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一本记录了孔子和他的几个主要门徒的言行的书。其重要性在于，它全面反映了孔子的人文思想、政教观念和社会理想，司马迁称作“孔氏书”。本书《中国文史经典讲堂》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一批知名学者，沉浸其间，含英咀华，倾学识与才力对这部经典作品中最重要的一些片段，作出了深入浅出的注释、串讲与评析，评释精当，图史结合，将帮助读者对孔子之学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本套丛书择取的是汗牛充栋的中国文史作品中最光辉灿烂的精华，它们不只文采斐然，更代表了所处时代的思想先声。国内最权威的学术机构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一批知名学者，沉浸其间，含英咀华，倾学识与才力对这此一经典作品作出了深入浅出的注释、串讲与评析，引领读者进入更高远广阔的文史天地。《论语》记载了大思想家孔子及主要门徒的言行，全面反映了孔子的人文思想、政教观念与社会理想。本书挑选了《论语》中最重要的一些片段，评释精当，图史结合，将帮助读者对孔子之学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前言

学而第一

为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长第五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乡党第十

先进第十一

颜渊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宪问第十四

卫灵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阳货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张第十九

尧曰第二十

串讲

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一副伪善面孔的人，是极少有什么仁德的！”

评析

孔子多次对花言巧语、以一副谄媚的嘴脸取悦于人的角色表示了自己的鄙视。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时贵族等级社会的秩序已经被打乱，如孔子这类出身贵族家庭的人许多都流落社会下层不用说了，一些位居下层的人士也往往可以通过如簧巧舌或讨好逢迎来巴结权贵，附庸而上，以摆脱自己的卑微地位。当时这类人颇多，以至于社会上已形成了一股争为“巧言令色”的风气。二是这类人欺世盗名，往往骗取了不明真相的人们的欣赏与信任，而使那些真正具备优良教养与内在德行的人成为社会上的被忽略者。

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股风气造成了什么样的道德判断上的混乱。一是孔子自己曾这样感叹道：“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说的就是宰予能言，受到孔子欣赏，而实际上宰予这个人无德行无操守，后来为孔子所不齿，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而子羽(澹台灭明)貌丑，孔子一开始看不上他，但实际上子羽却是个难得的人才，后来深得孔子的赞赏。由此可见巧言令色是多么不可信(参见《公冶长》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二是在《宪问》篇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则记载：一个叫微生亩的人批评孔子道：“孔丘为什么这样忙忙碌碌呢，这不是逞口才吗？”以至于孔子不得不为自己辩解道：“我不是好逞口才。只是因为厌恶那些冥顽不化的人，我才这样做的。”孔子自己都被看作是个好巧言之人了。因此，孔子对这类人可说是深恶痛绝，并在道德上否定了这类人的言行，认定这类人是不大可能具备仁德的。

孔子自己是重视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修为的，而且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修为越是高深，他的神情、言行就越是谨慎、持重，甚至木讷。他对一切追求表面效果的行为都缺乏道德上的信任感。有一次，他的大弟子子路穿了件漂亮的衣服来见他，便让他劈头盖脑地说了一顿。后来他这样教训子路：“奋于言者华，奋于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参见《苟子’子道》)孔子对于人格形象的这种外在制约性要求，与他所推崇的礼制社会中人人应该本分自守的要求是一致的，而在另一方面，这一要求对于中华民族形成内敛型的文化人格，也起到了直接的观念影响作用。P8-9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一本记录了孔子和他的几个主要门徒的言行(主要是他们的一些重要言语)的书。《论语》的重要性在于，它全面反映了孔子的人文思想、政教观念和社会理想，司马迁称作“孔氏书”，所以读《论语》，必须对孔子其人要有所了解。

孔子(公元前551一公元前479年)，鲁国人，《史记》上说他“生鲁昌平乡陬邑”，即今山东曲阜东南之邹城。孔子祖先是殷商贵族，后自宋迁鲁，到孔子出生时，其家道已经衰落。他的父亲叫叔梁纥，曾做过陬地的长官，所以《左传》上又称他为“陬人纥”。孔子出生不久父亲即去世，因此孔子是由他的寡母抚养成人的。孔子母亲姓颜，名徵在。因家贫，孔子从小便不得不经常干些杂活来赡养母亲，曾做过委吏、司职吏之类的小官，这使他得以广泛接触社会下层，并学会多种技艺。

但孔子从小最喜欢的还是礼仪文化。他自云十五志于学，而终其一生好学不倦，以至于在中华古代文明废乱崩解之时，竟得以成为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孔子的学说，就是在这种集大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孔子曾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从他的夫子自道中，可以看出他是抱着对古代文化的崇尚心态，从古代文化中求索出规律性的、系统性的、价值化的信仰体系来的。他还有一句夫子自道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同前)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体会出孔子是如何自觉将古代文化尊崇化、信仰化的。他本是个立道者，却说自己只是在传道；他本是个创教者，却说自己不过是喜爱古代文化，而且宗信古代道统而已。我们知道，各种文明的创教布道者，无不以天启自许，孔子却明确表示自己并非天启者，只是从已有的文化积累和文明传统中求得了真知，从而将自己推行的人文信仰牢牢植根于全部既有的民族智慧和文化成就之中。

孔子生前游走列国，一直都在不遗馀力地推行、传布自己的学说，希望有国者能够崇信并施行他的学说，并进而实现他的王道社会理想。其间虽偶尔有被有国者重视起用、执掌权柄的时候，但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惶惶然的不得志状态，司马迁描述他这种状态道：“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几近放逐。他自己则自嘲为“丧家之狗”，可见其狼狈。但是这种状态并不影响孔子是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教立道启世先圣。《史记·孔子世家》上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他的思想和学说还是超越了现实权势，影响及于全天下，而由他的弟子们编定的《论语》，则可以说就是一本记录了孔子济世思想的启示录。如果可以用一个稍嫌勉强的比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将孔子整理并尊崇的古代经典文献《书》、《易》、《诗》、《乐》、《礼》、《春秋》“六经”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旧约全书》，而将记录了孔子思想的《论语》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新约全书》。

《汉书·艺文志》上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所以《论语》的书名，“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言语的意思。《论语》是孔门弟子将他们不同的记录归纳、整理并编纂而成的一本书，所以《论语》不是某一个人的著作，而是一项集体成果。

《艺文志》中只是泛泛地说《论语》是弟子所记，但所说“弟子”是哪些人不清楚，后来学者多认为这些“弟子”既有孔子的门徒，也有孔子门徒的门徒，而最后的编定者，则很可能是曾参的弟子们。当然，具体的情况已经不可能完全弄清楚了。

传到汉朝的《论语》据说有三个本子，分为《鲁论语》、《齐论语》和《占文论语》。据记载，三者篇目文字上都有些出入。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依《鲁论语》篇目，合《鲁论》、《齐论》为一，号为《张侯论》(汉灵帝时所刻《熹平石经》即本此)。而《古文论语》后来失传，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论语》，基本上就是《张侯论》。

注解《论语》的书，汉朝的已基本亡佚了，残存的主要有一部分郑玄注，以及偶见于魏何晏的《论语集解》中的各家，其后注释《论语》的古今学者，则车载斗量，难以数计，是中华文明中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理解了孔子学说中的全部思想内涵和理论精髓，尤其是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予以审视，孔子的思想对于现代社会依然具有的深刻的启示性与思想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而这正是本书写作的动机所在，并希望在这方面能作出自己的贡献。

“太史公日：……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神圣的令人景仰不已的终极高度，是因为中华古代文明的全部人文成果正是通过他而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文化灵魂和文化精神的体统。正如创立了基督教的耶稣，虽然一个罗马总督就足以置他于死地，可他在基督徒心中却永远是王中王、万王之王。因为毁誉尊贬可以加于一身，而信仰却永远高于现实权势的评价尺度，孔子以一布衣而被世人奉为至圣，尊为素王，不也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