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蕴育出乡土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乡者，故乡也，土者，民间也。吾乡吾土，是故土，是老家。数字化的今天，世界风云变幻。现代都市人于历史留下的印痕已无可言说。老村、古镇、旧宅、败祠、发黄的族谱，或可引发人们对乡土中国的思索。本书旨在介绍中国民间传统的地域文化。以图文随记的形式，向大众传播中华本土文化之精髓，复苏久远的历史场景。为探究历史传承、反思历史文化变迁的人们，开辟一片传统文化的博物馆，乡土社会的史书库。亦借此呼吁：保护我们的民间文化!珍视我们的历史!

前言

壹 从四邑到五邑

贰 三位学术宗师

叁 闯世界的"金山客"

肆 侨乡古村落

伍 乡村洋楼

陆 开平碉楼

柒 欧陆商镇与集市广场

捌 乡党莫如齿

玖 消失的文化

拾 延续的传统

尾声：天涯处处系乡情

新会的历史在岭南五邑的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中央王朝在这里设置行政建制是在东汉末年，最初叫"平夷县"，可见当时的族群状况和经济、文化落后的情景。大致在南北朝的刘宋时期，改名升格为"新会郡"，从此新会之名沿用至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了。那时的新会，管辖的地域比今天要宽广得多。从明朝中期开始直到清初，为了海防和经济开发、社会治安的需要，新会县陆续一分为四，先后划分出台山县(明弘治十二年，1499)、开平县(清顺治六年，1649)和鹤山县(清雍正十年，1732)。

有意思的是，虽然鹤山也是从新会分出，然而从19世纪中期以来，海外的台山、开平、新会的乡亲在心理上长期不认同鹤山，华侨社会中流行的"四邑"并不包括鹤山，反而是在行政上一直隶属粤西的恩平县被拉了进来。

恩平县在古新会县的西边，处于珠江三角洲与粤西丘陵山地的交界地带，其设县的时间与古新会同时，但是长期以来政区与新会两属。

这种行政区划与民众心理区划的矛盾，是地理和文化、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鹤山民众喝的是西江水，而流经开平、新会、台山、恩平的则是另一条河流，四县同饮一江水，自然在文化、习俗、语言诸方面就要相近得多。清朝雍正年间设置鹤山县，主要是为了安置粤东的客家移民，至今当地的方言中还有不少客家话的痕迹，而另外四个县的方言则比较一致，说"四邑话"。咸丰、同治年间，在今天的五邑地区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土客械斗"，前后长达十二年，亲痛仇快，最后分布在台山、开平、新会、恩平的客家人被强制迁出，只有鹤山的客家人基本守住了自己的家园。这一事件成为拉大鹤山与新会、台山等四县民众心理距离的助推力，历史的恩怨影响到了后来人。

不过一些突发事件还是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乡土文化地理的特征，更深厚的文化传统才是持久的力量。到了20世纪20年代，香港出现了"五邑"商会组织，慢慢地"五邑"之名在美加、在东南亚被更多的海外乡亲接受，民众的心理区划与家乡政区的矛盾在缩小。1949年以后，恩平也脱离其历史时期对粤西的行政隶属，九九归一，与新会、台山、开平、鹤山合并为一个地区。至此，行政区划最终与民众的心理认同区划和乡土文化区划趋同了。P4-5

1995年北京大学地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结束后，我选择了到广东一所新的地方大学去工作，一些关心我的朋友感到不解，为什么没有留在这所全国的最高学府，这可是很多学子十分向往的啊!我的解释是，这既有家庭的考虑，更有事业拓展的打算。

这样说似乎有点矫情，不过事情确实是如此。

进入北京大学之前，我一直在武汉大学工作。研究的方式主要是从文献到文献，对于自己研究的领域来讲，这种方式总感到有所不足。同时，在准备硕士和博士论文期间，我又比较多地到了湖北、湖南的一些乡村做过移民的调查。这个经历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越是往基层做，就越感到文献的缺陷和以往一些结论的苍白，在广大的乡村有很多鲜活的课题和材料，等待我们去挖掘。所以那时我最愉快的就是出野外。

真正了解中国底层社会的过去，就成为了今后自己研究的一个志趣。

我现在工作的学校所在地是全国著名的侨乡，位于珠江三角洲西缘，以江门为首府，由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五个县级市、区组成，因为寓居海外的华侨华人众多，所以人称"五邑侨乡"。五邑侨乡现有人口是370多万，而从这里出去的海外华侨华人就有215万，分布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五邑籍的港澳同胞也很多，有149万，据说每五个香港人和每两个澳门人中，就有一个是来自五邑。这个地区的内外人口之比为1：0.97，这种情况在广东、福建的其他侨乡并不多见。五邑作为岭南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性文化凸现出来，就与这一移民现象有很大的关系，移民运动是我们解读岭南五邑文化特征的一把钥匙。

来到五邑地区，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外多元文化的广泛交融，乡村比较"洋气"，比较城镇化。不同文化的融汇，波及的范围之广，涉及的社会阶层之多，留下的痕迹之直观明显，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到。行走在五邑广大的乡村，随处可见中西结合的乡土建筑，成村成排成组的西式别墅坐落在田野之间，被茂密的竹林蕉叶所掩映。融合了西方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建筑风格的碉楼更比比皆是，西方建筑文化甚至渗透进顽固的家族宗祠之中；外来语广泛运用，上年纪的老人都会几句英语，地方化的英语成了当地社会交往离不开的工具；至于饮食、生活设施的西式追求，拥有货币的五花八门，更是历历可见。而所有外来文化在这个地区传播的渠道，当然主要是依靠几百万的海外移民。

我国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向海外移民的，不止五邑一地。为了更深入地认识这个侨乡海外移民群体的特征，我有意识地与同类型地区进行了一些比较，到梅州、汕头以及厦门等全国著名的侨乡做过一些初步的考察和资料分析，一些问题也随之经常在我的脑海中打转，希望求得解答。

为什么五邑的海外移民主要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而福建、广东沿海其他侨乡的海外乡亲则集中在东南亚?

为什么早期的五邑海外移民多数人选择落叶归根，而其他侨乡的人则较多落地生根，把家安在了东南亚?

为什么美、加五邑华侨华人的生活普遍殷实但是富商巨贾很少，而其他侨乡在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中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实业家和大财团?潮汕侨乡和五邑侨乡在20世纪80年代各自建立了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即汕头大学和五邑大学。它们的海外资助方式很有意思，汕头大学是香港的李嘉诚先生一人扶持起来的，投资超过了十四亿港币，五邑大学则是由港澳以及美洲、东南亚的五邑籍乡亲共同资助，目前投资了两亿多港币。虽然两所大学获得的资助金额并不能够与两个侨乡海外移民群体的经济状况、经济实力画等号，不过这当中是不是也透露了一定的信息?

为什么同样是侨乡，泉州、厦门、樟州、潮汕、梅州等地区所受到的外来文化冲击不如五邑侨乡普遍和显形?那里的乡村建筑仍然保持着浓厚的中国传统乡土建筑的特色，不像五邑那样普遍地"西化"?那里依然保留着传统村落的社会关系，往往是同一祖宗的大家族聚族而居，不像五邑那样同姓不同宗也可成村，村落规模比较小，以家族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相对较弱?

显然，五邑海外移民的群体心理和行为方式与其他侨乡的海外移民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区别，应当是今天五邑独特的地方文化特征形成的因素之一。

我也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不同侨乡的海外移民群体的特征及其对侨乡的影响会出现这样大的差别呢?我想，这应该与移民群体所在国家、地区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文化环境有直接的联系。

早期的五邑海外移民也是去往东南亚，鸦片战争以后改变流向，以移民北美洲为主了。当时回国帮助外国公司招聘华工去北美淘金、修铁路的人多数是五邑人，家人串家人、亲戚串亲戚、乡亲串乡亲，于是五邑地区的移民方向发生了变化。这是资讯落后的传统社会常见的移民机制，即使在今天国内的民工潮中，民工流向的区域性仍然受到这一机制的制约。

退回到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的中国与世界，相对于当时专制落后的封建清王朝，北美洲新兴的资本主义是那样的生机勃勃，经济发达，这给来自五邑地区的移民造成了极大的视觉、心理乃至观念上的冲击，陌生之中处处感到新鲜。但是，好景不长，当淘金潮进入尾声，连接东西部的铁路建成之际，对华工的歧视由局部地区蔓延开来，地方的歧视性政策演变成为美国、加拿大的国家意志。环境的恶化使华侨难以做长期居留的打算，"落叶归根"，故乡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回乡买地、建房、娶媳妇成为不少五邑华侨的三大心愿并为之终身奋斗。于是，无论是人员还是资金都在侨居地与家乡之间非常频繁地流动。同时，他们也亲身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眼界大开，观念改变，先进的资本主义强势文化与落后的封建专制弱势文化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冲突，都通过他们对家乡深刻的影响表现出来。

而在东南亚，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习俗与中国闽粤地区没有太大的差异，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整体上优于东南亚，中华文明一直为当地民众所崇仰。中国东南沿海的移民在这里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同质的文化范围中，就像在家乡一样，很少有身处异邦的不适应和面对一种先进文化的眼花缭乱、观念冲突。尽管在殖民时代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地区也出现过族群矛盾，华侨受到排挤，甚至发生流血暴力事件，但是没有发展成为长期的大规模的排华运动，不分性别的人员往来比较畅通。所以，我们看到东南亚的华侨比较多地选择在当地安家落户，在北美很难见到的"过埠新娘"却成群结队地出入于东南亚的华侨社区。因此，潮汕、泉厦等侨乡频繁的人员流动中，外来文化对家乡本土文化的冲击远不如五邑侨乡强烈。

外来文化如果仅有海外移民欣赏而无本土广大民众的认可，它也是难以在异国社会的底层生根、发展的。面对海外亲人传送回来的西方文化，五邑民众同样表现出了开放的心态，自觉积极地予以接受，把它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五邑乡村的这种接纳态度与近代"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是合拍的，它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宗教信仰以及经济关系、宗族关系发生变化，民众生活在一种新旧碰撞的文化状态之中。相互竞争攀比，炫耀个人财富，张扬个性自由，追求西方生活方式的倾向与守望相助，强调集体意识，尊卑有序的传统社会心理共存于五邑地区。其乡土建筑从外部造型到内部空间结构、使用功能，都充分地体现了中外文化在这个地区的完美结合，以及当地民众看待异质文化的包容、自信的心态和调整文化冲突的巨大创新能力。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我们来看五邑文化在全国乡土文化中的地位，不能不说，她既有岭南文化的鲜明特征，更是中国华侨文化的代表。如果说，中外文化交融互动是华侨文化的特质，那么，在五邑侨乡，这种中外文化交融的普遍性与深刻性体现得最为典型。

五邑的乡土建筑最集中地展示了她的文化特征。  当初，我来到五邑侨乡，注意的主要是她的海外移民以及这种移民传统在今天的延续、发展。后来无数次到乡村的调查，日益被这里遍布城乡的各类融合了中西建筑文化的乡土建筑所吸引，走进有些村落仿佛置身于西方的田园，如诗如画。于是，我试图使用移民这把钥匙去打开乡土建筑的大门，解读五邑文化的画卷。这种冲动长期萦绕于心。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江门我遇到了三联书店"乡土中国"丛书的责编之一、学术同行--杜非，从她那里知道了这套丛书的宗旨、计划，我们饶有兴致地讨论了五邑区域文化的特殊性，她约我参加"乡土中国"的创作，通过最有特色的乡村建筑来反映五邑的文化风貌。很快，这套丛书的摄影师李玉祥带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南下来到了江门。拍摄工作中，我与玉祥一起讨论这个选题的角度、大纲，把一处处古村洋庐、欧陆商镇、绿野碉楼摄入镜头。现在，《岭南五邑》能够呈现在读者面前，我要感谢他们两位，尤其是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