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需。这套“人文译丛”收入西方极具价值各种译著，主要有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基督精神与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等，其中有译有评，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本书是丛书之一，是本杰明·巴伯教授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进行深刻分析和全面反思的重要著作，同时也是我们理解当代西方不同民主理论流派的经典作品。

《强势民主》是本杰明·巴伯教授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进行深刻分析和全面反思的重要著作，同时也是我们理解当代西方不同民主理论流派的经典作品。《强势民主》在1984年首次出版后即对当代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而持续的影响。《纽约时报》曾经对巴伯教授的思想作出如下评论：“巴黎赋予参与思想以制度上和智力上的活力……他的独特贡献不在于其提出了有关立法的建议，而在于他勾勒出一种从可能出现的强势民主的实践来看待政治的方式……巴伯的研究是极富原创性的，同时也是极具挑战性的。”

二十周年纪念版序言

致谢

1990年版序言

1984年版序言

译者导言

第一部分 弱势民主：针对自由主义的辩论

第一章 弱势民主：作为动物管理的政治

第二章 前设概念的结构体系：牛顿式的政治学

第三章 自由主义民主的认识论体系：笛卡尔式的政治学

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心理学体系：去政治的人

第五章 20世纪的弱势民主：潜在的病理分析

第二部分 强势民主：为公民身份的辩论

第六章 强势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

第七章 一种概念体系：参与模式中的政治

第八章 公民身份和参与：作为认识论的政治

第九章 公民身份与共同体：作为社会存在的政治

第十章 真实的现在：现代世界中强势民主的制度化

来自于诸如自由、独立、自足、自由市场和隐私权之类带有无政府主义观念的政治哲学可以用下面这个口号来概括，即“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管得最少的政府当然是那种什么都不管的政府；惟一的好国家也就是那种“逐渐消亡”的国家(在这种意义上，作为自由主义者的马克思也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如果我们不得不痛苦地选择某种政府，那么“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学说就体现为限制统治者权力和统治权范围的宪法保障与约束。依据霍布斯认为最多的自由只存在于“法律沉默的地方”的准则，大多数自由主义的宪法基本上都将政府特别地限制到被委任的权力范围内，而将所有其他权力(用美国宪法的第十次修正案的说法)保留在州和人民手中。自由主义民主来源于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标志就在于，民族国家担负着证明其运用某种权力的正当性的责任。

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自由主义者始终试图解决古典自由主义者的问题，即我们如何才能发展出(在卢梭经典表述中的)“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够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然而，对这些自由主义者而言，至关紧要的规定就是人们“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因为首先维护他们先前的自由对政治联合体而言是惟一的正当理由。卢梭本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他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名声)，他选择将天赋自由重新定义为公民自由和道德自由的方式来处理其中的紧张关系，同时使用服从自己来作为解决内在困惑的关键。相反，自由民主派都坚持天赋的或者消极的自由；他们认为除了限制或者否定所有的政府之外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因为，对他们而言，自由和国家权力是相互排斥的，这种两难困境是无法解决的。

自由民主派的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们经常看起来对“自发市场”中的权力和冲突的反应如此迟钝。由于自由民主派坚持认为“自然”意味着“自由”，“共同体”意味着“强制”，所以他们很难接受共同体可能支持某种形式的自由，或者自然能够导致某种比在民主政治中更为隐蔽的强制与冲突的观点。当代自由主义者反对大政府的主张，坚持认为私人领域是平等竞争的典范，而个人自由只能是实践早期社会契约论所向往的理想。

因此，与其他倾向相比而言，无政府主义的特性使得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理论非常不完善，分裂和肤浅，并且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得非常脆弱。我们即将讨论的现实主义和最小政府论则试图纠正这些趋势。但是，这些影响并没有使得自由主义者更多地改变私人领域中的权力，或者更加灵活地创造出理想的民主政治，或者更加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对人性的推动作用，或者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公民共同体所具有的实现革新、解放和正义的能力。正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特性表现得就像是一个反对国家暴政的哨兵，所以我们心怀感激之情。但是，对于公共的共同体和正义而言，它也是一种顽固的障碍，同时这种反对本身则是引起上述遗憾的原因。

P10-11

《强势民主》出版20周年以来，平等与自由，社群与个人主义，参与式民主与代议制民主之间微妙的辩证关系仍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像过去几百年中那样，充满了矛盾和紧张。但是，这些关系所依赖的环境却一直在改变，甚至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社群主义者(communitarian)对自由主义式的个人主义的批评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公民运动，并且在美国两个主要政党中赢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例如在国家公共服务方面。但是，无论是对左派还是对右派而言，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外，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主张和反对“大政府”的观念同时也已经成为选举政治中根深蒂固的、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条件。1996年，克林顿总统明确宣告“大政府的终结”似乎已经隐含了把某种关于公共物品的哲学作为民主的目的来接受的观念。当那些进步的民主主义者也很难举出一个对民主有利的有效证据时，那种认为持有基本民主权利的民众为了承担各种共同任务而共享他们的资源和发现共同意志的说法也就显得令人怀疑，更不用说更进一步的强势民主了。

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外，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很明显的民主的弊端在更大的范围内蔓延开了。那些名义上的民主国家的数量一直在增加——今天，还有哪个国家不喜欢将自己称为民主政体呢?但是，那些确实在实行民主的国家则是数量有限的，而且我们甚至不能认为美国也总是能够包含在民主国家的行列中。

我在20年前就曾指出，科学技术和通讯是进行民主改革的至关重要的调节器。它们一直在进步，现在，它们不仅给参与式民主带来了可喜的机遇，而且也带来了诸多的挑战。同时，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化进程开始逐渐侵蚀作为传统民主基础的国家主权，这在新世纪里成为了政治和经济景观中最显著的特征。我在《圣战vs．麦当劳世界》(Jihad vs．McWorld)(1995)①，《权力的真相》(The Truth of Power) (2001)与《恐怖的帝国》 (Fear's Empire)(2003)等著作中不仅考察了全球化进程对全球经济、文化、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的重要影响，而且考察了那些决定全球化的进程也通过各种重要方式明显地影响着民主的发展。

强势民主不仅仅只是可以被评价为能够矫正美国民主弊端的革新，而且现在必须用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它。当许多国家从共产主义的束缚、军人政府长期阴暗的统治和反动的神权政治中过渡到介于无政府状态和民主之间的苦难状态时，也就给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暴政形式都带来了机遇。这既使得全球民主的图景变得复杂了，同时也产生了关于后现代社会中民主问题的新争论：什么样的制度(如果有这样的制度的话)才能使阿富汗、克罗地亚、乌干达、伊拉克等国家以及那些出现麦当劳世界(McWorld)和圣战(Jihad)相对峙的社会实现民主化呢?民主化就一定意味着美国化吗?或者，反过来说，美国化就一定是民主化吗?是否政治的市场化、经济的私人化就相当于民主(也就是指那种业已失败的后苏联时代的“民主化”构想)呢?政治市场化与经济私人化是民主发展所必需的(或是可能需要的)条件吗?或者说，民主与资本主义是一致的还是可能不相容的呢?无论强势民主还是弱势民主，是应该将它看做单数的还应该看做复数的呢?它是意味着整齐划一的模式，还是表明可以适用于多种独特文化环境的能够进行改变的过程呢?换言之，本书的标题更命名为《诸种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ies)是否更为合适呢?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仅仅从国内的视角去思考民主的本质和命运是不够的。全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现实弱化了国家主权，使国家间的界限具有可渗透性。这就产生了新的问题，即采用什么类型的政府(如果有这样的类型的话)才能监督国际关系或国家内部事务。当前，全球化涉及到商品、市场、犯罪、疾病、贫困、资本、毒品、武器和恐怖主义的国际化等许多问题，它向我们展示出由于主权弱化所带来的有害的和无政府状态的一面。但是，它没有描述诸如国际化的公民制度或者政治制度之类的东西，因为这些安排尚未出现。现在，国际关系要么是处于无政府状态(根本没有全球性的民主政府存在)，要么是处于私人暴政的状态(由垄断性的跨国公司和决非民主的跨国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所操纵的市场力量)，而不受任何建立在跨国的公民身份或者公民社会形式基础上的慈善的、具有建设性的相互依赖的新制度安排所管辖。所以，问题不再是美国、法国或者日本将能否继续保持代议制民主的“弱势”民主政体的形式，也不再是伊拉克、乌干达、哥伦比亚能否成为各种强势民主国家，而是在各种国家、非政府组织与国际资本机构(所谓的国际金融机构)之间日益显著的全球性关系上能否实现民主——不管是参与式民主或者是强势民主。

在这项工作中，研究上述基本的紧张状态对于民主的未来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我将简要地阐述这些新挑战如何在一个日益增长的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科技进步的、寡头垄断市场的世界中使强势民主变得更加复杂的。这些挑战包括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力量使得对民主的追求发生变形，使得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发生偏差；包括正在变革的技术特性及其不断增加的垄断对强势民主的影响；也包括从暴政中挣脱出来的社会进行民主化的问题；还包括各种全球经济关系、公民关系与政治关系的民主化进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及其妨碍因素。

（序言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