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涉及的神话和历史似乎是两个几乎不相容的计划的产物，修昔底德本来计划以日志的形式写作一本有关军事学和政治学的教科书。实际上人们通常也没将它看作其他什么东西。但是这项工作在进行过程中逐渐抛弃了这个枯燥无味的计划，而呈现出另外一种轮廓。然后，这种轮廓由于受到旧模式固定套路的干扰，因此是不连贯的；就像一连串突出于海面的火山岛，无论从角度还是从距离来说，只能进入鸟类的眼中，却不能进入巡航水手的视线，因为它们看起来与沉没的山峰并无不同。

修昔底德（约前471～约前400），古代希腊历史学家。生于雅典一个富裕而显贵的家庭。公元前424年当选为将军。同年冬，斯巴达将领布拉西达斯进攻雅典在爱琴海北岸的重要据点安菲波利斯，修昔底德指挥色雷斯舰队驰援被围困者不力，城陷后获罪流放，凡2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返回雅典。流传至今的按编年体记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修昔底德用30余年的时间编写的一部未完成之作，记述的事件止于公元前411年。全书共8卷。修昔底德善于借书中历史人物之口，用自己审时度势撰写的演说辞阐述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关的各种问题。

中文版序

序

内容提要

第一部分 历史中的修昔底德

第一章 关于战争起因的各种说法

第二章 战前的雅典政治集团

第三章 反麦加拉法令

第四章 西部政策

第五章 修昔底德的历史观念

第二部分 神话中的修昔底德

导论

第六章 雅典在派罗斯的运气

第七章 最暴虐的公民

第八章 神话化的历史与戏剧

第九章 诱惑女神

第十章 与米洛斯人的对话

第十一章 幼狮

第十二章 专制的厄洛斯

第十三章 悲剧的激情

第十四章 战争的起因

译名表

译后记

第八章 神话化的历史与戏剧

事实是如何“融入神话中的”?“刺杀僭主者”的传说生动地说明了这一过程中的两个阶段——神话的非定形阶段和虚构阶段。修昔底德警惕地防范着虚构，但并不反对通过艺术形式加工神话，这一点可以通过波桑尼阿斯(PalJsanias)戏剧化的传说来证明。

这部历史的外在形式显示出它对悲剧的刻意模仿；而且在技巧建构和心理方面也模仿了埃斯库罗斯的戏剧。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结构介于纯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表演分成两个层面：歌词——超自然的和普遍的；对白——人类的和特殊的。人物是高度抽象的，与人格化的符号毫无区别。修昔底德著作中的人物也是如此。悲剧的反语出现于两个层面的分离时期。埃斯库罗斯戏剧中某些僵化的台词；与修昔底德著作中的一些演说辞进行对比。

第九章 诱惑女神

克里昂与另一个故事情节(在这一情节中，雅典是主角)的联系进一步触及到了埃斯库罗斯的戏剧心理。在埃斯库罗斯那里，悲剧激情既是外部超自然的力量，也是当事人头脑中必不可少的因素。通过这种处理方式，戏剧中的分工问题得以解决。神灵附体的思想；激情是神派来的内心诱惑者；诱惑也来自外部，具体体现在另一个人，如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身上。举例说明：米太亚德(Miltiades)在帕罗斯(Paros)，波桑尼阿斯在普拉提亚(Plataea)。另一种诱惑人的致命激情——希望，则具体体现在克里昂身上。当雅典正因命运女神在派罗斯的眷顾而陶醉之时，克里昂在此充当着诱惑女神的角色。

第十章 与米洛斯人的对话

这篇对话(在本书中作了概括，并附有狄奥尼修斯的评论)想表达一种病态心理——傲慢和愚昧——在这篇对话中，雅典投票表决是否对米洛斯人进行大屠杀，此时恰恰是在西西里远征之前。修昔底德忽视了亚西比德(Alcibiades)在这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第十一章 幼狮

修昔底德对亚西比德的看法是神话式的，这可以通过亚西比德的首次出场看出来。根据传说，大流士(Darkls)和薛西斯(Xerxes)在发动远征前夕受到神灵的欺骗，欺骗女神(Apate)的动机到底是什么?雅典人在远征前夕也是受到了厄杰斯塔人(Egestaeans)的欺骗。

第十二章 专制的厄洛斯

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和希罗多德的《历史》(七至九卷)表达出来的教训在雅典身上得以重现。尼西阿斯就像阿尔达班(Artabanus)；亚西比德则像马多尼奥斯(Mardonius)和薛西斯。亚西比德和厄洛斯——专制的激情。远征的开始与结束，神话式原因的链条至此终止。

第十三章 悲剧的激情

人类本性的悲剧理论开始了对命运的反抗，这首先要归功于外部的力量。希望女神(Elpis)本来是一个破坏性神灵(Ker)；厄洛斯也是如此。这些强烈的情感首先侵入精灵的肌体(通过奥伦达的观念加以阐述)。精灵的持久存在要归因于崇拜，而神话则发展了他们的个性。精灵后来臣服于完全人格化的奥林匹斯众神；在悲剧理论的神话阶段，这些激情之神也成为“神之嫉妒”(Divine Jealousy)的使者。

修昔底德并不具备希罗多德的爱奥尼亚气质。他将埃斯库罗斯的理论理性化，而不是理想化。当移除了神学因素后，剩下的东西本源上还是神话性的。甚至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仍然能感受到这些超自然性质的激情。

P4-5

这本书的题目需要解释一下(如果不算是辩护的话)；因为对于那些一向认为修昔底德的著作属于典型散文体并且绝对真实可靠的人来说，用“神话化历史的”(Mythistoricus)这个词来形容修昔底德似乎带有某些挑战的意味，甚至有些自相矛盾。但是该词的含义与这位历史学家经常谈论的“真实性”是相当一致的，事实上，也与其整部著作中每一句话所要表达的真相相一致。然而，对一名历史学家来说，还有比真实更为可贵的东西。我认为，色诺芬是诚实的，但是他的诚实并足以让人们轻易读懂他的著作。阅读修昔底德的著作，虽然也不容易，但无论如何是令人愉悦的，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本书的目标就是将其著作中本质上艺术性的一面呈现出来，而这一点，往往不为人们所注意。这一方面是由于这段历史实在太长了，以至于很难将它视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是由于修昔底德一开始所抱有的良好意图阻碍了这种效果的执行，因此效果执行得并不彻底。

事实上，这部历史是两个几乎不相容的计划的产物。修昔底德本来计划以日志的形式写作一本有关军事学和政治学的教科书。实际上人们通常也没将它看作其他什么东西。但是这项工作在进行过程中逐渐抛弃了这个枯燥无味的计划，而呈现出另外一种轮廓。然而，这种轮廓由于受到旧模式固定套路的干扰，因此是不连贯的；就像一连串突出于海面的火山岛，无论从角度还是从距离来说，只能进入鸟类的眼中，却不能进入巡航水手的视线，因为它们看起来与沉没的山峰并无不同。本文的主要目标就是尝试将这些岛屿绘入海图，而岛屿之间的平坦海洋则不予着色，保持空白状态。这丝毫没有侵犯这位历史学家的捕鱼权。

正是对这种“艺术倾向”的侵犯证明我给修昔底德户斤起的绰号“神话化历史的”具有一定道理。之所以将其称为‘‘艺术倾向”，是因为我们不能将一件没有事先考虑好的事情称作“计划”。我是想通过“神话化的历史”(Mythistoria)来说明历史与概念(不管是艺术的还是哲学的概念)具有相同的性质，它们甚至在该著作构思之前就已经烙入了作者的思维结构中。每一时代关于物质世界的一般解释都被一些约定俗成的预想所左右。任何一个人的思想，无论他认为自己与同时代人多么不一致，都不是完全隔绝的，而像是一个连续环境(他所处时代和地点周围的环境)中的一汪池塘。这种思维因素当然总是很难探查和分析的，因为它是一个连续的因素，为各种不同的思想特征所掩盖。但丁(Dante)不可能知道：当天文学的发展终止了地心说理论时，他的赎罪主题就显得不合时宜。对我们来说，也不可能说出在我们自己的世界观中究竟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力学、物理学范畴的影响。对修昔底德来说，也是如此。他选择了一项事业，并发誓要将此事业完全置于绝对可探知的事实领域之内；为了慎重起见，他给自己设定范围，进一步限制了其探求领域，直至偏见、先见，技巧(除了系统的探寻技巧)似乎都不可能闯入他的著作，修昔底德方才罢休。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个性和所处时代、地区的一般认识，你就无法搜集浩如烟海的事实，因为个性和认识对于选择和整理这些事实是有一些发言权的。他已经忘记自己是一名雅典人，出生于埃斯库罗；~(Aeschylus)离世之前；他也没有想到，他必须要持有某种立场和观点，因为他要在一千或两千年中漫游很长一段距离，而那个世界会逐渐远离他的立足点。即使他再谨慎，传统的思维模式(雅典人思想的典型特征)还是会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使他塑造出大量没有明确形状的事实。结果，科学作品成为艺术作品。而且，由于人类行为和感情世界本应属于历史学范畴，而作者的思维模式(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却将它归于神话学范畴，因此，我将“神话化历史的”这个绰号赋予他。

本文的论述是连续的(在内容提要中可以看到)，但分为两部分，以此来反映修昔底德这部史书的双重意图。我认为有必要探询“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问题，因为我隐约而强烈地感觉到修昔底德对战争起源的论述很不充分。我逐渐形成了一套截然不同的战争起因理论。至于这一理论，我会在前四章中阐述，因为，虽然这个主题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但它会引导我进一步探询——为什么修昔底德向我们讲述这件事情，并且是以相当长的篇幅来讲述，而我们认为有重要关联的其他事情，他却讲得那么少。这本书余下的部分是对此问题的一个回答。我发现原因并不在于作者的“缄默”——他认为他已经记录了我们想知道的所有事情——而在于这一事实：他并没有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采取一种科学的人类史观。相反，尽管他拥有令人钦佩的科学气质，却缺乏系统知识和科学概念的必要辅助，因为这些是在随后的若干世纪中通过人们精心提炼、详细阐述、去伪存真等不懈努力才逐渐形成的。这种思维工具是每位现代学者生而继承的财产，但修昔底德却没有。与当时的雅典人一样，他的气质是一种早期教育的结果，而这种教育的内容几乎是清一色的史诗研究。在那个时代，科学还没有提供一套可供替换的概念系统。严格、理性的思考——修昔底德从未中断的一种实践——并不足以打破这一模式。修昔底德的诗人和艺术倾向出现在该书的第二部分，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将其挑选并整理出来。充满并连接这些章节的原则是人性的悲剧理论——修昔底德从埃斯库罗斯那里继承来的一种传统的心理状态。我力图详尽阐述埃斯库罗斯的戏剧形式是如何建立在这种心理状态上的；最后，我将这种悲剧激情理论回溯到崇拜神话的黑暗时代，正是对神话的崇拜催生了这位雅典戏剧家的悲剧创作。因此，我原来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修昔底德永远不会明白战争的起源，因为他的头脑中充满了成见，这种成见将他所目睹的各个事件塑造成一定的形式；这种形式恰巧打断了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而秘密就在于事件之间的这种联系。

要解释希腊历史学家不能不提及诗人，而要理解诗人，我们又不得不了解思维的神话阶段以及无秩序的混沌状态，因为希腊知识分子正是从这个阶段和状态中逐渐塑造了那个美丽而清晰的世界。在文学方面，古典学研究的分支仍然在承受忽视神话学所造成的恶果。人们仍然像看待18世纪的散文学家那样看待这些诗人们，好像诗人们都喜欢制造无聊的“隐喻”，害得读者不得不在字典中费力查询。哲学史的作者往往将泰勒斯写得好像是突从天降，当他碰到地面时，脱口而出：“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人们在衡量历史学家时往往以“真实性”为标准——将该问题看成道德问题是英国人根深蒂固的倾向，一旦被赋予了诚实的“证书”，他们的证据就可以被接受，好像他们的历史是昨天才写的。我将这种谬论称之为“现代主义者的谬误”，它也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流行过；如果不是我不想引起争论，本文也许会被看作笔伐这种现象的一篇檄文。这位古代作家虽然平实且富有理性，但我们可以认为他的思想活跃在一种诗意和神话的氛围之中。

我并没有补充大量详细的历史资料，而只是为既成事实提供了一个新背景，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对每一句话的出处都答谢一番。前四章的材料主要取自布佐尔特(BLlsolt)博士的鸿篇巨著《希腊史》，或者说，布佐尔特博士的博学和专门研究使得研究者更容易使用这些众所周知的材料。我也发现伯洛赫(Beloch)的著作大有帮助且富有启发意义。为了方便说明，我在某些地方的用词可能与伯瑞(Bury)教授的《希腊史》不太一致，但不要认为我忽视了这位学者对学术界的贡献。他的博学使得诗歌的细腻情感丝毫没有受到毁损，这在他的品达诗歌译本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要感谢出版社工作人员的礼貌与周到。我的朋友，三一学院的A．E．伯奈斯(Bernays)先生欣然阅读，了本书的校稿并提出修改意见。我同时怀着感激之情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审稿人和员工，正是他们高速的工作效率保证了本书的顺利出版。

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其他两个人的帮助。

我很高兴能在此向韦拉尔(VerlralI)博士表示感激之情。虽然他。的帮助并不具体，但仍然意义深远。在我们这个国度，古典诗歌要么在语法教学中充当道德训诫的工具，要么给教区的文化休闲增添一种优雅的世俗学问，但他最先证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能够与古希腊人的鲜活思想达到真正的共鸣。和我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是从他的书籍和讲演中得知希腊人不是愚昧的儿童，渴望着基督教的天启之光；我也意识到，现在力图要搞清楚的事情不是修昔底德的文法，而是他的思想。我正沿着前人开辟的小路前进。正是在他的演讲室里屏息沉默之时，我才开始明白文学艺术是如何成为一种生活激情的。

我还要感谢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女士。为了表示感激之情，谨将此书献给她。要不是她在该书写作过程中给予我无私的慰问与鼓励，我的这一梦想说不定早就烟消云散。在有关神话学的章节中，如果说有任何一点价值，直接或间接地归功于她；我感谢她，不仅是因为她将专业知识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我，更重要的是，她那敏锐而无可指摘的洞察力一次又一次地纠正我的错误，而这些正是我愚钝的头脑苦苦探寻而又徒劳无功的地方。

F．M．康福德

三一学院

1907年1月

从接到翻译任务到正式交稿，已过去大半年时间。在这大半年时间里，我既体会到了翻译的苦和累，也感受到了翻译的乐与甜。艰苦的求学期间，既要完成本职的学习任务，又要翻译这样一部思想史著作，自然是一项苦差事，但翻译的过程并不枯燥，而是充满了无限的乐趣与收获。就我本人来说，我十分热爱翻译工作，喜欢将一个个蝌蚪般的英文字母在我笔尖下变为方块字的感觉，喜欢享受攻克一个个难句后的狂喜，喜欢体会学与译、文与史相互促进的过程。

当然，我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翻译完这部著作，首先要归功于我的授业老师郭小凌教授和杨巨平教授。正是在他们的启发和指导下，我才一步步踏入古典学研究领域和翻译领域。没有他们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我既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翻译出这样一部古典思想史著作。

我还要感谢我的室友彭贵珍，每每遇到疑惑之处，她总是能够给予我热心的帮助；感谢我的爱人谢吉星，他不仅给我的译稿提出了不少建议，还在精神上给予我莫大的支持。

我还要特别感谢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陈恒老师和上海三联书店的王秦伟编辑，他们都认真通校过我的译稿，并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相当的精力和时间。

此外，在翻译本书过程中，译者参考了谢德风先生的旧译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和黄贤全先生的新译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念生先生译的《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古希腊悲剧经典》；周作人先生译的《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王以铸先生译的《历史》；方重先生译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等书。在此，对诸位前辈表示感谢。

当然，要翻译好一部史学著作，不仅需要浓厚的兴趣，更需要高超的外语能力，扎实的历史功底和良好的中文表达能力。由于译者学识浅陋，资历尚浅，翻译经验有限，因此译文中肯定存在不少舛缪之处，敬祈诸位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孙艳萍

2006年3月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