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关于生活世界的哲学审视研究专著是作者对事物之道作的认识论、价值论、实践论的思考收获。“缘”、“道”，无论在古汉语还是在现代汉语中，都有多重语义，作者为书名，意在说明书的内涵是多义的，具有真善美的多面诉求。

本书的题目——“缘道”，乍一看让人莫名其妙，可能不知所云。需要对它做点解释。

在中国的古语中，“缘”字有多重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一曰“寻”，《文选·人敬亭山诗》有“缘源殊未极”句，言寻源未至之意。二日“沿”，“缘者，沿其边而饰之也”；三日“顺”，古籍《田子方》有“虚缘而葆真”句；四日“循”，《广雅·释诂四》云，“缘，循也”。王念孙疏证补正：“韩诗外传，缘理而行。说苑杂言篇，缘作循”，等等。这四种语义，在当今社会皆可通用。笔者也是取其四义综合用之，意为对“道”的寻求、沿用、顺应和遵循。概言之，就是探寻与遵循生活之道。

前言

第一篇 历史的度量

第一章 从真理到偏见的历史延异

第二章 恩格斯反思的科学昭告

第三章 历史辩证法的辉煌

第四章 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

第五章 生产力标准与实践标准

第六章 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

第二篇 科技的回望

第一章 实践意识与技术理性的认知分析

第二章 现代观察及主客体关系

第三章 科学的文化品格

第四章 新技术革命的成因和动力

第五章 信息经济与所有制

第六章 “主义”并非外在于科学

第七章 科技人员的心理特质与管理对策

第八章 现代管理技术的心理影响

第九章 生产力自组织的技术关照

第三篇 文化的敲叩

第一章 “哲学”的文化之旅

第二章 两类文化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

第三章 历史的道德遗产

第四章 斑斓多彩的世界

第五章 文明的全球化视阈

第六章 乡村变革的文化阐释

第七章 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

第八章 电视文化非线性的逻辑建构

第九章 荧屏引出的文化忧思

第十章 社会转型中交往关系的文化变构

第四篇 教育的反思

第一章 全人教育的话语

第二章 教学阐释方式的认识论思考

第三章 理论的生命在于实践

第四章 教师的悖论

第五章 当下语境中的大学生交往

第六章 网络文化中的少年品性

中国革命之初，有过许多争论，其中，有关于革命救国还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争。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分子，都清醒地看到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击下，中国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已到了十分腐朽的阶段，不改变这些，根本无法振兴民族工业，解放和发展新的生产力。革命发生以后另一个诉诸理论又诉诸实践的争论，是中国革命究竟走伺种道路。深谙中国社会复杂矛盾的毛泽东，作为正确路线的坚强代表，始终认为中国革命的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是土地革命问题；中国城乡政治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革命力量能够也只能在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的农村成长壮大起来。所以，中国革命只能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这是一系列伟大而正确的选择。作此抉择的最终依据，仍然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矛盾尤其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在这方面，毛泽东的研判和抉择，创造性地阐发和运用了生产方式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思想。

首先，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状以及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状况之科学分析出发，肯定了中国必须实行革命，也能够实行革命。

他认定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由此出发，考察了生产力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他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毛泽东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放在其他矛盾之首来论述历史发展的动因，表明他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整个社会矛盾体系的基础和核心看待。这个思想和他后来关于“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依据他的“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思想，具体分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理由。他从旧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制度的历史联系出发，展开了对革命问题的哲学论证。他认为，经过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和西方资本的进入，以近代机器工业为物质技术的新生产力诞生了，并有所发展。这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经有百分之十的比重。这种新质态的生产力，蕴藏着一种迅速发展的强烈要求。可是，腐朽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却严重地阻碍着这种新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使已经很落后的农业生产力处于每况愈下的境地。因此，毛泽东认定在中国必须用革命的办法摧毁旧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使严重束缚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把革命与解放生产力历史地联系起来，是以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作用与反作用的科学分析为思想基础的。对此，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做了哲学的说明。承认在总的方面，生产力最终决定着生产关系；但当新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尖锐对立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就有了决定性的意义。

其次，毛泽东从对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人手，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P4-5

本书的题目——“缘道”，乍一看让人莫名其妙，可能不知所云。需要对它做点解释。

在中国的古语中，“缘”字有多重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一曰“寻”，《文选·人敬亭山诗》有“缘源殊未极”句，言寻源未至之意。二日“沿”，“缘者，沿其边而饰之也”；三日“顺”，古籍《田子方》有“虚缘而葆真”句；四日“循”，《广雅·释诂四》云，“缘，循也”。王念孙疏证补正：“韩诗外传，缘理而行。说苑杂言篇，缘作循”，等等。这四种语义，在当今社会皆可通用。笔者也是取其四义综合用之，意为对“道”的寻求、沿用、顺应和遵循。概言之，就是探寻与遵循生活之道。

“道”的解释，则比“缘”字要复杂得多。《训诂汇纂》一书对此字之诂有305条之多，其义十分繁杂。就连中国哲学主要流派之一的道家文化，也是自老子始，总是为那可道之道与不可道之道的区别和联系犯难，致使“道”与“器”相对，而成一重要哲学范畴。就本书而言，只在借“道”而论其言及之理，并非去多花心事纵论“道”这样一个让人难以确切的抽象哲学范畴。但是，在此也不能不涉及道的主要意义。笔者取其三义而用之。其一，道者，径也，物所从之路也，故有“道心惟微”之论。其二，道即为根据、理由、法则，是天地之源，万物之理，行为之由，亦为事物当然之理，当由之理，人们当行之理，属事之必然，行之当然。孔子在《论语》所说的，“本立而道生”，“朝闻道，夕可死可矣”，大体是讲的这些意思。《老子·四十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把道作为事物之源。他还认为，道生成万物，又作为万物之根据，而蕴涵于天地万物自身之中，普遍存在，无间不入，无所不包。并且，道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是构成天地万物共同本质的东西。《易传》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把道视为与有形的具体事物相区别的无形的抽象规律。这使道作为规律的意义被界定，更为明显。韩非在《解老》篇中指出：“道也，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万物之所成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他在这里讲的“道”、“理”，即认为道是万事万物的根本成因，是统制各种各样的具体规律的总的根本规律或法则。因而，人们须以道论理。其三，道者，谓之经界，谓之礼规，谓之仁义，谓之德行。古人认定它为“德之本、教之本、法之本、福之本、圣王行”等事物之依据。这些意见，一是由韩非子认为“德”是归属于事物总规律的道之特殊本质，即“德者，道之功”的说法而来，把体现和遵循事物根本规律的现象称为“德”，暗含着应然以必然为据。另一方面，是由孑L子所谓的“志于道”，把道作为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的看法演绎而来。明确以道论德者，是《经籍训诂补遗·皓韵》中指出的“书泰世下，天有显道。墨子非命下作天下有显德”。德成了道的互文。其实，荀子在《议兵》篇中也指出过，“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把道作为礼的秩序，言道是当行、德行的规范，不遵守则招至失败。综观上述，道之意谓，相对于社会生活而言，主要是指社会发展的途径、规律和道德法则。

以上说了这么多关于“缘”、“道”二字的诂义，笔者并非要在此翻古，而是意在说明书作的用心和内涵是多义的、复杂的，具有真善美的全面诉求。

首先，社会生活或人生世界，本身具有其自在和自为相统一的真实。生活世界自在的真实，即在社会漂流的长河中，各种各样的确确实实发生过的事件。它们纷至沓来，作为一种奔涌的历史客体，显示在富有主观能动性的社会主体面前。相对于每一活动的当下人来说，这些事件作为物质生活的资料条件、环境、技术，作为政治生活的制度、法则、格局，也作为精神生活的文本、规范、秩序，而前定地存在着，发挥着对事件之后的、对凭依事件而进行新的创造的、对受到事件带来各种影响的人们，以一定的先在性规定。因此，它们是一种真实的自在性力量。它们构成生活的途径之据，道路之基，是作为生活的“世界”而出现的。但它们本身并非是自然天成的。作为社会生活的构成，它们是由生活构成的，是生活的产物，是先在于当下的人们进行生活创造的产物。历史本身就是人们的创造物，是各类追求自身价值、目的的社会主体在无穷创造中刻画出来的事件之流、历史长河。因此相对于每一当下者的先在事件，也都是当下者的前辈或当下者的先行实践在其种自为的意义上留下的已经获得了自在性的实践产物。在这样的意义上，社会生活各种事件，可以说无一不是在自在真实的意义上内涵着自为的真实。需要我们深入一层说明的是，所有接受社会先在事件制约、规定的人，并不都是无作为的听命于自在事件摆布的自在力量。他们在历史活动中有自己的新追求、新目标、新创造。他们既想像未来的某种理想化的真实境界，人生目标，更是真实地进行这种理想的设计和目标的追求。他们不甘于社会的自在规定，千方百计地打破以前的规定，进行自己的真实的自为的追求。如此而来，每一当下的生活主体，或每一主体生活的当下，无不处在自在与自为两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环境中、事件中。生活世界的自在，是作为人类自为实践的自在沉淀而存留而起作用的，并形成生活中的世界。生活世界的自为，是对自在的认识与改造、利用而构成世界中的生活，并转换为下一轮生活的世界。自在与自为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交织以及每一项因素对另一方的内包与转化，充分说明：一，生活世界中自在与自为因素都是真实的；二，自在因素的无意识、无自觉作用是在自为因素的意识和自为中显示出来的；三，自为相对于环境的总体力量及其前定性，单个自为主体相对于社会的自为总体，主体的自为活动相对于它的总体结果，又都具有特定意义上的自在性。因为社会实践的总体结构是无数个体实践之意志、力量经过相互抵消、融会之后而整合的结果。这一结果是每一行为主体在活动中难以预期和把握的，因而具有自在性。所有这些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力量及其作用，它们之间的内部机理，它们对社会生活构成的作用机制，以及形成的生活世界的总体发展趋势、必然路径，也就是我们所指谓的“道”，即总趋势及其借以实现的各种规律、法则。它们是万千纷繁现象背后最为内在、最为深刻的真实。在这个意义上讲，真与道、与规律、与总趋势，是互换的、融通的。因此，求真，与问道、循道具有本然的内在一致性。我们求真，就是缘道，而缘道，也必须求真。中国“实事求是”的现代语义，就是讲的这一层意思。不问实事，无法求是，而不从求是的方面，不从“罡”的意义上去把握实事，也难以在规律性的层面上从实际出发。这就是我的求真问是意谓上的“缘道”。

从善的意义上论道，也就是要把对于事物之规律性的认识，加以实践化、行为化，在实践理性的层面上坚持与贯彻道——规律的客观要求，使事实之本然的规律变成实践之应然的法则。善是一种关系中的价值或价值形成的关系。相对于社会生活中的类主体而言，自然事物及其内在的本质联系、规律，以及由之构成的某种发展趋势，所必然要显现出来的那样一些能满足人的需要的功能、效应、属性、潜势或现势，构成了需要客体对于需要主体的价值或意义。尽管这些价值在人的实践未至时，大量的是一些价值潜势，潜可能性，但它们的确是元价值或原生价值的存在。它们在受到实践的能动作用之后，便成为人类生活所需的现实客体或现实价值。这是自然事物之本然在实践中向社会生活之应然的或善的最初转换或实现，是自然对于社会之善的生成，或社会对于自然之善的改造。但善，从其最本质的意义上讲，是一种置于社会生活关系中或主体间的实践意识范畴。自然事物及其规律的作用，是无意识发生的，它们本来不具有善、恶用心或价值目标，只是趋利避害的人们、社会对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改造、利用而形成正、负面的或正、负面不同程度的效应而已，由此产生出不同的价值或善值。实在地说，这仍然是实践的目标、方式、过程在主、客体间构成的一种功用。并且，这功用、功利最终还要在进行实践的主体中间去发生作用，形成实践对主体、对不同主体带来不同的效价。因此，自然事物的原生价值之社会实现，一定是社会实践中的创造价值，也一定要转化为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价值，主体间价值。这样，善的创造、实现和分布，最终一定是社会实践的、社会关系的。人们要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进行社会的实践；或者相反，人们的实践总是创造着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创造出社会性的、契合于主体需要的各类价值。一切价值，一切善，一定是社会实践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即使是人的全类这样一个最大主体，对于自然界的功用追求，也是必须结成社会关系，并依照不同社会关系的格局、规定和可能性去进行的。自然给与人类平等的福利，在社会关系中的不同主体那儿，却以不平等的方式去实现。

由此而来，人类对善的认识和追求，便总是发生在三重关系中。一是社会对自然的关系，需要实现的是自然界原生的、潜在的价值向社会再造的、现实的价值的转换，是社会目的与自然规律的实践统一。二是社会机制、社会关系的内在运行法则和发展规律给人们提供的价值可能性，在社会成员改造和建设社会的实践中变成价值现实。这是社会运行规律与社会主体目的的实践统一。三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实践及其造成的价值可能性，在各类社会成员、个体的实践中、参与中变成各别的价值现实。这是社会类主体意志的合力规律与各别主体目的之实践统一。以上三重关系，相对第一重关系，是自然之潜在的善值向社会现实的善值的转化；相对于第二重关系，是社会机体运行中可能的善值向现实的善值的转化；相对于第三重关系，是社会的类主体、群体行为构成的集体可能的善值向个体现实的善值的转化。所以，在善的追求与确证之中，背后总有一个自然的真、社会的真、类主体实践意志的真作为基底和支撑。善的寻求与享有，总是对真的发现和利用，对真的再造和发挥。合目的必须合规律，才能真善；合规律伴随着合目的，才是善真。合规律而不合目的，真是自在的甚至异己的，没有实现向人的意义生成，根本谈不上属人的善。合目的而不合规律，善是虚妄的自欺，如同欲提着自己的头发飞离地球，根本不是为人的现实的善。规律的揭示与遵循，只有与善的诉求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并拥有“真”的意义。自在的非人的自然，本是无所谓真、假的，只因为有了人的介入，有了善的托付，才有了相对于人类意义的真或假。真是对于善之意义世界的真。同样，善也是源出于真世界的，是人在真世界里的真追求、真创造。失却了真，也就失却了善的基础与本义。真与善各有其道，各有其法则与规律。而真与善之间的关系，本身亦有其道，亦有其法则和规律。缘道者，不仅要求诸真与善，求诸真与善自身的规律、法则，即求真之“罡”，善之“罡”，而且，要求诸真与善之关系的“罡”，求诸真、善之道。这自然是一种“非常道”，或是一种“非常”的“缘道”。它要求我们把对事物、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可然与实然之间、必然与应然之间统一起来，在道和理、常与非常、真实与意识、认知与价值的结合上，寻理缘道。这是知的高致，行的化境，人生的彻悟。

至于说到缘道与审美的关系，笔者以为四字了得：“一言难尽”。美的创造与获至，用中国话概言之，就是“外师造化，内得心源”。美的东西是引人愉悦的东西，引人深省的东西，它是世人在求真、向善之过程的产物。没有外物造化与造化外物的实践之师，人的内心无源，也就无法由内心出发去审美。而人们之所以用“求真”、“向善”、“审美”这样一些词去说明真、善、美的获至，是因为人们取得并拥有它们的路径、方式不一样。“求”，是探寻、追问、争取； “向”，是认定、趋赴、进入；“审”，是分析、品味、欣赏。对于真、善、美人们之所以采取不同的认知态势和行为方式，深一层说，最终是由真、善、美之相对于主体的意义和生成方式不同而导致的。“真”，是事之本然，物之必至，以自在自为的本体论方式独立于人之外，虽然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事物之真不能脱离主体，是相对于主体之所“求”的对象、客体，但它仍然是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因为有这种自外于人的独立，人们才有对它的所求，才能对它有所求。“善”，是主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主体与外界事物、对象的价值关系，是实然、必然之事物在人们的实践中向应然状态、理想状态的生成，或是人们的需求、价值及其理想的意图和力量，对实然、必然事物的陶铸、提炼和确证。所以，“善”是人们的创造、确认和取向，是造物中的向往，亦是向往中的造物。“美”，作为令人赏心悦目的事物与活动，严格地讲，它是真与善，即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是真与善在碰撞中绽放出来的花朵，抑或是主体对真之追求、对善之趋赴所获得的成功及其过程的审视、领略和复现，以及由此造成的精神愉悦与自我确证。美，与其说是被创造的，还不如说是被发现、被欣赏的。它是创造中的被发现、被欣赏，是对创造的发现和欣赏。审美对象，对主体而言，是他的一种生命的投射与自我的肯定性的复现，是主体的一种对象化的存在。审美主体之于对象，作为一种审美的主动性存在，就由于那对象性的事物在全体或在某个方面映照着主体的本质力量、某种生命之火的光焰，因而也吸聚着主体生命亮光的投注。主体在审美对象上发现的是他自己，肯定的是他的价值和力量，赞扬的是令他向往、令他成就、令他满足、令他幸福的种种辉煌，种种胜利，或者是种种清新，种种解放，种种挥洒；或是种种飘逸与和谐。因之，美之道，在真与善关系之道中；审美之道，在实现真与善之和谐的过程及其法则中。真与善的和谐之道，即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相处之道，它们构成自然美、社会美以及个人身心之美、言行之美的底蕴。脱离了这些基本的底蕴，一切关于美的界定、审视、论说或艺术创造，都只能是秋天飘飞的蒲公英花，在它们没有着陆之前，虽则轻盈好看，也潜伏着某种生命，但终究是一种生命的枯槁形态，而不是美的生命的真正实现，不是蓬勃春天的开始。我们对美的审视与追求，应该源本缘道，不能让理性的灵魂流落在粉蝶花茎的摇曳之际。唯有真之善，善之真，才有美之真、善，真、善之美。

以上这些，是就“缘道”的语义信笔画下的一些文字，旨在表明，笔者是在何种意谓上，来论道缘道的。它不是严格教科书之类的经典之论，但的确是我内心深处的真实之言。面对时下喧嚣的媒体及其制造出来的汪洋般的艺术泡沫，我的言论可能是老旧而带有反叛色彩的，并且分贝很低。但不求闻达的我，姑妄言之吧。

在中国，最有资格说道又说得最为高深的，是老子。他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这是一种倾向唯物主义的且深具辩证精神又有可知论意义的命题。品味其中深意，有三点我是认同的。其一，可道之道“非常道”，即值得论说、解释乃至探究的道，定当是非常之道。它们不是漂浮在事物表面的浪花，而是事物的深流；它们也不是生活的伎俩与机巧，而是安身立命的大道理，总规律；它们具有极重要的认识价值。其二，“非常道”可道，即那种不同于通常行事法则的总规律，或事物的大本大原，虽则深隐、宏浩，难以把握，但仍然是能够探究、分析和言说的，道是可知的，知可达道。其三，“非常道”，也有非同过去、非同一般之意，它既是陌生的，又是极重要的，因此特别需要探究、需要言说。人的认识使命，须在缘道，即为认识、掌握和遵循事物的根本规律而努力。

正是本着这样一些朦胧的想法，我把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冠名日“缘道”。尽管它多涉生活世界甚至不乏琐事之议，但主观的努力，还是想对涉及的事情作一种深层的哲学审视与思索，求其真，向其善，审其美。而且，它们多是在特定的场合或语境下写就的。最早的章节，是我25年前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时做的作业，时间跨度几乎横贯我的整个学术生涯。这次收录，基本上忠于原意，只是把言说的时间改在了当今。这表明，时至今天我仍然坚持着这些历史上形成的基本观点。此可谓一道贯之。

全书分四篇。

第一篇《历史的度量》。集中讨论了历史的辩证法和认识论问题，特别是对审视与评价历史变革的尺度——生产力标准给予了多维度的说明。坚持着生产力决定论的唯物史观，同时，又在历史辩证法的视角，分论了社会结构的有机性，阐释了实践标准与道德尺度同生产力标准的种种关系，并深究了唯物史观创立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理论缺失，借以为这一理论的当代诠释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这些内容，从根本上支持了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论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的内容，同时，也构成了后来以此为基础出版的学术专著《唯物史观第一原理》的基本理论框架。可以无愧地说，其中的基本观点既是改革开放过程理论追问的产物，又经受了这一历史过程的考验。直至今天，与我们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命意，是完全吻合的。我以为，这正是“缘道”的历史力量。

第二篇，《科学的回望》。它的基本思想源自20世纪80年代初，萌发在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传来中国时，或出现在我国兴起的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全国性大讨论中。有些章节，直接产生于当时。今天，之所以称之为“回望”，是作为对新技术革命及其论说的一种反思与回顾而言的。科学技术的历史飞跃，是引发哲学大变革的思想动力和知识源泉。我们今天，有大量的科技哲学著述，但真正对新技术革命的历史运动做出深深思考和高度哲学概括的上佳之作，并不多见。科学在向哲学挑战，但哲学却老是扮演着“黄昏的猫头鹰”，双眼半睁半闭，没有对科学的发展作出足够的回应。若马克思长生在世，他是不会满足于这种状况的，也断然不会应允人们不假思索、不图进取地套用他的一些历史言论去解读今天大大变化、发展了的崭新现实。我没有能力对科学发展作出像样的哲学概括，但我不愿意让自己置身于科学发展之外。本着这样的想法，也就留下了一些思考和言说科学的文字，只当是“某公到此一游”式的涂鸦吧。

第三篇《文化的敲叩》。文化是精神生活的深层底蕴，又是精神生产的造物。人是文化的主人，亦是文化的囚徒。这样一种一体两面又具有互置性的复杂关系，让所有议论文化的哲学家都不能贸然突进。我对文化的学术关注基于社会变革、社会转型的堆动已有16年之久。其中，也做了许多试图通过深入思考去发现一些什么新东西的研究工作。先后问世的著作有《文化现象学》、《世纪之交的乡土中国》、《民间艺术的文化寻绎》、《思想哲学》、《城市环境艺术》、《文化的形上之思》、《意识的起源与结构》等，现在还在做着《媒介认识论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可谓对文化一往情深。但我越来越害怕谈论文化这个天大的问题，这个谜一般的问题，这个缠得让你无法脱身的问题，这个又让你沉迷的问题。人在文化中看风景、想问题，而文化却在支配着你这样而不是那样地去看风景、想问题。你可以看到很多文化景观，却往往发现不了或解释不清那文化景观中的你自己，那同样是作为一道文化景观让别人观看的你的文化行为。正是这样的处境，人们很难把文化的问题，文化之道说清论明，更难以说清自己背负的文化样态及其运行之道。因此，我在文化的大厦门前踱来踱去，欲进还出，似进非进，似出非出，怀着一种惶恐的心去轻轻敲叩那神奇的文化之门。但文化之门，则似有若无，人无时不在文化之内，要自外于某种文化，真还需一种高超的文化反思能力。所以，敲叩文化之门，不啻说是一种文化的自省，对自己身上的种种精神，种种文化气息的自我审问、自我观照。当然，对那些自己尚不认同或少进入的文化现象，作一种文化之道的寻觅，或许要容易一些、客位一些。所以，此篇中有一些对诸如市场经济文化、电视文化等还没有完全将我吞没的文化现象的解读乃至批评。至于对那些曾养育过我的乡村文化之变革的释读，则应该是对文化自我的精神反思了。文化之道，无论是从其结构、传承、变异的法则而言，还是从其现代走向的总趋势、总规律而言，都是极难确认和言说的。至于应当遵循文化发展的何种路向，在经济全球化、交往网络化、媒介电子化的今天，更是万言难尽。对此，我既有忧虑，更有迷茫。所置的文字，也仅仅是对这一过程发生的某些事情的沉思而已，远远还谈不上“悟道”。许多时候，我走在文化的自然之道上，没有更多的自觉与自决。因而，更多的是缘着道问道，路上问路。活像一个有小智慧的乡下人进了大都市，茫然四顾，举目无亲，最后只好记着“路在嘴上”的经验性祖训，以嘴上多问、心中多想的勤快，去减少走弯路乃至碰壁的痛苦。

第四篇《教育的反思》。我是我的同事中从事过各种级别教学的人，从小学一年级一直教到大学研究生，还挂着博士生导师的头衔，指导几个学生，并且，也在党校做过教员。这样的大学教师经历，使我对教育、对教师角色、对学生，有了一些特别的感悟和留心。内中，对教育之道、教师之道、学生成长之道、教学之道的揣摸，是经常发生在我脑子中的事。当今社会关系、文化交往大裂变，师生关系及其行为准则，教学关系及其处置法则，正在被人们热烈地议论着，诸如什么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师生互主体等论说，不一而足。这说明教育之道的难以捉摸，难以言说。我企求对此有些发现，但最终发现自己却没有多少发现。可能是教育这个专门名“名”、道“道”的活动和场域，反而造成了其名难名，其道难道的困惑。我在缘着教育之道的梦，但还没有找到一条让我十分清晰、通达的可缘之道。我依然处在道上问道的辛苦之中。

中国古籍中有唐代韩愈的《原道》一文，讲的是自尧舜至孔孟一脉相承的儒家道统说，借以攻击佛老思想。他在捍卫和阐发儒家道统的同时，说明着他构建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理想蓝图。他的道论，是借圣人之名，维护着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但这种维护，却是立在一种政治、文化根本原则、根本发展趋势即“道”的基础上的，故《原道》一文及其思想，开了宋明道学的先声。我以为韩愈从“道”的根本基点去讨论文化传统和社会秩序是有深见的，散发着一种历史认识论的思想，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不乏哲学的睿智。我谐其音，以《缘道》为书名，对事物之道作认识论、价值论、实践论的思考。我深刻体悟到，现代文明虽比古人的时代进步多了，但就论说“缘道”而言，却一点也不比《原道》的讨论轻松。这可能是因为我们需要讨论、需要知道的太多了，同时又已经知道的也太多了，比之古人少知或无需多知的情况更困难一些的缘故。

我又想起了湘楚文化的奠基者屈原的千古道上吟：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