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美国政府的全面评价和无情控诉，位于关塔那摩湾的D拘留营是世上最具争议的监狱，在关塔那摩，你每拘禁一个人，就会制造出另外10名恐怖分子。关塔那摩与巴以冲突一样，是愤怒与政治行动的焦点。这是第一部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对关塔那摩进行正式描述的书。

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的600名被拘禁者陷入了一个法律黑洞之中。他们真的像布什政府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基地”组织恐怖分子中“最顽固不化的中坚分子”和“涉嫌谋杀数以千计的美国人”的残暴凶手吗?在反恐战争中，继续拘禁他们仍然是防止更多谋杀、获得宝贵情报所必须的吗?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著名记者戴维·罗斯参观了关塔那摩D拘留营并采访了数名警卫，官员、医护人员和监狱指挥官。2004年初，他又采访了数名刚从那里获释的被拘禁者。他们描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其中充满了隔绝、折磨、恐怖的控诉以及身体上的虐待。这一系列调查令世人震惊。通过它，我们可以明白，反恐战争的首要问题应该是人权问题。

关塔那摩——1903年，作为美西战争胜利的战利品之一，美国获得了对这块古巴领土的“无限期租借权”。2004年初，戴维·罗斯在采访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时问道：世界上这么多地方，美国为什么偏偏选择古巴的这一小块飞地拘押那些囚犯，这个孤悬海外的地方交通并不方便。那位官员回答说：法律专家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那里对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个地方不受任何法庭的司法管辖。

序言/1

第一章 荣誉攸关/13

第二章 最糟糕的地方/45

第三章 价值连城的情报/75

第四章 关塔那摩的含义/119

这三个人回家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幸运的。尽管还有其他许多同样没有参与过恐怖活动的人仍然被关押在关塔那摩，但是这三个人的遭遇却在两个重要方面具有代表性：在阿富汗逮捕他们的人让他们遭受的痛苦和残暴待遇；他们接受“甄别”以及随后被押送至古巴的程序中的极端马虎。

拉苏尔获释时26岁，艾哈迈德22岁，伊克巴勒同样22岁，他们是从小的朋友。2001年9月初，他们前往巴基斯坦参加父母为伊克巴勒与费萨那巴德的一名姑娘安排的婚礼。艾哈迈德是去当伴郎，而拉苏尔则想在婚礼之后留在巴基斯坦学习计算机，因为当地的收费要比英国便宜。按照他们的家人和他们以前在提普敦的邻居的说法，他们绝对不是原教旨主义者，因为他们所信奉的伊斯兰教与塔利班截然不同。比方说，他们不留胡子，喜欢足球，而且还有一些信奉基督教的朋友。但2001年秋季，当阿富汗——这个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显然将要受到攻击时，他们同身在巴基斯坦的许多年轻穆斯林一样，于10月份越过边界到了那里。他们的计划是在那里用节省下来的旅费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当然，他们是天真的。但当轰炸开始并且意识到自己力不从心时，他们试着逃跑——不仅成了美军战机的可能目标，而且还成了塔利班的目标，因为他们没有大胡子，这使他们看起来异常显眼，并使他们身处险境。他们试图避开正在向前推进的前线，尽管他们不知道前线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们回到巴基斯坦的安全地带的努力没有成功，反而来到了昆都士城，那里很快就遭到了拉希德·杜斯塔姆将军手下部队的包围和轰击。与城中数以千计的居民一道，他们乘坐卡车离开，但车遭到了炮击，车上的人几乎全部毙命。“我们中了埋伏，”伊克巴勒说，“我们无能为力，只能投降。他们拿走了我们的钱、鞋子和所有保暖的衣物，然后让我们排成行。”

他们发现自己是一大群囚犯中的一部分。拉苏尔说：“如果你站在山坡上向下看，目之所及都是一长串一长串的人。我们穿过山地和空旷的沙漠。那里有堆满尸体的壕沟。我们想这里就是归宿了。我们以为他们会把我们全部杀死。”许多囚犯受伤后死在路旁。他们对于此事的描述与其他目击者的证词以及人权组织的结论非常吻合。“医生人权组织”的约翰·赫弗南几个月后来到了这三个提普敦人曾经走过的那个地区。他说：“许多被俘者仍然下落不明。我们沿着那条路走了几英里来到沙漠中。我们闻到了明显的尸体腐烂的味道，很快我们就看到了推土机的车辙和一些骸骨。”

两天后，他们就和大批囚犯一起被塞到了排成一行的卡车上的集装箱中。伊克巴勒说，在夜幕下，那次现在被查明的大屠杀的行动是在聚光灯的照明下开始的。他说操作聚光灯的人是美国特种部队人员。“我记得晕倒前确实非常热，每个人都开始尖叫并撞击车厢。就好像有人在集装箱下面架了一堆火似的。你能感觉到水分从你身体里散去，人们都开始撕掉自己的衣服。”苏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已经两天没有喝水了。由于渴坏了，他用一件衣服擦拭凝结着水珠的厢壁，然后再从衣服上吮吸水分，直到意识到喝的是被屠杀的囚犯尸体散发的水分后才停止。“我们就像还魂的尸体。我们很臭，满身是血，周围都是死尸的味道。”

P16-17

杰克逊法官：保护性监禁是否意味着你把一个没有犯任何罪行，但被认为可能会犯罪的人监禁起来?

赫尔曼·戈林：是的，那些被抓起来实施保护性监禁的人不是那些已经犯了罪的人，而是那些如果让其保持自由就有可能会犯罪的人……建立集中营的最初理由就是把这些被我们正当地视为国家敌人的人关在那里。

1946年，纽伦堡，对戈林的审判

2002年1月14日，阿西夫·伊克巴勒和沙菲克·拉苏尔搭载的飞机降落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美国人的机场跑道上。在飞机上时，他们被锁在长椅上，尿湿了裤子，戴着耳罩、口罩和眼罩，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5个月前，这两个人从英国的家中前往巴基斯坦参加伊克巴勒的婚礼。他们起初被阿富汗军阀拉希德·杜斯塔姆的私人军队所擒获。在那里，他们侥幸逃过了一场对囚犯的屠杀。此时他们已是蓬头垢面、饿得半死了。当他们结束了那仿佛无穷无尽的飞行终于着陆之后，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到了哪儿。但是，最近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而言，这个地方的名字已经非常熟悉了。

三天前，第一批被称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成员的囚犯们从阿富汗的坎大哈被运到了这个位于关塔那摩(美军常将其称做GT-MO或“Gitmo”)的新拘留营。此前一周，海军陆战队员们一直在努力工作，修建临时监狱——X拘留营：十几排四面透风的铁笼子，四周围着一圈铁丝网。刚一抵达，这些被拘禁者就被带进了拘留营，并在等待办理手续时被拍了照。他们身穿橙色连裤衫，仍然要带着手铐脚镣、黑眼罩、外科口罩、耳罩以及用胶带固定好的手套。在历时27小时的飞行开始之前，他们就被迫带上了这些东西。这些被拘禁者跪在关塔那摩的尘土中，理着小平头的军人们以一种威胁性的姿势站立在他们面前。不出几天，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就为把这些照片公之于世而感到后悔了。他说，这么做“可能是不适宜的”。英国保守的《每日邮报》在头版为配合这些照片所拟的标题最能代表美国之外的国家对此事的反应。标题只有一个词：“虐待!”

这些照片给人以恐惧和非人道的感觉，而那些指挥关塔那摩看管人员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则增强了这种感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上将说，应该以这种方式拘禁这些囚犯，因为他们非常危险，一心想制造毁灭，哪怕有半点儿机会，他们“就会咬断C-17飞机后部的液压管线使其坠毁”。其推论显而易见，那就是：尽管难以抓获的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仍然逍遥法外，但是这里有他的一些重要副手，这些人也对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事件负有直接责任。拉姆斯菲尔德说，尽管他们是美国在阿富汗实施作战时擒获的，但根据法律条文，他们被视为“非法战斗人员”，而非战俘。他接着说，因此，他们“也不享有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权利”。作为被拘禁在美国境外的外国国民，他们也不能求助于美国法院。五角大楼似乎对他们拥有绝对权利。在适当的时候，一些囚犯将受到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最终还会被处以死刑。

作为个体，这些囚犯们已经不存在了。一名记者曾问拉姆斯菲尔德：他们当中是否有已知的恐怖分子主犯?国防部长说，他也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那些目睹首批以及包括伊克巴勒和拉苏尔在内的第二批被拘禁者抵达古巴的少数记者被挡在远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囚犯可能多达2000名，其中第一批20名囚犯，一个接一个，带着镣铐和口罩，在星期五被送达这个闷热的美军海外基地，时距‘9·11’恐怖主义袭击次日正好是4个月。” 《迈阿密先驱导报》记者卡萝尔·罗森伯格写道。在该营地设立的头一年中，她是此处最勤勉的记者。“军方让他们无机可乘，载有海军陆战队员的‘悍马’车把这架位于基地下风处的飞机团团围住，其中一些人装备有火箭筒，还有一些人配备了重机枪。一架海军‘休伊式’直升机在上方盘旋，机侧有一名射击手。”  海军陆战队准将迈克尔·莱纳特在载有被拘禁者的飞机着陆后不久对记者说，这些防范措施是必要的，“这些人是‘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中最坏的分子，我们首先处理这些坏家伙。”有报道称，这些被拘禁者在下飞机时还同警卫发生了冲突。这有点儿不可能。罗森伯格引用了史蒂芙·考克斯少校的话来对此进行反驳：“没有，刚好相反。他们都摇摇晃晃、分不清东南西北。”考克斯说，给这些囚犯戴上黑眼罩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而给他们戴口罩是为了防止看管他们的警卫染上肺结核。

她接着描述了这些被拘禁者位于X拘留营的新家：

每人住一个单问号房，在混凝土地面上有一个垫子，还有一个供他们方便的桶。该营地的看守说，如果需要的话，宪兵将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带去上厕所。看守还承认，下雨时有些人会被淋湿。他们还将得到其他被考克斯称做“舒适物品”的供应，包括：两条毛巾(一条用于洗浴，另一条用于在祈祷时当垫子)、牙刷、牙膏、肥皂和洗发水，还有拖鞋。“他们有两条毛巾，但是没有毯子。”少校说道。

莱纳特将军对罗森伯格说，这些被拘禁者享有进行宗教活动的自由，还能吃上不含猪肉的清真食品。罗森伯格看到了一份样品：“真空包装的蔬菜和意大利面，此外还有附加的食品包，内装花生、格兰诺拉麦片以及一盒‘福乐圈’。”

记者们从来都没有获准与关塔那摩的囚犯们交谈，极少数曾经试图这么做的人都立即被赶出了拘留营。因此，直到许多个月之后有人被释放，人们才得以了解被拘禁者如何看待那次关塔那摩之行。伊克巴勒和拉苏尔都是20多岁，他们都出生在英国西米德兰兹郡一个叫做提普敦的工业小镇，并在那里长大。他们在古巴待了两年多之后，最终被认定不是基地组织中最坏的分子，并于2004年3月被遣送回国。这段时间中，他们受到了大约200次审讯。

他们告诉我，在飞往古巴之前，他们已经在坎大哈附近美军管理的一个营地中待了好几个星期。那天，他们很早就被叫醒，衣服被剥掉，接着被电动剃刀剃光了须发。他们被迫赤身裸体蹲在那里，由一名士兵检查他们的肛门。“他没有用润滑剂，”伊克巴勒说，“这非常疼，也很侮辱人。”此后，他们穿上橙色的连裤衫，先带上手铐然后再带手套，还要用胶带把手套固定在手腕上。拉苏尔说： “他们对我们逐个进行处理时，让我们坐在室外太阳下的沙砾上——坐了10个小时。”

他们说，这段时间中，没有人给他们水喝。在他们被装上飞机前几分钟，他们每人分得了一份军用“快餐口粮”——但要在带着手套和手铐的情况下，不借助工具来吃掉这盘航空食品式的食物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尽力俯下身子去吃，就像动物一样。”伊克巴勒说。他们的手铐与腰带以及脚镣连在一起，他们后来熟悉了这种东西，称其为“三件套”。拉苏尔说他曾经抱怨链子太紧，但是一个警卫回答说：“你会适应的。”

就在登机之前，他们被戴上了口罩、手铐和眼罩。旅途中，他们每人分到了一份三明治，但是谁也没有机会去掉这些镣铐去上厕所。伊克巴勒说：“我们基本上都尿裤子了。”途中惟一的休息就是在土耳其美军基地2小时的停留。他们的眼睛被蒙住，耳朵被塞住。拉苏尔说：“我只知道疼得要命。警卫让我睡觉，但是腰带勒进了我的肋部。当我终于到达古巴时，我发现自己在流血。在那以后6个月里，我的手都没有知觉。”

当飞机舱门打开时，他们仍然没有被告知要去何处。“我所知道的是，我们到了一个很热的地方，”拉苏尔说，“一个美国人嚷嚷着，‘我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某某军士，你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从关塔那摩机场到拘留营隔着3海里宽的海湾。囚犯们是坐着一辆校车搭渡船过去的。伊克巴勒说：“船在海浪中摇来摇去，使大客车也晃动起来，那些美国人说：‘不要摇。’我没法停下来，他就打了我。”拉苏尔犯了一个错误，他告诉一名警卫自己是英国人。“叛徒!”那名警卫对他吼道。  最后，他们抵达了X拘留营。“太阳很毒，汗水流进了我的眼睛里，”拉苏尔说，“我叫着要看医生，有人朝我眼睛里冲了冲水，然后我又听到有人在叫：‘叛徒!叛徒!’”海军陆战队员们为每一个被拘禁者登记建档，然后把他带到一个笼子里。这总共花了4个多小时才完成。在这段时间里，那些在旁边等待的人还是被迫跪着。伊克巴勒说：“我忍不住痛——有个人过来给了我一点儿水，我快昏倒了。我摔倒在地上，所以他们把我带到了登记处，给我打了葡萄糖点滴。”

他回忆起眼罩最终被取下来时的情景，“我抬起头来，看到了那些还没有登记的人，他们都穿着橙色的衣服，戴着眼罩。我以为，‘这是我的幻觉’。”

拉苏尔是登记的最后一个囚犯，当他进入自己的牢笼时，天已经黑了。首先，他被剥光了衣服，但仍戴着眼罩和镣铐。有人递给他一块肥皂让他去洗澡。眼罩最终去掉后，他眯着眼睛透过热带的夜幕凝视着周围的仙人掌、铁丝网及远处的矮山。蚊子在他们周围嗡嗡直叫，还不时叮咬他们。“我看了看周围，心里想：‘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本书试图回答拉苏尔的问题，并将探讨其他问题，其中包括：这些被关在关塔那摩的囚犯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被关在这里?这个地方对于所谓的反恐战争有什么作用，它完成预定任务的效果如何?对于同这个地方及被拘禁者有关的情况，布什政府中的头头脑脑们的说法在多大程度上与事实相符?

本书不打算面面俱到、巨细无遗：例如，关塔那摩的被拘禁者来自40多个国家，本书仅涉及其中很小一部分人的经历。我也仅有机会采访到已获释的英国籍被拘禁者。但是，本书的原始资料是来自多方面的，而且我还希望能在书中将美国在关塔那摩的尝试所导致的那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一一指明。2003年秋，我成为了访问关塔那摩的250名记者中的一员。此次访问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给《名利场》杂志撰写一篇文章。我处处留心，正式或非正式地与那里的许多官兵进行了交谈，结束行程之后我又在华盛顿和其他地方进行了一些采访。我还利用了少量其他记者的工作成果，并对五位获释的英籍被拘禁者进行了内容广泛的采访。此外，我还从关塔那摩联合特遣部队那里得到了一些重要的内部文件，其中一些是首次被本书引用。它们并非密级文件，因此，我在本书中并没有泄密，也没给美国的反恐战争带来危害。但是，这些材料使我们对这一拘留营的历史及其内部工作方式有了更深的了解，这可能是某些人不愿让世人知道的。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第一部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对关塔那摩进行正式描述的书。它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如果他想要唤起人们对伊克巴勒和拉苏尔这类人的人权和法律权利的关注，或者希望人们对这些人在关塔那摩26个月中所遭受的痛苦感到同情，他就必须首先面对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其他人在2002年初所下的断言。“这些人是犯下了罪行的恐怖分子。”2002年1月21日，面对日益增多的针对关塔那摩的国际批评，拉姆斯菲尔德这样说，“我们正让他们无法接近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街道、航班、核电站和海港。”次月初，他在访问关塔那摩期间又补充说：“这些人都是世界上最危险、最训练有素和最残暴的杀手。”他说，在阿富汗，“我们逮捕并拘禁了许多人，他们曾进过恐怖分子训练营，并掌握了许多杀害无辜者而非军人的技巧。我们把许多这种人都赶出了街道，使他们不能再害人”。

按照副总统迪克·切尼的说法：“这些人是坏人中的坏人，非常危险。如果有可能，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杀害上百万无辜的美国人。他们为此完全做好了送命的准备。”

在那些穿着连裤衫的囚犯的照片被公布后，包括国际红十字会、欧盟和大赦国际在内的有关方面曾经表示过忧虑。拉姆斯菲尔德指责他们沉湎于“脱离实际的夸张”。他说，无论这些照片会给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我告诉你们一个我深信不疑的事实……我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丁点儿能够表明有任何人遭受过非人道待遇的信息”，而且他的批评者应该记住，这些被拘禁者“曾经参与了谋杀数以千计的美国平民的行为”。

本书将力求反驳这些说法。曾在关塔那摩待过或仍然在押的大约750名被拘禁者中，几乎没有人参与过谋杀美国人，而美国现在关押的那些真正杀害过美国人的凶手却从来没有在古巴被拘禁过。证据显示，多达数百名的关塔那摩被拘禁者都是完全无辜的，从未参与过任何可以被称为是恐怖主义行为的活动。他们之所以会被抓到那里，是因为美军在阿富汗等地的军事情报筛选程序存在缺陷和不足，使情况变得更糟的是，使用的翻译人员能力低下且基本没有受过训练。

在更深的层次上，美国政府在应对世界上最恶劣的恐怖袭击时所采取的方式使他们被抓到了那里。这个带有孤立主义特性的政府不愿意让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对其自主权有所束缚。2001年9月11日前，布什总统已经拒绝签署旨在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京都议定书》，并表明了撕毁反弹道导弹协定的意愿，而且还拒绝参与新设立的国际刑事法庭。因此，在恐怖袭击给美国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后，他决定按照他的政府所制定的新规则进行反恐战争，这看来几乎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正如白宫首席法律顾问阿尔贝托·冈萨雷斯在2005年1月25日致布什的备忘录中所说，“反恐战争是一种新型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诸如规定战俘待遇的《第三次日内瓦公约》之类的老式约束将不再起作用。按照冈萨雷斯的说法，反恐战争使《日内瓦公约》“过时”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上诉法庭将关塔那摩湾描述为一个不受任何法律管辖的“法律黑洞”。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的那样，这正是关塔那摩拘留营的创建者们的目的。

至于拉姆斯菲尔德关于那些被拘禁者一直在接受“人道的”待遇的说法，则再也不能被视为是可信的了。即使抛开那些越来越多的获释者的个人证词，在红十字会等机构的报告中我们也能找到证据，从而说明那里存在普遍的精神状态恶化。在这些证据之外，还必须加上五角大楼在2004年春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丑闻曝光的压力下承认的事实：肉体和精神上的胁迫也是在关塔那摩湾常用的审讯方法，而且是拉姆斯菲尔德本人授权使用了这些方法。据国防部法律总顾问威廉·海恩斯领导的工作组2003年3月提交给拉姆斯菲尔德的备忘录草案称，通常情况下对酷刑所做的限制在关塔那摩并不适用，因为没有什么比“获取至关重要的情报来保护千万美国公民”更为重要。为了给那些通常会受到刑事起诉的做法提供正当理由，该备忘录还提出了一系列论据——一些它所谓的“法律原则……这些原则可使本来属于犯罪的特定行为变得不违法”。

面对各种针对反恐战争中的做法所提出的批评，美国的许多反应突出表现出了一种自鸣得意和漫不经心的态度。在本书撰稿之时，即在阿布格莱布虐囚丑闻曝光之后，有迹象表明这种态度已开始消失。那种在“9·ll”之后席卷美国的“把原本也是受害者的人当成恐怖组织战斗人员”的心理已经开始让位于一种新的氛围，从而使处理关塔那摩之类机构的道德问题成为可能，同时还可以提出质疑：在法治范围之外，将如此众多的人置于这样的环境中是否真的符合美国和美国宪法所代表的价值观。2004年6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采取了关键的第一步措施，即限制不受约束地行使行政权力的做法。当时，法院否决了政府的主张，裁定关塔那摩的囚犯仍然拥有联邦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并可借助法庭对他们被拘禁提出异议。

但是，本书最重要的论点并非法律和道德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美国在关塔那摩耗费了如此多的财力、精力和人力资源，而且美国在世界上的声望受到了损害，这是实现终止伊斯兰恐怖活动这一目的的正确途径吗?非常可悲，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关塔那摩的支持者，首先是它的前任司令官杰弗里·米勒将军(在撰写本书时，他是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负责人)，曾反复声称，那里曾经提供了大量用于防止新的恐怖袭击和摧毁基地组织的“价值连城的情报”。但许多曾直接接触过关塔那摩“成果”的现职和新近退役的情报官员告诉我，这种说法充其量只是痴心妄想。

即使关塔那摩曾经提供过些许用处不大的零星信息，但它在整个发展中世界——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已成了压迫的象征。在整个中东地区，那些新到的被拘禁者带着镣铐跪在尘土中的照片，成了漫画家和小册子作者们创作的主题，这种形象化的表达使成千上万穆斯林都很容易了解什么是压迫。 “持久自由行动”的这个方面让许多家庭和个人经受了不公正的痛苦，从而播下仇恨的种子，将温和的人们变成决心惩罚西方的狂热分子。30年前，英国在不经审讯的情况下把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拘禁起来，此举成了为恐怖分子招募新人的最好宣传。英国政府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尽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就结束了该项政策，但它却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爱尔兰争端进入最血腥的阶段，该省实际上已经失控。

当时所造成的痛苦过了几年的时间才开始消解，而且一直未被忘记。今天，关塔那摩对于伊斯兰世界而言同样也有使其激进化的影响。关塔那摩在法律和道德上很成问题，其原因已经过了反复的探讨。就其自身所宣称的任务——阻止新的恐怖袭击——来说，它也是无效的，而且它还可能导致血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