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梁启超《新民说》为基本史料，分析20世纪初期梁氏思想的内涵与变迁，及其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意义。

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趋势来看，梁氏代表的是温和渐进的“调适”思想，而与谭嗣同、孙中山等人主张激烈变革的“转化”思想有所不同。作者认为在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正处于这样一个思想抉择的关头，开始之时两者势力相当，其后愈来愈多的人放弃了梁启超的“调适”思想，采取革命派的“转化”主张。此一思想的变迁，并配合其他的外在因素，造成了近百年的革命与混乱。

  本书作者认为梁启超及其《新民说》有以下三个十分突出而又往往受到误解的特点。第一，他具有很强的幽暗意识，对人性的黑暗面有深刻体认；第二，他对个人自由有很根本的尊重，认为中国应创造一个富强安定的环境以回应帝国主义的入侵，而达成此群体之目标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以制度化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就此而言他的思想类似于穆勒所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传统，而与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的民主传统不同，并与集体主义或国家主义异趣；第三，他的观点一方面固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与中国儒、佛传统密不可分。作者更进一步以为，这三个特点是密切联系而相互增强的

墨子刻先生序

许纪霖先生序

自序

再版说明

萧公权语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新民说》的创作背景与影响

第三章 目标：自我与群体的关系

第四章 梁启超对知识的看法

第五章 梁启超对世界历史与中国现况的观察

一、地理、宇宙与人性

二、社会的组成结构与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则

三、西方与日本的历史发展

四、中国传统

五、中国当前的困境与希望的渊源

第六章 梁启超对实现目标之方法的看法

第七章 谭嗣同的《仁学》及其与梁启超调适思想之异同

第八章 结论

征引书目

第四章 梁启超对知识的看法

历史人物对知识的看法，不但与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有密切的关系，也是他们思想中目标得以成立的基础。按照定义，“知识”(knowledge)意指“合理的观念”，或说“有道理而配合真理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而合理与不合理的区别，往往因学派、时代或文化等因素而异，因此某一种思想对知识的定义，也就表现出此一思想的特点[1]。本章将描写梁启超在《新民说》之中，如何从以往以“六经诸子”为中心的知识观，转向以科学的“公理公法”为中心的知识观，以及其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许多学者都曾指出，研究人们对知识的看法或所谓的认识论(epistemology)，是了解一个思想或文化的重要部分，例如，Tetsuo Najita在处理18世纪日本德川时代的思想史时指出，当时有两个主要的思想趋向，一个趋向是以历史(history)作为知识的主要来源，此一趋向可以以古学派的思想家荻生徂徕(OgybSorai，1666—1728)为代表；另一趋向则以自然(nature)作为主要知识的来源，可以以理学家贝原益轩(Kaibara Ekken，1630—1714)为代表，两者的政治思想与哲学立场很不相同[1]。历史与自然的区别，与本书所提到的调适与转化的区别，也有关系。强调历史的思想家，重视因革变化、与时推移，因此近于调适类型，而强调自然(或天理)的思想家，则多将其理论奠基于此绝对原则，因而倾向于转化类型。Charles E．Lindblom认为，马克思与穆勒民主思想的差异，最主要是在于两者奠基于不同的认识论，前者相信道德与事实真理的客观性，以为此一真理具体呈现在一个阶段发展与目的论的历史过程之中；后者则倾向于怀疑主义，认为价值没有完全客观的基础，人们只能在程序方面达成共识[2]。Alasdair MacIntyre则以为，怀疑主义的认识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最根本的特点，而现代文明的危机，也正是源于这种观念所产生的道德相对论；针对此一特点，墨子刻指出，此一怀疑主义正是主流的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所力图避免的[3]。以上的例子都显示了了解人们对知识的看法，在思想史研究上的重要性。

根据上一节的分析，梁启超的目标是追求一个利己与利群的社会，而此一社会的基础一方面是具有私德与公德的个人，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人与人之间合适的“界”。对他来说，“德”与“界”两者都依赖客观的公理来界定，因此，如果找不到客观的公理，则无法建立德与界的基础，而社会进步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换言之，在梁氏心目中，“个人自由”与“界”之间并没有矛盾，因为这两者都奠基于更根本的道德原则，而道德原则又奠基于“公理”。一名西方学者或许会说这种矛盾是必然存在的，因为人类一定会从个人偏见与利害关系来体认公理，所以任何的“公理”都是“私理”，都是一群体企图统制或剥削另一群体的产物[1]。这样一来，梁氏的自由理论，实际上只是上层对下层之统制，或为集体主义之宰制所提供的借口(rafionalization)。然而，这种怀疑主义，也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真理。在此，笔者并不企图评估中西认识论的优劣，只是希望描写梁氏自身的思想。梁氏并没有上述西方怀疑主义的观念，他对人类的认知与政治能力，有一种较乐观的看法，他与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相信人们可以了解并实现公理。笔者认为，正是这种“乐观主义的认识论”，而不是他有时主张的群体比个人重要，使他和穆勒主义有所差距[1]。

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在他的思想中具有相对主义的成分，他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并相信公理因历史背景而异。他也承认有时人们会因认知能力的不足与私心的作祟，不能认识到真理。这样一来，对他来说，错误观念之盛行，是历史的常态。再者，诚如上述，因为历史是善恶交杂的，所以有些法律虽奠基于错误的思想，但还是需要遵守。这一历史与真理(和道德)之间的歧途发展，也显示出梁氏思想中悲观成分。虽然如此，他还是相信人类有能力建立一个以公理为基础的社会。

梁启超认为，世界上有一些“无可逃避”(第9、60页)的原则，亦即是“公理”，有时他也称之为“公例”或“铁案”，由这些原则所引出的一部分的目标，则称之为“主义”(第80页)。在他的思想中，公理是由个人透过格物、穷理的工夫与其他各种来源而得到的可靠的知识(下详)，因此公理的权威要超过“圣贤”、“豪杰”的观点与“四书五经”上的主张。由此可见，这时他的知识观已经和撰写《变法通义》时提出的“以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以六经诸子为经(自注：经学必以子学相辅，然后知经学之用，诸子亦皆以所学易天下者也)，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有明显的不同了[2]。他不但将“六经诸子”在知识来源上的地位降低，而且将“公理公法”提升为一种普遍的原则。他对公理的信心，尤其表现在这种反对盲目的法古，并相信“我”在知识上的主体性与超越性......

                      P90-93

梁启超是一位复杂多变的思想家，自民初以来，中、外文之中有关梁氏思想的研究可谓不胜枚举，本书是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企图以《新民说》为基本史料，分析梁启超在清末的思想变迁及其意义。《新民说》在问世之后就深受读者欢迎，可以说是中国新知识分子必读的一篇作品，因此该文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新民说》所讨论的主要课题和梁氏对这些课题所提出的回答，都是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有兴趣的人所不能忽略的。

这本专书的出版对笔者来说一方面是一个结束，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前者而言，它代表了过去多年来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习与摸索的一点点心得，希望提出来与师友们共享。但就整体的研究计划来说，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成果，本研究所希望探索的根本问题是辛亥革命前夕中国思想界的整体状况，或者说当时思想的光谱(intellectual spectrum)，而梁氏的思想只是其中一端而已。接下来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例如严复的思想内涵及其在此光谱上的角色、《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辩论，甚至此一思想光谱与19世纪初叶以来传统经世思想的关系等，都有待澄清。

这本专刊的前身是笔者于1992与1993年在美国斯坦福大 学与范力沛(Lyman P．Van Slyke)与康无为(Harold Kahn)两位 教授所写的两篇学期报告，原是以英文写成，只具论文的形式与 规模，后来以中文改写，逐步修改、增添，而变成这样一个有十余万字的专著稿。在此要特别感谢两位老师这几年的细心教导，以及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姜进、秦玲子等同学的砥砺，没有斯坦福大学所提供的学术环境，这本专著是写不出来的。文成之后又经张朋园先生与张灏先生及一位不知名的审查者看过，提出一些批评与谬赞。两位张先生是当今研究梁启超思想的祭酒，能拨冗校阅是我最大的荣幸。

张灏先生对作者所提出梁氏思想的三个特点有不同的意见，他肯定梁氏思想与传统的密切关系，对梁氏的幽暗意识有所保留，对我所说的梁氏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以及卷首所引萧公权先生的话则不表赞同。张灏先生认为梁氏受传统影响，他对群己的看法采取“人格主义”(personalism)，强调个人的尊严，但没有个人至上的观念，尤其在清末之时，中国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所以张灏先生认为梁氏所重视的仍是群体，他有很强的个人要为群体牺牲的观念。这些地方有待读者的判断。

这本专著的出版最应感谢的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墨子刻(Thomas A．Metzger)教授，与墨先生的一段因缘是我的学术生涯中最幸运的一件事。1982—1983年墨先生于台湾师大课 座，我上了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与“明清制度史”的课， 1984—1985年他与李国祁先生又指导我以鸦片战争前夕魏源所 编《皇朝经世文编》为题撰写硕士论文。他对学问的执著、对中国文化的爱好、对台湾经验的肯定，以及对海峡两岸未来走向的关怀，不但使人景仰，也令人感动。我这些年来所写的东西都与 他反复讨论，这本书也不例外。我在完成中文的初稿之后，来来回回请墨先生为我改了不下十余次，他缜密的思考与严厉的批判，使我渐渐养成不敢乱下妄语的习惯。他常说这种治史的态度，是学自他的老师哈佛大学杨联□教授。当然墨先生治中国思想史有他自己的心得，他不但一字一句地研读中国古典文献，更以一套自创的分析架构，来重建思想家思考的过程(think—ing)。这本专著如果有一些贡献的话，和这套新的方法论有很密切的关系。我愿意将这本书献给墨子刻先生。

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承蒙魏秀梅女士、许淑玲女士以及本所同仁的多方协助，谨致谢忱。最后要感谢父母和家人对我的照顾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