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竹林七贤”的重要代表。我们知道，他写过《声无哀乐论》等著名文章；我们还知道，他因为藐视攫取天下的司马氏而慷慨就义……然而，尽管如此，却仍然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嵇康的形象。而《嵇康评传》的意义，就在于借助史书上的朱痕墨迹，在作者理解中还原了这一形象！

本书对三国曹魏思想家嵇康的生平、创作、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

其中讨论了玄学与嵇康的关系，提出魏晋玄学实际上是社会上层的自我文化提升运动的组成部分，“文化提升”的概念为重新理解玄学及玄学与嵇康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书中梳理了传主生平的主要线索，对嵇康妻子的身份、遇害时间、《幽愤诗》的真伪、竹林七贤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又结合箴体史，对《太师箴》的主旨给予了新的诠释。作者不仅描述了嵇康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基本观念，而且对他的养生、“声无哀乐”等重要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发。本书结合现代认识论、科学哲学的理论，深刻阐述嵇康认识论的成就，颇具开拓性。嵇康关于“至理”的客观性、确定性，以及推类、分析的方法等本书都有详细的阐释。作者还指出，嵇康对归纳法可靠性的质疑，与大卫·休谟、卡尔·波普尔提出的“归纳原理在逻辑上无效”的观点十分吻合。这是魏晋思想史以及嵇康研究中具有原创性的观点。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导言：玄学与嵇康

一、汉魏之际的战乱

二、权力机构的重组

三、文化风尚

四、嵇康与玄学

生平一：家族、经历及创作

一、家族及早年经历

二、好言老庄

三、竹林之游

四、《春秋左氏传音》

五、诗歌创作

六、文章大家

生平二：最后的时光

一、士人与权力

二、吕安事件

三、遇害时间

四、临刑东市

五、《幽愤诗》

思想一：宇宙、社会与人生

一、宇宙与社会

二、《管蔡论》

三、是非与公私

思想二：人格

一、越名任心

二、名教与自然

三、理想境界

思想三：养生

一、养生的传统

二、服食养形

三、欲望问题

思想四：声无哀乐

一、乐论的渊源

二、音乐的本质

三、声无哀乐

四、音乐与情感

五、历史情境中的音乐

思想五：客观世界与认识方法

一、传统的认识

二、万物与至理

三、客观性、确定性

四、推类辨物与辩名析理

五、归纳问题

六、拒绝专断

结语

一、嵇康的意义

二、不朽的人格

附录

一、嵇康年表

二、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如果说在冯衍《显志赋》中，庄子还是与孔子、老子以及隐士於陵子、仙人王子乔等并列的人物，庄子思想还仅仅是在儒术、黄老、神仙混杂的状态中呈现出的某一个方面，那么，在仲长统这里则十分清楚，既说老子，又说庄子，并且只说老子与庄子。庄子齐物、逍遥、贵生等思想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概括地说，从冯衍到马融、仲长统，庄子从许多并列的人物中逐渐突显出来，受到士人的重视；黄老作为统治术，强调清静自守、卑弱自持的观念逐渐转向以庄子思想为主，强调任性自然、游乎尘外的生命哲学。他们出处虽然不同，但标举达生任性这一点却完全一致。在仲长统的诗文中，虽然没有“老庄”并称，但意思已经完全具备了。

总的说来，汉代思想界对《庄子》的兴趣不及后代那么大，引述相对较少，庄子思想尚未像魏晋时期那样流行。尽管马融之前，确有一些材料说明汉人注意到《庄子》，但与魏晋人接受《庄子》的侧重点颇有不同。从冯衍到马融、仲长统，庄子的达生任性之旨逐渐为士人阐发出来，这可以视为汉魏《庄子》接受史上的一个转折性标志。

《庄子》激起了汉晋士人的新的兴趣，这种意趣是汉人喜好黄老、喜好老子所不具有的。实际上，当士人远离政治中心、情愿或不情愿地被政治边缘化时，庄子的那种宁肯“曳尾于涂中”而不愿“留骨而贵”的姿态，很容易引起他们精神上的共鸣。庄子的齐物观念、超然物外的思想、逍遥濠水之上的生活态度等，为士人的边缘状态提供了肯定性解释的基础：远离世事、淡泊宁静的生活值得充分地肯定，这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终于在《庄子》中找到了思想上的依据，找到了精神上的支柱。这些内容比从黄老那里得到的抱朴守真一类思想更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魏晋士人推崇老庄便成了十分自然的事情。嵇康、山涛皆性好老庄，阮籍作《达庄论》，向秀、郭象为《庄子》作注，阐发庄生之旨。“老庄”一词逐渐流行起来，庄子的思想也为许多士人所熟知。可见，从重视黄老到喜好老庄，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汉魏之际。余嘉锡日：“《抱朴子·汉过篇》日：‘反经诡圣，顺非而博者，谓之庄老之客。’是老庄之学，在后汉之末已盛行。”冯友兰也说：“汉朝人很少把老子和庄子并称，他们只说‘黄老’，不说‘老庄’。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家们就把老子和庄子并称，他们只说‘老庄，，不说‘黄老，了。”尽管没有展开论证，但他们的看法与我们的结论正相一致。

P91-92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述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做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做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做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嵇康评传》写作期间，得到了许多师长、同仁、学友真挚的关心和热情的帮助，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曾举行会议，专门邀请茅家琦先生、周勋初先生、林德宏先生对包括我的著作在内的数部评传进行讨论，他们给我提出很多富有启发性的意见。

周勋初先生一直很关心我的写作，他的多次谈话使我获益很多。他提供了部分参考资料，有一本杂志，他竞亲自送到了我所在的“中心”。接过杂志，我心里异常感动。

我的导师莫砺锋教授始终很关心我的这部著作，他对我超过十年的学术指导可以在这部评传中看到明显的印记。

审稿人郭维森教授、评传丛书分管副主编巩本栋教授通读了全稿，提出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指出了我自己很难察觉到的问题，校正了某些讹误，修改稿由此增色颇多。著作减少一处差错，作者就增添一份欣慰。

丛书常务副主编蒋广学教授的审阅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写出了书面意见，而且还对部分章节加上批注，他的批评促使我更深入的思考。

已故孙望先生的爱女孙原靖老师为我找到了现已很难找到的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学兄路成文博士在其中帮了很多忙。卢央教授借给我的吴南薰《律学会通》现在也已很难得到。

台湾大学中文系黄栾珍教授特意将台湾出版的嵇康研究著作寄赠给我，我的同事、学长吴正岚博士、师兄刘曙初博士都在资料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

我记住了他们的热情，更记住了他们的好心。他们值得我再次真诚的感谢。

感谢我的家人，女儿童馨为本书的索引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这部著作，他们在平静的生活里，多了一份期待，也多了一份因为我的专注而付出的忍耐。

              童 强

              二零零五年八月于半半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