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杂忆》纵谈史实，畅抒情怀，发议论，明事理，传记与文学交相契合，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却又有极大的真实度，刻划了胡适作为一代学人的形象。作者对胡适的学术主张、贡献与缺陷作了全面的品评，其见解颇为公允和有见地，简直把胡适写活了。

本书原是作者在撰写《胡适口述自传》时，打算自写的一篇“短序”，不料下笔即十几万言，结果“头”大不掉，只好印成专书，独立出版。

唐德刚先生凭自己的回忆和日记上的记录，对胡适一生牵惹到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谈无不快。但又不止于回忆，他畅谈历史、政治、哲学、文学以及其他一切胡适关注的学问，可见作者才气纵横，博学多智，加上他古文根底深厚，天性诙谐，故落笔气势纵横，妙趣横生。

唐德刚将胡适写得生龙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装饰什么英雄超人。他笔下的胡适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

读了唐德刚笔下的胡适，你可以和他握手寒喧，笑语谈辩，不知夜之将尽，人之将老。

周策纵先生序/1

夏志清先生序/1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1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15

三分洋货·七分传统/37

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56

“新诗老祖宗”与“第三文艺中心”/76

传记·史学·行为科学/101

国语·方言·拉丁化/124

“我的朋友”的朋友/152

较好的一半/175

历史是怎样口述的?/198

附录：论胡适的诗——论诗小札之一／周策纵/219

1972年秋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附设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公布了一部分中国名人的El述自传，由纽约时报财团所经营的美洲缩微胶片公司影印发行。其中关于胡适的部分原是笔者二十年前襄赞胡先生，断断续续地记录、整理和编写出来的。那本是一部未定稿，哥大率尔影印发行，未免草率从事。但斯时笔者刚自哥大转职到纽约市立大学，并承担了一部相当繁重的行政工作。平时已日不暇给，故对胡稿之仓促发行，也就未自找麻烦、多作主张了。

事隔数年之后，不意今春突奉刘绍唐先生来信，说传记文学社已取得该稿的翻译权。我既是该稿的原始编撰人，绍唐兄希望我终始其事，承担起本稿的汉译工作，以便《传记文学》月刊，按期分章发表。

事实上，二十年前适之先生与笔者一起工作之时，我们的工作语言，原是英汉双语并用，而且底稿的拟订，多半也是先汉后英。只因为那时哥大当局对中文稿毫无兴趣，而对英文稿则责功甚急，笔者受聘执笔，为争取时间才把中文稿通统删掉。今日思之虽觉可惜，然当时也是格于规章，出诸不得已。

其实当年胡先生和我由汉译英时，也曾费了一番心血。因为胡适的自传与一般名人的自传在性质上颇有差别。其他名人传记多半以叙事和说故事为主；而胡传则重在论学，尤其是讨论中国的古典著作，是一部学术性的自传(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就翻译来说，则故事易翻，而论学难译了。

举个浅近的例子：一次胡氏和我讨论到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我顺口译为The New People Miscellany，而胡先生认为不妥。他说“新民”二字应译为renovated people。我当然尊重胡先生的翻译，但是我总觉得我的译文虽然“以词害意”，胡先生的译文也难免“以意害词”，还是我的较为顺口些。胡氏也完全同意，但是我们研究了半天，还是找不出一个更妥当的译名来。

如今胡先生已长眠地下，绍唐兄要我独力再由英文稿译回中文，承命之余，二十年前旧事，重涌心头，真是感慨万千。我生为炎黄子孙，把原稿回译以飨国人，我自觉是有道义上责任的。再者我试翻手头残笺，发现哥大所公布的稿子与胡先生当初和我所合拟的计划也不无出入。读者如将影印于胶片上的英文稿和笔者所保存的胡氏手书自述大纲两相比较，一览便知。今日绍唐兄既有此指派，我也想乘此机缘把这宗文稿再稍加整理，以为祖国保留一份较为可靠的先贤遗作。同时在动手回译之前，我自觉也应向当今读者和后世史家，就本稿编撰始末和笔者个人由认识到襄赞胡先生的往还和工作的经过，作一简短的交代。(P1-2)

“我的朋友”唐德刚教授前些时告诉我，他在撰录胡适之先生口述历史之余，打算自写一篇“短序”。我听了一心想到我们时常在纽约十八层高楼高谈阔论，一谈就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往事，就不禁暗忖，等着看他这序会怎么短法。果然在《传记文学》里见他下笔千里，把胡先生一生牵惹到了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谈无不痛快。我正在连续欣赏，大过其瘾，还幸灾乐祸；不料突然收到他的来信，说现在真是没空，必须结束了，而刘绍唐先生急于要把他这已长达十余万言的“短序”出版成专书，他自己实在不能再为自己的“序”作序了，就只好来拉夫。这确实是晴天霹雳，使我不免有大祸临头之感。

大家都知道，从前蒋方震先生写了一册《欧洲文艺复兴史》，要梁启超先生作序，任公序文一写就是数万言，与原书一般长，结果“头”大不掉，不能印在书前，序文成了专书《清代学术概论》，独立出版，反而要蒋方震来为这“序”写了一序。这样看来，德刚这“序”既然是胡先生的口述自传招惹出来的，这“序”的序，本来应该请胡先生来写才算合史例，才能了却这件公案。但上海灵学会既已不存，那就只好牵着黄牛当马骑吧。好在多年以前，我曾经对胡先生说过：“你以前曾对梁任公说，晚清今文学运动对思想界影响很大，梁先生既然曾经躬与其役，应该有所记述。后来任公便写了《清代学术概论》那册书。现在我要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新思潮、新文学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社会的影响，比今文学运动恐怕更大更深远，你也是躬亲其役的人，你也应该把这几十年来的思想潮流，作一番全盘的、彻底的、有系统的叙述、检讨和批判，写一册《五四时期思想学术概论》，才算适合大众和时代的需要。”胡先生听了直望了我一眼，笑着说：“你这话很对，现在一般人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歪曲误解的很多。我将来也许要写些东西来澄清一下。不过你们年轻一代责任更大了，总结、检讨、批判还要你们来做。”后来他还要我代他找一些数据。不幸胡先生以后未能如愿写出这书来。现在德刚这篇“序”，也许可说正是胡先生心目中要年轻一代作出检讨批判的一部分。这样说来，唐“序”便有点像我所提议的那种“概论”的引子，而我这篇“序”的序，也就不是毫无关系了。

我想读者都会同意，唐德刚教授在这里把胡适写得生龙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装饰什么英雄超人。他笔下的胡适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能、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这做法承袭了古今中外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中国第一个最出色的传记文学家司马迁早就用好的例子教导了我们，他笔下的人物多是活的、立体的、可爱可佩的、可嗔可斥的，或可怜可笑的，但没有使你打瞌睡的。在西洋，像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的《约翰逊博士传》(The Life ofSamuel Johnson)，主角也是活生生的，还在强生里找得到鲍斯威尔。读了德刚的胡适，你也可以和他握手寒暄，笑语谈辩，不知夜之将尽、人之将老，也在胡适里找得到唐德刚。

当然，我们不必要同意作者所说的一切。因为我知道，他所提倡的，正是要大家各自去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他如能引起你多去想一想，那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一大半了。至于你作出什么结论，那只是你自己的事。不论如何，他和他的朋友们，原先是白马社的也好，《海外论坛》月刊社的也好，至少包括我自己，大概都会拍手叫好的。

大凡文字写得最美最生动的，最难同时得事理的平实，因为作者不能不有艺术的夸张。这在王充的《论衡》里便叫作“艺增”。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他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我们最好在读他所说某一点时，再看看他在另一个所在说了些什么，要看他如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尽情极致、穷态极妍地描绘和辩论，如此，你才能更好地把握到他的真意。德刚的“艺增”运用在不同的角度，这是他最好的绝招和自解。  德刚不信神鬼，也不怕神鬼，所以他敢说自己要说的话。你看他能“批孔”，也能尊孔，更能尊、能批要只手打倒或支持孔家店的好汉。不但如此，还敢尊、敢批“周公”!因此不论你同意不同意他，德刚这独行侠的高风傲骨不能不令人钦佩。他能替胡先生打抱不平，多已在胡死后，这点已不容易。更难得的是，他既不掩饰事实，又能恕道处理胡先生的某些白璧微瑕。我个人已受益不浅，我在给他的信里指出胡先生新诗某些文字上的缺失，不免夸大，这固然只是友朋间的闲谈，但真有点像“诗律伤严近寡恩”了。在另一方面，我却素来不曾认为五四时代是“时无英雄，遂使孺子成名”；相反的，我尝说，五四时代产生的人才济济，比任何别的短时期可能都多些。德刚指出胡先生用“素斐”做他女儿的名字可能是纪念陈衡哲女士，这点确已补充了我之不及；至于胡先生那首诗是否也意味着陈女士在内，我看不能无疑，如是这样，他恐怕就更不合情理了。德刚对这点似乎有进一步“求证”的必要。

我在前面已说过，胡适之先生一生牵惹的问题与瓜葛已非常多，而德刚对他的娓娓描述和检讨，不能不更多面和更复杂。胡适已经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箭垛式人物，德刚现在真实地把他画得多彩多姿，人们也许更会把他当成活箭垛了。如果我这里再提出一些与胡适有关的问题来讨论，那这篇“短序”的短序可能也要变成专书，岂不又要德刚来替我写序?想来想去，时不我与，这种序还是让读者诸君来写了，这也正如胡先生所说的，要年轻的一代来检讨批判吧。我想这也正是唐德刚教授写作的初意，我便带着这个期望，把这津津有味的好书郑重推荐给读者。

周策纵

1978年7月于美国威斯康星陌地生之弃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