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人吗?他们暴躁、多动、情绪不稳却富有创造性；他们在学习或职业生涯中四处冲撞却四处碰壁：他们如果能“在状态”本可以做得更好：他们已处在人生的顶峰却仍旧感到被驱策感到生活乏味；……

本书将告诉你，这些人可能患有注意力失调(简称ADD)。什么是注意力失调?注意力失调患者与正常人的行为方式有什么不同?注意力失调对患者本人及其家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该如何诊断和治疗注意力失调?对这一系列问题，本书给出了清晰的答案。

注意力失调(Attention DeficitDisorder，ADD)，是一种缘于神经系统的疾病。它并非一种羞于启齿的疾病，而是普通得像近视一样。只不过这种近视不在我们的眼睛里，而在我们的思维中。实际上，儿童中的多动症行为就是这种疾病的最初描述。现在我们知道，这种疾病不仅仅表现为多动症行为，它也不仅仅发生在儿童身上，成年人也可能患有注意力失调。其主要症状包括：易受外界干扰，易冲动，说话做事欠考虑，对于挫折和单调生活缺乏容忍性，对于高负荷强刺激情有独钟。

本书将告诉你如何应对从儿童到成年时期的注意力失调问题。

前言 个体体验／1

第1章 什么是注意力失调／6

第2章 “明天会更好”——儿童ADD患者／53

第3章 “剪不断，理还乱”——成年ADD患者／88

第4章 与ADD朝夕与共——夫妻中的ADD／129

第5章  巨大的挣扎——家庭中的ADD／149

第6章 肢解大象——ADD的分支／166

第7章 我怎样知道我是否患有ADD

——走向诊断的步骤，／209

第8章 你该做什么——对ADD的治疗／221

第9章 ADD的研究发展史——ADD的生理基础／246

译后记／265

ADD症状源于何处?ADD患者与正常人的行为方式有什么不同?什么是易冲动性?什么是注意力分散?多少能量属于能量过剩?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将贯穿全书，而且主要通过像吉姆这样活生生的个案来进行。如果仔细思考一下这些症状，难道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从自己身上看出或多或少的迹象吗?然而，诊断ADD的基点并不在于是否存在这些症状，而在于这些已存在症状的严重性、持续性，以及它们对患者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

当吉姆前来咨询时，他已经黔驴技穷了。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坐在我对面的舒适的座椅上，开始不停地用手指在卷曲的头发间拢来拢去。他俯身向前，目光在我和地板之间游移。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我甚至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他一边说一边摇头叹息，好像在对自己说：“不，到这里来也于事无补。”

“来的路上还顺利吗?”我问道。他迟到了20分钟，因此我猜想他可能迷路了。

“有点儿小困难，有点儿小困难。”他答道。 “你的路线图没问题，不是你的错。只是有一个地方，在该右转的时候我转向了左方。这下我彻底懵了。真是一个奇迹，我竟然找到了这里。在一个加油站，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掉转了车头。”

“路确实不好找。”我附和道，希望能让他稍微放松一下。在那些前来咨询的ADD患者中，大约一半以上在第一次就诊时或者迟到，或者根本就没有露面。对此我早有预料。其实对ADD患者来说这也是自然的。然而，我的病人们通常对此感觉不好，在咨询前想当然地认为我会以某种方式责备他们。 “在前来咨询的人当中，你绝对不是第一个迷路的人。”我安慰他道。

“真的?”他问道。“很高兴听到你这样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好像太多的话卡在喉咙口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然后，伴随着一声长长的叹息，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就在喉咙口的话语似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重复了这一过程，当我告诉他，也许他可以利用我记下他的基本信息比如他的名字、住址和电话号码的间歇，整理一下思绪。这一招果然有效。“好的，”吉姆说，“让我们开始吧。”

“好。”我答道，随即回身靠向椅背，并把双手交叠在脑后。又是一段长长的沉默，又是一声叹息。“看得出来你有难言之隐，”我说，“也许我们可以从你为什么来这里谈起。”

P10-11

我患有注意力失调(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简称ADD)。我发现我患有ADD那年31岁，正值我在波士顿的马萨诸塞精神病康复中心接受儿童精神病学培训的尾声。记得那是波士顿一个潮湿的夏季，当我的神经精神病学教授在一系列早课上开始描述ADD的症状时，我经历了一生中少有的一次恍然大悟的感觉。

“有一些儿童，”我的教授侃侃而谈， “患有注意力失调。通常他们聪慧绝伦，却难以长时间地专注于任何事情。他们洋溢着旺盛的精力却缺乏持之以恒的毅力。他们行事冲动，口无遮拦，对于外界的任何干扰几乎没有丝毫抵御能力。”

原来对于我的问题所在，这里有一个名字!我如释重负且情不自禁地想道。终于有一个术语、一个诊断、一个实实在在的医学“名分”，可以让我获得解脱，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比别人蠢。

随着讲座的深入，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几乎所有与ADD有关的文献。我不仅意识到我本人患有ADD，而且识别出我家族中其他几个成员的行为方式中也留有这种症状的痕迹。这使事情进一步明朗化——ADD受遗传基因影响。后来，我聆听了ADD领域的开拓性人物保罗·文德博士(Dr．Paul Wender)的演讲。不久我又渎了他的有关ADD的学术著作。我感到了一种巨石卸肩般的轻松。原来我并不是在校读书期间被人称呼的“白日梦患者”、“懒人”、“差等生”、“火星人”，也并没有那些所谓的导致我心浮气躁且行动至上的被压抑的无意识冲突。

我的问题是，我患有一种遗传性的神经性病症，这种病症的主要特点是：易注意力分散，对于挫折和单调生活缺乏容忍性，说话做事欠考虑、易冲动，对于高负荷强刺激情有独钟。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了这里有一个名字可以描述我常常感受到的这种过度的能量泛滥状态——这是一种强烈的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受，这种感受以一种强大且令人无力抵抗的方式充斥着我的大部分清醒时间。

终于有了一个术语可以解释那些痴语——那些我无缘无故脱口而出的痴语；那些我感受到的愤怒——那些当我在上学期间未能很快掌握一个知识点而把铅笔折断并扔满整个房问时的愤怒；那些尝试——7次尝试去读一本小说的某一页；那些心不在焉——我的妻子告诉我的在我们亲密谈话中我常常表现出来的心不在焉；那些时刻——忘记了手边正要做的事而转向一些八字还没一撇的新点子，或者绞尽脑汁去苦想那些被我忘记的事；那些对于嗜好的追求——不管是出于喜爱，还是出于需要，只要是能够强烈刺激和吸引我的新项目、新点子的穷追不舍，而不管我正在为一个患有妄想症且具有暴力倾向的人做心理治疗，或是在为某场赛事下一个至关重要的赌注。终于，这里有一个名字可以解释另一个我的所作所为——我所表现出来的喜怒无常和神经过敏。现在有了这个根植于我神经生理系统内部的术语，我开始渐渐以一种宽容的方式理解了曾使我如此沮丧而恐慌的另一个我。

我并不太喜欢“注意力失调”这个术语，尽管它毫无疑问比它的前任——“轻微脑部功能失常”——进步许多。从技术角度讲，现在通用的诊断标签是“注意力缺陷及多动病症”。这一名称把多动症状融入诊断。但“注意力缺陷及多动病症”这一名称也不十分准确，原因如下。首先，这种病症的症状并非表现为没有注意力，而是表现为注意力的非持续性——大部分ADD患者有时能够做到短时间内精力超强集中。其次，在这种病症中，多动症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其实，一些患有ADD的儿童和成年人整日处于“梦幻”状态而显得异常安静。再者， “多动症”这个词的含义相当含混，一些古板的评估者只是简单地在一些顽皮个体的身上标上“多动”的标签，结果导致对一个正常行为的误诊。最后，“病症”这一术语把患者的症状完全归结于它本不完全属于的病理学的名下。尽管ADD能产生一系列问题，但拥有ADD的患者同时也“享有”无数的优点，这些优点正是本书将要强调的重点，比如充盈的精力、敏锐的直觉力、丰富的创造性和洋溢的热情。但不幸的是，这些优点往往被“病症”的标签完全遮盖。这是不公平的。ADD并没有阻止我成为一名医生，同时，它也不会阻止其他众多ADD患者在各个不同领域取得闻名遐迩的成功。

尽管“注意力缺陷及多动病症”是被美国精神病协会(Amet4can，Psychiatric Associal。ion)的官方杂志《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0f Mental Disorders)所认定的官方术语，但在本书中我将使用“注意力失调”(ADD)这一术语，因为它更加明确地把拥有多动症状或者能量过剩的患者以及那些不拥有多动症状或者能量过剩的患者都包含在内。

自从我在10年前那个潮湿的夏季第一次听说这个新奇的病症之后，我开始治疗儿童与成年ADD患者并专注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直到现在，我仍然从我的病人和他们的家人、老师以及朋友们那里学习有关ADD的各种知识。通过广泛地与各年龄段的ADD患者以及他们周围的人——老师、爱人和朋友——的接触，再加上我个人的自我检验和反思，我渐渐培养了一种与ADD患者的默契，这种默契并不仅仅是基于对患者的诊断，也是基于一种对患者生活方式的理解。

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尽管难以对ADD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尽管它几乎不可能发生在单一的真空环境中，换言之，它总是伴随着其他问题而来，例如学习失能或者自尊心低下，但就ADD本身来说，它拥有与其他病症截然不同的症状，且需要良好的诊断与治疗。否则，成千上万的儿童与成年ADD患者将处于终生被误解的窘境，沦于无辜的痛苦挣扎中，甚至自暴自弃。

除了专注于ADD的治疗外，我仍然保持着儿童与成年人精神病家庭医生的角色。这一角色使我在行医过程中能广泛地接触到各种各样困扰人类的疾病。同时，儿童与成年人精神病家庭医生的职业也有助于我保持一种平衡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我并不认为儿童ADD仅仅是学龄儿童在校期间的问题，也并不认为成年ADD仅仅是成年人在工作中饱受挫折的“后遗症”。还有，尽管普及有关ADD的知识势在必行，但避免ADD成为一种“治疗时尚”的重要性不亚于对ADD知识的普及。

尽管《无辜的挣扎》一书是由我一人独立完成的，但其中一些思想来自于我的合作者约翰·瑞特博士(Dr．John Ratey)。1979年。当我开始接受成年精神病学培训时，约翰是主任医生。那时，他像老师一样激发了我的灵感。后来在多年的交往中，我们成为亲密的朋友。他最初的研究兴趣在于治疗成年人中的行为失控，后来转移到治疗成年ADD患者。约翰不仅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ADD患者。

本书的合作，产生于我和约翰每星期打两次网球的闲谈中。在一边打网球一边谈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当看到ADD患者好转时，我们都是那么兴奋。在这些病人中，许多人曾被误诊为其他病症。当他们被确诊为ADD并得到恰当治疗后，效果是异常显著的。

“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ADD。”去年冬天，在一场特别激烈的比赛之后，约翰对我说。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书，”我应和道，“你认为我们能够一鼓作气完成它吗?”

“值得一试。”约翰说。回去后，我们就拟定写作计划，设定截稿日期，并且制定对于ADD患者来说生死攸关的“外在规范”来约束彼此。最后，我们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这是一本由两个患有ADD的精神病医生合作而成的有关ADD的书。我们写此书的目的是希望成千上万的ADD患者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过上他们所向往的生活。

在解释ADD时，本书主要依赖于源于生活的真实故事。其中一些故事是把几个故事有机地加以归纳重整，另一些故事则直接取材于病人的亲身经历，还有一些故事来自为写此书而进行的实地采访。无论出于何种途径，本书中所涉及的人都采用匿名的方式。

我们衷心地感谢所有自愿提供个人经历的人们。

在美国的范德比尔特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后，我很幸运地在达拉斯的一所私立小学——The Lamplighter School——谋得一份教书的职位。

这所学校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其中之一是，每年学校都要聘请两到三名闻名全美的教育家、心理学家，或者知名学者来校开办讲座。2003年秋季的名人便是爱德华·豪罗威尔博士。他是一位成功的儿童与成年人精神病治疗专家，而且是众多销售量颇大的心理学著作的作者。2003年暑期，我们读者俱乐部便挑选了豪罗威尔博士的两部著作作为暑期读物，其中之一便是《无辜的挣扎》。我一口气读完了此书，并萌发了把它译成中文的冲动。

终于等到了豪罗威尔先生来校的那一天。请他在我的书上签名后，我怯生生地问，是否这本书已被译成中文。

“我知道这本书已被译成日文，却还没有被译成中文。”豪罗威尔博士回答我。

“也许我可以把它译成中文。”尽管我的口气充满了自信，但我心中仍忐忑不安——我是如此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豪罗威尔博士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除了从外表可以看出我是一个中国人外)，会……

“如果你把它译成中文，我一定要好好地感谢你。”豪罗威尔博士的眼里闪烁着激励。

下面的谈话我已记不清了，但豪罗威尔博士的这句话却像一颗定心丸坚定了我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的决心。

翻译工作随即开始。在精心译完前言和第一章后，我开始在网上搜寻中国国内的出版社。仔细斟酌后，我选定了两家出版社，并给它们分别寄去了电子版本和书面版本译稿。很快，浙江教育出版社的编辑给我发来了电子邮件，表示对译稿有兴趣。我庆幸我对出版社的选择，也因编辑的信任而勇气大增。

有关合同的文书工作进展得颇为顺利，漫长而艰苦的翻译随之成为我工作之余的坐标。好在教书虽挣钱不多，假期却多，我便把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假期与周末都投入到翻译中。译文的主体是在2004年完成的，尤其是那年的暑期前后。幸运的是那时正逢我的父母风尘仆仆来美探亲，朝夕相伴我度过了无数个寂寞而清苦的白天与夜晚。

如果没有我的妹妹张春红的一臂之力，这部书的翻译便会留下很多缺憾。张春红是普度大学幼儿发展与家庭研究系的博士研究生。她的主攻方向是婚姻与家庭治疗。她的英文功底在我所接触过的在美中国留学生中是屈指可数的，再加上她丰富的心理学专业背景，在美国校园婚姻与家庭治疗方面的临床“实地演练”，以及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她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的贡献和付出是不亚于我的。

在翻译过程的后期，我的生活发生了举足轻重的变化。我不仅与体贴温存的爱人组建了幸福的家庭，而且一个小小的生命也在我的腹中孕育。尽管儿子的“闯入”延缓了翻译的步伐，但孕育生命的体验是我一生中最精彩的时刻。就让这本书成为我送给儿子张致衍的第一份礼物吧。

              张晓玲 2005年4月于美国达拉斯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