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晚清著名思想家和杰出外交家薛福成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采取按传主生平事迹为主线的写实手法，将薛福成的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划分为几个主要发展阶段，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进行分章阐述。既论列传主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和阶段性贡献，更充分揭示其思想发展和变化的脉络。

本书对晚清著名思想家和杰出外交家薛福成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采取按传主生平事迹为主线的写实手法，将薛福成的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划分为几个主要发展阶段，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进行分章阐述。既论列传主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和阶段性贡献，更充分揭示其思想发展和变化的脉络。鉴于薛福成系近代中国直接跨出国门、向西方世界寻求救国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故作用用较大的篇福，对传主晚年出使西欧的历史实践及其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对西方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考察，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对如何改造中国、使其由贫弱走向富强的探索，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在具体肯定其开风气的启蒙作用的同时，又如实指出其历史的局限性，力求使读者能具体领悟到：薛福成在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是一位有着多侧面贡献的、承前启后的爱国思想家。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导论

第一章 封建末世的青年学子

一、寒窗苦读

二、研习“经世实学”

三、誓志“济时艰而匡世运”

第二章 曾国藩的“门下晚学生”

一、上书曾国藩

二、曾门国弟子

三、探求“御变之道”

四、笔耕苏州

第三章 “应诏陈言”名震朝野

一、借机挥笔抒胸臆 

二、言人之所不敢言

三、议论一播，鼓动中外

第四章 李鸿章的智囊

一、参与处理“马嘉理案”和烟台谈判

二、鼓吹“创开中国铁路”  

三、挫败赫德窃取中国海防大权的阴谋

四、计定朝鲜内乱

第五章 《筹洋刍议》倡言变法

一、为应敌而作

二、对中外约章进行“补偏救弊”

三、精求自强之术

四、寓强于富，振兴工商

五、保护关税，反对列强“挠我自主之权”

六、首倡“变法”

七、巨大的思想震荡

第六章 中法战争中的薛福成

一、积极倡言援越抗法

二、筹防浙东，周密备战

三、震惊中外的镇海保卫战

四、为浙防图久长之策

五、笔耕不辍，辛勤编纂

第七章 奉使泰西的“美使才”（上）

一、入京陛见

二、奔赴欧罗巴

三、恪恭使职

四、争设领事保护侨胞

五、呼吁朝廷革除海禁

六、交涉“中华书院”的产权纠葛

七、关于长江教案和案犯梅生问题的对英交涉

第八章 奉使泰西的“美使才”（下）

一、滇缅界务和商务谈判

二、奉召返国，魂归故土

三、丰硕的精神遗产

四、绵远的思想影响

第九章 对“天圆地方”世界观念的新诠释

一、天圆乎，地方乎? 

二、重新诠释邹衍的九州说

第十章 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考察(上)

一、富国强兵，全藉于商

二、智创巧述，日异月新

三、尊卑泯其等差，选举凭以声望

第十一章 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考察(下)

一、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

二、对中西文化的比较辨析

三、凡兹西学，实本东来

第十二章 他山之石，何以攻玉

一、通变方能持久

二、用机器殖财养民

三、倚厥专长，各尽所用

四、苟无新法以养之，则必有人满之患

五、曷若以公法为依归

六、考旧知新

附录

一、主要参考文献

二、薛福成年谱

索引

人名索引

后记

1869年夏初，薛福成北上保定，途经山东济南，还极其偶然地参与策划了一件震惊朝野的行动。由于薛氏兄弟随曾国藩当年驻扎济宁时，山东巡抚阎敬铭赶来向曾国藩“求士”，鉴于阎敬铭早年和薛湘是同年进士，私交不浅，于是曾国藩顺水推舟，推荐薛福保入参阎敬铭幕府。阎敬铭不久因病开缺后，又将薛福保推荐给继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薛福保就此成为丁宝桢“为掌笺奏以佐之”的重要文案。这次途经济南，薛福成顺道探望四弟，乘便拜谒四弟座主丁宝桢。岂料这次拜见却引发了一段公案。

清帝咸丰于1861年病死热河行宫后，年仅六岁的同治帝继承了皇位，并由东宫皇太后慈安和同治帝生母——西宫皇太后慈禧共同“垂帘听政”，处理朝政。慈安太后为人谦和忠厚，对慈禧太后也非常尊重，遇事礼让。可慈禧太后为人“机警”，颇有政治野心。为了实现自己的擅权野心，首先在贴身太监中物色心腹，为其奔走。这时，正巧有个小太监安得海被安排在慈禧身旁，侍候起居。此人生得乖巧伶俐，对慈禧百般巴结，很快博得慈禧欢心，被呢称为“小安子”，引为心腹。不久，安得海被慈禧赏赐为“六品蓝翎”的宦官。由于慈禧对他的宠爱和放纵，安得海也就狐假虎威，日益作威作福，进而肆无忌惮地纳贿专权，干预政事。凡是想从慈禧手中讨得一点好处的，都得走安得海的门路，没有他从中穿针引线，即使官职再大，也无济于事。有一次，恭亲王奕诉来找慈禧太后议论政事，由于事先未同安得海打好招呼，结果这位权倾朝野的六王爷在慈禧面前竞碰了个软钉子。于是，朝野上下对安得海更是刮目相看。有些寡廉鲜耻的士大夫，甚至拜倒在安得海的门下，奉献财货，打躬作揖。安得海的为非作歹，引起日渐懂事的同治帝的忿恨。有一天，同治从旁人口中得知安得海“干预政事，纳贿招权”的劣迹，悄悄禀告慈安太后，请求予以制裁。慈安太后对这些情况虽有风闻，但她过于宽厚软弱，碍于宫廷体面以及慈禧的关系，反而规劝同治帝暂勿声张。同治八年(1869)春夏之交，正巧慈禧打算指派安得海赴广东采办“龙衣”。按清朝惯例，太监是不准跨出都门的。慈禧欺同治帝年幼无知，特地来找同治帝商量，同治也就佯为赞成。慈禧一走，他立刻将此事悄悄禀告慈安，说：“安得海必出都门，出都门一步即可斩!”并征询委派谁去完成这一棘手任务。慈安太后虽对此举后果仍然忧心忡忡，但也对慈禧如此放纵安得海胡为十分反感，回答说：“汝欲求有肝胆之人，唯山东巡抚丁宝桢尚可恃。”于是，同治帝请求慈安太后密令丁宝桢，俟机诛除权阉安得海。

山东巡抚丁宝桢是个阅历较深的老练官僚，虽对朝廷忠心耿耿，但接到慈安太后的密令却左右犯难。在他看来，太监安得海怙权作恶，扰乱朝政，劣迹昭彰，理应处治，不能辜负慈安太后对自己的信赖与厚望；但他又深知慈禧太后是个冒犯不得的人物，倘若万一弄巧成拙，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丁宝桢进退维谷，寝馈难安。

就在这个当口，他的心腹幕僚薛福保陪同其兄长薛福成前来拜谒。丁宝桢早就风闻薛福成是曾国藩手下的干才，经过数天畅谈，更对薛福成才智与为人有了深切的了解。有一天，丁宝桢便对薛氏兄弟叹息说：“方今两宫垂帘，朝政清明，内外大臣，各职其职，中兴之隆，轶唐迈宋。惟太监安得海稍稍用事，往岁恭亲王去议政权，颇为所中。近日士大夫渐有凑其门者，当奈何?”停顿片刻，又说道：“吾闻安得海将往广东，必过山东境，过则执而杀之，以其罪奏闻，何如?”薛福成兄弟听到丁宝桢推心置腹地向他们道出了内心隐秘，异常感动。他们也对慈禧太后放纵权阉的举动十分反感，便一起为之谋划说：“审如是，不世之业也!其难如平一剧寇，功尤高，然布置欲豫，审机欲密、欲断，否则不惟贾祸，亦恐转益其焰而贻天下患。”薛氏兄弟从关心国家盛衰出发，自然十分支持丁宝桢为朝廷除害，认为这是“不世之业”，但他们又为丁宝桢设计了一个周密的除奸计划：措施要周密，必须看准时机，下手更要果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P45-47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这部《薛福成评传》经过数载爬梳，总算于日内杀青，使我颇有点如释重负之感。

我谨将这部论著敬献给革命前辈匡亚明同志和我的研究生导师陈旭麓教授，实因没有这两位前辈对我的指点、教诲、敦促和引导，也就不可能有这部书稿的问世。记得1994年，大病初愈的匡老由海南返宁路过上海，同我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再三叮嘱我要抓紧写出一部体现当代新水平的薛福成评传，并就治史原则和立论方法予以亲切指导，使当时正处于写作困惑阶段的我，茅塞顿开，焕发了动力，理顺了思路，加快了写作进度。我虽然受过系统的近代史教育，但二三十年来一直从事的是新闻工作，只能在业余时间搞点史学研究。记得七十年代末，当我对研究目标举棋不定时，陈旭麓老师向我郑重推荐了薛福成这一历史人物，说此人思想丰富且具特色，尚未受到研究者的应有重视，大可研究，从而将我引向了研究薛福成之路。如今，这两位令人敬仰的前辈皆已仙去，但“饮水思源”，我只能以这部不很像样的论著，聊寄追思和告慰之情。

当然，我也忘不了茅家琦教授对我的具体指导和为此书问世付出的艰辛。忘不了吴新雷、蒋广学、陈效鸿、徐梁伯、周群和责任编辑黄继东等同志的热情鼓励和帮助。同样忘不了叶君伊女士对此书问世付出的辛劳。另外，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也参考并汲取了海内学术界不少学者的学术成果。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本人才疏识浅，又在业余时间仓促研究。书中存有之错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丁风麟

1997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