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张学良1957年亲笔撰写的自述，以及自1936年至1990年幽禁期间和在台湾期间的日记与书信等内容，是迄今为止内地出版的关于张学良的最全面最权威的资料，不仅打破了此前人们普遍认为的张学良没有写过自传的说法，而且披露了包括“九一八事变”的真实原因在内的许多历史真相，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张学良！其中，最为珍贵的是首次被披露的在台湾幽禁期间的自述、日记和信函；当事人张学良对自身经历的回忆，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一个对建国以来出版的张学良传记、轶史、回忆录等著作翔实真伪的检验标准。

　　本书收录了张学良被幽禁的数十年间写下的文字。其中《杂忆随感漫录》是张学良在 1957年初用 4个月时间写成的回忆录，约 4万余字。当时张学良渴望恢复自由，因此向蒋介石提出请求，后者要他先写一部书，谈谈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了自由，张学良提起了笔，成文后送交蒋介石，但出书一事如泥牛入海。心灰意冷之下，张学良将稿子扔进了废纸堆。直到上世纪 90年代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张学良口述历史工作小组”的研究者们才意外发现这份文字。当时张学良尚在人世，本欲毁掉它，幸亏众学者据理力争才得保存。

这份回忆录谈及了张学良的家世、成长，以及其在“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中的复杂心境，更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

序

前言

卷一　张学良自述《杂忆随感漫录》

我的家世

我们原是河北人逃荒到辽宁的

我们本来是姓李

我的祖父之死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弟兄二人谋复不共戴天之仇

避祸投军

编为巡防营管带

剿蒙匪有功升为统领

只身斥退蓝天蔚

军队之扩充和奉军名称之由来

第一次奉直战争的前因后果

巴黎和会助款成行

收复外蒙之志未遂

三角同盟以及第二次奉直战争

同总理会见于天津

同冯玉祥的合作以至冲突

同吴佩孚会见以及就任大元帅

搜查苏俄大使馆逮捕北方共产党

怒颜抗拒日本之要兵求索

遇难后奉天之局势和逝世的真实日期

义释刺客

视民如伤告天求代

我的生活

少年时代

我的教养

早婚

立志之始

军人生活

穿上军衣再就脱不下来了

派赴吉林剿匪

赴日观操

第一次奉直战争

担负整理军队之责

第二次奉直战争

患难易共安乐难

纪律破坏重大的损失

不断的战争

撤出北京退回关外

厌弃内战

方面重责

担负起力不胜任的重责

不共戴天之仇

毫无准备

内患外忧

经济困难

身体衰弱

服顺中央助成统一

日本人之阻挠

仇愤填膺几酿大祸

实现易帜

阻止直鲁军入境

进谒蒋主席于北平

抗俄之役

扩大会议之解决与石友三的叛变

“九一八事变”之经过

热河失陷我之去职

我之与国民党

少年时同国民党人的交游向往

正式加入国民党

对总理的崇奉

对总裁的瞻仰(蒋介石)

出洋归国与管束

解职赴沪戒除嗜好

放洋出国

由欧归国

忧虑好恶不得其正

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

同周恩来会见于肤施

变乱与技术

坦白的自我批判

军法会审

二十年的生活

后叙

卷二 信函、诗词

引 言

给杨虎城的四封信

致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的信

致于学忠和刘多荃的信

附：一九三七年元旦告东北将士书

在奉化、桐梓幽禁期间给周恩来的两封信

周恩来寄往台湾的16字密信

附：从张学良致周恩来的亲笔信看其入党问题

张学良幽禁期间给蒋介石的七封信

张学良和宋美龄在台湾期间的通信

张学良给蒋经国的四封信

张学良在台时与赵一荻的几封通信

张学良隶书

致胞姐张冠英的信

致胞姐张冠英的信

致胞姐张冠英的信

给于凤至的信

给女儿张闾瑛的题字

张学良致友人的信函

致端纳的信

致于珍的信

致阎宝航的信

致高纪毅的信(局部)

致赵季恒的信

致萧承恩的信

致张大千的信

致周鲸文的信(片断)

致陈贯洲的信

致池宫城晃的信

复侯御之及其女儿的两封信

致张德良、周毅的信

致卢广绩的信

致阎明复的信

致刘鸣九的信

致阎明光的信

致张静华的两封信

与张捷迁的几封往来信件

邓颖超和张学良的通信

张学良遗物中研究马列主义的笔记

张学良在美国自费出版的一本书

附：张学良神学见证录(节选)

张学良狱中诗稿

秋兴(1937年于浙东)

无题(1938年元旦)

鹧鸪天——1939年步关麟征韵

抵台夜语(1946年1月)

和傅砚农诗(1947年春于井上温泉)

夏日井上温泉即事(1948年7月)

仿唐诗一首(1957年2月23日于台湾清泉)

游延平郡王寺(1962年于台湾)

无题——1989年为郭冠英生日而作

五绝——答吕正操(1991年6月于台湾)

无题(1994年1月于夏威夷)

张学良解禁前后的题词

卷三 监禁日记(片断)

引 言

南京(北极阁)

奉化——郴州(迁徙途中)

湖南(郴州——永兴)

贵州(修文——桐梓)

台湾(井上——清泉)

附录一：

张学良与中共三代领导人

附录二：

张学良晚年为何不回大陆

后 记

笔者在拙作《张学良家族》中对张学良祖父张有财之死曾作如下记述：“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已丑)初夏，张有财自春节过后便没给家里捎钱分文。在外亦无任何音讯。王氏(张学良祖母)在驾掌寺家中因为女儿秀英生病，无钱医治，就托乡里屯郐给张有财捎信，希望他能给些钱钞了解燃眉之急。可是乡邻到了镇上张有财设局之处，并没有找到他的影子。有人称数日前张有财已经回家，也有人说张有财去驾掌寺东村讨赌资未归。王氏得知这一消息，心生疑窦。因张有财从没无不在赌局而归家的时候。于是，王氏就命三个儿子作泰、作孚和作霖四处寻找乃父张有财的下落。然而，弟兄三人寻遍所有张有财的可去之处，竟然音迹杳然。

王氏找不到张有财踪影，误以为必定又隐身其他赌场。故而也并不十分在意，女儿的病只好依靠自己为他人做针线活换得的钱钞医治。

一直拖至旧历5月13日，张有财仍无下落。一天，王氏正在家里心里焦虑烦躁，忽听家养的一只大黄狗在院里芡出凄厉吼叫，王氏不知何故。出门看时，见大黄狗刚从外边回来，冲她十分反常地狂吠不止。王氏越加诧异，见大费狗用嘴咬住王氏的裤子。拼命向院门边拉扯。王氏便随黄狗来到距家一里远的树林，忽见黄狗没命一般冲进柳树林子。王氏尾随而来。见大黄狗沿树林边小道来到一片水塘。几只在水边啄食的乌鸦“呼啦”一声从地上飞起、水塘边竟有一具早已腐败发臭的尸体!大黄狗猛然扑了上去，没命地冲那具被乌鸦叼啄的尸体狂吠起来。

王氏扑上看时，正是多日失踪的丈夫张有财!他身负多处伤痕，头面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王氏虽不时憎恨丈夫赌博成瘾，然终究夫妻一场，没有想到他居然因赌博遭害，死于非命的丈夫凄惨而亡。王氏扑地大哭，所有围观者无不黯然下泪。

从现场所见，张有财是在毫无防备情况下。遭到恶人的突袭惨死。张有财的猝死在当地引起轰动。时值夏天，人命关天。乡内里长栾风泰见有财死因不明，急忙命人将现场封锁，又惟尸体腐烂，将食盐洒于尸上。然后派人进海城报官。海城县衙派来仵作验尸。“只见身前无伤，惟脑后被刃物打破致死。”县衙认定张有财死因后，即下令通缉凶手，捕拿人犯。

嗣后经县衙调查得知张有财兄因。竟也与赌博有关。原来，张有财在赌局上与一李姓惯赌相熟。此人一惯刁顽不羁。心性凶恶。虽然连连在赌场上身处败局，又不肯服输。一日。李氏赌棍再次赌输，张有财只好向他索要连日所欠赌资。李氏睹棍无策。只好伪称可去其家取钱。张有财不知有诈，在一个月色昏黑的夜晚，与李氏向距张家约三里的李家屯走去。当两人行至一片柳树林时，李氏忽然跪地向张有财求饶：“家中无有隔夜之粮，只有妻子一人，无法偿还赌博之债，请宽容几日才好！”

P4-5

(一)

我和张之丙教授通信大约是l999年初。

那时，我就已经知道她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授历史部的华裔教授，亦作为“哥大”对张学良口述历史工作小组的召集人，已在台湾北投的“朴园”开始面对面地采访张学良，大约已有三年之久了。张之丙女士是在东北一家名叫《春风》的杂志上，偶然发现了笔者所写的一篇与张学良口述历史相关的文稿。不久，她即给该刊主编的回信中提及我的这篇拙文。张之丙在信中说：“我想知道，前次撰写张氏口述历史的窦应泰先生，是如何对那件事了解得那么详细?那篇文章的内容(我们不谈是否十分准确)，读后很令人神往。……”

此前，我对张之丙女士的了解是浅显的。只知她原系台湾某所名牌大学毕业的才俊，一度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常委、“教育部长”张其均先生的中文秘书。然而张之丙毕竟是做学问的才女，险恶官场终非她的长久驰骋之地。嗣后不久，张教授即因不惯于国民党高层官场的周旋，毅然辞职随夫前往美国纽约执教，并且很快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文学系华裔学者与资深的翘楚。同时，笔者也有闻张之丙女士热衷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在美国上层人士中积极宣传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大好形势。她在执教之余，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张之丙还身负中美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席的重任，期间多次回国。1985年6月张之丙率中美文化交流基金会代表团来京时，程思远、王海容等还会见了张之丙。

也是经过《春风》杂志主编的沟通，笔者开始与张之丙教授通信。这样就便于我直接向她请救与张学良相关的史实。但是那时由于张学良先生尚未作古，张之丙女士恪守“哥大”与张氏的协议，虽是当事人却始终守口如瓶。由中可见其学者严谨无私的治学作风。

张教授和我通信后，也在来信中向我谈及她与国内政界的许多渊源，她说：“中美复交的初期，我曾积极地参与。那也是因为邓颖超女士的一句鼓励。记得那是在她老人家的官邸，中南海。因为我‘闯’办了几桩交流，颇得老大姐的赞许。因之，特在中南海接见，像多年没见的老大姐给我指点嘱托。但是，与张少帅无关。”从中可见，张之丙除潜心考证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并搜集中国当代著名人物口述历史的同时，她同时亦是一位爱国者。在“哥大”教书育人之际，又不忘为自己的祖国与美国建交贡献自己的力量。

让人感动的是，张之丙教授始终还记得我在《春风》上发表的那篇不值—提的拙文，居然还被她称之“至为折服”。从小事中不难看出她的平易与真诚。

张之丙教授对国内一个普通作者的支持不仅停在口头上。那时她从美国东部城市纽约邮寄一封信，在路途辗转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为解决我写作资料不足的问题，有一次她甚至还委托一位从北京前往纽约办事的亲友，把一份她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的史料，专从纽约带回北京。那位亲友回京后再用特快邮件把张之丙教授的文稿与信件转寄到我手中。在信上她写道：“寄上为《明报》撰写的一篇稿子，供您参考。幸好是‘实情、实事’，……”

那时张学良先生尚未作古，“哥大”对其口述历史的工作虽已告一段落，主要口述资料已经运往美国纽约，进行录制与编辑。但是作为这一口述历史的当事人和组织者，张之丙负有不事先把张氏口述资料外泄于人的重责。因为此前张学良和“哥大”口授历史部已有明确的协议，所有资料，包括张氏任何文字资料与口述录音，在2002年以前都是绝对不可提供给外界使用的。尽管如此，张之丙教授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时将她本人撰写的相关文章寄回国内。我的《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书及其他相关文稿，有些是得益于她的支持。

张学良逝世以后，哥伦比亚大学仍对张氏的文字资料控制甚紧。甚至连外界拍照与复印也不可能。而张之丙作为这所大学的华裔教授，她在结束对张学良的口述工作之后，多年来仍然痴情于教学。而张之宇则把一些张学良重要文稿加以整理，有一些已经面世了，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欣慰和振奋，因为她为读者亦为研究者提供了真实的史料。(张之宇女士，系张之丙的胞姐，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著名历史研究学者、作家，同时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张学良口述历史工作小组的主要成员、著名张学良问题专家。)感谢张之宇女士将张学良在幽禁期间亲笔所撰的《杂忆随感漫录》等在美整理面世。

张学良在台湾幽禁期间，亲笔写下的自述、信函和日记，为祖国大陆众多“张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即：建国以来国内各出版机构汗牛充栋般的张学良出版物，无论人物传记也好，史论、回忆录也罢，当然还有那些琳琅满目的轶史传奇，都无一要面对翔实真伪之检验。因为张学良毕竟是权威当事人，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忆，无疑有着不容置辩的权威性。

正如张学良本人所言：“近十年来使我觉着历史上的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对于有关我这个人的记述，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确。”张氏又直言不讳地表示：“我自己的事，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

诚如张学良所言，特别是在最近十几年来，祖国大陆有关张学良的传记，可称得近代历史人物出版数量最多者。有一段时间，各地出版机构纷纷以推出张学良传记为乐，有些传记甚至还成为轰动—时的畅销书。

作为东北乡人，我也曾先后撰写出版《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华文出版社)、《张学良家族》(吉林人民出版社)、《张学良在美国》(河南文艺出版社)、《赵四小姐》(团结出版社)、《张学良随军夫人谷瑞玉》(中国文联出版社)和(《于凤至旅美五十年》(东方出版社)等几部与张学良相关的历史传记。

以上作品亦与所有国内同类传记出版物一样，都要在张学良死后解密的《杂忆随感漫录》等资料面前接受检验与鉴别。在这些近年披露的张学良遗稿资料中，一些在许多历史学家和传记文学作家多年始终视为正确，而实则尚存谬误的史实还有待进一步澄清。依笔者观之，本书所收入的张学良生前部分文字遗稿，与从前读者们见到的同类资料所存迥异之处，就在于本书中编注的资料再不是张学良的“口述历史”，而是他本人自1936年12月失去自由以后，在浙江、湖南、贵州等地幽禁期间，尤其是1946年张学良迁居台湾，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彻底恢复自由这长达五十年时间里，张学良本人亲笔撰写的《杂忆随感漫录》、《日记》和信函、诗词等等。其中许多资料是大陆读者所鲜知的。因此这部《张学良遗稿》具有—定的史料价值。

与张学良相关的若干历史疑团，将在这部《遗稿》中得到澄清。例如张学良当年发动“西安事变”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九·—八事变”之前究竟有没有—份蒋氏发来的《铣电》?张学良为什么给东北军下令不准对日抵抗?张学良与蒋介石、杨虎城以及许多国民党军政要^的关系，等等，张氏《自述》中所述及的史实，似与国内已经面世的“正史”南辕北辙、出入多多。我们从张学良的片断《日记》中，不难一窥张学良在漫长幽禁期间的真实生活。他在《日记》中留下的简练记载，有时—天中笔下只留下廖廖数字，不过极形象逼真，生动具体。这些来自生活的真实文字，与我们多年司空见惯的传记文学、影视作品，均有值得思考商榷之处，对从前某些既已形成的印象似可重新认识。令人欣喜的是，这些记载张学良幽禁时期生活的遗稿，不仅廓清了许多历史事件的真相，同时也让张学良这被人一度神秘化了的近代历史人物，终于从神坛上回到了人间。这些张学良亲笔写下的遗稿，可以让喜爱他的读者，更加清楚地认识—个真实的张学良!

为了对历史负责、为去伪存真、亦为让今天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的张学良，笔者拟将张学良在美国病逝前后，陆续解密的张学良遗稿，整理编注成册，以期让国内读者与史家，通过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对张学良坎坷传奇的人生有进一步的认识。

这就是编著者的初衷。

(二)

1984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那—天，在台湾—张有影响的报纸一《联合报》第6版上，发表了该报资深记者于衡撰写的专访，题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张学良访问记》。

这是张氏被蒋介石幽禁四十多年来，在台湾首次有新闻记者近距离采访这位“西安事变”的当事人，所以当时格外引人注目。不久有人把于衡这篇文章转介到国内，其中让人耳目一新的是，该文提到张学良在禁幽期间曾产生写《回忆录》的欲念。据于衡说，张学良甚至还对台湾记者表示：他在研究《圣经》之前，曾经萌发写回忆录的动念，而且又拟好了《回忆录》的提纲。张氏又说：“我写《回忆录》的原则是：第一写自己经手办的；第二写自己亲眼看见的；第三写自己亲耳听见的。但在研究《圣经》以后，—切都不想写了。”

现在看来，当时让国内读者笃信不疑的上述新闻，原来竟是子虚乌有。历史的真实是：早在《联合报》记者于衡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房里分多次采访张学良之前，张氏本人早巳经动笔写了一篇《回忆录》，只是这篇《回忆录》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之下写出之后即藏于密室，外界始终无人知晓。一直到《回忆录》的主人在檀香山溘然仙逝前不久，才被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小组成员在台北的张氏朴园里意外发现。不过即便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张学良自己仍然不准备解除尘封，公开面世。这就是下面收录的《杂忆随感漫录》!

张学良是在什么情势下决定写这篇《回忆录》的?

对外多年密而不示的《杂忆随感漫录》，始于l957年早春。张学良系于当年1月4日动笔，一直写到4月20日稿竣。前后共计用了近四个月的时间。当然，由于身体的原因，张学良在此期间写写停停，边思边写，如烟的往事，需要花甲老人一点点、一宗宗地梳理追忆。终在五月到来之前，写完了这部必须要上交国民党最高当局及蒋介石本人批阅的手稿，《回忆录》长达四万余字。在整整一个早春时光里，张学良平均每个月要写一万多字，如将此事放在—般经常从事文字写作的人身上，也许不值称道；然而这对于戎马一生、指挥千军万马的张学良而言，无疑是万难之事。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打鸭子上架”，勉为其难了。

既然张学良从来没有写文章的习惯，更没有亲自动笔完成洋洋数万言文字的先例，既然如烟往事不堪回首，在他撰写《回忆录》的整个过程中，又曾因缅思故人几次泪水湿透了枕头。那么，他究竟为什么要在国民党特工人员层层警戒的新竹清泉山中，面对一盏幽幽煤油灯，挥笔写下这些让人读后震惊的文字呢?

事情似可追溯到两年前——1954年秋天。

张学良久囚思动，尤其是他羁押台湾将近十周年的时候，年近六旬的他自知老境将临，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希冀东山再起。因此有一天，当他发现身边负责管束自己的特务队长刘乙光少将即将奉命离开群山环抱的清泉幽禁地，前往台北郊区阳明山参加国民党将官以上军人集训班的时候，张学良也忽然在心中突发奇想。他要求刘乙光把自己也想前往阳明山参加军官训练班的意念，顺便转达给蒋介石和宋美龄伉俪。他认为自己已经失去自由二十多年了，即便按1936年南京军事法庭判罪的刑期十年，他也早早超过了。所以张学良只要有机会，就千方百计请求出山，这次他又作了最后的挣扎。

现从张学良大量解密的书信和《日记》中不难发现，张学良早在1936年失去自由时起，即从1937年始不断在湖南、贵州等地给蒋介石、宋美龄呈递信件，请求给他以出来工作的机会。尤其是“七七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渴望请缨上阵、参加抗战的愿望就变得越加强烈。只要有客人到他的幽禁地探访，张学良无不利用机会给蒋介石写信求助，甚至表示他不计军阶地位，也要为国家奉献一腔热血的真实情感。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学良的上述种种愿望多以失败告终。特别是张学良来到台湾以后，他给蒋介石写信的机会更多，几乎每次都提及请求出来“做事”。正由于张学良始终不甘沉沦，东山再起之志不泯，所以1954年10月当他再次利用特务队长刘乙光前往台北集训之便，请求出山的时候，因年龄的关系，张学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作一奋争。因此他不但请刘乙光代话国民党最高当局，而且他还亲自给蒋介石、宋美龄各写一信，强烈要求参加阳明山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集训班。

张学良原本以为这一次请求，还会像以往曾经有过的先例一样，渴望自由的美好愿望再次化做流水。出乎张学良意外的是，经常阴着脸的蒋介石在收到他的信后，居然对张学良露出一丝少见的微笑。蒋介石不但亲自召见了特务刘乙光，当面询问张学良在清泉监禁的表现，而且蒋还当场对刘乙光点头笑说“好好好”，表示同意张学良参加阳明山的集训。刘乙光因有张学良之托，于是借机向蒋追询何时才能让张学良出来接受集训。不料一旦接触敏感的实质，蒋介石又沉吟再三，以托词加以婉拒了。

据张学良《日记》记载，刘乙光转达的蒋介石之语意，显而易见表现出蒋对张学良出山所流露出的忧虑和不安。蒋介石当时的托词是：第一，如果现在就让幽禁多年的张学良到阳明山去受训，国民党高层人士一定会引起意外的震动，有些反对张学良的国民党将领肯定不会对张氏当年在西安的行动表示谅解；第二，万一因为张学良的“出山”引起波动，甚至酿成一场政治风波，后果将要不堪设想。

鉴于此，蒋介石不得不采取虚与委蛇的手法，稳定张学良冲动的情绪。他认为如果让张学良恢复自由，惟一可行的做法只能是“须先有步骤。”而这个步骤的具体内容是：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先写一本书。把张学良自己的家庭渊源、人生经历、以及当年的抗日情结、对共产党的观感等等，一律写成文字，也就是一部通常所说的《回忆录》。然后把这《回忆录》在台湾公开发表，借以“变幻外间观感。”在蒋介石看来，张学良只有这样做，将来才可能在适当时机出来工作。

张学良渴望出山，渴望自由，已非一日之念。然而自由的代价对他而言实在太高昂了。此前他已经付出二十多年幽禁的代价。而今蒋介石又交给他写《回忆录》的任务，一个从前只会指挥军队南征北战的少帅，一个从前连写字也要靠秘书代劳的国民党陆军—级上将，为了自由，就不得不屈从于蒋氏的压力。于是，他经过长时间的思考酝酿，终于决定执笔完成蒋介石交办的任务。张学良要把自己的经历与思想变化写成一本书。

让张学良始料不及的是，这耗去他四个多月苦心孤诣撰写的《杂忆随感漫录》，并没像后来他另尊蒋介石之命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那样，在写成几年后就得以曝光。就连张学良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这部史实十分详尽、对自身思想变化削析至深的《杂忆随感漫录》，由刘乙光呈交蒋介石后，竟然从此石沉大海。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不言而喻的理由是，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蒋介石内心深处永远不肯释怀的“西安事变”作祟!

现在侥幸得以存世并终于面世的《杂忆随感漫录》，原是张学良这部《回忆录》的手稿(当年呈交蒋介石的稿件为赵—荻所抄)。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当张之宇、张之丙姐妹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小组来到台北朴园(张学良的北投复兴岗70号寓所。因庭院里生有若干枝桠茂繁的朴树而命名朴园)，与张学良就他的人生经历进行漫谈式采访。张氏姐妹后来在为张学良整理状如积山的书籍文稿时，才意外发现有这—部珍贵的《杂忆随感漫录》尘封在浩繁的文稿书籍中!

尽管早已年深日久，张学良从前在清泉群山深处一笔笔撰写的文稿，早已经尽沧桑，纸页泛黄，但在张氏姐妹眼里，它毕竟是难得的笔录文稿。然而，出于张之宇和张之丙姐妹意外的是，当她们提出要把这部手稿相机整理面世之时，张学良居然主张一火焚之。幸好有张之宇的据理力争，百般说明保存这些文稿的必要性和历史价值，张学良才半推半就地点头应允。

不过，在张学良的有生之年，这位曾对这部《杂忆随感漫录》抱有极大希冀的作者，决然不想有一天把这部手稿拨云面世。张之宇女士的历史功迹在于，她不但把张学良这部《随感漫录》保存下来，而且又在张学良作古之后，经她的苦心整理而终得面世。

由于张学良的《杂忆随感漫录》在写作时所处的特殊环境，亦由于这是张学良为换取人身自由时蒋介石交办的—项任务，所以这部《回忆录》显然是在国民党特工枪刺之下完成的稿件。当这部手稿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之后，现在再来翻阅，不免在鉴定史实之余，又难免心生惊诧与唏嘘。看得出来，当年诸多与台湾当局政情格格不入的理念观点，显然有悖于传主行文的初衷。例如对“西安事变”等许多在当时敏感的政治话题，张学良出于为重获自由与东山再起目的，在此前之下他不得不作些必要的委曲求全。对于这些不能真正代表张学良思想心路的篇章段落，编著者为适合国内读者阅读的需要，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删节。尤其对《杂忆随想漫录》的最后一章，由于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作了整体删除。我想这样处理不仅对维护张学良在国内读者心中固有的形象有益，同时对热爱崇敬这位“西安事变”发起人的读者也是一种补益。张学良《杂忆随想漫录》涉及的民国政治人物甚多，为读者阅读的方便，笔者无法面面俱到，只对其中与张学良关系较为密切的人物，择要进行注释。同时，又对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的错字作了订正，至于语法中的习惯用字，如“的”和“地”字时常发生混淆等情，为尊重张氏遗稿原作之真实性，基本匕都保持了原貌，照引照录，意在让今天读者尽可能地读阅张学良之原文。

窦应泰

200年2月于北京通州

今年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当这部书稿通过审阅并准备付梓的时候，正是这一隆重时刻到来之际。我为在这历史性时刻出版《张学良遗稿》而感到欣慰，这是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与这位已经在美国作古多时的东北军将领，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1931年东北发生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就是基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张学良多年主政东北期间反日思想的总报复。众所周知，1928年日本关东军制造的“皇姑屯事件”，夺取了张学良父亲的生命，因而这位少帅便有了终身难泯的杀父之仇；而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张氏父子由来已久的仇恨，则源于欲夺东三省土地及铁路管辖权而未能如愿。至于张学良在西安发动的“双十二”事变，则把张氏爱国抗日的思想与整个中国的抗日潮流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所以他自此成为了彪炳史册的“千古功臣”。

让后人颇感辛酸的是，张学良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曾经付出了半生与牢为伴的巨大代价，这无疑与中国波澜壮阔的抗战史形成了鲜明对照的千古绝唱!更让人尤为动情的是，当年情愿以生命代价为国人作出牺牲的张学良，在轰轰烈烈的八年抗战之中，他作为军人虽经数次请缨却始终没能实现其喋血疆场、与强敌一拼雌雄的夙愿。

所幸的是，张学良作为中国抗战史中最值得纪念的战将，他在为抗日献身的全部过程中，在与世隔绝的艰苦环境中，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历史性文献。张将军在囹圄中亲笔写下的自述、书函与诗文之所以有必要汇编成书，并在此举国欢庆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隆重推出，就在于读者会从这些轶文之中一睹爱国将领的豪情与襟怀。

在本书编著过程中，曾多得海外和台湾张学良研究者的大力支持。张之丙、张之宇姐妹在张学良健在时期抢救并整理出来的大量文稿，对《张学良遗稿》的面世无疑是一大贡献。旅美学者王书君也提供了相关资料。此外，多次赴美国和台湾采访张学良本人的辽宁省政协文史委主任赵杰先生、沈阳市张氏大帅府纪念馆的范丽红同志、远在马来西亚的李恒先生、以及台湾、东北、西安等地张学良研究者均在编撰过程中，提供了宝贵的文字与图片资料。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