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政治哲学文库”系列书之一，该套丛书将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成熟。

本书要讨论的是西方文学史中的救赎问题以及20世纪德国犹太思想家瓦特·本雅明对该问题的独特贡献。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共六章，分别论述了西方文学史上悲剧、小说和哀悼剧所代表的三种救赎思想及其背后的思想转型。

政治哲学是一种超学科的学问。它的论题范围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致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达。置身于二十一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化自觉，这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叩问。这套“政治哲学文库”将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成熟。

前言

绪论

第一部分 希腊悲剧与现代悲剧哲学：人与神的分裂与和解的努力

 第一章 希腊悲剧与古典诗学中的神意与和解

第一节 本雅明对悲剧与哀悼剧的截然区分

第二节 希腊悲剧中人类的命运与救赎

第三节 亚里斯多德《诗学》中人与神“和解”的技艺

第二章 现代悲剧哲学重新与神和解的努力与失败

第一节 从古典悲剧诗学到德国唯心论悲剧哲学

第二节 从谢林到赫贝尔重新确立悲剧概念的努力与失败

第三节 悲剧哲学的虚无主义后果及本雅明对传统柏拉图哲学的批判

第二部分 现代小说：人彻底逃离与遗忘神的努力

 第三章 小说对史诗和悲剧的继承与断裂

 第四章 小说的救赎及失败

第三部分 巴洛克哀悼剧：人在遗忘之记忆中与神的现代和解

 第五章 哀悼剧中的历史观

第一节 哀悼剧是伪古代的：历史与传统的关系

第二节 哀悼剧是非基督教的：历史与自然的关系

第三节 哀悼剧是伪虔敬的：两种哀悼剧的区别

 第六章 现代思想与传统重塑

第一节 犹太教弥赛亚观念的困境与本雅明的重解

第二节 本雅明思想的现代性转折

第三节 在传统的遗忘与记忆中重塑现代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二类是以舍勒姆为代表的犹太神学家与文化研究学者，他们强调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神学来源，重视他前期作品中比较浓厚的犹太教色彩，对学术界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表示不满，甚至干脆不予承认，并认为本雅明的思想最终应该被回归到犹太教弥赛亚主义传统中予以理解。

不管本雅明如何看待犹太思想，作为一个犹太人，犹太人问题始终是他绕不过去的一座大山，或者毋宁说是打在他思考方式和视角上的不可磨灭的烙印。他的身份无可避免地决定了这点，他是一个生长在德国、用德语阅读和思考的犹太人。卡夫卡将这种土生土长的德国犹太人心理描述为，后腿依然站在父辈的犹太教上，但前腿却找不到新的立足点。不理解这种处境和心态，就无法理解本雅明、卡夫卡这样的思想家。他们无法用德语表达出这种在德国文化环境中所感到的孤立、排斥与他乡之感，但除了德语，他们又无以选择。因此，他们生活在“三种不可能之中……不可能不写作”，因为只有通过写作才不会泯灭他们的灵感；“不可能用德语写作”，卡夫卡认为他们使用德语是“公开地和隐蔽地甚至可能是忐忑不安地侵犯别人的财产。这不是正当获得的，而是偷来的，顺手捡来的。即使不会被挑出任何语言错误，而它依然是别人的财产”；“不可能用别的方式写作”，因为没有其他可供使用的语言。甚至“还可以补充上第四种不可能，即不可能写作，因为这种绝望不是可以通过写作来减轻的。”

对本雅明和卡夫卡这一代德国犹太人来说，可供选择的反叛方式是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和共产主义。应该说，他们的父辈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谴责往往比对共产主义的谴责更为严厉。本雅明刚开始在好友——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舍勒姆的影响下半心半意地尝试了犹太复国主义，后来又基本上半心半意地尝试了共产主义。当时这两种意识形态彼此是极其对立的。共产主义者把犹太复国主义者贬斥为犹太法西斯主义者，而犹太复国主义者把信奉共产主义的犹太青年称作被欧洲文化所同化的“红色同化主义者”。本雅明在许多年里始终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可能也是非常独特的方式同时保持着朝向这两条道路的开放态度。即使在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强烈兴趣的时候，他也在很长时间里考虑着通向巴勒斯坦之路。显然，他对这两种意识形态中的“肯定”方面几乎不感兴趣，而看重的是它们批判现存条件的“否定”因素，是其中提供的一种摆脱资产阶级幻想与虚伪的出路，一个在正统文学和学术机构之外的阵地。

这就难怪前面的前两类学者要么把本雅明归入自己一派阵营，要么谴责他在两个立场间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但这可能恰恰能够归因于他的深刻洞察，认为所有这些出路不仅在客观上是虚假、不切实际的，而且可能使个人获得一种虚假的拯救感，无论这种拯救所贴的标签是莫斯科还是耶路撒冷。

犹太人问题在他们这代人身上看起来似乎不可解决，因为他们不想也无法“回归”犹太人的行列或者犹太教，因为他们对一切传统、文化和一切“归属”都表示怀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他们的字里行间几乎总是透出一种绝望。但他们中间的目光敏锐者则通过个人痛苦看到更根本的东西，对整个西方传统的适用性提出质疑。本雅明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正是看到了它不仅包含了对现存社会和政治状况的批判，而且还对整个西方的政治和精神传统予以思考、批判和质疑。他的好朋友舍勒姆希望本雅明可以成为犹太教“最纯正的传统的合法继承人”，但他无法理解，这种回归过去和继承过去恰恰是本雅明注定要加以排斥的东西。

不过，舍勒姆的错误仅仅在于把犹太复国主义之路、回到犹太人的历史身份看做是犹太人和犹太思想的惟一现实出路，但是他从犹太人问题的角度去理解本雅明也最切近于他的思想动力和出发点。事实上，在所有的本雅明研究中，舍勒姆的研究最具有启发性，也具有最重要的参考价值。

          P7-P9

本书要讨论的是西方文学史中的救赎问题以及20世纪德国犹太思想家瓦特·本雅明对该问题的独特贡献。在这里，“救赎”一词的涵义绝不仅仅是狭义的宗教信仰救赎，而是指西方神学危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引起的整个西方现代文明的全面危机及其解决。这个危机的核心是：当无论是希腊的奧林匹斯众神，还是基督教或者犹太教的上帝，作为人之外的价值判断与生活依据彻底退隐之后，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里，人能否凭借自身独立地担负起人及整个尘世的价值？在这种视野之下，所谓西方现代性问题，在形式上表现为现代与古代的关系问题，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失去神之“现在”与曾经有神之“过去”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现代”与“古代”之间的断裂，背后则是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世界里曾经有神而现在又失去神，这两种处境之间的关联问题。在文学领域，这个问题则表现在，作为人与神之间和解之技艺的希腊悲剧，在没有神的现代还是否可能继续有效？或者说，现代是否还有悲剧？或者更深一步讲，在没有神的现代，人和已经离去的神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进行和解？这就是本雅明研究现代巴洛克哀悼剧与古代悲剧之间关系的思想背景与问题意识。

对此，近代以降的诸多西方思想家提供了各种解决危机的方案，尽管主义与流派众多，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复古派。他们站在古代的立场上，认为现代的产生是偏离了古代秩序的结果，是对古代的败坏，因此完全否认现代的合法性，并以古代的整全世界观为理想，试图重新返回古代思想；另一类则是创新派，他们完全肯定现代的合法性，但与此同时，将现代的合法性建立在与古代完全对立乃至将其彻底否定的基础之上。在文学和美学领域，这两种思路则分别对应着德国观念论的艺术哲学与现代小说：前者试图通过建立一个整全的“悲剧”的理念，在现代出现的各种冲突之间进行和解，以重建希腊悲剧和谐整一的状态；后者则试图通过与代表着过去的史诗和悲剧彻底断绝关系，来重新建立起自己在新世界中新的英雄地位。

在这个问题上，本雅明的特殊价值在于他对这两种态度均提出了批评，在处理古代与现代、守旧与立新、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等两难问题上抛弃了简单对立与顾此失彼，建立起一种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悖论式“统一”。这种思路既来自本雅明的悲剧—哀悼剧研究中对希腊文明对待传统的独特方式的洞见，也来自本雅明自身的犹太教传统对复古与创新问题的独特解决。他这种将希腊—希伯莱两种传统结合起来的双重视野，一方面以西方现代性为视角看待“犹太人问题”，将犹太传统绕过与基督教的纠葛，直接接续希腊传统，为犹太问题开启新的思路：另一方面，又以犹太人的视角看待西方现代性问题，为已经作为现代犹太人根基与传统的一部分的西方文明寻找出路与新的可能性。这样，他就将“犹太人问题”与西方文明危机紧密结合起来，使两者荣辱与共，相互拯救，而不是如许多其他犹太神学家那样，将希腊与基督教文化一起，作为与犹太教对立的西方文明予以排斥和谴责。

这种更为广阔的现代性视野，使本雅明无法简单地被纳入到某个领域或者立场之中。因此，本书并没有如很多本雅明研究者所做的那样，把他放到宗教、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学术框架内进行分析，而是以他对德国巴洛克哀悼剧的研究为中介，将他的史诗—悲剧—小说—哀悼剧、希腊—基督教—犹太教这一经一纬两条思想线索连接起来，把本雅明的研究还原到思想史中的问题上来。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共六章，分别论述了西方文学史上悲剧、小说和哀悼剧所代表的三种救赎思想及其背后的思想转型。这里的悲剧、小说和哀悼剧并非简单地指现代文体意义上的划分，而是指涉三种文学形式所代表的看待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三种思想观念，因此，目的是在对艺术史的哲学考察中阐释本雅明的立场。具体说来，第一部分分析了希腊悲剧及古典悲剧诗学中对人与神和解平衡的高超技艺的分析，以及当这种技艺失效之后，现代悲剧哲学试图重返这种和解的努力的失败，从而彻底否定了神与人在尘世之内重新和解的可能性；第二部分分析了小说对史诗的传承与断裂关系，以及用小说来进行救赎努力的失败，并以此否定了走向重新和解的另一个极端一一彻底地逃离与遗忘神的可能性；第三部分则分析了本雅明从被误解和淹没了数个世纪的巴洛克哀悼剧中所发现的第三种可能性，即如何能悖论性地在放弃与神的和解，重新确立尘世价值中与神达成新的和解，确立与传统古代既断裂又相关的新的现代。

          秦露

       2005年8月30日

重新回顾一下本书的结构，就可以看出本雅明对现代的问题与解决的思路。首先，本雅明对史诗—悲剧—悲剧哲学—小说的研究与批判，表明了希腊悲剧对于神与人之间关系的解决方式，埋下了日后危机与断裂的种子，并最终在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的共同作用下发芽、开花，最终促成了神永远地离开了人的世界，而人也因此失去了判断自身生活价值的依据。德国唯心论的悲剧哲学，试图重新返回悲剧技艺以弥合这种断裂，但他们的努力也宣告失败。至此，本雅明最终宣布，现代不可能再有悲剧，现代神学危机的后果，必须在希腊悲剧一柏拉图主义一基督教神学之外寻求新的解决方式。在这种语境之下，现代小说诞生了，逃离了一切过去、传统和历史去开辟一片新的天地。但本雅明认为，这种逃避的做法仍然行不通，因为人在不断的求新之中，给自己留下的余地越来越小，最终只能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失去了现实生活中的根基。因此，在进入哀悼剧的研究之前，本雅明就首先彻底堵死了企图回到古代或者现有的任何一种传统内解决现代危机的道路，同时也堵死了试图完全抛弃传统与过去另创天地的道路，只留下了一条似乎不可能的道路：立新但不除旧。在这个前提之下，本雅明的哀悼剧研究出场了。

本雅明对哀悼剧的关注，以及他将哀悼剧与悲剧做出的区分，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就是哀悼剧的本质是完全与古代、与基督教和一切具有超验色彩的思想相对立的，因此具有浓厚的尘世色彩。但是，哀悼剧的特点恰恰在于，它与其他思想的对立并不是旗帜鲜明、明目张胆的，而是“谦逊”和不引人注目的。也就是说，它对古代悲剧与基督教思想的反对，反而是建立在采取了希腊悲剧和基督教激情剧的形式之上的，为此本雅明称哀悼剧是“伪古代”、“非基督教”和“伪虔敬”的。换句话说，哀悼剧对于传统思想资源的颠覆，是在披着这些思想资源的外衣之下悄悄进行的，使传统至少从外观上并没有产生断裂，反而是一种继承和延续。对此，本雅明说，古代是捆绑在现代胜利战车上的战俘。由此引发出了本雅明的历史观念，即打破了所谓古今之争的框架，以及破与立、革命与继承等一切简单的对立观念，使传统，也使历史能够在不断创新之中得以辩证地继承和延续下去。

在这些铺垫之下，本雅明自身的思想也从传统犹太教的框架之内，转变为犹太教与现代性相互补充与塑造的双重立场。之所以本雅明会在兼顾传统与创新的思路中思考现代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他具有西方主流的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之外的犹太思想资源。因此，本雅明的现代性思想的重点就在于，他如何能够从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思想出发，重新塑造现代思想中的“传统”，使现代社会在与有神之传统的断裂之中，依然能够保持某种精神上的延续。这种延续不在于神，也不在于人的理性，而恰恰在于，在本雅明理想中所孕育的谦逊而不失勇敢的现代精神，反而真正继承了古代悲剧技艺中所蕴涵的精神实质。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传统的本雅明研究将他放在犹太教、马克思主义甚至文化批评的范围之内，并没有最为恰切地捕捉到他思想的最深刻、最有洞见之处。前者或者把他看做传统的捍卫者，或者把他看做现代的开拓者，但他的独特之处正是在于，他的开拓是在对传统的延续之中；他对传统的继承也正是在对现代的塑造之中，两者深深地融合在一起，无法分开。

因此，本雅明现代性思想的意义，或者说价值所在，就在于当人们思考现代问题的时候，就不必定然以牺牲传统作为代价，或者陷于革新与继承的两难之中。这种思路不仅对于西方人思考自己的现代性道路具有很大价值，对于中国人思考自己的现代性问题尤其有启发意义。因为对于现代中国来说，要面对的不仅有自身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还有很多已经深深扎根在中国现代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中的西方传统。在本雅明的思路启发之下，对于中国现代问题的思考，与现代中国精神的塑造，就可以同时在中国与西方两种文化传统内进行。在一个“传统”的外观之下，将近代以来传入中国、已渗入中国人骨髓的西方传统，接入或者说化入中国古代自身的传统之中，使现代的中国与古代的中国之间，既产生了巨大变化，能够适应新时代需要，又具有一种文化上的传承与连续性。

不过，中国与本雅明问题的本质不同，也是中国文明的幸运之处在于：其一，本雅明自身的犹太教传统已经与西方文明传统紧紧地融合在一起，如同一对联体婴儿一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现代犹太思想家必须在反对和打倒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传统的时候，又必须为拯救这一文明留有余地。这也是为什么本雅明等犹太思想家不愿意简单地站在犹太神学的立场批判西方文明，反而将犹太教传统与西方的或悲剧、或柏拉图、或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结合在一起的原因。而中国文明则没有这一层纠葛与顾虑，只需考虑自身的出路与未来即可；其二是，本雅明所身处的无论是犹太教传统，还是西方的希腊或者基督教传统，都要面临一个神曾在而后来又离开的“历史”遗留问题。从这个角度说，从古到今的整个西方文明，都可以说是一个神学问题，虽然在此之前是为神的存在而辩护，在此之后是为根本没有神去争论，而更往后是为如何在有神的过去与无神的现在之间重新获得一种“整一性”而劳神。而中国自古即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具体进入和干涉人事的神的传统，所以，中国传统的延续问题，可以完全在人伦与人事的层面上进行，少了很多纠葛。出于这些原因，在考虑中国自身的现代性问题时，可以充分借鉴西方思想家在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上的思路，但也不必亦步亦趋地跟随，以免落得邯郸学步，不知归路的下场。

本书对于本雅明思想研究的意图也在此两方面：在彻底了解了其思路与关怀之后，可取之处固然要学习与借鉴，但陷阱与死胡同也要绕开，毕竟路还得靠自己去走。对待其他西方思想家与思想传统的方式也都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