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英文原著在1982年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作者布兰特利·沃马克教授的第一部专著，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西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些知名学者，如斯图尔特·施拉姆、雷蒙德·怀利和理查德·利维等都先后发表了评论文章。尤其是施拉姆对该书的评价很高，称作者“非常成功地完成了他为自己设定的研究计划”。国内研究界也开始关注此书。并将其主要观点和相关评论摘要编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然而大多数中国读者竟然一直等到20多年后方才得以观其全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不过，这本中译本不仅完整翻译了原著，而且把作者在从事该研究前后所发表的两篇与毛泽东研究相关的重要论文也作为附录收录进来，从而有助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其研究思路和学术脉络。

　　作为一部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史前史,本书通过考察毛泽东著作的实践基础及其政治背景，在活的有机体中解读他早期的政治思想，认为以有效的革命行动为目标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毛泽东自身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及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本书还把作者与毛泽东研究相关的两篇重要论文也作为附录收录进来，从而有助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其研究思路和学术脉络。

本书据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译出，并插入了大量珍贵精美的图片。适合高校教师、学生及广大政治学爱好者和干部。

鸣谢

导言

第一章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

第二章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1923——1927）

第三章 农村革命（1927——1931）

第四章 治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1934）

第五章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附录一 毛泽东思想中的理论与实践

附录二 毛泽东在何处误入歧途：毛泽东“左”倾政治中的认识论与意识形态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16岁时，毛泽东进入一所较大的“新式学堂”，期间有两年时间因为服兵役和自学而中断，此后他继续他的学业，直到1918年在他24岁时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经历绝不仅仅是确立了他在家中所形成的习惯，而是比这多得多。这些经历是一种进入现代中国动荡局势的社会化的过程，作为在毛泽东本人和他的学校环境之间的一种特有的充满活力的辩证运动，这种社会化的过程得以进行。

在毛泽东的求学生涯中，他最著名的斗争与新式学堂的结构组织和教学设想直接相关。正如毛泽东在后来的一篇介绍一种新的学校体系的著作中所说的：“(新式学堂的)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灭掉性灵，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10]学生抗议的原因，多是一些诸如繁重的必修课、禁止政治活动以及缺少足够的体育项目之类的问题。对毛泽东不时遭受威胁的求学生涯来说，幸运的是，一些有影响力的教师和许多同学都支持他，他们或者为他辩护，或者与他一道行动。没有这些来自同辈们的支持和受人尊敬的长辈们的嘉许，不但他为改造身边社会所进行的早期努力会遭到全面失败，而且他很可能会发现内省式的追求更令人满足。

由于毛泽东在他的同学中推动了各种建设性的、批判性的和教育性的学生运动(偶尔会伸展到校外的群体中去——比如，为工人创办一所夜校)，他逐步建立起一些个人的关系网，这保证了他后来在领导类似的活动时能够得到支持。学生所普遍具有的威信，尤其是第一师范学校的声望，不仅仅从数量上提高了动员的力度。在湖南～师，毛泽东显然是一位杰出的学生领袖。一些有影响的教师，比如杨昌济，对毛泽东的个性和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使毛泽东在国内的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虽然五四运动后这个学术界由于自身的政治化而分裂，结束了由《新青年》那一代中的许多人所共同造就的全国性声誉。

新式学堂对毛泽东个人的发展及其政治行为的塑造所趋的作用至少体现在教育意义上：他深刻地了解了中国文化，掌握了利用技巧和说服力进行沟通的能力，以及有关世界事务和历史方面的相当多的知识。杨昌济在道德哲学上给毛泽东的教导不但是高质量的，而且与毛泽东独立的个性、社会关怀和行动完全一致。杨昌济对伦理学的兴趣和他所采用的调和方法，使他强调中国和西方道德关怀的相似之处，所以，毛泽东在西方哲学的学习上并不是不知所措地面对那些完全陌生的理念。毛泽东对中国经典的态度得到了发展，超过了早期将它们作为反抗他父亲的文化武器的阶段。毛泽东的自传和他后来的著作都表明，他在长沙求学的日子里受到了广泛的古代和现代思想的影响。[11]杨昌济对东西方的和谐而非差异的强调，无疑对毛泽东日后习惯于用中国的传统事例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做法产生了影响。

P4-5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天才诗人。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也由于他对建构20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做出的重要贡献，几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尽管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分析方式、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但在全球化的宏观视角下，其研究成果，应当被看作整体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国内毛泽东研究一起，对这一学术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基于这样的一种视阈和理解，我们在众多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了部分佳作，编成“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以纪念这位旷世伟人，并进一步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扩展。我们选译的基本原则是，站在21世纪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上，严格遵奉学术理据和研究逻辑，精选经过历史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性影响，持论较为公允客观，论说严谨缜密的名著。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推理论证的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观念冲突，也在选择范围之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希望把这一睿智古训真正转变为学术行动。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政治研究”课题的一个子项目，是这个教学科研共同体集体努力的成果之一。我们期望这次翻译的几部著作不是译介编研工作的结束，而是一项系统科研工程的开始。我们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出版之际，我们首先感谢以下诸教授：

本杰明·I·史华慈(Bernjamln I·Schwartz)；

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 R·Sctlram)；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Ln)；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lsner)；

约翰·布莱恩·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

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

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

杨炳章(Berljamin Yang)。

这些教授不仅慷慨允诺让我们翻译其各具特色的学术名著，而且其中不少人专此为“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撰写了“中文版序言”，这无疑是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国内毛泽东研究的著名学者龚育之、金冲及、朱佳木、李君如和李忠杰等教授，不仅慨然允诺担任本译丛的学术顾问，而且多次对翻译工作给予指导，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李君如教授还就统一国外著者的译名作了专门指导，使翻译工作避免了不少差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的专家们，在学术方向上的直接指导以及在史料的校译、勘误方面所提出的大量关键性意见，使本译丛的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来自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著名高校的编委们，从不同学科的多元视角，为选编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工作人员前此的开拓性研究和贡献，不仅给予编选以诸多经验和启发，而且直接为具体的译介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便利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本译丛的学者和单位以及图片的提供者，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

对书中出现的引文，编译者采取如下的文献处理原则：凡国内有对应的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者，均已按中文版本原文进行了核校；凡确属毛泽东文稿，但未公开发表者，按相关文献进行了核校，如凡引用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者，按该书进行核校；凡属不能确定是否为毛泽东著作的引文，则尊重原作者的引文，未加处理，如凡引用《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国外报刊报道的文献，一律按外文原文译出。  译介工作本是一件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境界的苦差，语际书写过程中的误读、遗漏和错置等都在所难免。我们恳切期望和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石仲泉 萧延中

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教授现为弗吉尼亚大学伍德罗·威尔逊政治学系教授。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沃马克的名字并不十分陌生，因为早在199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就曾将沃马克教授的另一本重要著作《中国政治》(与汤森合著)翻译成中文。沃马克教授的专业领域是比较政府与国际关系(中国、越南)，虽然他目前的研究兴趣并不在毛泽东身上，但是他学术声誉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尤其是毛泽东早年思想的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作为他这方面学术成果的结晶，在海外成就斐然的毛泽东研究界也占有一席之地。

应该说，这是中国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将沃马克教授的毛泽东研究著作译介给中国读者。[1]我们不仅完整翻译了《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一1935)》一书，而且还把沃马克教授在从事这项研究前后所发表的两篇重要的论文也一并收录进来。以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沃马克教授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整体思路和学术脉络。

2002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举办的“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我们与沃马克教授有过一面之缘。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曾就书中的一些问题通过电子邮件向沃马克教授进行咨询和请教。沃马克教授每次都非常热情而及时地给予答复。特别让人感动的是，由于这项研究是在20多年前完成的，所以很多原始文献现在都不在作者手中：鉴于作者所引用的许多文献在国内都难以查到，当我们就如何查找这些原始文献的问题向沃马克教授咨询时。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我们的翻译工作提供帮助，对于实在找不到的个别文献，他允许我们再将其转译成中文，并在相应的注释上予以标明。沃马克教授还专门在“中文版序”中对此做出说明。并为由此给读者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2003年9月14日，趁沃马克教授在外交学院交流访问之机，我们在北京再一次见到了他。沃马克教授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说自己1978年第一次来中国，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过不下20次的中国之旅，最近这几年更是平均每年两次。他说起中国的各大城市，如数家珍。甚至对当地人的性格也了如指掌。沃马克教授十分健谈，他说自己最初的专业领域是哲学，对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思想非常感兴趣，但是后来读到毛泽东的著作时，他被毛泽东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深深地吸引，他的直觉告诉他，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马克思、列宁等人是不同的，但是这个不同究竟在哪里呢?沃马克教授形象地比喻说，这就像你先喝了一口绿茶，然后又喝了一口龙井，你的口感告诉你，这两种茶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但是究竟哪里不一样却很难说出来。这个问题困扰着他，也促使他把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深入下去。沃马克教授介绍说，本书附录一《毛泽东思想中的理论与实践》一文是他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第一年的第一门课上所写的论文。大约完成于1971年冬天，这也正是他研究毛泽东的缘起。这篇论文得到了他的导师邹谠教授的赞赏，并被推荐到《中国季刊》(ChinaQuarterly)上发表。然而当时还是一名普通研究生的沃马克并没有受到关注，这篇论文投给《中国季刊》后整整一年都没有发表出来。沃马克教授感慨说，要开始一项事业总是非常难的。后来还是熊琦(James C．Hsiung)教授慧眼识珠，把沃马克的这篇论文收入了他所编辑的一本论文集[2]，并且放在论文集的第一篇，至此，沃马克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才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沃马克教授在“中文版序”中也提到，正是这篇论文所阐述的问题直接导致了本书的研究计划。

作为一部文献征引丰富的著作。本书的中文译本在文献标注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缺憾。虽然对于作者参引的《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著作选读》以及张国焘的自传所标注的英文版本的页码，我们都已经给出了相应的中文版的页码，但由于时间所限。作者所参引的其他一些研究著作尽管已经翻译成中文，我们却无力给出中文的标注，只保留了英文的原注。因而未能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大规模译介海外高水平学术研究的成果，同时也给读者参阅原著带来了一些不便，在此谨表歉意。

本书翻译工作的具体分工是：

刘晨：中文版序、鸣谢、导言、第一章及附录二；

霍伟岸：第二章至第五章、参考文献、索引以及附录一。

全书由霍伟岸负责统校。

这项翻译工作从2003年4月开始，到9月初交初稿，此间只有短短的5个月，再加上译者在英文与专业素养方面的水平所限，虽然小心翼翼，数校其稿，但恐怕仍有很多错误和疏漏，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师友的无私帮助，谈火生和张珺帮助我们澄清了对于一些复杂疑难句式的理解，任智勇帮我们解决了德文翻译的问题，在此深致谢意。尤其要感谢的是“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的主编萧延中老师。无论是专业指导、查找资料还是工作进展中的其他困难，萧老师都为我们热情地提供帮助，并不断地给我们鼓励。就在即将交稿的前两天，萧老师还忙着为我们查找几段引文的出处。最后，还要衷心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李颜和乔林碧，她们的辛勤工作使本书得以纠正了许多误译和漏译之处，并且增强了全书的可读性。

行文至此，想想几个月的辛劳终于有了结果，喜悦之情、释负之感兼而有之。希望这本书的译介工作能够为推动中国学术界关于毛泽东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译者谨识

2003年10月12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我的主张是，以有效的革命行动为目标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毛泽东自身的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和他的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毛泽东的政治范式对于中国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创新，只有当它在1936年到1945年期间得到权威性和全面详细阐述时，才变得容易理解。但毛泽东对实践的首要性的强调应当成为一种警告，即不要从它的系统表述开始研究他的政治思想。我的意向不足简单地介绍一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史前史，而是向严肃地理解、评估和运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迈出第一步。

——布兰特利·沃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