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上海跨文化的城市空间便同时受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和东南亚新资本的影响。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园就变成了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一个相对少有的大型内景式、有跨文化特征的城市空间，一个为数有限的、公众可公开进入的城市空间。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张园成了上海社会多种活动共同借用的场所，既被用来举办公众娱乐活动，又被用来进行政治和文化活动，既是私人游玩的景观，又是社会团体集会和公众集结的场所。

到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张园已经成为新觉醒、新出现的政治批评意识的摇篮。在张园组织的种种活动中，既包含了对跨国资本主导的国际政治的反抗，又包括了对清政府的种种政策的不满批评。洋务运动失败后蜂起迭现的各种协会、会党组织，给张园带来了新的都市主体和新的都市活动。张园从一个公众娱乐的处所变成各种会党、协会、正式及非正式组织的活动地点。这些会议和集会的主题各异，包括建立反清或革命的民族主义组织，举行公众演讲，举办同乡组织会议，督促清政府抵抗法国军事力量，以及讨论俄国在中国东北部的野心。这些集会规模不等，既有不足一百人的，也有上千人的。表1从《近代上海大事记》中摘取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发生在张园的部分政治性活动，尽管不全面，但可一窥当时张园的公共用途。

这些活动所显露的批判锋芒和不同政见是张园这些聚会之最引入注目的特征。组织者和演说者大多是激进的反清活动家、知识分子和激进的记者，他们把这个原来象征异国情调的梦之乡变成了酝酿反叛的聚会之所。张园的集会提供了使社会各界聚集一堂的机会，其中包括知名作家、各地区的具有革新观点的教育家、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学生、业余科学家以及青年女性学生。随着上层阶级用财富建造的娱乐之所转化成公众政治集会的场所，清帝国原来安全可靠的都市景观变成了具有威胁性的需要防范的边疆地带。清朝高官对于这一点已经有所认识。张之洞就曾提到，张园是“新党”们从事反叛活动的温床。他在拍给两江总督刘坤一的电报中描述道，“新党”们在张园里举行的集会，其演讲充斥着如“自主”、“拒俄”以及“自由”之类反清的字眼。他还提到，在演讲中所指责的许多国家都以其国旗为代表，其中有一面俄国国旗被愤怒的群众当场焚毁。在他看来，所有这些活动的真正目的是要组织一场针对朝廷的反叛运动。

          P66-P68

    编者的话

“世界人”三个字借自鲁迅，以代指心灵、意识、人文层面上的世界主义。

1918年，鲁迅忽发奇想地生出了一份“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大恐惧”。他的恐惧显然不是来自中国在资本、商机、技术和信息上面临的危机，甚至也不是中国文化的“粹”与不“粹”。他所恐惧的，是国人因心灵的窄小、眼光的局限、创造力的平庸所带来的意识空间和人文精神上的狭隘猥琐。他的“世界”，显然也并非是仅有几个强权统治的地球，而是一个包容所有故乡与他乡、本地和异地、“我们”和“別样的我们”、“生活”与“别样的生活”的想像空间。20世纪以来，代复一代的有志者曾像鲁迅那样，力图打破强权对于“国”与“世界”的想像分野。对他们，“世界”那个像天下一样大而为公的想像空间，才是无数人心灵的家园，才是人文精神普遍性的根本。

曾几何时，全球化似乎已经从遥远的理论变成了身边现实；走异乡去异地已经从长途跋涉化作了片刻的时差；经济腾飞不仅是面前目标而且也是身后的奇迹；异国风景也不再是“情调”而是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实在体验。然而，鲁迅真的可以安眠天国吗？

全球化并非世界化，其中未必有那个为所有人保留一席之地的想像空间。地球村并非世界村，其中未必是天下为公、不分贵贱的家园。经济的腾飞，不会天然带来文化与想像力的创造；民族意识的崛起，也未必不会造成“世界人”心灵群落的缩小。与国际接轨的未必代表“国人”；而成为经济大国与强国的同时，在包容度和人文精神上，未必就不再沦为文化意义上的小国、弱国和“外省人”，未必不再会从“世界人”中挤出，抑或，未必不会把其他人乃至一部分自己从“世界人”中挤出。

“世界人·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的主旨，是在资本、技术和信息全球化和中国经济腾飞的今天，于人文领域留住一份广大而多元、非本质主义的家园认同，以及与他人同在的主体意识。这套丛书希望在本土、国族和全球之间的冲突与关联变得日益复杂的今天，为想像“世界人”的多种开放形式、为探索反强权的人文普遍性和特殊性保有一个舞台和空间。我们相信，能否在全球和民族的视野之外探索文化的交叠和区别、发掘文化的施受关系以及文化的地域和高下，这问题仍然如鲁迅昕表达的那样重要而紧迫。

这本书里的文字，收入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到近期，笔者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在国内外期刊书报上发表过的一些作品。放在一起，在主题卜不免有些“铺开”，而又不全，所处理的既有偏向历史和过去的题材，比如从晚清甚至十八世纪到文革乃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主题，又有冷战后或全球化以来的文化现象。除了主题和发表时间上的零散外，各篇文章的风格也说不上统一，既有枯燥堆积材料的学术研究，摆“争论脸”的文化和历史批评，又有缺少注脚任意发挥的文学电影评论和随感式的小文。但在这零散不统一中，有一点却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这些都是为了追求什么而写的。这些对话和诠释天南地北，也许看上去还有点“另类”和铺张，但背后却深藏一个老实巴交、平平常常的核。什么呢？用一个俗套得不行的字眼来概括，可以说那是对于“家园”的寻求和渴望(“家园”有别于对房产、家人或家庭)。这个“家园”没有海德格尔所讲的那么哲学、那么悲剧化和不可迫寻。我说的这个“家园”有点像是对人类世界一切理想和梦想的组合，比如是“好社会”、欢乐、“自由世界”、“大同世界”、“博爱”，乃至“净土”和“涅槃”的组合。虽然说起来虚虚的，还有点酸，但我相信在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这样一个家园——一个心灵的家园、文化的家园，人和他人以及所有生命和谐共处的家园，也是个人的家园。人们包括我自己因为向往“家园”而批评而建设，而否定霸权，而向往自由平等，又因为发现所处的世界不是“家园”而沮丧，而追求别样的世界，寻找别样的历史和未来，而更加渴望家园。本书的文字实际上可以说是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和语言所表达出来的对“家园”的渴望。即使它们并不直通“家园”，但也许可以说，它们是通过探索历史和文化中什么不是“家园”、什么不通向“家园”的方式，来认识和渴望家园的。

将对家园的渴望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说不上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毋宁说是所从事的工作的限定加上生活的经历所致．每当我面对新人学的学生，不论是中国的还是海外的，感到或亲切或疏远之余，还会有一丝恍若隔世般的复杂感受。复杂是因为，作为一个老师，我像一个活在今世的古人一样弄不清应该传达些什么。在某种意义上，我这一代人中的一些人，由于读书和经历，可以说生活在比自己生命长得多的一段历史时段里，比如我自己的世界中就有十八世纪的世界景观，有帝国主义的临门，有晚清的现代化、“五四”的现代化、社会主义革命、“文革”、后“文革”以及如今的全球化。不仅如此，由于机缘或命运安排，这一代里的一些人(包括我)甚至可以说是同时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或者说，生活在介于出生地和大洋彼岸之间的某一浮动点上，至少在生命的某些瞬间是如此。由于有了这些过大过宽过于浮动游离不定的经历，我在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中质询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关联着对家园的探索。一般来讲，大概越是活得久，越是走得远，就对家园的想像就越是必不可缺，因为它对为什么生存又为什么游走来言至关重要。

但不大为人所知的是，在走得远了久了之后，这种对家园的渴望，固然一方面更为挑剔，一方面却更为宽容。这是寻找家园同“怀旧”不一样的地方。说“更为挑剔”是因为，走来走去后发现，在我们对于“家园”的想像里，如果一个可以产生“文革”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注定不可接受，那么富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同样不是选择，同样侵害人性。非理性的大跃进式的经济冲动不是理想，而合理化科学化的经济也不尽是理想，同样会将个体人生存空间剥夺殆尽。于是就挑剔起来，不仅对这里不满意，对那种制度和机构也不满意。如果像有些人所希望的那样，美国或超美国就是中国的未来，那么这个未来图景不免有些可怕。便一直认为还有别样的选择，别样的希望，别样的未来。这也就是所谓的挑剔吧。说“更为宽容”是因为，走来走去，发现如果说资本主义不是最好，社会主义也不是太坏。甚至“文革”的经历也不仅仅是抑郁愤懑的《蓝风筝》，也还有《阳光灿烂的日子》。美国不是太好，中国也不是太坏，现代不见得先进文明，而传统也并不落后。所有的战争、互相残杀和仇恨、互相防范和批评，都是恐惧的结果——害怕丢掉好的地狱而已。那么，即使有“别样的想像”，它又有别于谁，有别于什么？关键是，“有别了”又怎么样呢？追寻“别样想像”的结果往往是发现了，真正的不同是没有的。

于是在走得远了久了之后，对家园的想像便开始远离一切真实意义上的“故乡”，第二或第N故乡，甚至远离一切地理意义上的地方。若是一定要为家园找个地理范围，那么那将是整个地球乃至整个宇宙。若一定要为家园找个源头，那么它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听上去有些夸张，但事实如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更喜欢古人。古人虽然没有飞机导弹信息技术，但却深知自己的内心都是装着整个宇宙，一心便可通万物，更何况古人的家园呢！那当然也是别人的家园，动物生灵、星辰月亮的家园，绝不会成天演绎和外星人打仗的故事。当然，能够看到万物同一体，那时内心和灵魂的很高境界的事，不是我这副有限的头脑加上语言文字就可以窥到的。如果说语言文字还有什么用的话，那么就是它可以劝说头脑，时刻提醒我们去把世界当做自己的家，把别人当做自己的亲人。现代人，也许是因为心灵、生活和文化技术化功能化客观化的结果，连“家园”也客观化了。而能够客观化具备物理实体的家，实际上是很小的，而且随着房地产业、保险业的资本主义化，正变得越来越小。而小的家园还越来越难以承受，而越是难以负荷，越小。正是因为我们关于物质家园的观念越来越小，我们对别人才越来越像对待他人。而我们对他人的无法承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于自己的低估，将自己视为弱者、受害者、受掠夺者、小者。也许物质的“家”与心灵的“家”在大小上是成反比的。不然，记得社会主义乃至“文革”时期的话语，不是还把“第三世界”的人民视为兄弟姐妹吗？在这比“文革”发达了许多的时代，我们关于“家园”的想像里，反而只剩下自己了呢？

我真希望，今天和未来的历史和文化研究者应该有这样的胸襟和视野——他们能够公正地看到中国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中国本可以带给世界一个关于家的想像，像康有为的《大同书》所描写的那样。然而如今，中国带给世界的不仅是同新教伦理功能一样的儒教伦理精神，不仅是充斥了第一世界购物中心的鞋、玩具、电脑设备、家用电器和一切出口加工商品。中国带给世界的还有不仅毒死中国人，也毒死了不少俄罗斯人和其他东欧人的假酒，有不仅给国内的华人也给海外的非华人带来健康危机的假粉丝。我们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研究者应该使人们反省到，中国带给世界的不仅是人口，还有威胁。我们的媒体工作者和记者应该使人们看到，中国为了发展，为了过西方式的好生活所消耗掉的世界资源，包括水、森林、大气、绿色大地的植被。我们的老师们应该提醒学生和自己，如果有人破坏地球环境，那他所糟蹋的就不仅是西方的，美国的，拉美、非洲、东欧、印度人的财产，也是自己的和子孙后代的家园。我时常佩服那些看万物同一体的人，那是宇宙的真正主人。而那些人中，曾经有不少是我们中国人。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太需要更多那样的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