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是我国清代伟大的思想家，本书按照时间的顺序，介绍了郑观应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近代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经历和活动，并将其著作、思想放在他的经历和活动中进行考察，勾画了郑观应从传统商人到近代商人、从传统知识分子到近代思想家的丰富复杂的人生历程。

本书按照时间的顺序，介绍了郑观应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近代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经历和活动，并将其著作、思想放在他的经历和活动中进行考察，勾画了郑观应从传统商人到近代商人、从传统知识分子到近代思想家的丰富复杂的人生历程。本书的特点是将郑观应的经历、活动、著作、思想放置到时代、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了细密的考订，透过郑观应的人生，从一定的视野再现了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复杂艰难历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导言

第一章 故乡父亲

 一、故乡香山

 二、父与子

第二章 早期买办生涯

 一、1850年代的上海

 二、宝顺洋行的买办(上)

 三、宝顺洋行的买办(下)

 四、独立的投资者

第三章 《救时揭要》

 一、《救时揭要》与《申报》

 二、《救时揭要》与时务

 三、《救时揭要》与商人的道德教化

第四章 《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

 一、买办商人与轮船招商局创立

 二、参与“闽沪二局裁停”的争论

 三、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

第五章 《易言》三十六篇本

 一、写作动机、背景

 二、写作时间之辨(上)

 三、写作时间之辨(下)

第六章 《易言》(36)上卷

 一、以“富强有道”为核心的公法观

 二、经济民族主义

 三、商战论

 四、在洋务论与变法论之间

第七章 从《易言》(36)到《易言》(20）

 一、《易言》(36)下卷

 二、王韬与《易言》(36)下卷

 三、御外侮以求强

 四、《易言>二十篇本

 五、王韬与郑观应

第八章 初涉洋务企业活动

 一、参与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

 二、加入江浙绅商社会

 三、从赈务到津沪电报创办

 四、在江南绅商社会与粤东买办商人社会之间

第九章 从旁观到加人轮船招商局

 一、1875～1879年的招商局

 二、局外关注招商局(上)

 三、局外关注招商局(下)

 四、加盟轮船招商局

第十章 1882年的企业活动

 一、近代企业投资由冷到热

 二、津沪电报招商

 三、总办机器织布局

 四、申办汉、浙电报及内河航运

第十一章 1883～1884年的经济风潮

 一、经济风潮的起因

 二、在经济风潮与中法战争之间

 三、广东从政

 四、承担责任

 五、商人与近代早期工业化

第十二章 归隐故里

 一、从香港回澳门

 二、家居及罗浮修道

第十三章 《盛世危言》(五)

 一、总办开平粤局

 二、写作《盛世危言》(五)

 三、《道器》、《西学》

 四、以民生教养为主导的变法论

第十四章 重人轮船招商局

 一、帮办轮船招商局(上)

 二、帮办轮船招商局(下)

 三、孙中山上书事件

第十五章 在甲午中日战争时期

 一、战前联英防俄的思想

 二、国际关系“均势”说

 三、战时招商局海轮换旗

 四、主战及与清流党人

第十六章 《盛世危言》(十四)

 一、上海绅商与强学会

 二、《盛世危言》(十四)问世

 三、关于商权及商务问题”

 四、由联英防俄转向弃英联俄

第十七章 总办汉阳铁厂

 一、出任汉阳铁厂总办

 二、在铁厂与铁路之间

 三、《苏报》谤毁事件及其背景

第十八章 上海的维新活动

 一、筹组亚细亚协会

 二、在百日维新之中

第十九章 戊戌政变之后

 一、予盛宣怀密函及贝思福访华

 二、刚毅南行与中国女公学

 三、经元善事件

第二十章 “中国国会”及《盛世危言》(八)

 一、上海“中国国会”

 二、《盛世危言>(八)

 三、《原君》、《自强论》

第二十一章 广西从政到粤路总办

 一、出轮船招商局

 二、广西从政

 三、收回粤汉路权

 四、粤路风潮(上)

 五、粤路风潮(下)

第二十二章 辛亥前五年

 一、上海之行

 二、与盛宣怀夺回招商局权的活动

 三、上摄政王书与招商局商办注册

 四、1910年参与招商局事务

第二十三章 最后的十年

 一、铁路干线国有

 二、民国之后

 三、人生终结(上)

 四、人生终结(下)

附 录

 一、《盛世危言=》(十四)目录

 二、《盛世危言》(八)目录

 三、主要参考史料和征引书目

索 引

 主要人名、机构索引

后记

在郑观应的人生道路中有两个目标始终是明确的，即一个是经商、一个是政治，他对政治目标的看重显然超过同时代其他商人，如唐廷枢、徐润、经元善诸人。经商与从政在郑观应人生理想中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样“独善”与“兼济”的区分。因此，尽管1880年代初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大员予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近代商人以空前的重用，商人从事企业和洋务活动已经与传统意义上士者用世的志向有了某种相容性，但是郑观应仍然看重仕途，从政的欲望始终很强烈。1882年后郑观应在官场中的活动日趋丰富多样即代表着这样的动机，1883年初他获得“以道员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①的资格，这更激励他朝从政方向努力。1883年下半年后经济风潮的全面发生，商海波澜起伏、变幻莫测的危险性，在强化郑观应对财富的虚无主义看法；商人在空前危机面前普遍的无能为力状态，激发起郑观应对道家清虚无为生存哲学的共鸣。他不想再为减轻损失作任何努力，而不顾一切地要从商海中激流勇退，危机愈深，逃避的心理愈强。这一切就构成了1883～1884年之交郑观应对经商生活道路的彻底否定，对从政道路的进一步肯定。因此，1884年郑观应逃离了经济风潮打击下的上海，他这只是对经商生活的消极回避，而他在广东的从政生活则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势。

从《盛世危言后编》中学务、政治、军事诸卷的内容看到，1884年不但是郑观应在政治领域的活动最丰富的一年，而且也是他一生著述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之一。自然这也是中法战争的特殊时代环境使然。

P331-332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④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郑观应评传》原是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委托我的老师夏东元先生撰写的，夏东元先生初拟由他和我二人共同完成；后先生为激励后学，终决定由我独立撰著。先生完成于十多年前的《郑观应传》，以及由他编成的《郑观应集》已为这项工作准备了充实的基础，这是我当时敢于接受这一安排的重要原因。在作出上述安排后，先生将他二十几年前从上海图书馆查阅来的郑观应的未刊档案资料及盛宣怀的未刊档案资料——共数十万字的手抄件——交给了我。如果没有这些珍贵的资料，无论如何我不能写成这本《郑观应评传》。在《郑观应评传》的前十章初稿完成后，先生又仔细地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了意见。因此在本书完成之际，特在此向先生表示无尽的感激之情，并将这份感激之情也致予师母薄芳，因为在先生给我的那些手抄件资料中，有一些就是师母辛苦所抄。另外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香港建道神学院梁家麟博士和邢福增博士赠《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一书，此书对我写作《郑观应评传》也有很大的帮助，在此也向他们致谢。最后还要说明的是，本书的撰写曾得到上海市高教局青年社科基金及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基金的资助。

                         易惠莉

                    1996年6月于华东师大二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