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该丛书从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吕祖谦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不拘门户之见，以综合当时各家学说为己任，故而其思想反映了南宋社会思潮的总趋向。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评述了吕祖谦的经济、政治、哲学、人格、伦理、教育、历史思想，充分肯定了吕祖谦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本书凝聚了作者对吕祖谦多年研究的心血，代表了国内吕祖谦研究的现有水平。该书文字流畅，思想性强，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家世、生平及学术交往

第一节 家世与家学

第二节 生平主要经历

第三节 学术交往

第四节 著作

第二章 南宋学术思潮概况

第一节 理学在南宋的传播

第二节 强大的理学阵营和反理学思潮的兴起

第三章 经济思想

第一节 “取民有制”的赋税论

第二节 “均田”论

第三节 “富恤贫”论

第四章 政治思想

第一节 “君臣之典叙于天”

第二节 辨别上下，各正其位

第三节 谏议论

第四节 法治与德治

第五节 为官之道

第六节 “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的朋党论

第七节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抗金主张

第五章 哲学思想

第一节 杂博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第二节 朴素的辩证法

第三节 存心力行的认识论

第六章 人生观

第一节 理想人格

第二节 处世之道

第七章 伦理学说

第一节 性、心本善论

第二节 理欲义利观

第三节 忠孝论

第四节 “仁者天下之正理”

第八章 教育思想

第一节 明理、治心的教育目的

第二节 “育实材而求实用”的培养目标

第三节 求同存异的治学态度

第四节 教学和读书的方法

第九章 史学观

第一节 “当如身在其中”的观史之法

第二节 “合群策、集事功”为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节 “有因有革”的历史发展观

结束语

索引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注重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是吕氏家学的又一明显特征。《周易·大畜卦》曾提出：“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命题，即认为通过学习古人之典籍，多多留意古人之言行，以涵养自己的德性。吕氏家学奉此为圭臬。从吕公著始，就潜心读书。史称吕公著自“幼嗜学，至忘寝食”。吕希哲“流寓淮泗间，日读易一爻，默坐沉思。”提倡“读书须要字字分明。”吕好问“平生经籍之外，无他嗜”。吕本中读的书更多，无疑是当世饱学之士之一。受此家学之陶冶，吕祖谦和其他理学家相比，显示了很高的史学造诣，在史学研究领域中，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

值得说明的是吕氏家族一贯提倡读书，注意对历史的研究，随着岁月之流逝，而积累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而“有中原文献之传”美称。金兵灭宋之际，使得中原地区不少著名的诗礼之家，书香门第家破人亡，这些被毁灭的家族所藏有的典籍也随之散佚殆尽。而吕氏家族则不然。由于吕好问先在金兵卵翼下的张邦昌政权中任职，而保全了吕氏一门的身家性命。后吕好问携家南下时，宋高宗已经即位，南方趋向安定，所以吕门所有的历史文献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这就为其后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为其他学者所不及。全祖望指出：

自正献(吕公著)以来所传如此。原明(吕希哲)再传而为先生(吕本中)，虽历登杨、游、尹之门。而所守者世传也。先生再传为伯恭焉，其所守者亦世传也。故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余大儒非及也。

这也就是说吕氏家学这一优势在吕祖谦这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基于此，吕祖谦由经入史，通过对历史著作的汇诠和撰写，阐发其理学思想，形成了吕学的独特风格，同时亦开启了“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浙东之学”的新路数。

至此，我们断定吕氏家学对吕祖谦学术思想最后格局的铸定，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P16-17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一九八四年，我们撰写了《吕祖谦思想初探》。此书出版后，学术界反映不错。北大教授张岱年先生曾以“填补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之语相勉。然而《初探》毕竟是初探，随着对吕祖谦思想研究的深人，我们愈来愈感到《初探》不如人意之处甚多。因此，当匡老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决定由我们承担《吕祖谦评传》撰写任务时，我们不揣浅薄，欣然从命。

为了不负匡老和“中心”所望，我们认真领悟匡老为评传丛书所规划的战略思想，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传主思想进行剖析，两年中三易其稿。这当然不是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已臻完美，而是说为了它，我们确实已尽了很大的主观努力。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心”诸多同志的热忱帮助。尤其使我们感念不已的，是“中心”负责人潘群先生为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南京师大历史系教授陈振先生以极其科学、负责的态度审阅了全书，匡谬补阙，出力良多；蒋广学先生为书稿提出过详细的补审意见；巩本栋先生为本书责任编辑，曾为书稿的文字加工、查核资料等付出辛勤劳动。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一九九一年一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