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何去何从?
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与市场开放过程中,“珠三角”扮演了一个极为特殊的角色。它曾为我们贡献过“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东莞模式”,创造过“深圳速度”、“珠海现象”,但如今的景象已非10年前可比。在长三角和京津唐高速飞奔的今天,20世纪80年代独领风骚的珠三角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于是,有了“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呐喊,有了“顺德,你还能可怕多久?”的反思。
作者长年行走在珠三角大地,本书关注的不是作为成功者的珠三角的过去,而是它在今天和未来面对挑战时的解决之道,这也是珠三角的价值所在。
是什么让当年风光无限的顺德人从“可怕”变成了“害怕”?是什么让支撑东莞经济发展命脉的台商要撤走?是什么让当年“思路决定出路”的江门现在要寻找“门”在哪里?又是什么让当年提出大战略差异化发展的惠州徘徊不前?
历时三年的实地考察与走访,集社会各阶层的声音于一身,首度全景式披露珠三角城市成长路径,全面解密珠三角城市风光背后的迷茫。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直处于改革浪尖、曾经拥有激昂勃发心态和创造冲动的顺德逐渐黯然失色,到了2000年以后,“顺德,你究竟还能可怕多久”的质疑声开始甚嚣尘上。“故步守旧”、缺少“外源型经济结构”、“产业经济正在走向空壳化”……批评声铺天盖地而来。但多年以来,经济界、学术界和企业界对顺德现象的本质分析,众说纷纭,终无定论。
2005年初,因为工作的原因,笔者开始关注顺德的区域经济发展。笔者曾孤身一人前往顺德调研采访。那年顺德的冬天有点冷,但无论是顺德老板还是职业经理人,都抑制不住热情讨论着一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汉武大帝》,它讲述的是一个王朝如何从内忧外患中图强变革,从衰弱迈向鼎盛辉煌。
也许,《汉武大帝》之所以能够在顺德引起高度关注,是因为此时走下神坛的顺德也希望如汉朝一般走向新的辉煌。笔者当时曾与企业界的朋友一起盘点顺德企业的2004年:曾经风光无限的神州已经陷入租赁和出卖的困顿之中,中国热水器行业的代名词“万家乐”已经成为没落的贵族,消毒柜的发明者康宝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普遭质疑,美的汽车项目还未见成效、小家电几乎全线亏损,科龙在期待浴火重生,格兰仕也在积极寻找新的行业切人点……顺德的这些旗舰企业或是组织架构变革,或是改变企业策略,或是正苦苦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无一不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顿。那晚,在朦胧的咖啡厅里,我们几个友人愣愣地想:顺德从“可怕”到“害怕”,难道只是一线之隔?
在当年的采访当中,笔者遇到了一个生产消毒柜的顺德老板,他是土生土长的顺德人。他告诉笔者:“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关注《汉武大帝》,那是因为顺德和顺德企业都面临方向的迷失,特别是在宏观调控之后,企业迫切需要改革,但问题是如何改、改什么,因此,大家都希望能够在其中找到一点启示。”
据那位老板自己介绍,在1998年消毒柜产品刚刚完成前期的市场培育后,他就投身其中,虽然入行晚了点,但凭着学技术出身的背景,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设计新颖、外形美观,迅速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并站稳了脚跟。到2002年的时候,企业销售收入已突破亿元大关。
2003年的那场“非典”让生产消毒柜的企业赚了个盆满钵满,也正是在那一年,这位顺德老板开始大肆扩张:新增了一条流水线,在顺德高新技术区购买了上百亩地,市场从区域走向全国。按照他的战略计划,先把消毒柜产品做好,把品牌打出去,然后再切人其他产品领域,最后成为厨卫家电的强势企业。
但2004年的宏观调控让他的计划成了泡影,银根紧缩让他的企业陷入扩张后的经营失血。紧随国家宏观调控之后,又是包括全球石油涨价、原材料上游的厂家提价和下游产品降价、民工荒和电荒等系列的风吹草动,他坦承,有点措手不及。
做还是不做?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让遭到沉重打击的顺德老板思虑万千。在当时,许多顺德的家电老板都在思考一个共性问题:继续做下去,就要面临利润的下降、成本的上升和更为激烈的竞争,更大程度上只是做“苦力活”;不做又能做什么,除了家电制造,另谋生计何其艰难?加上“不熟不做”是顺德人从上到下都非常熟悉的口头语,几乎可以列为“顺德商法”的第一条。
这位做消毒柜老板的解决之道是,继续沿着“革命的道路”走下去,大胆提前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为分解经营、人工和原材料等方面的成本压力,他开始做燃气灶、吸油烟机、电磁炉、电水壶等产品,希望通过规模效益降低成本。但年终盘点,却发现自己白忙了一场——辛苦不说,赚的钱还不如银行存款的利息多。
这位老板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很明确地表示:“我现在把新增的流水线停了,工厂除了为自己做些产品外,主要为别人做OEM,这样压力小。同时,准备建厂房的土地也闲着,等等再看,如果情况继续恶化,我真不知企业要怎么去做了。”
他还告诉笔者,出于对现状的迷惘,他基本上已经把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了,平时喝茶、搓麻将,特别是常去打高尔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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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叮嘱我来为他的专著写篇序,我感觉我有点老了。在我的印象中,只有老同志才有资格给青年才俊写序,但我不会说“不”,因为我与南方经历相似:先从事产经新闻,后进入家电企业搞市场企划,只是我先走一步。这可能是未来中国产经新闻培养人才的一种可操作的方式。
多年前,《中国青年报》办经济蓝讯的一位牛人说:中国能写好产经新闻的不会超过20个人。当时,我看了心里还挺不舒服,但从新闻界转身挤入产业界,深耕六年之后,才发现牛人所言并非妄言,中国能把产经新闻写好的记者还真是“老太太长胡须一稀少巴巴”。
从我个人的观察来说:一是中国新闻界的薪酬分配不合理,埋头钻研业务的人,一心写好稿的人没有合理的回报,导致中国的记者常常要靠“灰色收入”来作为补充,所以无法客观公正地来做深度报道;二是新闻人才的培育模式不能适应当下的市场经济,年轻记者缺少经济学、营销学的基础训练;三是中国的大环境诱惑太多,记者的诱惑更多,无法静下心来,长期跟踪关注某一专业领域,花大力气,费大功夫,下基层,打基础,练基本功,对某一领域、某一专题进行深度的观察与分析。但南方在做记者时,却是一个“埋头苦干,干得很苦”的另类,他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得砂锅从何起”的执著精神,同时,他还有一种“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的大无畏精神。他用一己之力完成一个团队、一个研究机构在短时间内都无法完成的大课题——珠三角的城市变化。
从经济的版图来观察中国,有三大板块值得研究,首选珠三角,其次是长三角,再次就是环渤海经济带。俗话说:解剖一只麻雀,就可以了解整个禽类。南方长期在广东从事产经报道,从而使其有机会观察珠三角一个个有个性、有特色的“麻雀”,通过“政府一产业一企业”的分解,通过“品牌一人物一故事”的贯穿,从而使我们能够清楚看清珠三角经济发展的“清明上河图”。这种“删繁就简三千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的叙事能力,并非“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更多的是靠“一字捻断三根须”的苦干加能干推敲出来的,就像他笔下的早期创业者,通过“笨得彻底,傻得坚决”的专注精神做出有品质的产品一样,企业家们做的是看得见的功能产品,南方做的是看不见的“思想产品”。
南方的这种推敲与拷问的治学精神,让他的专著获得了一种不同于主流学派,不同于学院派的实用特色:一是不虚美,不隐恶。南方并没有像当下一些记者与专家那样,一味地站在本土主义的立场,拼命地做“歌德派”,而是大量采访了当事人,再现了经济发展的“原生态”。二是有对比,有分析。南方的珠三角系列文章,共选取了珠三角八大城市样本,每个城市独立成篇,既有本人的亲身采访,也有他人的“第三只眼”观察,案例观点,有理有据。三是有历史,有未来。南方的文章并非历史资料的堆砌,而是通过对历史的拷问,启迪当局者未来走向何方。
中国正在日益成为全球的“显学”,珠三角也是中国“显学的显学”。珠三角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富矿”,也是中国产经新闻的“富矿”,巨大的财富效应也在考验着各路淘金人的眼光,有的人一夜暴富,有的人血本无归,有的人瞎子摸象,有的人庖丁解牛。如何摸到珠三角这头“大象”的真相?如何解剖珠三角这头“大牛”结构?我想,要牵住“象鼻子”、“牛鼻子”,就要先观察“象”与“牛”的习性,像南方一样专心专注,十年磨一剑,像驯兽师一样富有爱心与耐心,然后才能一剑封喉,游刃有余。
是为序,与诸君共享。
一切皆因偶然。
2005年初,笔者受聘于著名财经媒体《赢周刊》任主任记者,当时的负责人刘勇是我的老上司,也是著名的传媒人,《媒体中国》等书的作者。一直以来,他对广东区域经济的发展颇为关注,依据多年的观察,他预测区域经济将会是当今的热门话题。因此,在他的指导下,我对珠三角各个区域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开始了一番系统梳理。
事实上,此前已有众多研究者关注过珠三角的发展,但总体来说,还没有人去对每个珠三角城市的发展脉络进行细致的剖析与全面的反思。作为一名记者,一个社会现象的观察者和记录者,笔者认为自己有责任将珠三角的成败得失以文字铭之。也正因为是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身份,笔者在行文过程中尽量保持客观的描述和对采访对象言语的实录,而不是去对珠三角的发展和出路做过多的臆测,或许,这也是本书的缺陷之一吧。
珠三角,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了。近些年来,谁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政府一天天地喊要加快广东各地发展的时候,珠三角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却越拉越大了。珠三角越来越像是中国的一块飞地,许多学者津津乐道的,通过珠三角的发展来带动整个广东省发展的论断受到了挑战。
是什么原因导致发展之链松脱了呢?答案只有6个字:公平性、平等性。想想这20多年的时间,为何外来产业源源不断地搬迁到珠三角?原因无非是珠三角土地、劳动力等价格低廉。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地纷纷以比珠三角更低廉的土地价格相吸引,但收效甚微。因为产业是否外迁是压力问题,迁往哪里才是引力问题。
香港产业大量北移,首先遇到内部的环保、劳动力和地价方面的巨大压力。在珠三角有两个因素可以化解这种压力。第一个因素是珠三角得改革风气之先,经济自由度相对较高,市场准入或管制相对宽松,这是主要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农民工的出现。
在以上两个因素的作用下,逼迫企业外迁的因素一一被化解,压力消失,引力再大也徒劳无益。因此,过去的20多年间,对于广东来说只有劳动力的南移,没有企业的外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所带来的弊端越来越凸显。
或许很多人已经怀疑我写本书的用心,可能会说我在唱衰珠三角。但其实让人家评说一番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了矛盾社会才会进步。笔者写本书的目的也是想和每一个关心珠三角、关注区域经济发展的读者分享这些城市背后的故事,当然,由于采集的样本数量有限,现象归纳也更多是基于雪泥鸿爪的感受。但是,我相信那些真正深入珠三角区域经济的人们能够从其中提到的许多现象和事实中找到共鸣。
行文至此,首先要感谢的是师尊兼朋友刘勇,没有他的启发、鼓励和指导,便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现。同样要感谢的人还包括:周慕明、赵铁、杨越平、韦常春、雷用松、张韬、苏丹丹、甄静慧、梁雯听、黄婉华、陈红云、郭一鸿、王亮等一批《赢周刊》的同事,他们在各个城市的采访和后期的文章编辑当中给予了我无私帮助和鼎力支持。同时,还要感谢罗建法、洪仕斌、史文杰、项品峰等几位朋友,是他们在鼓励和督促着我将本书稿进一步完善。最后,还要感谢促成此书出版的蓝狮子的吴晓波先生、王留全先生,谢谢你们的辛勤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