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被认为参加“反革命集团”而入狱，四年多才被释放，于是有了一段非常时期的非常经历。三十年后，他“一念再起”，把这段经历写成一个个故事，并不是在借此怀旧，也不是要揭露什么，而是边写边琢磨这些陈年旧事如何参与构成了自己的“现在”。角度是很个人化的，当然也免不了打下时代的“烙印”。一个喜爱读书、崇尚知识的年轻人，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又遭遇牢狱之灾，其人性的磨砺和人生的思考，都带上了某种传奇、严酷的色彩；这一切，在叙述时，又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呈现出一种从容的气度。作者自认为，“里面的”故事，也不过就是人的一种生活，一种境遇。

还有精神(代序)  3

上篇 组合叙事：那年头那地方

墙：里面和外面  ll

铁窗岁月     20

号子风物     32

饥饿的概念    44

犯人格      54

醒不过来的梦   68

留不住的歌    78

一个幸运儿的哲学 86

太平洋的故事   99

下篇 杂忆杂记：一些事一些情

白老头      ll5

范眼镜      123

见识了贫穷    133

来了个死刑囚徒  138

阿贵大抒情    141

监有监规     147

人是会说话的动物 152

世上闭得最紧的嘴 155

那个大年三十   157

无题       160

我出来了     169

附录

做了一回牛鬼蛇神 177

我的饥荒年代   185

跋        191

           世上闭得最紧的嘴

隔壁号子的锁换了——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

大清早放风倒马桶，那把锁好像不太听使唤，惹恼了当班的干部。等犯人都回号子后，他拴好铁栓，但没上锁。拿着锁他往过道另一头走，一步、两步、三步……停下来的地方应当是保管室门口。开锁、下锁再上锁，往回走，一步、两步、三步……给隔壁号子匕锁。没错，他把保管室的锁给换到隔壁号子来了。然后是继续开其他号子，继续放风倒马桶。完事后他出去交班，再当值就是三天以后的事了。

但是他显然忘了给接班的干部交代换锁的事由。下午放风倒马桶时，隔壁号子的门打不开了。新当值的干部很纳闷，一边试着开锁，一边念念有词：“奇了怪了!奇了怪了……”我有点冲动，想跑到门边去告诉他锁已经换了，换的是保管室的锁。

 —个老犯一把按住我：“你找死呀?”

 “为什么?”

 “他要问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说?”

 “我听见的呀!”

 “听见的?你成天偷听干部的行踪想干什么?”

  我还是不太服气。那位老犯又说：“你呀，还是太年轻!你听听隔壁的人说了没说?他们不比我们清楚?可为什么没人说?”

  是没有人说。

  干部在门外折腾了十多分钟，那屋里竟一直是鸦雀无声。后来干部走了，走出院子好半晌又折回来进了过道，一步、两步、三步…一脚步声过来了，显得比平常要坚决。“弄清楚了。”号子里有人轻声说了一句，大家互换眼色。果然，隔壁号子的门打开了。

十二年后。我作为法制报社的记者随同司法部的官员们去视察监狱。中央大员来了，犯人们的态度自然是十分恭谨。不过，官员们随意的问话总是只能得到最简单、最标准的回答。看着犯人们回答问题时那副近乎执拗的表情，我忍不住对同行的其他随员说了—句：“犯人的嘴是世界上闭得最紧的嘴。”

                        写于2005年元月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坐过牢。没有被判刑，只在看守所里呆了近五年时间。案由是反革命。平心而论，反革命这三个字委实是抬举了我。——我几曾有过什么“反”的“壮举”?当时据说是出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各地公安机关就都需要物色一批“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我之入选，也不是因为我恰好具备了某种特征，而只是因为我碰巧进入了挑选者的视野。目力所及并且手又够得着，“得，就是他吧。”一念之间便让我人其彀中。现在说起像假的一样，当初发生时却跟真的一样：侦查、追捕、审讯……点也不比电影里含糊。其实，假也罢，真也罢，“假作真时真亦假”也罢，真真假假都很寻常，不足为怪的。说到底，我不过是运气不太好而已。那年头运气好的人本来不多，比我倒霉的还大有人在。但是，事情临到自己头上时，那感觉恐怕就只好用现今电视广告里的—句话来形容：“不—样!就是不—样!”

凭空地觉得自己的无辜更胜于别的人，不至于“查不清楚”。(别人或也有冤，但恐怕多少总有点儿不清白处吧?)所以，在预审员面前便竭力地表白自己，直说得动了感情。那位预审员却不为所动，心平气和地打断了我：“你说你没有罪?那我来问你，市中心那么多人我们都没抓，为什么单抓了你?”顿时我就被问哑了，不得不假装反省。顺便说一句，那时候“反思”一词在中文里还未通行，所以不便假装“反思”。

后来我真的反省了，在牢里静静地想了好几年。那位预审员提的问题兀自缠住我，令我久久不得安宁——人终究不可能用假装来应付自己!终于我想清楚了：“那问题本该由我问他的，怎么他倒反而问起我来了!?”然而，事实上这也并不是“想清楚”的，事隋原来就既简单又明白。我之所以没立即反问他，只不过是由于我不敢问罢了。只敢说“我没罪”，不敢说“你错了”。差此一步，一个荒唐的问题就变得有效了。我的“假装”与“不安”不都是由此而来么?不!我一定得问他一回!但我却不再有机会问他，因为他自打问过我以后就没再和我打过照面。依我看，准是他自己也倒了霉。反正在那个年代，这绝不是不可能的。有一回看守所的所长打电话去公安局催问我的案子审理情况，就听说管我案子的那位预审员已经“调离”(这个字眼在当时几乎意味着吉凶莫测的任何一种可能性)。再问这案子现在由谁管，回答却是：“我自己都没人管!”那位所长也奇，居然把这段对话原封不动地都告诉了我。一字一句我听得真切，刹那间心里亮堂堂的：天底下哪有这许多问题!有道是，你问我，我问谁去?!  乍—进得牢门，就有人告诫我：“既是来了，就得准备长期呆下去。这地方和任何地方都一样，有好人也有坏人。“惊疑间，再端详那些“同犯”(对不起，牢里人是这样互相称呼的)，只见一个个面色苍白，神情执拗，笃笃定定地坐在地板上，仿佛屁股已生了根。问一问他们入狱都有多久了，报出的数字不由人心不惊：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更有一位“老革命”已足足坐满了十五个年头!据说他在解放前夕曾率一地下党小组入台湾，返回时却只剩下他单身一个人。解放后没几年，他便因涉嫌叛徒而被“拘留审查”。实际上这案子当然是无从查起，因此有位看守人员不无幽默地对他说：“你的问题呀，等台湾解放了再解决吧!”他好像也安心等着这一天，只顾活着，从不问今夕何夕。开始时我总以为自己不可与他或他们那些人同日而语，渐渐地才明白，在处境上我和他或他们其实是绝无二致。问题确实变得很简单：世界也许极尽荒唐，生存也许毫无意义，可日子还在，你过不过?

过。不称天常之道也不称人伦之道，不假希望之名也不假绝望之名，横下心来过。老莎翁不是早就有言在先：“我们坐牢磨日子，也要磨它几朝天子几朝臣?”一位老囚徒说得更好：“犯人有犯人格。”

忽一日却蒙恩获释，好半晌都反应不过来，差一点没问：“牢里面那么多人你们都没放，为什么单独放了我?”但我毕竟飞快地就重新混迹于市中心，试问满街的人，又有谁能看得出我曾一度从他们当中消失?倒是有那么几天，一些亲友喜欢围住我问这问那，那光景很像是如今的“出国归来”。原以为坐牢的日子不过是生命中的一片荒墟，不曾料在旁人眼里也会是一笔财富。记得有—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你坐牢的最大感受是什么?”问话人显然对我的这份经历有几分羡慕。换到现在，我也许就会对他说：“你问我坐牢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我告诉你：是难受!”然而那时候我还年轻，冲口而出的回答却是：“精神生活是有的。”问话人许是比我更年轻，似有所悟地点点头，竟不再追问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要是他当时有所追问，我兴许会因穷于解释而不得不讲出—个近乎完整的故事来的。

时至今日，我知道我那故事早已破碎，不值再提。好在我也非食古不化之辈，在市中心混久了，自然又另有一种“最大感受”，那就是：“钱是最性感的!”只是有时候无端地会心生狐疑：“我习惯于安全地在市中心走来走去已经有多长时间了?”望着街头过往匆匆的行人，我总在揣度：他们当中或也有人和我一样，悄悄地藏有—个残破的故事，不时地惦记着?就在面部表情最为淡漠的那一瞬间，某一片断已上心头袭扰一

也是—位“反革命”，在看守所里呆了八年之后被判了有期徒刑二十年。去劳改队服刑的前夕，他忽然慢悠悠地给我讲起一则往事：“想知道我被捕时的情景么?那天我正在家里做饭。我家只有两口人，我母亲和我。母亲每天要去上班。我那年十九岁，因为学校已停课，就常在家里帮母亲干点儿家务活。那一天呐，米从他们当中消失?倒是有那么几天，一些亲友喜欢围住我问这问那，那光景很像是如今的“出国归来”。原以为坐牢的日子不过是生命中的一片荒墟，不曾料在旁人眼里也会是一笔财富。记得有—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你坐牢的最大感受是什么?”问话人显然对我的这份经历有几分羡慕。换到现在，我也许就会对他说：“你问我坐牢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我告诉你：是难受!”然而那时候我还年轻，冲口而出的回答却是：“精神生活是有的。”问话人许是比我更年轻，似有所悟地点点头，竟不再追问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要是他当时有所追问，我兴许会因穷于解释而不得不讲出—个近乎完整的故事来的。

时至今日，我知道我那故事早已破碎，不值再提。好在我也非食古不化之辈，在市中心混久了，自然又另有一种“最大感受”，那就是：“钱是最性感的!”只是有时候无端地会心生狐疑：“我习惯于安全地在市中心走来走去已经有多长时间了?”望着街头过往匆匆的行人，我总在揣度：他们当中或也有人和我一样，悄悄地藏有—个残破的故事，不时地惦记着?就在面部表情最为淡漠的那一瞬间，某一片断已上心头袭扰一

也是—位“反革命”，在看守所里呆了八年之后被判了有期徒刑二十年。去劳改队服刑的前夕，他忽然慢悠悠地给我讲起一则往事：“想知道我被捕时的情景么?那天我正在家里做饭。我家只有两口人，我母亲和我。母亲每天要去上班。我那年十九岁，因为学校已停课，就常在家里帮母亲干点儿家务活。那一天呐，米从他们当中消失?倒是有那么几天，一些亲友喜欢围住我问这问那，那光景很像是如今的“出国归来”。原以为坐牢的日子不过是生命中的一片荒墟，不曾料在旁人眼里也会是一笔财富。记得有—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你坐牢的最大感受是什么?”问话人显然对我的这份经历有几分羡慕。换到现在，我也许就会对他说：“你问我坐牢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我告诉你：是难受!”然而那时候我还年轻，冲口而出的回答却是：“精神生活是有的。”问话人许是比我更年轻，似有所悟地点点头，竟不再追问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要是他当时有所追问，我兴许会因穷于解释而不得不讲出—个近乎完整的故事来的。

时至今日，我知道我那故事早已破碎，不值再提。好在我也非食古不化之辈，在市中心混久了，自然又另有一种“最大感受”，那就是：“钱是最性感的!”只是有时候无端地会心生狐疑：“我习惯于安全地在市中心走来走去已经有多长时间了?”望着街头过往匆匆的行人，我总在揣度：他们当中或也有人和我一样，悄悄地藏有—个残破的故事，不时地惦记着?就在面部表情最为淡漠的那一瞬间，某一片断已上心头袭扰一

也是—位“反革命”，在看守所里呆了八年之后被判了有期徒刑二十年。去劳改队服刑的前夕，他忽然慢悠悠地给我讲起一则往事：“想知道我被捕时的情景么?那天我正在家里做饭。我家只有两口人，我母亲和我。母亲每天要去上班。我那年十九岁，因为学校已停课，就常在家里帮母亲干点儿家务活。那一天呐，米从他们当中消失?倒是有那么几天，一些亲友喜欢围住我问这问那，那光景很像是如今的“出国归来”。原以为坐牢的日子不过是生命中的一片荒墟，不曾料在旁人眼里也会是一笔财富。记得有—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你坐牢的最大感受是什么?”问话人显然对我的这份经历有几分羡慕。换到现在，我也许就会对他说：“你问我坐牢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我告诉你：是难受!”然而那时候我还年轻，冲口而出的回答却是：“精神生活是有的。”问话人许是比我更年轻，似有所悟地点点头，竟不再追问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要是他当时有所追问，我兴许会因穷于解释而不得不讲出—个近乎完整的故事来的。

时至今日，我知道我那故事早已破碎，不值再提。好在我也非食古不化之辈，在市中心混久了，自然又另有一种“最大感受”，那就是：“钱是最性感的!”只是有时候无端地会心生狐疑：“我习惯于安全地在市中心走来走去已经有多长时间了?”望着街头过往匆匆的行人，我总在揣度：他们当中或也有人和我一样，悄悄地藏有—个残破的故事，不时地惦记着?就在面部表情最为淡漠的那一瞬间，某一片断已上心头袭扰一

也是—位“反革命”，在看守所里呆了八年之后被判了有期徒刑二十年。去劳改队服刑的前夕，他忽然慢悠悠地给我讲起一则往事：“想知道我被捕时的情景么?那天我正在家里做饭。我家只有两口人，我母亲和我。母亲每天要去上班。我那年十九岁，因为学校已停课，就常在家里帮母亲干点儿家务活。那一天呐，米从他们当中消失?倒是有那么几天，一些亲友喜欢围住我问这问那，那光景很像是如今的“出国归来”。原以为坐牢的日子不过是生命中的一片荒墟，不曾料在旁人眼里也会是一笔财富。记得有—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你坐牢的最大感受是什么?”问话人显然对我的这份经历有几分羡慕。换到现在，我也许就会对他说：“你问我坐牢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我告诉你：是难受!”然而那时候我还年轻，冲口而出的回答却是：“精神生活是有的。”问话人许是比我更年轻，似有所悟地点点头，竟不再追问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要是他当时有所追问，我兴许会因穷于解释而不得不讲出—个近乎完整的故事来的。

时至今日，我知道我那故事早已破碎，不值再提。好在我也非食古不化之辈，在市中心混久了，自然又另有一种“最大感受”，那就是：“钱是最性感的!”只是有时候无端地会心生狐疑：“我习惯于安全地在市中心走来走去已经有多长时间了?”望着街头过往匆匆的行人，我总在揣度：他们当中或也有人和我一样，悄悄地藏有—个残破的故事，不时地惦记着?就在面部表情最为淡漠的那一瞬间，某一片断已上心头袭扰一

也是—位“反革命”，在看守所里呆了八年之后被判了有期徒刑二十年。去劳改队服刑的前夕，他忽然慢悠悠地给我讲起一则往事：“想知道我被捕时的情景么?那天我正在家里做饭。我家只有两口人，我母亲和我。母亲每天要去上班。我那年十九岁，因为学校已停课，就常在家里帮母亲干点儿家务活。那一天呐，米饭刚上灶，居民委员就来找我，说是派出所的同志要和我谈谈话。我说等米饭煮熟了马上就去。居民委员却不依，说：‘就讲两句话，你回来时这水不定还没开呢!’于是我就来了。这不，大概再有十二年我就能回去了。”停了半晌，他又说了一句：“说来你不信。这八年间我老惦着那锅米饭，只怕是锅都烧坏了吧?”  这些年来我所惦记着的是不是也是这样一锅米饭呢?想不起来了!好多事都想不起来了。

偏是时常会想起那位“比我更年轻”的问话人以及我们之间的一问一答。不过，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问一答”在记忆中竟与一段相声拉扯在一起，拆解不开了。那段相声里说，山东军阀韩复榘当年在一次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大会上演讲，照着秘书写好的讲稿念到最后便开始颂呼口号，不料却将“总理精神不死”!喊成了“总理不死”!秘书在一旁急了，赶紧小声提醒一句：“还有精神。”韩复榘不慌不忙，跟着也大喊一声：“还有精神!”

是的，还有精神。有时候这真是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而且，无论你是小声说还是大声喊，恐怕都有点来不及了吧?

                    1990年写于德国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