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作为一个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不仅与中国红军指战员一起亲历了举世闻名的2万5千里长征,更是这一历史壮举的重要决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挥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几年内,他名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实际成了中国红军以至中国党的“太上皇”,正是由于他的干预、指挥,中国党和红军人数一下损失了90%以上,党在南方的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迫使各路红军来了那次艰苦长征。他就是——奧托·布劳恩,中国名叫李德。本书对李德一分为二,没有全盘否定,真实还原了李德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该书内容翔实、资料可信,文史交融,引人入胜,是广大读者了解李德其人及红军那段艰难岁月的最佳资料。
一个曾化装成“传教士”的日尔曼人如何进入中央苏区?如何在博古的支持下成为中央苏区的“太上皇”?如何排挤毛泽东,反对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错误地指挥了第五次反“围剿”,导致了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在学员们的凝神静待之中,蒋介石身着一套笔挺的军装,戴着雪白的手套,死板而僵质的面孔上显露出得意的笑容,陪着德国军事顾问缓缓地走来了。他认为当今世界上,德国的军事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因此,他摒弃了苏联军事顾问,请来了德国军事顾问。这位德国军事顾问,全名叫汉斯·冯·赛克特。他白发满头,身材瘦长,充满病态的老脸上,浮现出日尔曼人的那种僵硬、傲慢的神色。这可不是一位简单的人物,他出身于普鲁士大贵族,自幼从军,久经沙场,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出任德军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参谋长,旋即升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他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1920年至1926年,担任德国陆军总司令,晋升一级上将,在德国军界,享有很高声誉。现已退休,但耐不住寂寞,在希特勒的推荐下,被蒋介石请到中国来当军事顾问了。
跟在蒋介石和赛克特身后的是陈诚,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他在军官训练团竭尽全力树立蒋介石的领袖权威,把蒋介石称为“军人的灵魂”、“革命者的师表”,要求全体军人绝对服从。后来在蒋介石军队中一说到“委员长”便打立正的礼仪,就始于庐山军官训练团。在第四次“围剿”红军时,陈诚担任中路军的总指挥。他自以为兵多将广武器好,不把红军放在眼里,来了个长驱直人,赤臂上阵。结果被红军打的落花流水,损兵折将,大败而逃。陈诚逃回南昌大哭了一场,躲在房子里几天不敢去见蒋介石,成为一时笑柄。蒋介石非但没怪罪陈诚,反而任命他为“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团长蒋介石兼。这怎能不使陈诚感激涕零,决心在第五次“围剿”红军中建立奇功呢?
蒋介石望着台下笔挺挺地站立的军官们,僵质而死板的脸上,立即出现了满意的微笑。他干咳了一声,扇动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开始讲道:“各位教官,各位学员,我给你们请来了当今世界上声名卓著的汉斯·冯·赛克特一级上将。他特别擅长‘堡垒战术’,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堡垒战术’专家。你们今天能够聆听赛克特一级上将的教诲,是最大的荣幸,也是中德军界的一件盛事。赛克特一级上将不仅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是一位法西斯主义者,是一个纯真的纳粹,是马克思主义的死对头!他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战略战术,给我们带来了德国军队的优秀品质。只要我们全军将士精诚团结,按照赛克特一级上将给我们制定的战略战术去围剿赤匪,匪患何足惧哉!”
67岁的冯·赛克特,一身上将服装,胸前缀着各种各样的勋章,举止傲慢地走到讲台前,用深沉老辣的目光,把端站在台下的两千多名军官扫视了一遍,以显示他身价的显赫,然后开始了近两个小时的讲演。他用近乎希特勒的声调,挥动着干瘦的老手,把法西斯主义精神,往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们的头脑中灌输。他得意地讲道:“我为你们即将开始的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制定了新的战略战术: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二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做到前进一步,即守住这一步。逐步推进,缩小匪区,这就叫‘堡垒战术’。共产党的统治区,不过五万平方公里,只要你们每天保持推进两公里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干净彻底地消除匪患,国家达到统一、安宁!”
蒋介石带头鼓掌,他敬佩地看着赛克特,插话说:“我已经命令前线将士,从现在开始,就要广泛收集水泥、钢筋、砖石,沿赤匪地区四面修筑堡垒,一步步紧缩,最后来个水干抓大鱼!”
老谋深算的赛克特最后讲道:“我用我们领袖希特勒的一句名言,结束我的讲演: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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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序语
按照季节,已经是春天了。然而,西伯利亚还是一片冰雪世界,看不到一点春天的气象。凛冽的寒风卷起地上的积雪,在广袤空旷的田野里呼啸肆虐。风雪中,一列由莫斯科开往中国满洲里的特快列车,喷吐着烟雾,吃力地迎着风雪奔驰着。
此时,是1932年3月间。
在一节卧铺车厢里,有一位西装革履的青年,伫立在车窗前,眺望着风雪弥漫的旷野。15年前,他曾经作为一名奥匈帝国的战俘,在这里进行过艰苦的体力劳动。今天,他却肩负着共产国际赋予的使命,奔往东方文明古老的中国。他浑身充满了力量,一双蓝色的眼睛闪动着炯炯的目光。他雄心勃勃地眺望着风雪弥漫的前方,决心要让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在古老的中国开花结果。
他,德国人,名叫奥托·布劳恩,1900年2月28日,出生在慕尼黑郊区的一个叫伊斯玛宁的小镇上。他的父亲是一家公司的会计,母亲在一所小学里当教师。在奥托·布劳恩6岁那年,父亲由于劳累过度而去世,母亲靠教书的微薄收入,难以养活5个未成年的孩子。在生活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母亲无法可想,只得忍痛将奥托·布劳恩送进一所天主教办的孤儿院里。在孤儿院里,奥托·布劳恩受到了初等教育。由于他天资聪明,再加上勤奋好学,因此成绩优异,经常获得奖学金。1913年,奥托·布劳恩被一所师范学校破格录取。那年,他才13岁。
进入师范的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着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德国军队在战场上的伤亡不断增加,大量的工人、农民、学生被征入伍。奥托·布劳恩被征加入奥匈帝国军队,踏上了东部战线的征途。不久被俄国军队俘获,拘留于西伯利亚。1917年lO月革命胜利后,他加入了苏联红军。因为作战勇敢,又有实战经验,被任命为骑兵团的参谋长。为了保卫新生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他返回德国,战斗在故乡慕尼黑的街垒中,表现出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在一次战斗中,敌方的炸弹把战友的一只手炸得飞到他的脸上,他抹了一把脸上粘糊糊的热血,说道:“同志别发火,请放心,我能指挥好战斗的,为战友们报仇!”
20多天的街垒战中,奥托·布劳恩举着毛瑟枪,呼喊着口号,同反动的政府军队展开了血战,表现出了超常的胆略和灵活的战术。尽管起义工人拼死抵抗,新生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还是被摧毁了。
慕尼黑革命失败后,奥托·布劳恩转入地下。反动军队对参加起义的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追捕、搜查,奥托·布劳恩被捕入狱。由于真实身份未暴露,三个月后,奥托·布劳恩被释放。出狱后,在慕尼黑无法继续活动下去,他来到德国北部重要城市汉堡,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由于工作出色,被调入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军事理论著作,奠定了他的军事理论基础。
奥托·布劳恩从事秘密工作,被警察侦知,再次被捕入狱。五个月后的一天,他趁着看守不注意的刹那间,越狱成功。等看守发觉时,他已经混入大街上的人群里。逃出监狱后,他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4年春天,他被调到德共中央从事情报工作,主要任务是防止和清除混入党內的奸细,打击日渐猖獗的法西斯组织。就在这一年,他结识了一位名叫奥尔加·贝纳里奥的姑娘,并成为她的入党介绍人。不久,两人结婚组成了家庭。婚后,夫妇二人都从事党的情报工作。但他们的秘密情报工作,终于被警察侦查清楚,一天晚上,夫妇二人被警方抓捕。三个月后,奥尔加被释放,而奥托·布劳恩作为重要案犯而被严加监视。
奥托·布劳恩在监狱里一边考虑如何越狱逃跑,一边开始自学英文和俄文,进步很快。这一天,在众多警察的监视下,他居然又越狱成功。他的胆略、机智和勇敢轰动了整个德国。德国反动政府大为紧张,下令在全国通缉,悬赏5000马克的奖金要他的首级。一时间,到处张-贴着通缉奥托·布劳恩的布告,警察当局抓了几十个同名同姓的奥托·布劳恩,进行审讯。而真正的奥托·布劳恩,已经被德共中央秘密送到莫斯科去了。
在各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心目中,莫斯科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当时,各国共产党为了保存干部,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常常把那些已在国內无法立足的重要干部送往莫斯科学习。奥托·布劳恩到达莫斯科后,由于他的经历多姿多彩,受到斯大林的重视,被选派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这所学校除了为苏联红军培养中高级指挥人员外,也为各国共产党培养了一些军事干部。
那时候的苏联,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天堂,伏龙芝军事学院更是革命者翘首企盼的地方。
奥托·布劳恩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地学习了各种军事理论,熟读了苏联红军的条例条令,尤其是训练出了一套出色的绘图本领。学习期间,他的成绩一直很优秀,成为学校师生公认的高材生。学习期间还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如《论巷战战术》、《关于1923年的汉堡起义》等。
1932年1月,奥托·布劳恩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被分配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他认识了王明。
19世纪30年代初期,各国共产党內教条主义盛行,把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视为不可改变的经典。因为十月革命是在城市中爆发并取得胜利的,因此,革命要成功,非城市暴动不可。王明等人受这种“城市中心论”的思想影响极深,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革命要成功,非走城市工人暴动这条路不可。大概是王明认为中共党內没有城市街垒战的专家,要求共产国际派有街垒战经验的人去帮助中国革命。王明一要求,共产国际就把目光放到了奥托·布劳恩身上,他们认为奥托·布劳恩既有军事理论,又有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而且还有街垒战的经验。再则他会说德语、俄语和英语,便于活动。因此,奥托·布劳恩成了派往中国去的理想人选。
奥托·布劳恩在东方部刚工作了一个多月时间,就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通知:派他到中国去。其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
两个星期后,奥托·布劳恩怀里揣着奥地利护照,踌躇满志地登上了莫斯科开往中国的列车。他决心要使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在中国重演,实现自己成为伏龙芝那样杰出的军事家的远大抱负。
列车风驰电掣般地飞奔,奧托·布劳恩沉浸在美妙的想象之中……
奧托·布劳恩——李德的名字,我最早是1955年在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上看到的。那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十几岁的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多,对李德其人有了较多的了解。知道这是一个经历复杂,思想多变的德国人。我萌发了写作李德的想法,开始采集有关李德的资料。但是,有关李德的资料特别少,而且很难采集到。直到1995年,我已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三S”之行》(《世纪行——记斯诺》、《中国行——记史沫特莱》、《东方行——记斯特朗》),在《“三S”之行》中写到了李德。我在写了三个外国人之后,决定再写一个外国人。我很快就写出了采访计划。采访要经费,我找到延安地委白灏辰书记,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鼓励我努力写出好作品,为延安争光。他说培养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容易,培养一个地委书记一张任命纸就出来了。他的话我永远铭记在心,一定要做一个真正的作家,写出有益于社会的好作品,为延安争光。
在白灏辰书记的关心和支持下,延安地区人大主任白崇贵,给我开了几封介绍信。我于1996年3月18日踏上了采访的征程。采访的第一站是江西的瑞金。当我到达南昌一打听,南昌到瑞金道路崎岖,路途遥远,坐汽车要走几天。坐飞机,买不到票。我去求助江西省人大。正好赣州地区人大主任叶发有同志在省人大开会,他听说我是延安来的作家,要到瑞金采访,马上接见了我。在交谈中,他问到延安地区专员张志清同志,说他们是中央党校的同学。我说张专员对我的写作很关心、很支持。他十分高兴,立即和省人大办公厅联系,给我买到了飞机票,并给赣州地区人大打了电话。省人大办公厅还给办公厅主任舒金庚同志打了电话,当时舒金庚主任正陪同湖北省人大参观团在赣州地区参观。我飞到赣州机场,赣州地区人大的工作人员已在机场等候。我被接到赣州宾馆,正好舒金庚主任陪同的湖北省人大参观团也到达赣州宾馆。舒金庚主任刚住下就来看我,他非常热情,安排我同他坐一辆小车。中午饭后,就前往瑞金。到达瑞金住在瑞金宾馆。我看到离宾馆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很漂亮的住处,问服务人员那是什么地方?答曰,为欢迎毛主席回瑞金修建的住所,但毛主席一直没有回过瑞金。我心里想:毛泽东为什么离开瑞金后,再未回瑞金,离开延安后,也再未回过延安呢?百思不得其解。瑞金是中央苏区的首府,也是中央红军2万5千里长征的出发地。瑞金市人大出面召集党史办、县志办和有关人员开座谈会,给我详细介绍李德在瑞金的情况,还带我到“独立房子”的旧址,指着一块稻田说,“独立房子”原来就在这里,敌人占领了瑞金,就被烧毁了。我在舒金庚主任的安排下,随同湖北省人大参观团上了井冈山,住在井冈山宾馆,受到井冈山市人大的热情招待,参观了毛泽东旧居、黄洋界、井冈山革命纪念馆,饱览了井冈山美丽的风光。舒金庚主任到井冈山就完成了陪同任务,湖北省人大参观团要进入湖南省参观。舒金庚主任要返回南昌,他又把我安排到湖北省人大参观团的车上。我随湖北省人大参观团参观了韶山冲、滴水洞之后,到了长沙就分手了。接着,我沿着中央红军长征路线进行了实地考察采访。在遵义采访时,受到遵义市人大的热情接待,画家、人大副主任胡炳煊陪同我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旧居,还特地画了一副画赠我。遵义会议纪念馆还召开座谈会,作家、纪念馆副馆长石永言、副馆长费侃如同志亲自参加座谈会,详细介绍遵义会议的情况,并给我签名赠送了他们的著作:《遵义会议纪实》、《草地惊变》、《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等。讲解员是位陕西蓝田姑娘,我忘记了她的名字,她给我指着地图,详细地讲解了“四渡赤水”的经过。在赤水河畔的茅台镇,我参观了茅台酒厂,品尝了真正的茅台酒,酒厂送了我两瓶茅台酒。我准备在本书完稿时,邀请朋友们喝真正的茅台酒。
在北京采访时,我采访了马海德的夫人苏菲同志,她给我讲了李德在延安的情况。采访了欧阳山尊同志,他谈了李德和李丽莲的一些情况。北京、上海、江西、西安、延安等地的朋友曹国辉、何念选、舒龙、余敏、刘伟华、王来英等,一发现有关李德的资料就给我寄来。
经过艰苦的采访,资料全备,我开始构思。如何将于巴巴的资料文学化、故事化,如何达到文史交融,引人入胜,这是最难的。李德这个人很难写,现在的青少年,很少有人知道李德是何许人。就是上了年纪的人,知道李德的人也不多。
曾经给李德担任过翻译的伍修权同志说:“在我们的党史军史上,李德曾经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20世纪60年代他在民主德国《地平线》杂志上发表了一批文章攻击我党,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过我们今天来研究李德,也应考虑其另一面,即他作为一个外国革命者,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7年多,这种献身精神也还是可取的。不过当时我们在领导上把他摆错了位置。他的某些军事知识,对我军也不是完全没有益处的。中央指定他干什么,他还是干的,我还未发现过他拒不干这干那的情况。他的错误有主观原因,也有其客观因素,即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特别是中共党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对此我们都应更客观和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伍修权又说:“他作为一个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不仅与中国红军指战员一起亲历了举世闻名的2万5千里长征,更是这一历史壮举的重要决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挥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几年内,他名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实际成了中国红军以至中国党的‘太上皇’,正是由于他的干预、指挥,中国党和红军人数一下损失了90%以上,党在南方的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迫使各路红军来了那次艰苦长征。”
本书就是遵照伍老的这些话,进行构思和写作的。我对李德一分为二,没有全盘否定。只写李德在中国的经历,他回到苏联受到批判,后来回到德国,以后写文章企图为自己翻案,攻击毛泽东的事,不属于本书写的范围。
1996年11月,我开始了写作本书。正当我顺利地进行写作的时候。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就停笔不写了,一停就是数年。直到2004年11月又开始动笔,在写作中参考了许多书籍和资料,在这里向这些书籍和资料的作者们,致以衷心的感谢!经过8个月的时间,终于将放了10年的《红色漩涡中的李德》,于200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那天胜利完稿。我顿感轻松愉快,邀请了几个朋友,拿出了从茅台镇带回来的一瓶茅台酒,庆祝脱稿。珍藏了数年的茅台酒往开一打,浓香四溢,朋友们惊叫道:“啊!真香呀!这是真正的茅台酒!”
我首先举杯感谢所有支持过我的领导和朋友们!祝他们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一瓶茅台酒一会就底朝天了,朋友们还要喝另外一瓶,我说那一瓶现在不能喝,等书出版了再来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