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是唐代的政治革新家、唯物主义思想家、杰出文学家。本书对刘禹锡的氏族、籍贯、出生地、家世、学习、科名、官职、交游、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人生观、文艺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考察和评论，融会贯通，并提出不少新见。

刘禹锡是唐代的政治革新家、唯物主义思想家、杰出文学家。评传作者经过长期研究，形成本书特色：一是对刘禹锡的氏族、籍贯、出生地、家世、学习、科名、官职、交游等一系列问题，以及“永贞革新”的前前后后，重新思考论证，补正文献之阙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二是对刘禹锡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人生观、文艺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考察和评论，融会贯通，并提出不少新见。

本书材料丰富、翔实，详征博引，旁搜远绍。分析细致周到，既有宏观展示，又有微观探求。文字晓畅，谈的是严肃的学术问题，而深入浅出，娓娓动听，引人入胜。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第一章 刘禹锡的家世

 一、匈奴族后裔

 二、洛阳人

 三、刘禹锡的父系

 四、刘禹锡的母系

第二章 青少年学习时期

 一、“少为江南客”

 二、中唐江南经济、政治、文化状况

 三、刘禹锡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

第三章 踏上仕途与永贞革新时期

 一、“弱冠游咸京”

 二、“三登文科”，踏上仕途

 三、入杜佑幕习文武之道

 四、结交有识之士

 五、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

第四章 贬谪时期

 一、揭示“顺宗内禅”的真相

 二、身处逆境，不忘“初心”

 三、玄都观题诗引起的风波

 四、连州五年的业绩

 五、任夔、和二州刺史

第五章 回朝、再出及闲居东都时期

 一、从洛阳召回朝廷

 二、在党争中被排挤出朝

 三、任苏、汝、同三州刺史

 四、追随裴度，洛阳“残春”

 五、晚年的生活

第六章 政治思想

 一、政治上的求实精神

 二、从“甘露之变”看对宦官专权的态度

 三、反对藩镇割据’

 四、“人之道在法制”

 五、任贤择能的用人之道

 六、政治革新的思想基础：大中之道

第七章 哲学思想

 一、刘禹锡写作《天论》的缘由

 二、万物“乘气而生”的自然观

 三、“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天人之辩

 四、“数存而势生”的规律观

 五、天命论产生的根源：“法弛”、“理昧”

 六、“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的辩证法思想

 七、“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词”的认识论

第八章 人生观

 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

 二、“蹈道心一，俟时志坚”

 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四、融合儒佛道，顺应大潮流

 五、“牡丹真国色”，“依依似君子”

第九章 文学思想与成就

 一、“文章 与时高下”

 二、“诗者，其文章 之蕴耶”

 三、名副其实的“诗豪”

 四、刘禹锡诗歌的艺术风格

 五、刘禹锡诗歌的渊源

 六、散文渊源与成就

第十章 刘禹锡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一、散文的影响

 二、刘禹锡与晚唐诗人

 三、刘禹锡在两宋诗人中的影响

 四、《竹枝词》的贡献及刘禹锡在宋以后的影响

 五、刘禹锡诗在日本的传播

附录 刘禹锡年表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刘禹锡的童年时代表现出早熟的特点。《刘氏集略说》云：“始余为童儿，居江湖间，喜与属词者游，谬以为可教。视长者所行止，必操觚从之。”他自幼勤奋学习，喜欢与擅长诗词的文人在一起，都认为他是可教的。一旦发现大人的行踪，必拿着写字板尾随在后，随时准备请教。

当时，吴兴的僧人皎然是很有名气的诗人。皎然俗姓谢，自称是谢灵运的十世孙．。皎然字清昼；别人尊称其为昼公。皎然的诗歌，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于顿称他“得诗人之奥旨，传乃祖之菁华，江南词人，莫不楷范。”苏轼有诗云：“沽酒独教陶令醉，题诗谁似皎公清?”严羽说：“释皎然之诗，在唐诸僧之上。”当时，江南地区很多文人向他学习写诗。“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会稽诗僧灵澈也住在吴兴，经常同皎然讨论诗歌创作的技巧。灵澈的辈分比皎然小，又接受过皎然的指点，权德舆称他是皎然的入室者，说他的诗歌如“风松相韵，水玉相扣”。

青少年时期的刘禹锡，同诗僧皎然、灵澈有过一段师生关系。刘禹锡入仕后，仍与灵澈保持着联系。灵澈圆寂以后十七年，刘禹锡为他的诗集写过前言。这就是著名的《澈上人文集纪》。刘禹锡投师于皎然门下的情景，他在这篇前言中有生动的记载：“初，上人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侣。时予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日：‘孺子可数。’”刘禹锡对两位诗僧十分敬仰。每当皎然和灵澈写诗的时候，他双手捧着笔砚，很恭敬地陪侍在旁边一起吟咏。刘禹锡当时年纪虽然很小，但诗已写得不错，得到了皎然和灵澈的称赞。他们风趣地学着秦末张良的老师圮上老人的口吻说：“孺子可教”，表示出对这位小诗人的求学态度和接受能力是很满意的。

在刘禹锡成长的过程中，家学的渊源、父母的教导、名师的指点都是很重要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依靠自己的刻苦学习。刘禹锡在《献权舍人书》中说：“众之指目，忝阁下门客，惧无以报称，故厚自淬琢，靡遗分阴。”刘禹锡在童年时，就已深得权德舆的器重，为了不愧对长者的厚望，他不断地磨炼自己的意志，不知疲倦地进行学习，连一分光阴都不轻意放过。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学习内容十分广泛，除认真研读儒家经典外，对诸子百家都有所涉猎。他在《游桃源一百韵》中说：“纷吾本孤贱，世业在逢掖。九流宗归指，百氏旁搐摭。”他家庭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世代都以儒学而成就事业。刘禹锡没有名门望族的家庭背景，唯有自己下苦功发奋读书。他对“九流”、“百氏”各学派的思想，兼收并蓄，咀英撮华。直至后来，刘禹锡一直保持着这种少年时代养成的好学不倦的精神，在《罢郡归洛阳闲居》诗中称：“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在《郡斋书怀寄河南白尹兼简分司崔宾客》诗中感叹自己“谩读图书三十车，年年为郡老天涯。”可见其读书数量之多。

P28-29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④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从60年代起，我陆续出版了《刘禹锡年谱》、《刘禹锡丛考》、《刘禹锡研究》，并校订了《刘禹锡集》。有此基础，才敢承担《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刘禹锡评传》的写作任务。

评传共十章。前五章对刘禹锡的氏族、籍贯、出生地、家世、学习经过、科名、官职、交游等，重新考证。两《唐书》中有《刘禹锡传》，唐、宋人笔记中记载了刘禹锡的一些佚事，都有缺漏、错误，缺漏者补充之，错误者纠正之。本书考出刘禹锡是匈奴族后裔，籍贯是洛阳，出生于苏州嘉兴县，指出中山、彭城旧说之不可信。考出刘禹锡父亲与李栖筠、韩混的关系，母系范阳卢氏与河东裴氏的关系，有助于对刘禹锡与李德裕、韩晔、裴度交游的理解。考出刘禹锡“三登文科”，“四参(岐)公府”的内涵，与“显交”令狐楚的交谊波折，“元饶州”其人其事等等，加深了对刘禹锡生平的认识。围绕“顺宗内禅”、“甘露之变”的史事钩沈，揭露了宦官的罪恶，展现了刘禹锡对国家百折不挠的忠贞志节。

后五章对刘禹锡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人生观、文艺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论述。考察力求全面，评价力求公允。对刘禹锡的政治思想、人生观，本书分立两章，是迄今为止最详细的介绍，其中“好实蹈中”等重要问题，本书联系柳宗元等人的有关观点，进行比较研究。对刘禹锡的哲学思想、文艺思想，人们谈得较多，本书仍然提出“万物‘乘气而生’的自然观”、“‘数存而势生’的规律观”、“‘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的辩证法思想”、“‘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词’的认识论”等新命题，力求开拓研究视野。刘禹锡诗对晚唐杜牧、温庭筠、李商隐三大家，对北宋苏氏一门、江西诗派的影响，诗话中仅有一鳞半爪的记载，本书特立专节，予以发挥。

有些资料，流传极少，不为人知，渐趋湮没，本书第一次引用。例如：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刘宾客集》，本书之外，未见其他著作引用。

几十年来，我除了自己研究刘禹锡之外，、并注意这方面的新生力量，吴汝煜同志和萧瑞峰同志就是我赏识的中、青年学者。我曾与吴汝煜同志合作《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刘禹锡》(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刘禹锡》(1983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合写《刘禹锡集·前言》(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我以前所写的几本书和若干篇主仑文，都赠送给吴汝煜同志看，现在他已逝世，不能看到这本《评传》了。

对于刘禹锡的生平与创作，本书具有独特的见解。如《陋室铭》，传诵虽广，今考证，乃赝品。如“四公会”、“司空见惯”，人们作为典故，今考证，乃讹传。本书一概摒弃不用。

我年老体衰，全书由哲学硕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卞敏执笔。第十章第五节《刘禹锡诗在日本的传播》特请文学硕士、访日青年学者、杭州大学教授萧瑞峰执笔。由我定稿。限于水平，书中不足之处，希望文、史、哲各界人士指出，以便今后补正。

               1995年夏，卞孝萱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