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东汉中叶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和文学家。本书评论的就是此人的事迹与成就。该书改变昔人偏于了隅之研究方法，而着眼于东汉史实与张衡人生，通过对他在科学、文学等方面所取得之成就的全面考察，作既综合融通，又擘肌入理的探讨，以透视其思想特色，并厘定其历史地位，本书具体论述戒矜躁，以避免对张衡学术成就褒贬失衡；研究视角求新创，以阐发张衡处经学与玄学之间所表现的新思想、新精神。

张衡是东汉中叶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和文学家。他不拘于汉代经学的门户之见和浓重的神学困扰，能以自己的人格与方式处世治学，既博且精，在哲学、政治学、天文学、地震学、气象学以及机械制造、诗赋创作诸方面均作出卓越的贡献，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上罕见的“通才”。本书改变昔人偏于了隅之研究方法，而是着眼于东汉史实与张衡人生，通过对他在科学、文学等方面所取得之成就的全面考察，作既综合融通，又擘肌入理的探讨，以透视其思想特色，并厘定其历史地位，本书具体论述戒矜躁，以避免对张衡学术成就褒贬失衡；研究视角求新创，以阐发张衡处经学与玄学之间所表现的新思想、新精神。

引言

 一、作为思想家的张衡

 二、文理兼综的典范

第一章 政事渐损人灵多蔽

——张衡生活的时代

 一、东汉中叶的社会政治状况

(一)内忧外患

(二)天灾人祸

 二、经学交争与儒道互补

(一)经学神学化与圣学世俗化

(二)古文经学的兴盛

(三)自由学派的壮大

 三、神学氛围中的科学与文艺

(一)创造与依附的纠葛

(二)情志与政教的矛盾

第二章 勤勉向学三才理通

——张衡的生平、著述、学养

 一、生平事迹

(一)家世与童年素养

(二)游三辅 入帝京

(三)勤劬的南阳主簿

(四)家居治学

(五)官拜郎中

(六)初迁太史令

(七)转任公车司马令

(八)复职太史令

(九)忧患侍中职

(十)凄凉河间相

 二、著述考辨

(一)著录与整理

(二)政史类

(三)科技类

(四)文学类

 三、师承与交游

(一)广采博取 不拘一格

(二)交游唯贤 切磋学术

第三章 儒道双修朝隐柱史

——张衡的人生哲学与婉曲心迹

 一、尊道与崇礼

(一)“道”的人生实践

(二)“礼”的行为规范

 二、玄儒人生风范

(一)“玄儒”释义

(二)玄儒境界

第四章 反宦非谶诤臣补衮

——张衡的政治改良思想

 一、通古贯今的政治批判

(一)反宦

(二)非栽

(三)对内忧外患的历史反省

 二、求治与畏祸的矛盾心理

(一)诤臣的端直

(二)明哲的韬晦

(三)官僚的软弱

第五章 不有玄虑孰能昭哲

——张衡的自然哲学观

 一、从《灵宪》谈起

(一)《灵宪》题解与“灵”“虚”之辨

(二)玄·道·北极·太一

 二、自然哲学的宇宙论

(一)宇宙生成的假说

(二)宇宙无限的思想

(三)宇宙结构的理论

 三、“象征”式哲学形态的因染与超越

第六章 数术穷天地

——张衡的天文学理论

 一、总 述

 二、浑天说理论大厦的建构

(一)关于浑、盖两大宇宙结构体系的对话

(二)“地圆”与“地平”问题

(三)浑天学说的主要成就

(四)后人对张衡浑天理论的接受与发展

 三、对日食与月食成因的阐释

 四、天体观测与行星运动

(一)天体观测成果

(二)行星运动理论

 五、治历思想与圆周率计算

(一)反谶纬的治历思想

(二)数学研究与圆周率

第七章 制作侔造化

——张衡的科技创造

 一、道·技·器：一代科学家的胸襟

(一)道技关系与经学失衡

(二)器物创造的文化内蕴

 二、天文学与浑天仪

(一)浑天仪产生时代诸说法

(二)对张衡“浑天仪”有关资料的考查

(三)水运浑象的发明与构造

 三、地震学与地动仪

(一)东汉地震灾害与地震学的兴起

(二)地动仪的构造与作用

 四、“候风”问题与气象学

(一)关于“候风”的争议

(二)对“候风”问题的推测

五、从机械制造看汉晋学风之变

第八章 传响诗骚肇发新声

——张衡的文学成就

 一、总述

 二、丰富多彩的辞赋创作

(一)京都大赋之极轨

(二)抒情小赋之杰思

(三)言志赋的新理性

 三、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一)都市风貌

(二)宫殿描写

(三)百戏表演

(四)田园情趣

(五)玄理沉思

 四、幽深逸迈的审美情感

(一)颂德

(二)讽谏

(三)骚怨

(四)逍遥

 五、哀怨缠绵的诗歌创作

(一)《同声歌》与文人五言诗

(二)《四愁诗》与七言诗之成熟

(三)哀怨诗风与衰汉情结

 六、诗赋英杰与文风潜变

结束语

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人名索引

 语词索引

 文献索引

后记

由于东汉中后期大地主、大商贾势力的发展，外戚、宦官轮番执政，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内忧外患，旋踵而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明显激化。在此情势下，一大批代表庶族地主的官吏和士大夫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出现了一股历经和、安、顺、桓、灵数朝近百年的政治改良思潮，张衡即为这一改良思潮早期的重要人物之一。

东汉政治改良思潮大略经历了舆论准备、理论积累到大规模行为抗争的过程。在和、顺之世，官僚政体中的进步人士如袁安、任隗、乐恢、杨震、陈忠等，或抗议朝堂、或除苛州郡，特别是以尚书令左雄以及周举、黄琼、李固、杜乔等人为核心的改良派阵营的形成，并从选举、吏治、安民、抚戎多方面提出与实施改良方针，使这一运动达到高潮。可以认为，正是和、顺之世以吏治改革为中心的改良思潮，揭开了士大夫阶层与外戚、宦官斗争的序幕，且直接影响了桓、灵之世声势浩大的太学生运动，以及由此导致的惨烈而悲壮的“党锢之祸”。与左雄相近，张衡作为倡改良政治的思想家，也针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提出了上述诸方面的改良主张，并起了继后崔窘、荀悦、仲长统对汉末社会腐噩尖锐批判的理论先导作用。然就张衡个人的政治改良思想来看，则因其久居史职和依违于皇权与宦政之间，又突出表现于倡“礼制”以反宦官僭越和重“人事”以反图谶虚误两方面；同时，缘于张衡个性和生存处境，形成了他特有的求治与畏祸的矛盾心理，故其反宦与非谶又缺乏如左雄、李固、尹敏等那样的付诸实践的坚决抗争，而表现出作为一名谏诤之臣往往屈己以伸君的进谏方式和“补衮”心态。

P122-123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张衡这一吟咏高蹈之理想与人生之困苦的诗句，不知怎的在我进行他的评传写作时，却给了我一种学理的感悟；而此感悟与其说是在经历艰辛的研究过程中得到，倒不如说源于对自己戋戋之识且“好高骛远”的自嘲更为真切。

当我接受这本评传的撰写任务时，想法很多，但均属单纯而幼稚。举要有三：一是这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为迄今最大的系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工程，高规格的吸引，使我有附骥尾而彰名之想。二是这套书装帧精美，看到它就触动了我出版第一部著作时因其书纸张焦黄、多处裂破而羞于赠人的怅惘情绪，所以暗下决心要跻身评传作者行列，也在书架上风光一番。三是我治学弱点，颇如梁任公自谓“移时而抛故”、“入焉而不深”(《清代学术概论》)，而传主张衡对科学技术史的贡献，多为我不曾涉足的领域，移情于此，实缘好奇，诚未顾及入焉不深、将取其侮的结果。

幸运的是科学研究有着自身的近乎严酷的规则，且往往很不迎合人们的激情或兴趣，所以当我进入研究张衡生平、学术的轨道时，真没有朱熹当年著书立说那种“昨夜江头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观书有感》)的潇洒与快适，而仿佛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使我不敢苟且，掉以轻心。于是在“误”签合同之后，便一拖再拖，拖到凡遇见“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师友或接到有关会议、活动的通知，就惶惶如负债之徒。有一天，我为学生上“中国文化”课讲到禅宗“云门三语”时，其“截断众流”句一下断开了那如丝如絮的烦恼，评传从资料整理、文献考订到系统研究、着手撰写，虽历时三年之久，而那一瞬间的“截”意，却是我“破心中贼”面对“三才通人”张衡的开端。几阅寒暑，其中甘苦，自存于楮墨间。令人欣慰的是，自苦必有自得，当我对张衡的考察由表象渐于深入，由片段趋于完整后，竞惊异地发现在中国学术史上原来有两个张衡：一个是科学家的张衡，一个是文学家的张衡，就是没有一个思想家的张衡。缘此，我一改早已准备好的“扬长避短”战略，即拟写文学家张衡的初衷，从“思想”契入，盘桓于东汉中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升“天”入“地”，亦“文”亦“理”，于是《灵宪》中的文学才华，《思玄》中的科学精神，以及“地圆”与“地平”、“浑仪”与“浑象”、“候风”与“地动”、“尊道”与“崇礼”、“反宦”与“非谶”、“经学”与“玄学”、“圣德”与“机械”、“讽谏”与“逍遥”诸问题，蕴于中而发于外，良莠得失，已是无暇顾及。

说实在的，当我将评传“软盘”交到出版社后，心情并不轻松，因为我在成书过程中，曾得到许多先哲时贤研究成果的滋养启迪，尤其是身边师友的支持帮助，更使我“耿耿于怀”。我特别应该毫无客套而诚挚感谢的是：周勋初先生，是他的学术信任才使我得到撰此评传的机会；郭维森先生，他作为本书的审稿人在身患眼疾的情况下夜以继日审阅书稿，并提出精辟的意见；洪修平、巩本栋先生，他们作为本书的责任副主编和责任联系人，同样精心审读全稿，甚至连电脑误字也一一圈改；卢央、宣焕灿先生在天文学史研究方面对我所提问题的答疑；蒋广学、林德宏先生对书稿所提宝贵见解予我今后学术研究的启迪；史梅女士在我借阅图书资料时不厌其烦的热情支持；刘源先生帮助翻拍有关图片的真挚友情；本书责编金鑫荣先生在辛勤劳作中倾注的心血，均令人感佩。

《诗》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小雅·蓼莪》)我三岁丧母，“生”、“鞠”之劳，皆由父亲一人承负，且数十年来，家君永璋先生以诗人的诚挚、良师的风范教我为人，以学者的胸襟示我以学术毋固、毋必的宽容，我的点滴成果，皆与此渊源深契。

值得一提的是，我完成这本评传撰写任务的时间，恰届“不惑”之年，今是昨非，倘或然欤!而张衡好其“孤技”，我亦爱己“陋学”，励大易“极深研几”之功，守孔门“先难后获”之训，或有所成，当俟诸来日。

许结  1998年3月31日记于金陵小陶园衡天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