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在长期的战争中,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遗产。本书作者以一个外国友人的目光生动真实地再现了朱德的一生。本书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60岁以前所走过的道路，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一幅壮丽多姿的画卷。

这本倾注了史沫特莱全部心血的书，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60岁以前所走过的道路，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一幅壮丽多姿的画卷。自从它在1955年以日文译本初版问世以来，全世界已先后出版了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八个语种的译本，在各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译本校者序言

原出版者序言

序曲

第一篇 道路的起点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二篇 走向革命之路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三篇 灾难深重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四篇 探索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五篇 在大革命的岁月里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六篇 土地革命开始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七篇 《上杭之歌》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八篇 反围剿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九篇 长征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十篇 历史重演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十一篇 “我们的秘密武器”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十二篇 “伟大的道路”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附 录

 朱德总司令致艾史沫特莱女士的信

 史沫特莱女士致朱德总司令的信

 史沫特莱女士致朱德总司令的信

 回忆史沫特莱写《伟大的道路》的时候 [日]石垣绫子

他垂下头，沉默了一阵，凝视着合拢来的双手，然手才若断若续地讲起来——他讲到光、色、声音、高山和森林、“像我巴掌大小”的芬芳的野花、“香飘千里”的鲜花，讲到阳光、一条湍急的小河、一首摇篮曲。

他的母亲唱着这首摇篮曲，而且为了哄他高兴，一边唱一边用眉毛作表情：

月如眉，

月如弓。

月如眉，

月如镰。

不似眉头常皱。

这首摇篮曲，对于他来说，既有快乐，也有痛苦。母亲对他唱时，带来了快乐，后来，在对弟弟唱时，便又给他带来了痛苦。这原是自己的歌曲啊，他这样想。

在他的记忆里，襁褓及孩提时期，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几乎是“野着”长大的，除了吃、穿、住以外，事事都要靠自己。他知道母亲很爱他，在记忆中，她从未责骂过他一句。可是，她为家事忙得不可开交，顶多能抽空照顾照顾正在吃奶的婴儿。而且，吃奶的孩子始终没有断过。

“我爱母亲，但我怕父亲，”朱德从容而自然地讲着。“我实在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那么凶。”

刚刚能够手持汤匙的时候，便自己吃饭了，慢慢又用起粗糙的筷箸。受了伤只有自啜自泣，或是根本不哭，因为谁也没有工夫来哄慰。天气暖的时候，他光着身子四处乱跑。到了冬天，便穿上薄薄一层棉袄和棉裤。裤子是开档裤，以便他在必要时自己方便。病过没有呢?没有，他这一生从没有病过。

带着一种奇特的表情，他回忆起当时玩耍的情景。“我玩得太累时，就随便拣个地方倒下睡了。起身又玩，玩累了倒下又睡。”

回想起太阳光穿过树阴，一点一点凌乱地照在地上，引得他用污脏的小手去捕捉光点时，他笑了一笑。离家不远处有几棵果树，到了果花盛开的时候，他便抱着树枝猛摇，花瓣像阵雨般洒满一身。到处都是野花，房后面则是一片沙沙作响的竹林，一棵高大遮荫树的树枝上悬着长长的秋千，一截木头上架着跷跷板。附近有一条窄而急的小河流经对面小山的山脚，岸边有红色的卵石，河上有小桥，有小舟，有竹筏，还有鱼儿在水中扑腾。

家的西面有一座名叫“卧狗山”的小山冈，山冈的那一边，就是大路，宽得可以通行板车——那是一条伸到遥远地方的充满险阻的道路，从南延伸而来，消失在北面的群山中。

听着朱将军的话，眼前不觉浮起了一个头发剃得光光，夏天只带着兜肚或涎嘴，胖胖的小娃儿的身影——个爽朗而结实的小家伙，活像一只在波涛大海中顶着风浪前进的小舟。

幼年时期的记忆之一，是感觉世上有欠公平；他和他的弟兄们最喜欢在小河或池塘里钓鱼，可是只能偷偷去钓，以免被地主的账房发现，因为河里所有的鱼，甚至他们家地里池塘中的鱼都是丁家地主的，丁家要派人来打捞，并把捞得的鱼运回家去。朱德和他的弟兄们免不了高声抗议，大人们却默不作声地看着，他父亲在对方走得不见踪影之后，才痛骂几句。

P12-13

《伟大的道路》中译本终于和我国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一个胜利成果。

这本倾注了史沫特莱全部心血的书，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60岁以前所走过的道路，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一幅壮丽多姿的画卷。自从它在1955年以日文译本初版问世以来，全世界已先后出版了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八个语种的译本，在各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文化禁锢主义，这样一本以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的朱德同志为题材的书，却始终不能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到这本再现了中国革命和朱总司令高大而又十分可亲的形象的作品的时候，我的记忆无法不回到将近三十年以前——1949年的深秋，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参加在伦敦举行的英中友协成立大会的情景。在会议大厅里，一位头发斑白的美国老太太走上了讲台。她充满激情地介绍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英雄的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缔造新中国过程中创造的史诗般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全体听众。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她提议为在解放事业中献出了生命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好儿女肃立致哀。这位老太太就是史沫特莱。

像白求恩、斯诺、斯特朗一样，史沫特莱的名字在中国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从1929年初，这个美国劳动人民的女儿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踏上中国国土开始，直到1950年与世长辞，她一直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中国人民跳动着同一脉搏。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里这样写着：“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见《中国的战歌》，英文版，第506页)

中国人民的朋友、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在他所著《有办法》一书中，对史沫特莱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

“……她和我谈到对上海的第一个难忘的印象。她看到肩上背着绳索的码头工人，在烈日炎炎下吃力地拉着满载货物的木板车。这时，突然出现了一名满脸胡子的高个子印度巡捕，他为了给洋人的高级轿车开路，竟然用木棍向着工人赤裸的、汗水淋漓的背上猛击。此刻，她感到那棍棒仿佛是打在自己的身上。她目睹一个被压迫的民族这样对待另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不禁感到羞辱。她自言自语地说，‘凡是有肝胆的人，在这块土地上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见《有办法》，英文版，第15—16页)

的确，史沫特莱到达中国后不久，就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20世纪30年代，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特务的监视和跟踪下，她协助宋庆龄成立中国保卫人权同盟；她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为外国报刊撰文报道江西苏区的革命斗争；她在现场报道著名的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她动员和组织包括白求恩、柯棣华在内的一批加拿大和印度医生到中国解放区。1937年初，她在延安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尽管她早就听说过朱总司令是一位“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但在亲眼见到朱总司令之后，他的非常感人的个性仍然深深地吸引住她。当她决心为他写传，并要求他介绍他的生平的时候，朱总司令惊讶地问道，“为什么呢?”史沫特莱回答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见本书《序曲》)

1938年lO月武汉沦陷，她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身份，随新四军转战华中和华东，写过许多著名的通讯，后来在美国出版了《中国的战歌》一书，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好的战地报道。1940年9月，由于健康上的原因，她离开中国去香港休养。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她返回美国，先是住在西部加利福尼亚州，从事关于中国的写作、讲演和辩论，为中国募集救济战灾的捐款。20世纪40年代中期，她移居纽约附近的耶德庄，着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写作。1949年2月，在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狂暴里，史沫特莱蒙受了不白之冤——美国陆军当局宣布她是“苏联间谍”。这样，史沫特莱在耶德庄的相对安定的生活中断了。她不得不和猖獗一时的麦卡锡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终于迫使陆军当局撤销了对她的诬陷。就在这一年的8月，美国克诺夫出版社(它和史沫特莱曾经签订过《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出版合同)突然向史沫特莱提出，说她在书稿中对中国革命的见解是教条的，强迫她进行修改并加进反共的内容，遭到她的断然拒绝。

1949年10月，她从广播里收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激动万分。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不可能给她到中国来的护照，史沫特莱决定取道欧洲来华。

1949年深秋，在反共的狂热席卷美国的时候，她悄然离开自己的祖国，来到多雾的伦敦，寄居在她的老友希尔达·赛尔汶一克拉克家中。这时，她患着严重的胃病，身体很弱，但仍孜孜不倦地从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修订工作。当时，英国政府虽然已经给予新中国以外交上的承认，但两国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她经常出席伦敦中国学生会举办的各种活动。在这短短半年时间(不幸这也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的接触过程中，她的坚韧、诚挚和爽朗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周末的晚上，她约我去吃她亲手做的中国菜。当我去到希尔达家的时候，几位英国和澳大利亚朋友已经在座。史沫特莱兴高采烈地教大家跳美国西部的土风舞。晚饭后，史沫特莱的情绪似乎特别好。那时正是数九寒天，希尔达客厅的壁炉里火光熊熊，更添加了友谊的温暖。她滔滔不绝地谈着关于中国的事，旁人几乎没有插话的余地。坐在我身边的一位英国朋友说，“她是这样不可救药地热爱中国!”史沫特莱无疑是很欣赏这个风趣的评论的。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她这样向往着中国呢?那天晚上，史沫特莱的一段讲话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我是忠于中国的，”她的声音有些激动，“也许你们会感到奇怪吧!是的，让我告诉你们，我到过很多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不知是什么缘故，在那儿，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中国人是非常善良的人民。他们的俭朴、勤劳和勇敢，他们的毫无虚饰的真挚的友情，以及他们的领导人的动人的个性、智慧和远见，……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不能不对中国产生深厚的感情，有一天，我终究是要回到中国去的。”

史沫特莱的燃烧着希望的眼睛瞩望着我，“你是我们中间唯一的中国朋友，你真是幸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的大使到伦敦来——什么时候呢?只要他来到，我将申请归化为中国人。……倘若有一天我终竟能成为中国籍的公民，将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史沫特莱就是这样像热爱自己的祖国一样热爱新中国。1950年3月以后，她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靠牛奶维持生命，但她仍不肯中断《伟大的道路》书稿的修订工作。4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她的信，让我尽早到她住处去。没想到只是半个月不见，她突然消瘦下来，脸色灰白，声音略带嘶哑。她告诉我说，她即将去牛津医院动胃切除的手术；虽然医生早就让她住院，但由于朱德传记尚未修订完毕，她不能去接受手术，因为也有可能在手术后就“没有机会再写下去了”。她满怀希望地说，“如果手术成功，我将立即到中国去，和中国同志一起战斗。”不过，这时她好像已预感到死亡的威胁，在她和我握手告别的时候，她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手术朱败，这就是永别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位始终像一团火似的史沫特莱，脸上出现了伤感的表情。万万没有想到，她的话不幸成为事实，这一次的会见竟成为最后的诀别。  1950年5月6日，希尔达的电报给我带来噩耗，史沫特莱在牛津因胃癌手术不治逝世，她的遗嘱是把骨灰埋在中国，遗物交给朱总司令处理。

距离史沫特莱逝世半年多以前，她在美国曾经给朱德同志写信，表示了她重返中国的强烈愿望。她满怀激情地写道：

“……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像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见本书附录)

史沫特莱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遵照她的遗嘱，1951年5月6日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她的骨灰在北京安葬。走进八宝山烈士公墓，人们可以在陵园西侧看到史沫特莱墓前竖立着的一块大理石的墓碑，碑上镌刻着朱德同志亲笔书写的金色的题词：“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960年在北京接见阔别20年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向史沫特莱和罗斯福表示深切悼念。(见埃德加·斯诺：《大河彼岸》，英文版，第77页)

时光流逝，这两位老人今天都已长眠地下。一个是正当花甲之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的年代里，在反共的麦卡锡主义迫害下积愤成疾，不治而终；一个是在90岁的高龄，当“四害”的淫威涂炭中国大地的时候含恨离去。但一切反革命的势力终竟不能长久，历史总要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前进。如今，麦卡锡主义早已被美国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四人帮”也被中国人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本书出版的时候，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隔着太平洋相望的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美国人民被人为地分隔开来的历史错误，终于得到了纠正，人类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朱德和史沫特莱黄泉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史沫特莱的这本传记著作，有它独特的风格。作者把自己置身于书中，并以她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梵如生的形象。为了在涉及历史年月、事件和人物诸方面求得尽可能准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同志做了必要的注释；此外，北京图书馆李希泌同志在这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当然，这本书是在30年前由一位外国朋友写的，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要求它在史料的取舍、人物与事件的评价上，都能恰如其分。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史沫特莱写作本书的过程，以及她对我国的深厚感情，中译本把朱德同志和史沫特莱之间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来往信函三件，以及日本女作家石垣绫子《回忆史沫特莱写(伟大的道路)的时候》一文作为附录，选人本书。

鲁迅说过：“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和他的传记作者史沫特莱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

                          胡其安

                        1979年1月1日

                        中美建交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