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城市里的每一座桥，每一辆车，每一天的日子，每一分钱，它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都和中国的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我们往往只看到了繁荣的结果，忽略了结果背后的成因。

本书是针对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全方位调查，真实记录他们的声音、需求、文化、梦想……全书每一幅图片都记录着历史，每一个故事都充满着感动。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城劳动力主要以单身青年农民为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非农化转移浪潮中开始出现一个新现象，即夫妻同行式。

农民工群体，实际上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力”，不仅表现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上，同时表现在推进就业模式变革、流动儿童教育改革、消除城乡差别、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创新上。

本书是针对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全方位调查，真实记录他们的声音、需求、文化、梦想……

写在前面1

调查：站在历史的节点上

引子：老王夜奔引出的话题2

进城，还是进城3

一本老账3

两种论调6

三条出路8

就业，永恒的硬道理1l

“合法”与“非法”的距离11

“无序”与“有序”的变奏15

保障，梦想与现实的博弈21

一个患病少女的现在和未来21

一个“草莽”律师的梦想和现实26

政府突围30

教育，无处停留的成长33

合理的非法存在33

悬挂在城乡之间的未来41

解放，还是解放46

遣送终结47

治道变革53

个案：不能忘却的历史碎片

案例一城市里的村庄60

案例二十年的感情64

案例三跟着孩子走的李凤英67

案例四音乐老师李雪华69

案例五像风筝一样飞71

案例六察北人马建军73

案例七理想75

案例八校长张书杰77

案例九冯全福和他的东升小学80

案例十二房东周建峰84

案例十一两个流动儿童的“六一”86

案例十二一个人的较量90

案例十三农民工人李德江93

案例十四管理者田启飞95

案例十五张进和他的施工队97

案例十六京城拾荒人家10l

案例十七养猪人家104

案例十八龚生根的生意经107

案例十九张红的打算111

案例二十等待回家的刘金祥114

报告：农民工流动过程中的需求与障碍——京、粤、青(岛)三地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状况

概述118

三地农民工基本特征119

流动就业渠道与障碍12l

基本劳动权益保障状况126

社会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132

流动女性与儿童特殊保护状况139

总结：十点感受与建议142

一个群体的力量(代跋)145

一个群体的力量

北京对于我，小时候，只是土墙上的一张画片，里面有一座蝴蝶状的桥，跑着一群群的小卧车，姥姥常常指着那画说：“看看北京城，多好啊!你好好读书，长大了有本事也到北京去看看。”而我觉得那只是画片，好看，但与我眼下的乡村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多年后，我却真的来到了北京城，读书，打工，生活……我亲眼看到了画片上的蝴蝶样儿的桥，一群群的小卧车，它们离我如此真切地近，却又依然没有任何关系地远……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些穿梭在这个都市里的乡下人，我终于明白，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每一座桥，每一辆车，每一天的日子，每一分的钱，它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都和中国的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我们往往只看到了繁荣的结果，忽略了结果背后的成因。

这本书，如同当年的画片，表面上来看，是由李真和李涛一个个文字、一幅幅图片亲手码起来的，而实际上，这只是出版的结果，而在结果的背后，是一个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自己的劳动创造了历史，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让这本书的每一个文字可以充满力量，每一幅图片能够记录感动。

作者，只不过通过其掌握的文字与摄影的技术，予以记录罢了。

如果从写书的角度来衡量，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早在2004年初就已完工了，这之后，我们将其束之高阁，总感觉还有太多的东西，为书所不能承载，那就是没有因为文字而停滞的生活……

孙文娟，书中那个身患尿毒症的打工妹，2003年8月，单位和其终止劳动关系后，她被迫出院，之后，在“协作者”与香港《南华早报》的多方呼吁下，为她筹集到了进行第三次手术的费用，她一边等待换肾，一边开始通过法律途径向单位索要没有给付的社会保障费用。2005年到来之际，她又被查出因血液透析感染了乙肝病毒……这年“协作者”元旦晚会上，这个命运多舛的姑娘，眼含泪水祝福所有的打工者：“我们要坚强地活着。”

孙进勇，2004年国庆节，由于老板没有为其配备保险绳，他在从事高层保洁作业过程中，不慎从25楼坠地，昏迷二十多天后，居然奇迹般地苏醒。而老板却拖欠医疗费不见踪影，正当“协作者”协助他开始法律索赔时，他的母亲又因癌症不幸去世，2005年元旦，孙进勇在哥哥的搀扶下，回山东老家“再看娘一眼”。

易本耀，那个气愤得满脸通红的办学者，在2004年迎来了“迟到的春天”，他的一所分校终于合法注册，而其他的五所分校，以及本书中提到的其他打工子弟学校，依然处于“合理不合法”的尴尬状态。

张雪英，一个从未在本书中出现的女人，一个收养了两个孤儿的打工子弟学校创办者，“非典”赈灾的时候，“协作者”只有两间狭小的民居兼做宿舍办公室，是她将学校的库房腾出来替我们存放抗“非典”物资，也是在她的帮助下，孙文娟的弟弟免费入读初中。她的学校一直没有注册，而她本人荣获了2004年度“首都创业青年优秀奖”。

那些拾荒人家，那些养猪人家，依然在四处奔波……

这个世间，可写而不可不写的东西太多了，多少沉默者在历史长河中如过隙白驹，如果我们掌握了文字，而不去记录，实在是愧对那些可以记录却无法握笔的人。

这本书的工作得益于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全体参与“非典”救援行动的工作者及志愿者，他们是崔宇、卢群玲、程建伟、王海英、申丙电、崔永华、赵丽萍、王成、王向芬、阿叶、田文娟、司英民夫妇、邵刚、杨皓、李莉、刘辉、达林太……感谢我们共同走过的那段生死与共的艰难岁月。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以及历任的灾害管理项目官员、劳工项目官员对我们的成长予以的信任和激励，从1998年“l·10”张北地震那天起，到六年后“协作者”在春天里萌芽。感谢我们建基于共同目标而走过的那段难忘岁月。

本书的调查工作还得益于给予我们“非典”救援活动大力支持的单位及个人，他们分别是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疾病防控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309医院、丰台区妇联景素菊部长、大红门街道办事处、北京市建委《建设市场报》、张北县政府、尚义县政府……以及众多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李素梅、李网、冯全福、牛万仁、马建军、张书杰……

在这里，请允许我特别感谢四个人。

首先是林明贵医生，之所以称他为医生，是因为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09医院副主任医师。我认识他是在李真病危的时候，这之后的六年时间里，他先后帮助我们家三个亲人度过了生命危机，而在我因公出差的时候，我的母亲几次病情恶化，都是由他化险为夷。后来我发起成立了“协作者”，他又义务担任了“协作者”的医学顾问，“非典”的时候．是他从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半夜打来电话，为我们几个第二天准备奔赴抗“非典”前线的同事召开电话会议，仔细地叮嘱我们自我预防的知识。于公于私，我都没有理由不感谢林医生。

第二个是王平同志，之所以称其为同志，因为他是中共河北省尚义县县委常委、农工部部长。我在1998年初前往坝上参加抗震救灾时认识了他，六年了，我目睹了他从当年的乡长到乡党委书记到农工部部长的整个历程，他是我为数不多的几个敢于讲掏心窝子话的基层干部朋友，他让我真正了解了中国基层乡村的治理，并且对我们的采访调查提供了大量帮助。还记得1998年那个零下30多度的冬夜，我们在颠簸的破吉普车里发出的感慨：“凡事就怕具体，一具体了，干部就要受罪，老百姓就会受益。”我记得，王平同志同样记得!

第三个要感谢的是马洁云记者，之所以称其为记者，因为她是香港“狗仔队”的职业“狗仔”，我认识她也有几年的时间了，这是一个因为职业而怀疑一切，多少还葆有一些良心的人，通过她的报道，孙文娟得到了部分维持生命的捐助。当我们开始本书调查的时候，只有一台老掉牙的机械相机，而且摔坏了镜头，不能对焦。她将自己刚买来几天的一台Minolta数码傻瓜相机借给了我们，就是这台像素并不高的“傻瓜”，记录下了您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图片。当我们终于有了一台Nikon5700的时候，本书中的很多场景已经成为昨日往事。

我还要感谢我的姥姥，一位84岁的乡村妇女。多少年来，我一直有个梦想，那就是接姥姥来北京，看看天安门。谁知，百事缠身，实现的时候，却已是2002年冬天，姥姥病危，我将她从乡下接到了北京治疗，度过危机出院后，正是“非典”肆虐，这之后，我们又投入到赈灾工作中，有家难回。当“非典”过去后，姥姥想家，要回乡下。那天，我找了辆车，拉着虚弱的老人家围着天安门广场转了三圈，那一刻，我发现，姥姥并没有仔细瞧天安门——她的眼，自始至终没有离开我的脸啊……

最后，谨允许我们再次感谢每一位接受我们的调查，与我们并肩前行过这段岁月的农民工兄弟姐妹，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他们在城市的租住地，而他们的笑容连同他们的故事，却留存在本书的记录中，每每想到这一点，我们总有无法言语的惆怅……

李 涛

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首席统筹

2005年阳春于北京城

我们为什么要服务于农民工?为什么要呼吁制度安排与社会服务必须切合农民工的现实需求?

自20世纪90年代中，我们开始从事农民工服务工作起，便不断面对这些质疑。而今，对农民工的关注正在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但这是否意味着农民工问题真正获得了社会主流人群的理解呢?事实上，当人们谈起农民工，更多的视角依然建基于“同情”、“可怜”，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汇依然是“帮助”、“关心”，在大多数人眼中，农民工似乎是一个连自己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的可怜的群体。

那么，事实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农民工的真实

首先，我们想问大家三个问题：一个16岁的小姑娘，背着简单的行囊，告别父母，独自一人走出四川的大山，向陌生的城市进发，这个小姑娘的勇气是否值得我们钦佩?

小姑娘来到了举目无亲的城市，开始租房子，找工作，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个过程中，她还必须面对城市生活、商业社会的种种陷阱，面对失业、生病、孤独、歧视……而她承受并顽强的生存了下来。

多年来，这个被称为“打工妹”的小姑娘，依靠自己的双手，不仅养活了自己，而且为家乡的妹妹支付着学费，为年迈的双亲寄钱看病……这个小姑娘的勤劳与贡献，是否值得我们尊敬?

这个小姑娘便是中国1.2亿农民工的真实缩影。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被称为“弱势群体”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力，他们不需要同情与可怜，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平等的环境。只有承认这个基本事实，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并承认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

然而，在我们的身边每天都发生着这样的悲剧：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爬上了“塔吊”，精神崩溃的打工仔手持菜刀扑向行人……1996年夏天，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个年轻的打工妹在北京西直门立交桥上撞车自杀未遂的一幕，而这位打工妹的身后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显然，没有一个劳动者甘愿被他人克扣工资，即使他的法律意识再淡薄；也没有一个打工仔愿意疲劳作业失去手臂，即使他的健康意识再匮乏。然而，又是什么原因使辛勤劳作的农民工爬上“塔吊”，以死相逼?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母亲宁肯舍弃自己的孩子，选择自杀?

这个年富力强具有巨大潜能力，却又被称为“弱势”、“边缘”的群体，他们处于一种权能较低的相对不对等状态。在这种不对等状态中，他们往往受到不公平对待而导致自身权益被违法者不合理侵害。保护弱势群体，最主要的是应该体现法律对公民、法人和其他单位的平等保护，即“国民待遇”。而这恰恰是一个“个体”所无法掌控的。

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庞大的农民工政策改革历程，从国务院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追讨工资，到《工伤保险条例》、《劳动监察条例》的出台，到减免借读费鼓励公立学校接收流动儿童，无不表明中国政府的勇气与决心。然而，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对普及工伤保险的三令五申，另一方面是企业的漠视、基层劳动部门的监察能力局限，而又缺少农民工参与执法监察的激励机制；一方面是公立学校对流动儿童降低了有形的门槛，另一方面却是城乡文化差异与歧视的无形门槛的事实存在……

以农民进城务工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历史性的强大的推动力，然而，我们不能只以经济指标来考量农民工，我们还要看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农民工付出的健康、权益代价。

中国需要渐进的变革，更需要适应现实的变革技术；中国需要具有先锋精神的批判家，更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实践家，这是中国的真实。

打造开放参与的交流平台，促进社会多元群体的沟通与理解，推动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这是我们开展农民工服务创新与社会倡导工作的初衷，也是我们出版这本书的原因。

脆弱背后是坚强

全球化，城市化，农民工……已经渗透到了当代中国的每个发展环节，也融入到了当代国民的每个生活细节，我们无法回避。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城劳动力主要以单身青年农民为主，因此，以往的调查报道视角，大多针对该群体的制度安排，仅局限在劳动权益方面。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当年的青年务工者逐渐成家生子，与此同时，自90年代中期开始，非农化转移浪潮中开始出现一个新现象，即夫妻同行式。这种家庭式迁移的背后具有更多的人口迁徙意义。在他们身上，城乡差异而造成的制度矛盾，已不再局限于就业、劳动保障层面，而是涉及到公共卫生、劳动权益、社区关系、居住权、子女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农民工在城市化中的“边缘”处境如同缩影，在他们身上得以集中体现。

本书以综合分析与典型个案描述相结合的方式，分别对农民工就业、二代移民教育、社会保障、劳动权益、管理模式、治理变革，以及农民工流动对输出地乡村发展的影响等不同角度，做全方位扫描。

调查结果使我们深切感受到，在农民工“脆弱”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力”，不仅表现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上，也同样表现在推进就业模式变革、流动儿童教育改革、消除城乡差别、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社会制度创新上。而歧视与不公等“老问题”的存在，恰恰从侧面证明了仅仅将其作为弱势群体给予关注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还原农民工社会主体地位，鼓励其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上与之需求相适应，与时俱进。

在本次调查过程中，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决定，以往的“建立城乡劳动力市场”被“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所取代，“平等”，意味着参与。

然而，城乡劳动者两者真实的平等与话语的平等之间，亘隔着历史与现实、文化与制度堆砌的围墙。尽管户籍制度对农民工流动就业的限制在政策层面被一定程度地削减，但长期以来的二元分割差异使“城里人”与“乡下人”，“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差异已更深层地融入城乡居民的信任及文化差异中。而在主流媒介的话语中，“农民”、“农民工”、“流动人口”，要么在外来视角的审视中被刻意地“污名化”，要么在艰涩的统计数据与分析中被“学术化”，打工群体与城市阶层两者的距离因真实话语的远离而疏远，如何还原打工群体鲜活的群体生命，以民间的视角记录他们的需求、声音、文化、梦想，促进城乡间文化的沟通与融合，是我们必须直面的责任!

这样做尽管很难，但确是我们出这本书的根本初衷!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视角集中在创业成功的典型，从“打工仔”到“老板”，从进城打工到回乡创业，我们敬佩成功者在这个蜕变过程中的艰辛与不易，但我们也深知那些正在为了生活而奔波的努力者，比起成功者来说是一个更大的群体，他们构成了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也是沉默的大多数。进城，还是返乡，打工，还是创业，我们不想评判。我们只想将现象与问题原始地呈现给大家。我们也深知中国复杂而依然不发达的国情，深知中国“二元结构”变革的艰难，但复杂与艰难绝不能成为我们回避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延缓改革的借口。对问题清晰的描述和反思，可以鞭策我们前进的勇气。

这是调查与记录的使命。

最后，请允许我们向每一位接受我们调查，与我们并肩前行走过这段岁月的农民工表示感谢，是你们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持与帮助，不只在与这本书相关的工作中，还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城乡的发展中，在社会的进步中!

良好的祝愿献给你们，农民工兄弟姐妹!

李 真  李 涛

2005年秋于北京东城

政府突围

社会发展规律表明，法规的完善永远要滞后于发展的现实。而在法规与现实的夹缝中，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以制度创新突破夹缝重围的努力。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与决策部门最终形成两大派别：

“农民工的生活逻辑很简单，那就是‘要生存’的逻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强说，清华大学于2000年底在北京的调研证明，有36.4％的农民工生过病，有些人甚至多次生病，将近30％的外来农民曾经遇到过长达半年和半年以上的失业。而这些处于生存危机中的农民工没有任何一例是得到了劳动单位或地方组织的帮助。“城市农民工的无保障状况是引发社会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对浙江城市外来工犯罪问题的调查，犯罪的外来民工中，有35％的人在经济上陷于困境的原因是由于失业、无工作。所以，如果不解决农民工的保障问题，城市市民的生活也不会安全。”

“当前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最现实的选择是首先确保经济增长，解决就业。”国务院体改办研究员陈美球则代表另一种派别的看法：如果一定要不顾国情地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其后果可能是企业对农民工吸纳的数量下降，也可能是企业阳奉阴违，为此国家要付出很大的监督成本，当某一个制度执行的监督成本过大时，则说明此项制度是失败和无效的。

支持此种看法的有关专家分析测算，如果完全建立与城镇一样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企业由此每年要为每个农民工支付2000～3000元，在现有的用工成本基础上要增加30％～40％，这会使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受到削弱，可能使企业投资的增长势头受到抑制，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的机会减少，农民增收将变得更加困难。

两个发展，两种体制，二元结构——这就是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困境。

“虽然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我们必须找到突破口。”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王亚东副司长说， “我们至少应该尽快建立与当前社会需求、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来自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研结果表明，如果不尽早推进农民工社保制度建设，中国政府将承担数百亿以上的制度成本。为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险的制度成本越早越低，每后延一年，制度成本将增加315亿元左右，未来的中国财政可能将不得不增加相应金额甚至更重的负担。为此，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计划出台全国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初步设想》明确提出：由于制度门槛过高，不适应农民工的特点，实际进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的农民工不仅数量非常有限，而且他们的权益依然得不到有效保护。该《设想》认为农民工完全不必采取目前城镇居民由“工作的一代”供养“退休的一代”的代际赡养原则，可以在当前一代农民工中实行完全积累的统账结合模式。

据了解，国家农业部也正在制定农民工“应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与当地居民享有同等权利”的有关条例，以开辟解决日趋严重的“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而更为现实的突围之役已经在部分劳务输出大省打响：2003年6月3日，河北省政府明文规定，进京的河北农民工可以到河北省驻京劳务管理处办理社会保险，确保80万河北在京民工冲出现行社保体制中的属地管理重围，率先“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此举被媒体称为“农民工社保属地管理‘河北变法”’。

“娟子有救了。”7月15日，孙振亮满怀希望地前往河北省驻京劳务管理处，准备替孙文娟办理医保手续。然而，驻京办工作人员告诉孙振亮，该办法目前只限于养老保险，医疗与失业保险的具体细节尚在商讨中。

据了解，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农民工在务工地登记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资金额的20％、个人缴交8％构成保险金。连续交足15年，才能从务工地社保机构领取养老金。事实上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大，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并不能固定在一个城市中缴足15年的保险金，那么离开时农民工只能以现金方式拿回28％和的11％，其余17％则留归务工地社保统筹。如果按照目前北京外地农民工总数为200万左右，按照北京地区最低月工资465元计，如果200万农民工都办了社保，则仅养老保险一项，北京的社保统筹金可每年获得大约18亿元的留存。

“如果河北民工到河北驻京劳务管理处缴纳养老保险，那么这笔钱就留在了河北。”

用农民工的社保基金补充城市居民社保基金， “河北变法”的实质揭开了一个谁都不愿承认的事实：已经将青春贡献给城市的农民工，在“属地管理原则”下，最终还要将未来存留给城市——农民工社保由此演变为输出地与输入地的博弈。

“娟子当初死了也就死了，可孩子还活着，一声声地叫着‘叔叔’。”泪水终于从不知什么叫绝望的孙振亮的眼中滚下来。这位农民表示，他准备将写好的申请书再润色得“更有人情味”，大量抄送给各级政府部门，“我相信，政府怎么着也不会看着娟子等死。”P.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