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发现没有，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被各种文化制品——商品区步行街，流行音乐，以及各种形式的电视节目——包围着，这一现象下面隐藏着多种意义以及多种运用方式，而这些是文化制品的设计者们事前没有意料到的。实际上，文化就是生产关于和来自我们的社会经验的意义的持续过程，并且这些意义需要为涉及到的人创造一种社会认同。

《解读大众文化》的定位是《理解大众文化》的姊妹篇，它揭穿了大众无意识地消费一切产品的谬论。作者菲斯克的才智与其敏锐的洞察力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真正民主的大众文化的图景，它尊重大众的力量和意识，是他们创造了大众文化。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前言

第一章 理解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

大众生产力与区别对待

政治

第二章 购买的快乐

购物广场、权力与抵制

消费的妇女

商品与妇女

炫耀的消费

进步与新潮

第三章 海滩解读

冲浪迷杂志

第七频道新闻

第四章 电子游戏的快乐

第五章 A：麦当娜

第五章 B：浪漫摇滚

录像与叙事性浪漫故事

幻想与表征

舞蹈与景观

快乐、权力与抵制

第六章 在日常生活中找乐

第七章 新闻、历史与突发事件

新闻与历史

新闻与控制

事件与话语

知识、权力与快乐

讨论

第八章 大众新闻

相关性

生产力

大众新闻

第九章 枯燥的摩天楼

向下看

向上看

为什么会大众化?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录像用钱作为权力的隐喻，尤其是男性权力；因此，“贫穷”的男主角是否真的贫穷就成了非常关键的问题。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两种结局。其一，麦当娜相信他贫穷，这样的故事让我们得出了传统道德中所说的钱买不来爱情或幸福的结论。撇开歌中传递的明显的信息不谈，麦当娜找到了没有物质财富的“真”爱。正如第五章A指出的那样，这是麦当娜自己设想的叙事：她声称最后得到她的是穷人。其二，求婚者是富翁，装成穷人是因为他明白，女主角的歌只是伪装，真正吸引她的是“忠诚”——简单的白色奶酪。这一假想的故事结局是她爱上了一个富翁，尽管使她爱上对方的并不是他的金钱。对歌曲的这种结局的反应就更为复杂，因为两人都有一种游戏或参加假面舞会的感觉。他和麦当娜做游戏，就像麦当娜和合唱的男孩们做游戏一样。在选择表面上贫穷的求婚者时，她不是在捉弄对方，而是在戏弄传统道德——因为无论他是贫是富，她知道，我们也知道，她是富有的。这种对真爱与金钱之间关系的嘲弄是如此具有多面性，以至很难从中找到任何一成不变的或特定的意义。金钱不仅仅是购买的能力，也是权力的象征。选择装作无权实则有权的男人，她就进入了一种迥异于前一个故事中的性别政治的关系中。两个故事是可以相互替换的。第二个故事的文本证据体现在两个很短的镜头里(扔掉贵重礼物和付给工人的一大卷钞票)。这两个镜头一闪而过，许多观众都错过了，或至少不会让它们去破坏他们对第一个故事的生产。

讨论到这里，我们必须注意摇滚录像和传统的浪漫故事间的关键差异。两部录像中没有一部像浪漫作品那样结尾简洁明了。在“与我同属”中，女主角和啊哈男主角是否建立了真正的(恋爱)关系，甚至躺在女主角家地板上的人、她俯视着的对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角色，都是不确定的。在“物质女孩”中，这种不确定性存在于那种最后的(closing)浪漫关系和其中性别权力的分配中。还有一个基本的不确定性：麦当娜如何“真正”地将物质财富与真爱联系在一起。两部录像结尾的相对开放将观众摆在了同文本相对的权力位置上。她被要求积极参与叙事的建构，利用与录像的制作人相同的关于同一传统的知识，用提供的叙事片段书写她自己的剧本。在这里，艾伦(Auen 1985)所称的“结构体的裂隙”如此之大，以致观众“写”的余地非常巨大；两个文本都是彻底的生产者性质的，这样就要求作为生产者的读者由此建构叙事。文体自身是可以用来创造许多叙事的原始原料。

P94-95

本书是一部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藉以创造了其大众文化的文本和场所所作分析的辑录，并有一篇理论性的引言。本书与另一本书《理解大众文化》同时出版，该书所关注的是理论性和政治性的拓展，而非分析性的。那么，本书的行文就是从文本阐释到理论，而《理解大众文化》则是从理论到文本阐释。每本书都各自独立，但我希望那些两本书都读过的人会发现文本阐释是对理论的充实与质疑，而理论则是对文本阐释的深化与概括。但哪本书都不需要另一本来完善，所以那些兴趣偏于理论或偏于分析的人，如果仅限于阅读其中的一本，是不会觉得若有所失的。

作为一名学者的有利条件之一就是理论进展得挺顺利，除了有些时差综合症的感觉。所以，在过去的这lO年中，我很幸运地可以在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自由辗转。这些文章即写于这一时期，有一些在早前曾经发表过，另一些则是首次在本书中出现。它们是我在思考大众文化过程中那些凝结的时刻的现成组合，是一位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的洲际漫游中所拍的一系列的快照。我的流浪生活在这两本书中留下了不少印记，但我在各洲的经历却由一根共同的线串在了一起——我所熟悉的那些国家，所记述的它们的文化，都属于父权制白人资本主义，当然每个国家都对共有的意识形态作了不同的调整，但这种不同比较表面，尽管经历它并思考它是件很诱人的事。

本书比《理解大众文化》更具有洲际的特定性，因为与理论相比，分析有必要与其社会背景联系得更紧密。事实上，我所运用的理论都源自欧洲，它们出自布尔迪厄(B012rdieu)、德塞图(de Certeau)、巴特(Barthes)、霍尔(Hall)以及巴赫金(Bakhtin)的著作，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我以它们为基础，发展了我对“民众”的本性、文化与商品、大众的快乐、大众文本与差别对待及大众文化的政治潜能等诸问题的思考。我的理论也许来自欧洲(就像我自己一样)，但我在两本书中是用它们对英语国家的大众文化进行分析研究。购物广场、电子游戏厅、通俗小报、海滩、摩天大楼和麦当娜是在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传播它们的意义的，但我是用欧洲的眼光来看它们。作为一名学者，我的著作与汽车制造者的一样，都是一种社会产品。文化研究的历史、我的学术生涯以及我个人的经历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生成了20世纪80年代末作为一种言说和书写的声音的我。那些熟悉我早期著作的人肯定会在这两本书中找到回应，尽管我以前出版的所有著作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重写过。因此，我希望这样的回应对他们来说足够响亮，而不仅仅是老调重弹。

我的经历以及我的同事、朋友、对手、学生、老师和其他一些人的多重声音构成了我为了演讲和写作而攫取资源的储备库：对他们的利用我承担全部责任，但如果没有他们，则对我而言一切就都不可能。我希望对所有促成了这两本书的人而言——不管他们多么无心，甚至是不情愿——它们是一份充满了感激之情的声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我都叫不出名字来：一些人我是直接参照了他们的原话，其他以各种方式提供了助益的人我希望在此表示感谢。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编辑昂文希曼出版社(Unwin Hyman)的Lisa Freeman．她的批判勇气及有关图书领域的知识对最终的成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只希望学者与出版者之间如此卓有成效的合作能更为普遍。对于Larry Grossbera煞费苦心的建设性的批评我也必须表示特别的感谢。其他提供了帮助的人包括Graeme Turner、Jon Watts、Bob Hodge、Marry Ellen Brown、Bobby Allen、DaVid Bordwell、Todd Gitlin、Dan leab、lane Gaines、Susan Willis、Liz Ferier及Paul Adams。我的秘书同事，珀斯的Rae Kelly及麦迪逊的Evelyn Miller和Marry Dodge给了我与我的学术同事所给予的同样多的帮助，她们的专业知识于我颇有帮助，对此表示感谢。我希望这两本书会给所有对其成书提供了这样那样帮助的人带来一些快乐，我期望能跟他们有更长久的友谊与合作。  第三章首次以“冲浪主义和沙滩学：澳大利亚大众文化中的海滩”为题发表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杂志》(Australian JournalofCulturalStudies)1983年第1卷第2期上，其中部分出现于J．菲斯克、R·豪奇和G·特纳合著的《澳洲的神话：澳大利亚大众文化读本》(Myths of Oz:Readings in Australian Popular Culture)(1987)中(Boston：Unwin Hyman)。

第四章是“电子游戏：逆转的快乐”(VideoGames：Inverted Pleasures)的扩充与校订。(与乔·瓦茨合写)发表于1984年《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杂志》第2卷第2期。

第五章A的某些部分收入了R·艾伦编的《话语的通道》(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中的“英国文化研究”一文中，非常感谢他允许本文在此再版。第五章B是“梦幻摇滚”(与玛丽·艾伦·布朗合写)的校订版，发表于《一二三四5》1987年春季号。

第六章是G·特纳编辑的《澳大利亚电视》(悉尼：Allen and Unwin)中的“在日常生活中找乐”与M·E·布朗所编辑的《电视与女性文化》(悉尼：潮流出版社)中的“女性与智力答问节目”的辑要合成。这两者都已出版。 我也希望向下面的图片来源表示感谢：《国家时代》(National Times)和《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杂志》。尽管我们作了各种努力想找到插图的来源，但并不总能做到这一点。对此，我们表示歉意，并欢迎下一版时有人提出声明要求。

关于“the popular culture”，国内有几种不同的译法：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流行文化。目前市场上有不少这一领域的译著译为通俗文化，我以为颇有不妥。“通俗”一词在汉语里主要是浅显易懂之意，译为通俗文化容易引起歧义。“popular”虽然包含了这层意思，但这个单词还有“流行的、很多人参与”的意思，而关于“the popular culture”的研究，关注的是它为什么会受欢迎，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参与，而不是它为什么浅显易懂。所以，窃以为还是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更贴切些。虽然大众文化在英语里还有另一个词“mass culture”，但两者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可以置换的。本书译为大众文化，除以上原因外，还有“popular”这个词在其他场合出现时，用“大众”来表述似乎更为恰当这一层原因。

作者约翰·菲斯克是目前西方研究大众文化的代表人物。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本书的行文是从文本阐释到理论，是由下而上的一种研究方式，所以本书的各章研究的都是不同的文化现象特例。像购物广场、海滩、麦当娜、新闻、摩天大楼这些看来差异很大的文化现象，在作者的视野中都成了具有相近特质的事物。作者用以把它们串连起来的是这样两个关键词：快乐、权力，或者还可以加上“知识”。在作者看来，大众文化是由资本主义制度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抵制社会体系对他们的规训的过程中创造的，体现的是他们自己的关于自我及其社会关系的意义。他们在抵制或规避支配性力量施加于他们身上的权力的同时，获得了一种授权感，这种授权感给他们带来了快乐，也逆转了原有的权力关系，尽管这种逆转只是想象性的或幻想的。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我的专业老师杨正润先生的指点，杨老师在百忙之中审阅了全文，并提出了许多正确而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感谢。也感谢该书的责编董颖小姐，她认真核对原文，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参考意见。

初涉译事，译文中谫陋与不妥之处当在所难免，尚祈方家厘正。

                杨全强谨识

                200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