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需。这套“人文译丛”收入西方极具价值各种译著，主要有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基督精神与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等，其中有译有评，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本书是丛书之一，这本书讨论了自由与权威的本质，涉及道德与政治的诸多核心问题。作者的视角集中于现代社会个人自律的价值。他思考了以价值多元主义前提的自律的政治含义，进而考察了一种至善主义的宽容理论的范围和界限。

这本书讨论了自由与权威的本质，涉及道德与政治的诸多核心问题。拉兹考察了价值中立、权利、平等以及防止伤害在自由主义传统中的作用，进而把这些概念与基本的道德问题联系在一起，如，价值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价值的可比性以及个人承诺的意义等。

作者的视角集中于现代社会个人自律的价值。他思考了以价值多元主义前提的自律的政治含义，进而考察了一种至善主义的宽容理论的范围和界限。

致意

1 政治自由问题

Ⅰ 权威的限度

2 权威与理由

3 权威的正当性证明

4 国家的权威

Ⅱ 反至善论

5 中立的政治关注

6 排除思想

Ⅲ 个人主义的自由：自由到权利

7 权利的本质

8 以权利为基础的道德

9 平等

10 自由与权利

11 后果论：导论

12 个人康乐

13 不可通约性

Ⅴ 自由与政治

14 自由与多元主义

15 自由与自主

译后记

例如，一个人开始喜欢伯德(Byrd)的音乐，可能只是因为他的爱人喜欢，如果分享这种品味将是愉快的。关键是一个人变得喜欢伯德音乐本身。一个人不仅仅因为他听这种音乐而使他所爱的人快乐才变得喜欢听它。在另一方面，伯德音乐中的快感既不会由于一个人对朋友的音乐品味的信任而被诱发出来。“因为他早就希望我这样做”就不仅是一种不给理由的解释。这是一个理由，不过是有关伯德音乐本身的理由，一种因为一个人喜欢而想要听伯德音乐的理由。正是因为如此所爱的人才乐于听它。

他可能会由于我想要听伯德的音乐以使他快乐而感到快乐，但是，他并不会因为这个理由而让我去听伯德的音乐。他只是想让我听伯德的音乐，因为这样做以取悦于他是在做使他快乐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也有另一个愿望，换句话说也就是我应该喜欢伯德。这是一个有关我应该喜欢伯德音乐本身的愿望，因为它能够使人快乐。在这里，他想要我这样做是由于一个特殊的理由。由于另一个理由而不是如他的愿望而这样做。事实是，我爱他，他喜欢我这样做只是第二位的理由——一种为前一个理由而行动的理由。

这第二位的理由并不是一种使他快乐的愿望，而是一种使我拥有将会使他快乐的欲求和嗜好的愿望，因为我爱他。这与这样做是否会使他感到快乐无关。这可能不会使他快乐，因为他可能从来都不知道这个理由。事实上，人们常常是受前面我所描述的他们所爱之人死后的动机所驱动的。在爱情中很少能够看到这种愿望和心愿。不过，这种现象的稀奇并没有降低这种现象对于我们理解爱的重要意义。在我看来，这体现了相爱的人们融合为一体的典型的精神方面。对于这种融合的渴望包括这样一个意愿，不仅仅通过逐渐的适应，而且也通过更为迅捷的贯穿于爱情的意愿转换而实现这种融合。

这对于我们理解权威有什么意义?那些被领导者爱他们的领袖吗?

P33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芭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需。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胡君维革的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数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的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两年以前，文辉学兄把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委托于我。由于当时我正在与曹海军博士翻译布莱恩·巴里的《正义诸理论》，所以，抽不出更多时间从事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只好求助于郑维东和王欧两位。当初商定，我只承担第一章《政治自由问题》的翻译任务，其余交由他们两位译出。但由于维东学兄教学科研任务繁忙，而王欧博士正忙于博士论文的写作，都无法把全部精力投到这本书上。时间一晃过了年余，译稿汇总在一起，才发现我们的翻译风格甚至对于原文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别，为了对原作负责，当然也是为了对我们的读者负责，经与两位商议，决定对译文做较大的修改。承蒙殷冬水、彭斌和李安平三位博士在百忙之中援之以手，分别对译文做了校改。及至2005年5月，曹海军博士和我一起统改译稿，觉得原译中许多根本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于是，我们达成共识，最好的办法，也是最简捷的办法应该是根据原文重行译出。这样，有幸和海军再一次合作，第12—15章由我再译，第10—15章的重译工作则由海军承担。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最后是在我们两人手中完成的，但也是共同合作的产品。诸兄的译文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原文以及深入理解书中涉及到的政治哲学问题，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

译事三难：信、达、雅。作为当代自由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之一，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法哲学家，拉兹的著作颇为深奥，坦白地说，我们几人对于书中所讨论的问题虽然很有兴趣，但由于我们学识有限，误解误译在所难免，谨请读者原谅。

孙晓春

2006年4月16日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