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以说书的方式讲述项羽和刘邦之间的生死较量，结构上有别于我们一般所说的小说，但语言细腻，情节生动，让我们感受到了另外一种阅读快感，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

一个是百战百胜、所向披靡的西楚霸王；一个是屡败屡战、打不过就跑的汉中王。中国历史上，可能再没有比“楚汉争霸”更富戏剧性、更具有传奇色彩的双雄对决！　　

这是一部项羽与刘邦的楚汉争霸史，也是一场项梁、萧何、韩信、张良、陈平等风云人物权智对决的精彩大戏、项羽一世英雄，何以最后兵败核下，刘邦以一介布衣提三尺宝剑，如何崛起于乱世而成为汉代开国皇帝？贫士韩信因何脱离项羽转投刘邦？张良如何成为中国不世出的大军师？陈平的连番毒计、赵高的变态欲望、章邯的无奈倒戈，项梁的薄命、彭越的寡情，侯生、蒯通、陆贾魔术师般的谋略，人世的善与恶、义与欲，人心的险恶与脆弱、刚猛与阴柔，随着司马辽太郎笔下一个个鲜活人物的进场与退场，引领读者经历一次又一次心灵的震撼。而故事在结尾处迎来高潮，如弦断般夏然而止……

本书最初在1977年发表于日本文学杂志的重镇《小说新潮》，原题为“汉风楚雨”。小说刊载后，立即引起轰动，读者无数；连载了两年四个月后推出单行本，更是好评如潮，很快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巨著，并成为日本史上最畅销的小说，一直到1987年，这一记录才被《挪威的森林》打破。历经三十余年,这部日本出版史上最有影晌的历史小说锋芒更甚，己被誉为项羽与刘邦之楚汉争霸最经典的历史小说定本。

(上)

第一章　始皇帝回宫

第二章　江南叛乱

第三章　沛城树下

第四章　举兵

第五章　楚人之冠

第六章　渡过长江

第七章　楚武信君之死

第八章　刀劈宋义

第九章　巨鹿之战

第十章　秦章邯将军

第十一章　张良登场

第十二章　进入关中

第十三章　鸿门宴

第十四章　去汉中

(下)

第十五章　彭城溃败

第十六章　刘邦逃亡

第十七章　汉王使臣

第十八章　陈平之毒

第十九章　爱讲坏话的纪信

第二十章　背水一战

第二十一章　攻齐七十余城

第二十二章　半渡之战

第二十三章　虞姬

第二十四章　辩士往来

第二十五章　平国侯潜逃

第二十六章　汉王百败

第二十七章　乌江之畔

后记

透过历史上的典型探讨威望的奥秘

人的一生是注定逃脱不了生老病死这一自然规律的。而他却心怀希冀，以为万能的皇帝是可以逃过这一关的。正因为一直生活在人文观念淡薄的西北边疆，他从不为细枝末节的文化意识所困扰，反倒能采取一些合理的思维模式；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算是一位某种科学学说的信仰者。在这种环境气氛之中，他信上了方术。方术在当时就相当于一种科学，更有那些来历不明的方士，像谈论后来的科学一样大谈特谈神仙。始皇帝命令他们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为此散出万金，而且连续不断地散下去。

“制出好药来!”

他这样催促那些方士。

始皇帝大量地服用他们调制出来的东西。有迹象显示，他甚至服用了某种类似水银的药物。水银毒素日积月累，最后肯定会造成穿肠破肚的恶果。

方士之中，始皇帝特别信任一个名叫卢生的人。卢生名气很高，据说能“在天上与神仙相伴”。

“卢生，在众多滥竽充数的方士之中，朕只相信他一个人。快把神仙带来!”

始皇帝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另一方面，他也想到卢生会不会消极怠工，会大声训斥他一通。

“神仙肯定会来到陛下跟前的。”

每次，卢生都很有把握地这样回答。

卢生还屡屡作出保证：只有到那个时候，神仙才会把长生不老之药献给陛下。然而始皇帝的宫室里却始终没有神仙飘然而至。卢生已无计可施，只好板起面孔，煞有介事地改口说道：那是因为陛下起居环境不好。神仙是不喜欢外人的。陛下宫室里常有臣下人等在场，纵使神仙想来，也无法飘然落下。他就是用这些貌似有理的理论和例证来申述。始皇帝是个理性主义者，认为确有道理。

自那以后，始皇帝就不再让外人接近身边。成阳宫的殿舍有二百七十栋之多。如此宏大的宫廷里，始皇帝究竟身在何处，一概不许外人知道，只有宦官赵高除外。倘若不设例外，皇帝就无法亲理朝政了。赵高将内阁有关政务的文书拿到宫中，送到皇帝的面前，为的是得到皇帝的裁示，裁示结束，当即将那些文书送往作为执行机构的内阁。掌管内阁的是丞相，由声名远播的李斯担任这一职务。始皇帝得以统一天下，李斯贡献很大。秦帝国建立以后，这位最大的功臣受到了非同一般的恩宠，他的几个儿子全都娶了始皇帝的女儿为妻，他的女儿则全部与皇帝家族结为秦晋之好。始皇帝大兴土木、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以及征讨边疆等重大决策，都是由李斯提出建议并加以实施的。就连这样一位年事已高的宰相，竟然也无法获知自己的君主究竟身在宫殿何处。始皇帝日常起居的隐秘程度就是如此彻底。这种谨慎严密的做派完全符合他的个性。

赵高会如此特殊，完全是出于以下理由：“宦官并不算人。”

不消说，宦官都是要去势的。历朝历代的宫廷里，帝王身居深宫，任何私生活的秘密，都逃不过那些宦官的耳目，其理由就在于他们不算是人。秦皇宫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宫殿，自然会有数千名宫女，以及为整个皇宫服务的数百名宦官。其中赵高的资格最老，他特别善于辞令，且有超出他人的机敏头脑，为此深得始皇帝的宠信。

——赵高简直就像个影子。

这就是他在宫廷里获得的口碑。赵高走路步子极轻，也许是深得某种呼吸术之奥妙的缘故吧，即使在始皇帝身边料理日常生活时，他也不会让始皇帝感到有人在身旁。就是走在铺满青砖的地面上，赵高脚下也从不发出声响，甚至连一丝动静都没有。

皇帝每天夜里都要到后宫临幸一名女子。每天晚上，赵高都要把皇帝领到那些女人的房间里去。皇帝临幸的女子每天都要换一个。赵高的工作就是安排好与此有关的一切，事前要让女子脱光衣服检查一遍，以防其带有匕首或毒药等物品；皇帝临幸时，他还要监视里面的动静，保证在最高潮时女子不会突然杀死皇帝。因此，当皇帝在女子房间里时，赵高也自始至终像影子似的待在屋子里侍候。就这样，始皇帝内心也渐渐得出了结论。即：赵高是个影子，不算是个人。

始皇帝还想当然地认为，神仙也不会把这个影子当成人的，不会有任何东西妨碍神仙从天而降吧!

P7-9

人们为生存而普遍建立起来的一般体系和技术群体叫做文明，在整个世界辽阔的土地上，似乎早就有了这种文明集中兴起的地方。

古代中国就是这些地方中的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

其中有一点恐怕是必须承认的，那就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生活方式各异的民族曾不间断地从四面八方进入过中原地区。其具体表现就是，在与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接触过程中，只懂农业的民族学会了穿长简靴，弄干动物的筋腱制成弦，以及制作肉干、食用乳制品等。但他们(以农业文化的观点称之为蛮族)不是以教师的身份成群结队地到来的，而是以战争的方式出现的。

另外一个具体表现则是，擅长冶炼技术的民族曾经涌入。由于他们的涌入，使得金属制镞(箭头)技术传人中原地区，仅这一点就大大提高了中原狩猎的收获量。他们还在以往木制的犁和锄镐上镶上金属片，使农业生产有了飞跃发展，并由此扩大了统治领域，也就是说，产生了大面积的国家。为统治大片领土而产生了文字，并出现了使用这种文字的官员，文字很快就成为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文字作为表达思想和其他用途的工具，其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所谓擅长冶炼技术的民族，或许指的就是殷朝人。从出土的青铜文物来看，人们有充足的理由这样想象。

取代殷而兴起的周，原本在西部的草原地带。他们是与主宰当地草原的游牧民族——羌混住在一起的民族，冶金技术虽没有殷那么高明，却谙熟骑马民族的特长——战争。而且，他们有管理大批战士和农民的能力，可以想见，在把这些战士和农民巧妙地组织起来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方面，周人的能力也高人一筹。在古代，民族都是按生活方式自然形成的，跟二十世纪的民族概念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正如上面谈到的那样，这里所说的文明，似乎可理解为是在具有一定条件的地域内产生的，这种条件就是：谋生手段各不相同的众多民族把形态各异的文化带到一起，并把这些文化放到同一个熔炉里，使之融合为一个整体。至少，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这个巨大的熔炉势必要以农业为基础。

只是有一点需要说明，笔者所属的社会，一直处于中国文明的外围地带。

在古代，这些草木繁生的岛屿还是一望无际的荒野，只有极少数人住在上面。这些人都很纯朴，以采集为生，说话时拖着长长的母音。

就在这时，传人了一种水田式的种稻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尽管还是非金属制品，但犁镐等工具类的东西也整套整套地传了进来，还传人了绳子、席子和草鞋之类的稻秆制品，估计水稻耕作方法也随之传了进来。这就等于说，无论是谁，只要老老实实地按照这套办法来行事，都可以过上以种稻为生的日子，这一切就是当时那种条件下具有普遍性的文明。不过，当时并不像中国那样，这里缺乏具有多种生活方式的不同民族混合进来的条件，因而产生的是一个文化色彩极为单一的——也即是很单纯的——古代社会。

大概是在水稻种植传人日本之后没过多久，或是稍早一点，正是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的时代。经过农业生产力大大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包括形而上的各种思想流派在内，中国古代文明可说已经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地步。

假如原封不动地使用“文明成熟”这个意义含混的词汇，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文明里甚至已经有了许多世界近代史才有的因素。似乎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迹象，即从上一个时代继承下来的各种形而上的思想流派已经在社会上扎根，每个流派都创立了培养人才的教育团体。

一种叫做士的个性群体也自成一体地出现了。日本所说的士，是指封建诸侯大名的家臣，而中国这个时候的士则是指具有某种思想和志向、自己决定命运的单个的人。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那种如同青鱼子(卵)一般以均等性和无个性的方式，隶属于部族或家族的生存模式，仍然遍及社会各个角落。所谓士，似乎讲的就是既与这种形态相关，又与这种社会现实保持一丝距离的个性群体。

中国历史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后世的文化统一性高，但好奇心求知心却减弱了。后汉末期开始，所谓亚洲型文化开始停滞。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停滞，竟一直持续到近代。可是先秦时代到汉代，中国社会生机勃勃，这个时期的人跟其他朝代的人简直不像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

从思想方面来说，秦朝是个进行法家思想实验的朝代，关于该朝代的建立，人们甚至有过怀疑，认为在其背后有法家的秘密团体介入宫廷，为国家提供理论根据，促使其设立一整套机构，甚至连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级官僚机制都设计好了。

使秦朝垮台的力量，不管怎么说还是来自流民。

当时有很多人利用和操纵这股力量，并使之保持回旋的余地。这些人身边有老庄信徒、兵家、儒家信徒，以及被那些称为纵横家的专门玩弄外交权术的人。至少在表面上没有法家，这不禁使人在心里产生一个疑问，当时各学派信徒是不是明显存在，或暗地里存在着要首先打倒法家主义的意识呢?

笔者1975年5月中旬曾经去过洛阳。当时，这座城市自唐朝以来就以甲天下著称的牡丹花已经凋谢了。

洛阳旧市区的民房全是用青灰色的砖瓦建成的，站在十字路口，难免会产生一种芥川龙之介笔下的杜子春似乎就要现身的感觉。铁路线一侧有一幢大屋顶的近似体育馆的建筑物，走进去一看才知道，里面保存着一处贮存粮食的巨大粮仓。1969年，因为准备在这里建工厂，事前钻孔了解地下土质状况时，从地底下发现了一块刻铭砖。砖上刻着三个字：“含嘉仓”。

据说当时赶紧动手发掘，粮仓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仓穴的直径十一米，深七米，大得好像站在边上都要被吸下去似的。说是仓，其实并不是建筑物，而是沿黄土层深挖下去(黄土层不渗水)，把深坑四周稍稍加固，放入吸湿材料和其他一些东西，从上面把粮食倒进去。粮食大多是从长江附近各地征收来的贡米，全部是用船只运来的。粮食经过运河进入黄河，再从黄河逆流而上，经陆路运到这座洛阳城，储存到这类仓穴里。据说大米能保存五年，小米九年。

当然，这样的穴并不止一个。含嘉仓被发现之后，包括这座仓穴在内，仅洛阳一地，同类的穴就发现了二百六十一个。

站在仓穴的边上，对中国式的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的方式不禁感慨良深。

唐玄宗时，地处关中高原的长安闹饥荒，皇帝曾率领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来到洛阳。与其命人运送谷物，还不如皇帝带头到有仓穴的地方去享用。这情景真可以说是历历在目，甚至令人想到，他们是不是就在仓穴边上忙不迭地吃进肚子里去。

玄宗时，安禄山掀起叛乱。曾有一个时期，安禄山攻陷洛阳后一直死赖着不走，形势恶化的时候也像粘住似的不肯离开这里，就是要让他的十几万士卒吃上粮食。

我目不转睛地俯视着犹如埋了一个大捣米缸的含嘉仓，觉得仿佛对历史上的一个场景有了真正的理解。在与项羽进行决战的后期，刘邦始终牢牢地抓住黄河岸边的成皋、荥阳两城，至死也不肯挪动一步。特别是荥阳西北有一座敖山，秦帝国当初曾在这座山上像蜂窝似的挖了许多洞穴，里面都储藏着粮食。据说敖仓就是敖山粮仓的简称，刘邦面对项羽急如星火般的猛烈进攻也不肯离开这里。假使把刘邦获胜的原因用漫画的手法归结为一点，恐怕就只能说是在于固守这座敖仓吧!

眼里盯着含嘉仓，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流民的场景。

中国每隔几百年就要碰上一次极为严重的灾荒。倘若说到绿色的东西，连一根杂草都见不到，这种情况下，整个村庄的人都会成为流民，靠袭击别的村庄来吃到食物，而被袭击一方的村民就丢下村子集体当了流民，为寻找吃的东西而四处流浪。所谓英雄，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只要听说什么地方有人能让五千人吃上饭，流民们就会一拥而上，投到他的旗下。

没过多久，当那个首领也难以保证五千人的吃饭问题时，首领就要四处去寻找，然后和流民一起投到能保证五万人吃上饭的更大一点的首领手下。到最后，能保证百万人食物的人就成了最大的势力，有这种本事的人在中国就叫做英雄。在日本，符合这一定义的英雄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日本降雨量高，山野里的水极少干涸，即使有灾荒也只限在很小的地域，诸如流民漩涡般地遍及整个大地的那种“中国现象”，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中国的政治总是以让人们吃上饱饭为第一要义。流民大规模出现之日，就是某个朝代灭亡之时，在那场动乱中就会出现让流民吃上饭的大首领，一面做出让人吃饱饭的架势，一面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反过来讲，对于不能让人们填饱肚皮的王朝来说，那就等于是上天要它改朝换代。上天把新的使命降到了另外一个能让大家吃饱饭的人物的头上。

这里所说的让大家吃上饱饭，是否做到了姑且不论，至少要竭尽全力做出让人吃上饱饭的架势。由于有这种架势，中国历史上便产生了取之不尽的政治哲学和政策理论。

在日本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流民现象，所以既没有与此相应的首领，也没有因此而产生出过多的政治哲学和政策理论。在被称为日本有史以来最大乱世的室町时期(公元1392～1573年)，农业生产取得了飞跃的发展，但并没有被政治牵连进去。想到这一点就会知道，日本历史上所说的英雄，似乎跟中国历史上的那种定义并不完全一样。同时，日本并没有出现过像中国皇帝那样强大的权力，关于这一点，从其根本性的差异中似乎也可以窥视到某种问题。

项羽是个楚人。

关于楚人的问题，小说正文里已经从不同角度涉及了很多，这里就不再重复。

他们是自古以来就在长江沿岸进行大面积水稻耕作的民族，跟中原人的语言有所不同，正像小说正文里提到的那样，甚至还有一种学说认为楚语属于古泰语系。作为广义楚人一支的吴、越等国，到项羽时代已不复存在，但处于长江下游这片吴越文化圈里的人们，也许曾泛舟渡海，把水稻耕作带到了韩国或日本的北九州，这也是可以想到的。总之，不知是不是有稻作文化这一共同点，笔者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认为楚入的民俗和气质，与古代的日本好像具有某种类似血缘的关系。

据信中国古代文明是由谋生手段各异的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如果这种想象正确，对于中原地区来讲，楚就是最后一种异质文化了。

只是到了这一时期以后，文字和写作都使用中原地区产生的表达方式，楚文化的一半就完全被中原文化给融合了进去。然而，与中原地区相比，楚的社会生产方式不同，王朝制度也不一样，农民的文化和气质也相去甚远。这些楚人在项羽的率领下，犹如洪水猛兽般地直朝黄河流域的中原杀将过来，这段历史恐怕还是从未出现过的吧!从这一意义来看，也可以说，楚人的稻作文化和湖沼文化就被投入到中原文明这一巨大漩涡里去了。从这一意义上，还可以说，项羽的所作所为和他那近似溶化般的灭亡——其具体表现就是楚军士兵全都归顺了刘邦的四面楚歌——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后一次展示，也许还可以认为是形成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的第一个起点。

项羽死于公元前202年。

在日本被称为弥生式文化的稻作生活方式，作为早已成熟的一整套程序传人日本，大体上也是在此前后。当然，这跟项羽及其手下那些长江沿岸种稻人的失败并没有直接关联，但作为历史年表记在脑子里，还是不无益处的。

日本人从中国引进汉字和汉文典籍，还是那以后很久的事情。

自引进以后，日本社会就把自己的历史以记录的形式编写下去，但在展示人间世相百态时，比起自己社会的实例，更爱借用汉文典籍中登场的中国古代典型历史人物。

这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社会到江户末期(公元710～784年)才成熟，在赖山阳(公元784～1192年)撰写《日本外史》之前，还没有本国通史方面的著作。如果说日本是中国文明周边化的文化，这样讲似乎有蔑视日本之嫌——尽管笔者认为朝鲜和越南也是如此——但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是很难写出通史来的。

纵使能写出来，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是贫乏的。《日本外史》里就有这种弊病，但那不是赖山阳的过错，恐怕还应该说是日本社会的性格造成的。中国社会的情况则不同，正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过着自给自足田园生活的人们一下子就摆脱了束缚，奔向了广阔的天地。所以，浮沉在那种环境中的人们就要掌握好浮沉的本事和技巧，这样塑造他们的形象就必然要深刻得多。也就是说，容易产生典型形象，从战国时代到秦末战乱时期尤其如此。

在这些典型人物的坟墓还没有破败不堪的时候，出现了一位真实记录历史的人物——司马迁。他与宋朝以后的学者不同，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能够客观公正地观察人和事，纵使他贸然来到二十世纪，也能毫不陌生地生活下去。

估计在他二十岁时，按推算当是公元前126年，曾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足迹遍布天下。在这次旅行中，置身于发生过历史事件的山川草木环境之中，司马迁耳闻目睹了当地的记载、传说和风土民情。

他肯定在那些现场大力搜集过材料，这从《史记》中屡屡出现的俗语就能想象出来。当地了解历史掌故的那些老人的用词均被原原本本地写在书里，几乎没有使用概念和抽象的用语，生动的人物形象与整个文章浑然一体。

在这次长途旅行过程中，司马迁还走访了当年楚汉两军人马鏖战过的番县、薛县和彭城，到过被称为楚人根据地的长江下游和江南地区，接触到那里别具一格的房舍、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故，肯定对这一切产生了好感。从他文章中的语调完全可以看出，他对亡楚和项羽情不自禁地注入了多么深厚的感情。

下面，讲几句有关笔者自己的话。

我始终认为，所谓文明，本是一种光源，四面八方都可以利用。反过来讲，不能为四面八方利用的东西，肯定不能称之为文明。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始终有一种感觉，即日本中世纪(指十二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某个时期以前的知识文化，当是唐朝文化周边化的结果。比如说，宋朝政治论文里常常带有观念性，日本文化受其影响的事例就很少，但对那些唐朝诗人的诗情画意，却具有也许超过现代中国人的栩栩如生、身临其境般的感受能力，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我的上述感觉。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初期，日本以压倒一切的势头大量引进唐的制度、风俗习惯和文书典籍，同时又于公元894年因废止遣唐使而使引进工作骤然停顿下来，那以后直到室町时代的某一时期，基本上就不再有正式交往。唐以后，中国文化仍有变迁，然而在日本，特别是在汉音、建筑和礼仪等方面，唐文化却被一成不变地保存了下来。

从这种立场观察中国古代社会，内心就会愈发觉得，从精神上来说，中国已不是外国，而是我们曾经隶属的同一个文明圈里的一个文明。

本书就是在这种轻松的心情下写成的。只是由于不可能重新调查时代久远的事实真相，因而事情的经过均以《史记》和《汉书》为依据。尽管如此，在涉及围绕人们的风俗习惯、共同的思维爱好、惯常的伦理观念等问题时，我总是试图尽可能地写出接近当时的真实情景，但还带有来自文献和主观想象的成分。

这部小说起先是在《小说新潮》杂志上以《汉风楚雨》为题连载的(1977年1月号～1979年5月号)。在决定出版单行本时，又作了若干增补，标题也改得醒目了。

关于原来的《汉风楚雨》这一标题，“风”字取自刘邦《大风歌》那首诗。进而又联想到作为汉地的中原黄土地带经常刮起的干燥的风沙。至于“雨”，基本的出发点是表现楚地多雨潮湿的地方风情。

正因为当初想到了汉风楚雨，才得以不间断地写出这部长篇作品。出于自己对原来题目的感恩心理，尽管纯属画蛇添足，还是多写了以上一些话。

1980年8月

我花了两天时间，一口气读完这部《项羽与刘邦》。令人吃惊的是，司马辽太郎先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确实下了很大功夫，这一点令人钦佩。这部书以说书的方式讲述项羽和刘邦之间的生死较量，结构上有别于我们一般所说的小说，但语言细腻，情节生动，让我们感受到了另外一种阅读快感，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张居正》作者 熊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