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本身具有两个世界，红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曹雪芹所经历过的历史世界，一个则是他所虚构的艺术世界。前者一向是红学考证的对象，后者则是本书特别关注之所在。汇集美籍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研究《红楼梦》的八篇专论，考证缜密，论述生动，对把握《红楼梦》的艺术特色，探寻曹雪芹的思想轨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书取其中一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为全书之名，实涵有两重意思。第一是“两个世界论”为全书的中心理论，其他诸篇多少都是环绕着这一中心而产生的。第二是我曾指出，不但《红楼梦》本身具有两个世界，红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曹雪芹所经历过的历史世界，一个则是他所虚构的艺术世界。前者一向是红学考证的对象，后者则是本书特别关注之所在。《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是分不开的，红学研究中的两个世界也同样无法截然划分。所以本书中有几篇讨论曹雪芹生平和所谓“脂批”的文字正是属于传统红学考证的范围。

增订版序

自序

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

敦敏、敦诚与曹雪芹的文字因缘

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

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补论

“懋斋诗钞”中有关曹雪芹生平的两首诗考释

江宁织造曹家案中的“西花园”考

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

附录：《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英译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作者曾用各种不同的象征，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的分别何在。譬如说，“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的线索。把握到这条线索，我们就等于抓住了作者在创作企图方面的中心意义。

当然，由于曹雪芹所创造的两个世界是如此的鲜明，而它们的对比又是如此的强烈，从来的读者也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但在最近50年中，《红楼梦》研究基本上乃是一种史学的研究。而所谓红学家也多数是史学家；或虽非史学家，但所作的仍是史学的工作。史学家的兴趣自然地集中在《红楼梦》的现实世界上。他们根本不大理会作者“十年辛苦”所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相反地，他们的主要工作正是要拆除这个空中楼阁，把它还原为现实世界的一砖一石。在“自传说”的支配之下，这种还原的工作更进一步地从小说中的现实世界转到了作者所生活过的真实世界。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的所谓“红学”其实只是“曹学”，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学问。用曹学来代替红学，是要付出代价的。最大的代价之一，在我看来便是模糊了《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界线。1961至1963年之间，大陆上的红学家曾热烈地寻找“京华何处大观园”。这可以说是历史还原工作的最高峰。这就给人一种明确的印象，曹雪芹的大观园本在人间，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红楼梦》里的理想世界被取消了，正像作者说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也并不是没有人特别注意到《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早在1953或1954年，俞平伯就强调了大观园的理想成分。以想象的境界而论，大观园可以是空中楼阁。他并且根据第十八回贾元春“天上人间诸景备”的诗句，说明大观园只是作者用笔墨渲染而幻出的一个蜃楼乐园。俞平伯的说法在红学史上具有库恩（ThomasS．Kuhn）所谓“典范”（Paradism）的意义。可惜他所处的环境使他不能对他这个革命性的新观点加以充分的发挥。1972年宋淇发表了《论大观园》，这可以说是第一篇郑重讨论《红楼梦》的理想世界的文字。他强调大观园决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而是作者为了迁就他的创造企图虚构出来的空中楼阁。宋淇更进一步说：

大观园是一个把女儿们和外面世界隔绝的一所园子，希望女儿们在里面，过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龌龊气味。最好女儿们永远保持她们的青春，不要嫁出去。大观园在这一意义上说来，可以说是保护女儿们的堡垒，只存在于理想中，并没有现实的依据。  这番话说得既平实又中肯，我愿意把这一段话作为我讨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起点。关于五十多年来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可能发生的革命性的变化，我已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一文中作了初步的检讨。所以详细的论证和根据，这里一概从略。

说大观园是曹雪芹虚构的一个理想世界，会无可避免地引起读者一个重要的疑问：如果大观园是一个“未许凡人到此来”的“仙境”，那么作者在全书总纲的第五回里所创造的“太虚幻境”在《红楼梦》全书中究竟应该占据一个什么位置呢？我们当然可以说“太虚幻境”是梦中之梦、幻中之幻。但这样一来，我们岂不应该说《红楼梦》里一共有三个世界了吗？庚辰本脂批有这样一条：

大观园系王见与十二钗之太虚玄境，岂可草率？这里“玄境”的“玄”字其实就是“幻”字，一定是抄者的笔误，因为这一条里还有好几字写错了。所以根据脂砚斋的看法，大观园便是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这两个世界本来是叠合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脂砚需到底是谁。但他和作者有密切的关系，并且相当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向，大概是不成什么问题的。我们虽然不能过于相信脂批，可是在内证充分的情况下，脂批却是最有力的旁证。让我们现在看看《红楼梦》本文里面的直接证据。第五四宝玉随秦可卿“至一所在。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这个所在其实就是后来的大观园。怎样证明呢？就风景而言，第十七回宝玉随贾政入大观园，行至沁芳亭一带，书中所描写的恰恰就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这八个字的加评和放大。就心情而言，我们应该记得第二十三回宝玉初住进大观园时，作者写道：“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细心的读者只要把前后的文字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太虚幻境和大观园是一种什么关系了。

如果说这条证据还嫌曲折了一点，那么让我再举一条更直接、更显豁的证据，以坚读者之信。故事还是出在第十七回，宝玉和贸政一行人离了蘅芜苑，来到了一座玉石牌坊之前。“贾政道：‘此处书以何文？’众人道：‘必是“蓬莱仙境”方妙。’贾政摇头不语。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像那里曾见过的一般，却一时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贾政又命他作题，宝玉只顾细思前景，全无心于此了。”贾政还特别补上一句：“这是要紧一处，更要好生作来。”宝玉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石牌坊的呢？宝玉自己也许忘了。可是读者一定还记得，第五四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随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坊横建，上书‘太虚幻境，四个大字。”宝玉在记忆中追寻的岂不明明就是这个地方吗？所以脂砚斋特别在此点醒读者日：“仍归于葫芦一梦之太虚玄境况。”贾政说：“这是要紧一处。”是的，《红楼梦》中还有比太虚幻境更要紧的所在吗？这个石牌坊，宝玉事后是补题了题的是“天仙宝镜”四字。也就是这座牌坊，后来刘姥姥又误认作是“玉皇宝殿”，而大磕其头。总而言之，“蓬莱仙境”也好，“天仙宝镜”也好，“玉皇宝殿”也好，作者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点醒我们，大观园不在人间，而在天上。不是现实，而是理想。更准确地说，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

大观园既是宝玉和一群女孩子的太虚幻境，所以在现实世界上，它的建造必须要用元春省亲这样一个郑重的大题目。庚辰本第十六回有一段畸笏的眉批说：

大观园用省亲事出题，是大关键事，方见大手笔行文之立意。

作者安排的苦心尚不止此。第十七回开头一段叙事便很值得玩味。园内工程告竣后，贾珍请贾政进去瞧瞧，有什么要更改的地方，并说贾赦已先瞧过了。这好像是说，贾赦是第一个入园子的人。其实这段话是故意误引读者入歧途的。因为后文又说：“可巧近日宝玉因思念秦钟，忧戚不尽，贾母常命人带他到园中来戏耍。”紧接下去，便是宝玉避之不及，和贸政劈面相逢，终于被逼着一齐再进园子去题联额。这段叙事的后半截至少暗涵着两层深意：一、宝玉是最早进大观园去赏玩景致的人。贾赦、贾政等都是在园子完工后才进去勘察的，而宝玉早在这以前已去过不止一次了。二、大观园既是宝玉和诸姐妹的乌托邦、干净土，则园中亭台楼阁之类，自然非要他们自已命名不可。大观园这个“未许凡人到此来”的仙境是决不能容许外人来污染的。所以庚辰本十七回的总批说：

宝玉系诸艳之冠，故大观园对额必得玉昆题跋。

同本又有一条批语说：

如此偶然方妙，若特特唤来题额，真不成文矣。

这些地方，脂评都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的原意。《红楼梦》之绝少闲笔，我们有时也要通过脂评，才能体会得更深刻。P34-37

这本《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出版，在我个人的治学途程中，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事件。《红楼梦》是一部人人爱读的书，我自然也不是例外；考证是我的本行，因此近代有关红学的考证文字，我大体上也都看过。对于读过、看过的东西，多少总有一些个人的见解，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念头要写任何关于《红楼梦》的文字，更无意要做所谓“红学家”。

1973年的秋天，我回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工作，适逢中文大学举办十周年学术讲座。中文大学是一个红学气氛很浓厚的环境，我无形中受了感染，便选择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为讲题。讲演之后中文大学《学报》的编辑同仁向我索稿，所以不得不更认真地去作些研究工作，结果是把原讲词的引论部分扩展为《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又在讲词的主题部分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并加强了论证，而仍以《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为题，独立发表。由于这两篇文字是刊在《学报》上的，所以不得不采取学术论文的形式。事实上，用这种方式来写红学文字并不是十分适宜的。现在也只好一仍旧贯了。

这两篇论文的大意是远在十七、八年前就早己蓄之于胸了，并且还不止一次地向少数朋友们谈论过。但是腾之于口和笔之于书大不相同，后者要求更紧凑的组织和更严谨的逻辑。从前的人开口就谈《红楼梦》，正是因为谈言微中，足以自喜，而听者也觉得津津有味。偶然写几条“笔记”、“索隐”之类的谈红文字，也依然不失其轻松。但是一旦把《红楼梦》拉进学术研究的范围，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或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那就不免要板起面孔，作一本正经状，毫无轻松趣味可言了。我自己读《红楼梦》本是从趣味的观点出发，现在莫名其妙地写起严肃的红学论文来，实在觉得可笑。所以当我决定把三篇有关红学的文字收入《历史与思想》的时候，我己不打算再写这类东西了。

但是红学不比其他的学术问题，它对一般读者的吸引力是很大的，因而所激起的反响也往往是比较热烈的。反响引生了新的问题，逼使我不得不对“两个世界论”作更进一步的阐发。我在这里特别要对我的朋友赵冈兄表示最深的感谢。主要是由于他的质难，才使我有机会写《眼前无路想回头》那篇专论，把我原来想说而没有说的一些话尽情地吐露出来了。从我们的论辩中，我真实地体验到友朋切磋之乐。

本书取其中一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为全书之名，实涵有两重意思。第一是“两个世界论”为全书的中心理论，其他诸篇多少都是环绕着这一中心而产生的。第二是我曾指出，不但《红楼梦》本身具有两个世界，红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曹雪芹所经历过的历史世界，一个则是他所虚构的艺术世界。前者一向是红学考证的对象，后者则是本书特别关注之所在。《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是分不开的，红学研究中的两个世界也同样无法截然划分。所以本书中有几篇讨论曹雪芹生平和所谓“脂批”的文字正是属于传统红学考证的范围。这些考证文字都是为“两个世界论”服务的，因为它们同样具有摧破“自传说”的作用。自传派的红学考证从来就不是纯粹客观的东西，它是在“自传说”的大前提的指导之下搜罗所谓“证据”。因此有时不免曲解证据，甚至把完全不相干的历史资料当作“证据”来运用。在“自传说”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以考证破考证是一个必要的步骤。但是我并不是故意要和自传派为难，我只是想指出，曹雪芹虽然广泛地使用了他的历史世界为《红楼梦》的创作素材，然而他的整个艺术构想却已远远地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世界。我可以大胆地说，不把握住这一重要关键，我们是不可能进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的。

谈到艺术世界，有人不免会想到这完全是主观评论的问题，与红学考证风马牛不相及，未尝不可以道不同不相为谋。其实则大谬不然。《红楼梦》究竟是曹雪芹的自传，还是他根据某种艺术构想而写的文学创作？这首先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如果曹雪芹确有一种艺术构想，这个构想又是什么？这同样是一个认知的问题。要讲红学考证，没有比这个问题更值得考证、更需要考证的了。这是有关《红楼梦》的最大的考证。不先解诀这个大问题，一切琐碎的考证都将无所附丽。以前在“自传说”被普遍地接受的情况下，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天下当然是太平的。但现在自传派的考证己到了“技术崩溃”的境地，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就变成最成问题的问题了。有问题就离不开考证。

当然有人会说，艺术构想太玄了，不是考证所能解诀的。这又大谬不然。自传派的历史考证诚然无能力单独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文学的考证则大有可能承担起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考证需要材料；材料则愈原始愈可靠。试问还有什么材料比《红楼梦》本文更原始、更可靠的？何况我们还拥有大量的所谓“脂批”，可以作为考证的第二手材料呢？我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和《眼前无路想回头》，无论成绩是否令人满意，其实也还是考证之作。换句话说，我所从事的仍是认知的工作，而不是主观的评论。所不同者，我用的是考证学上所谓的“本证”、“内证”，而不是一般自传派所恃的“旁证”、“外证”罢了。我不是专治文学的人，不敢乱用西方文学批评的新说来解剖《红楼梦》，虽则我的取径有点像西方的“结构的分析”。我的一些粗浅的见解主要是早年读《红楼梦》本文而逐渐发展出来的，那时我根本不曾梦想到有什么“结构的分析”。我想一个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大的人谈《红楼梦》，倒也不一定非得借西方的理论来壮胆色不可吧。

这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刊行，是我的红学生涯的终点，而不是始点。我应该做的事情多得很，不能再在这一方面纠缠下去了。“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当止”，我愿意借用这两句老话来结束这篇短序。

余英时

1977年11月17日

于美国康州之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