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比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1492年横渡大西洋早了87年，比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1498年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早了92年，比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1521－1522年间环球航海早了116年。今年不仅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同时也是国内研究郑和下西洋满100年；这本资料汇编集众家所长，在原书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相关历史资料，是郑和下西洋资料最权威的汇编本，也是郑和航海乃至明代海外交通史，明代外交史资料的集大成者。

　　《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自1980出版后，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高度赞扬，是郑和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值此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原编者之一郑一均先生在原书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相关历史资料，是郑和下西洋资料最权威的汇编本，也是郑和航海乃至明代海外交通史，明代外交史资料的集大成者。本书增编本对初编本原有章节、内容全部保留，只对极个另地方作了必要的修改。本书增编本对初编本原有分册标准作了改进，初编本从主要内容出发，按章分册，造成上、中、下册厚薄悬殊，中册又分成两大厚册的状况。这次分三册出版，三册厚薄基本相同，上、中册又能按章分册，下册虽不得已以“节”开篇，但保证全书三册厚薄基本相册，匀称美观，此一“美中不足”之处，也就不足以计较了。

上册

第一章 郑和的家世、宗教信仰和才能

第一节 郑和的家世

第二节 郑和的宗教信仰

第三节 郑和的才能

第二章 郑和的生平和时代

第一节 明初政治经济形势

第二节 明初对外政策

第三节 郑和年表

第三章 郑和使团的人力和物力

第一节 郑和使团人员的组织

第二节 郑和使团船舶的准备

第三节 郑和使团应用物资的准备

第四章 郑和使团的航海技术

第一节 古代中国人民的海洋知识和航海传统

第二节 郑和使团在航程中对天象的观察

第三节 郑和使团在航程中对针路的测定

第四节 郑和下西洋航路的综合研究

第五章 郑和出使时期亚非国家的基本情况

第一节 位置、沿革

第二节 港湾都会、形胜名迹

第三节 气候历法

第四节 生产经济与物质资源

第五节 商业贸易

第六节 政教刑法、风俗习惯与语言文字

第六章 郑和出使诸国的经过

第一节 郑和出使的目的和任务

第二节 郑和出使所经国家和地区

第三节 郑和出使诸国的经过

第四节 郑和出使时期一般使节 的派遣

第七章 亚非国家代表团来华的访问

第一节 亚非国家国王对华的访问

第二节 亚非国家使节 的来华

中册

第八章 中外国家对外宾的接待

第一节 中国对亚非国家外宾的接待

第二节 亚非国家对中国使节的接待

第九章 诸国对华的献礼

第一节 明初对诸国献礼的态度

第二节 中国对亚非国家献礼的歌颂

第十章 郑和下西洋前夕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上)

第一节 洪武年间

第二节 永乐初年

第十一章 郑和下西洋前夕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下)

第一节 印度支那半岛诸国

第二节 东南海诸国

第三节 马来半岛诸国

第四节 苏门答腊岛诸国

第五节 印度半岛诸国

第十二章 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上)

第一节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期重大事件

第二节 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期重大事件

第三节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期重大事件

第四节 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期重大事件

第五节 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期重大事件

第六节 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时期重大事件

第七节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期重大事件

第十三章 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下)

第一节 印度支那半岛诸国

第二节 东南海诸国

第三节 马来半岛诸国

第四节 苏门答腊岛诸国

第五节 印度半岛及其沿海诸国

第六节 波斯湾及阿拉伯半岛诸国

第七节 非洲东岸诸国

第八节 其他诸国

第十四章 十五世纪初期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经济关系

第一节 朝贡方面

第二节 给赐方面

第三节 国际贸易

第四节 民间互市

第五节 各国交易货用诸物

第十五章 十五世纪初期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在文化上的关系

第一节 历法冠服科举制度的颁给

第二节 图书乐器度量衡的赠与

第三节 风俗宗教的崇扬

第四节 建筑绘画雕刻的流传

第五节 奇异植物的采集

第十六章 郑和在国内外的遗迹

第一节 郑和在国内的遗迹

第二节 郑和在海外的遗迹和传说

第十七章 郑和在国内外的影响

第一节 郑和在国内的影响

第二节 郑和在海外的影响

第十八章 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几种文献

第一节 本传

第二节 有关郑和生平事迹的几种补充资料

第三节 地理考证

第四节 戏曲

第十九章 有关郑和下西洋书题解目

第二十章 郑和下西洋研究专著介绍及论文索引

第一节 郑和下西洋研究专著介绍

第二节 郑和下西洋论文索引

第三节 郑和下西洋通俗读物索引

第二十一章 明代与周边地区及海外诸国关系

第一节 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1398年)

第二节 明惠帝建文年间(1399—1402年)

第三节 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年)

下册

第四节 明仁宗洪熙年间(1425年)

第五节 明宣宗宣德年间(1426—1435年)

第六节 明英宗正统前期(1436—1449年)

第七节 明景帝景泰年间(1450一1457年)

第八节 明英宗后期年间(1457—1464年)

第九节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

第十节 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年)

第十一节 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

第十二节 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年)

第十三节 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年)

第十四节 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年)

第十五节 明光宗泰昌年间(1620年)

第十六节 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7年)

第十七节 明怀(思)宗崇祯年问(1628—1644年)

后记

(一)亚非国际间和平局势的建立

中国与亚非诸国问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具有悠久的历史。自秦汉以来，除隋、元两朝曾一度征伐琉球、爪哇，用兵海外，历代王朝对海外国家都奉行“和平共处”的方针。明朝建国之初，洪武四年九月，朱元璋即根据历史经验，告诫省府诸臣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诛；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阳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其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士，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对明代诸帝来说，这是一个必须恪守的祖训。明朝政府在处理与海外国家的关系方面，也以此为既定的国策。有明一代，基本上是执行着这一国策，凡将命海表者，自成为受到海外诸国欢迎的和平使者，而郑和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为解决东南亚及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为建立亚非国家区域间的和平局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郑和使团给各国人民带来福音，理所当然地受到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南金异宝远驰贡，怀恩慕义摅忠诚。”生动地反映出海外人民热爱和平，衷心感激郑和使团为他们创造了国际间和平安宁的环境。

在郑和下西洋以前，东南亚及南亚各国，尤其是南洋群岛一带众多小国，随着彼此势力的消长，以及因为宗教信仰不同，相互间常起冲突，不时发生纠纷。郑和来到南洋以后，以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告诫那些“喜战好斗”的岛国：“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凡所号令，罔敢不服从。”那些素来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不得不偃兵息武了。与此同时，郑和又从统一宗教信仰着手，谋求诸国间和平局势的建立。据英国马礼逊《外国史略》记载：“众岛(指南洋群岛——引者注)之中，牙瓦最贵，古名小爪哇。……明永乐三年，有回回教师(指郑和——引者注)领大军强服其土民，使弃偶像，而拜见回教主。”这里记载了中国古籍中未著录的一件重要史实，即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至爪哇时，曾劝服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在这次出使至锡兰时，郑和又“劝国王阿烈苦奈儿敬崇佛教，远离外道。“这说明郑和初下西洋，即很注意各国的宗教信仰问题，当发现有崇祀不宜信奉的“偶像”时，即力劝其放弃旧时的信仰，接受比较纯正的宗教，敬崇比较适宜的教主。郑和这样做，对于平衡各国之同的关系，缓解因为宗教信仰等问题而导致的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外，前文已经谈及，郑和还通过扶助弱小民族，抑止强暴，促成了各国间和平局势的建立。“及郑和之战舰，由南洋撤回时，诸小国及散居各处之岛屿，亦皆立即瓦解，而恢复其往昔互相内讧之状态焉。”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在十五世纪初期，郑和使团对亚非诸国国际问和平局势的建立与维持，所起作用是多么重要了。

(二)亚非国际贸易的发展

亚非各国，尤其是南洋国家，物产丰富，具有发展国际贸易的有利条件。薛福成曾赞美道：“南洋诸岛国，皆在赤道下，其物产丰饶。如再熟之嘉谷，千寻之名材，暨夫沉香、檀香、荔枝、豆蔻、肉桂、金银、铅锡、水银、丹沙、明珠、美玉、宝石、珊瑚、琥珀、金刚钻、驯象、文犀、孔雀、翡翠、锦鸡、大贝、碡瑁之族，往往挺秀孕珍，以供天下不竭之用。”自汉唐以迄宋元，中国与亚非诸国间的贸易已很发达，南洋群岛诸国更是中外商旅的荟萃之地。在刘宋时代，“通犀翠羽之珍，蛇珠夏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为世主所虚心。”由是“舟舶继路，商使交属。”赵宋时代也曾“遣内使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番。”如此等等，都为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作出了贡献。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畅通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海上“丝瓷之路”，更使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国际贸易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郑和访问亚非诸国，在与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之后，即与之进行广泛的贸易活动。在郑和使团重要成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著作中，这方面的记载是很多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在祖法儿国，“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在国家之间的外事活动结束以后，“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丝、瓷器等物。”在阿丹国，郑和使团分颠船队“宝船数只到彼，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诏敕赏赐，至王府行礼甚恭谨感伏。开读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郑和使团与亚非诸国发展贸易，总是与奉行明王朝对海外国家的怀柔政策，相辅相成的，于是就能得到各国国王、酋长头目的倾心相助，通过他们“遍谕国人”，而能与各国人民进行最广泛的贸易活动。

郑和使团具有雄厚的物质储备，以强大的国力作后盾，所至满剌加、古里、忽鲁谟斯诸国，为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商业中心区，郑和使团在那儿设有贸易据点。宝船一到，倾国轰动，纷纷前往交易。此种盛况，前后持续达二三十年，因此郑和使团在与亚非国家发展国际贸易方面，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明黄省曾说：“太宗皇帝……将长驭远驾，通道于乖蛮革夷，乃大赉西洋，贸采琛异，命郑和为使，贰以侯显，妙择译人马欢辈从之行。”由是“明日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梅脑、微露之珍，珊瑚、瑶混之美，皆充舶而归。”应该说明的是，郑和船队“充舶而归”的货物，不尽是奇珍异宝，大部分是五金、香料、布匹、药品等日常用品。这些货物，有的经过变卖，可供国家开支各项经费。如正德五年就曾将海外货物“粗重如苏木等物，估价该银万一千二百两有奇，留变卖以充军饷。”有些则直接充作官吏的俸禄，为明朝政府节 省了一大笔开支。如宣德九年十一月，“行在户部奏：‘宣德八年京司文武官俸米折钞，请给与胡椒苏木。胡椒每斤准钞一百贯，苏木每斤准钞五十贯。南北二京官各于南北京库支给。’从之。”如郑和船队不是大量地买进这些日常用品，是不可能采取这项措施的。至于少量的贵重物品，如黄金、宝石、珍珠诸物，也是国用所需，郑和下西洋进行采办，也是有必要的。所以，当郑和船队停航三十余年后，明朝政府即为之库藏空虚，感到有再下西洋的需要。例如，天顺二年司礼监太监福安奏：“永乐、宣德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天顺三年又奏：“永乐间差内官下西洋，……故国用充足。今久不采；府库空虚。“内外衙门，屡年成造各玉府宝册仪仗关用黄金数多，官库收贮缺乏，乞照永乐、宣德年问差内外官员往西洋等处采买，……进库应用。”在嘉靖年问，由于下西洋的活动停止多年，一些稀少番货如龙涎香之类遂断来源，明世宗朱厚熄不得不遣官“于沿海番舶可通之地，多方寻访，勿惜高价。”甚至“记诸臣罪，赳期访买，再迟重治。”“时采芝、采银、采香之命并下，使者四出，官司督趣，急于星火。”这种现象，在郑和下西洋时代，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可见中国与亚非国家间能否充分开展国际贸易，对国用是否充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郑和下西洋之时，不仅明朝政府从发展海外贸易中，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就是普通老百姓，也多因此致富。正如明严从简所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由此看来，刘大夏所谓“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不能不算是一种偏激的说法了。P2026-2027

《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一书，从1980年10月上册出版算起，迄今已整整25年了。该书刚问世，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欢迎和重视，中外学者都给予积极的评价。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尽管全书在1983年5月前已全部交稿，1983年该书中册出版，而下册竞拖到1989年11月才出版。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作为一部书，上册印了3500册，中册却印了3000册，这已经不配套了，可相隔近10年后出版的下册，竟只印了1000册。一部书，在近10年的时间里，如此分三个时段出版，本来印数就少，各册的印数又大不相同，这就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无论在图书馆，还是在个人，这部书极少能拥有一套完整的。这当然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自中央决定1985年进行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纪念活动以来，尤其是中央决定在2005年隆重举行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以来，国内外越来越重视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和普及工作，对《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一书的需求也愈加迫切。

2004年9月1日，在国家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的顾问工作会议上，国家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全体顾问们一致要求重新出版《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一书，得到国家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姚明德主任、孙继副主任、吕希安先生、李敏丽女士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并在随后召开的国家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会议上，决定将重版此书列入国家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的丛书出版计划。当海洋出版社副总编刘义杰编审得知这一信息后，主动请缨，无条件地承担这部书增编本的出版任务，并在全书的编辑出版方面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作出了一系列精心的安排，以及弟增智先生的帮助，从而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保证了这部书的按时出版。这是笔者首先要表示衷心感谢的。

这次重版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之所以称之为增编本，主要是增编了有明一代中国与周边地区及海外诸国关系史料，这些资料从《明实录》、《国榷》、《明通鉴》三书中辑出，相互参照，使人们得以从明代中国与周边地区及海外诸国关系史料中，通过对郑和下西洋与其后中国与周边地区及海外诸国关系的比较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对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开展研究。以笔者初步体会，其学术价值可有以下几点：

一、可补充郑和下西洋时期(永乐至宣德年间)有关史料的不足。如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船，据南京静海寺郑和下西洋残碑(以下简称残碑)的记载，有“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这在学术界是公认的，没有任何疑义。但在郑和下西洋时期的史料中，我们目前尚未在官方第一手史料，如永乐、宣德年间的《明实录》中发现有对残碑中所记船型的记载；在宣德以后的其他史料中，只有祝允明的《前闻记》中有“船名：大八橹、二八橹之类”的记载，同残碑一样，仅具船名，此外没有相关更多的记载。但在宣德以后的《明实录》中，却多次出现有关残碑中所记船型的记载，可以使我们对郑和下西洋所用的一些船型，增加新的认识。例如，《明实录》记载，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庚戌(十六)，备倭都指挥使翁绍宗奏，崇明沙备倭船楼橹高大，一泊港渚，非大信潮水不得出，请改造如浙江八橹船，轻浅可用。从之。”(《明英宗实录》卷212)其时距郑和下西洋结束不久，海船制度尚未改革，因此，这里所记备倭官军所改用的“浙江八橹船”，也就是残碑中所记当年郑和下西洋将领官军所乘驾的八橹船，是一种可用于备倭的战船。这种战船是一种浙船，具有“轻浅可用”的良好性能，一旦驻泊沙浅港渚，可避免“船楼橹高大”，“非大信潮水不得出”的局限性。由于这种船型的战船机动性强，在任何港口驻泊时，一旦出现敌情，可以不受潮汛的限制，随时出港迎击来犯之敌，所以很适于装备郑和船队，这样，我们对郑和船队常年活动于海外诸国，在敌情多变的情况下，船队中的战船为什么必须配备八橹船，就能理解了。在《明实录》景泰元年(1450年)十一月丙午(初六)的一条史料中记载：“福建备倭都指挥佥事王胜奏，沿海二十四卫备倭船岁久多损敝，不堪修补，其旧有大船皆四五百料，滞重不便行使，乞敕都部二司量发工料改造，以为备边。从之。”(《明英宗实录》卷198)其时距郑和下西洋结束尚不到二十年，海防已荒弛如此，这里姑且不论。从这条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四五百料的海船就算是“大船”了，因此，郑和下西洋将领官军所乘驾的二千料、一千五百料海船，其大小应该比我们目前所能想像的要大，所以，对于郑和船队中二千料、一千五百料海船的尺寸，我们目前不要急于下结论，还应进一步探索。这里称“其旧有大船皆四五百料”，而没有提郑和下西洋将领官军所乘驾的二千料、一千五百料海船，这是否意味着至迟在郑和下西洋结束17年以后，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大小船只因为年久失修，“多损敝，不堪修补”，全部报废，或皆都腐朽了呢，我想是这样的。

二、有助于搞清郑和下西洋史实，解决郑和研究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如郑和下西洋到底有没有去过菲律宾，因为缺乏相关的第一手资料，成为郑和研究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在整理《明实录》中记载的中国与周边地区及海外诸国史料中，我们却发现了相关的可为佐证的资料。万历四十年八月丁卯(初六)，兵部就防倭问题，在给万历皇帝的一份奏章中，谈到吕宋诸国(即今菲律宾)不同于日本国，是不会如日本倭寇那样为患于中国时，奏称：“若吕宋诸国，即成祖时三宝下西洋处也。倭在东，绝不相蒙，其岛渺小无异行，闽岁给文往者，船几四十艘，输军饷四万两，而地方收其利，不必与倭并论也。”(《明神宗实录》卷498)这道奏疏中所称“若吕宋诸国，即成祖时三宝下西洋处也。”极为重要，是我们目前所知吕宋诸国为郑和下西洋所访问国家的唯一确凿的记载。须知，这段记载出自兵部向皇帝奏陈军情的上疏中，所说又是本朝(明朝)的事，其时兵部谓“若吕宋诸国，即成祖时三宝下西洋处也。”必有确凿的依据，这依据就是来自兵部所存郑和下西洋档案。正因为在郑和下西洋档案中有访问吕宋诸国的记载，所以兵部才能向万历皇帝说明“若吕宋诸国，即成祖时三宝下西洋处也。”如果郑和没有到过吕宋诸国，兵部在向皇帝呈奏军情的重要奏疏中这样讲，岂不是犯了欺君之罪了吗。况且，这不是那一个人的奏疏，而是经过上至兵部尚书，下至兵部侍郎等兵部官员集体讨论认可的一份奏疏，决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出“若吕宋诸国，即成祖时三宝下西洋处也”这么一段话。所以说，在《明实录》中有这样的记载，郑和下西洋有没有访问菲律宾的问题，应该说是迎刃而解了。有这条史料，还可以证明，至迟在万历末年，兵部仍存有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可以作为兵部研究海防问题的参考资料。因此，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被刘大夏藏匿或销毁的说法，是不足为凭的。依笔者之见，郑和下西洋档案极有可能是在明末李白成攻打北京或清军占领北京的战乱中亡佚的。

三、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加深对邓小平所说“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这句话的理解。在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朝政府热诚欢迎海外各国来中国参观访问，为此作出了种种周详的安排，使他们在中国参观访问时受到优厚的礼遇，盛情的款待，以“生居绝域，习见僻陋”，得“获睹天朝太平乐事之盛”，感到“死且有光”。(《明成祖实录》卷40)在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历代政府闭关锁国，既不积极主动去海外各国访问，扩大对外交往，也不欢迎各国来中国参观访问，甚至对一些国家的使节要求在中国参观游览，抱着怀疑和不友好的态度。据《明实录》记载，嘉庆十七年正月庚寅(十五)“天方国遣使臣写亦陕西丁等人贡，请得游览中国，礼部议奏非例，疑有狡心，诏绝之，还其贡物。”(《明世宗实录》卷208)天方国使臣不远万里来中国访问，为泱泱中华大国的景物所吸引，“请得游览中国”，这本是一件好事，理应允其所请，不想这一正当要求与友好的表示，却被当时的外交部(礼部)怀疑“有狡心”，并且得到嘉靖皇帝的认可，不仅拒绝了天方国使臣的请求，甚至连他们带来的贡物也拒不接受了。这都表现出当时明朝统治阶级在闭关锁国思想意识影响下所产生的不正常的心态。与此正相反，宣德八年八月辛亥(初一)，当天方国使臣沙献来朝进贡之际，明宣宗朱瞻基亲自到奉天门迎接，十分高兴地接受了天方国的献礼，并给予天方国王及沙献等格外丰厚的礼品，成为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外交往中的一段佳话。  明代后期，由于明朝政府不重视发展与周边地区及海外诸国的友好关系，其给赐各国(地)的物品也是敷衍了事，品种质量都相当低劣。据谈迁《国榷》记载，天启三年(1623年)八月丁丑(十九)，礼部尚书林尧俞在奏疏中反映，颁赏给兀良哈近五百人的银段衣服“多朽蠹破坏，手不可触”，而“琉球等国梯山航海而来，正使赐红袍金带，从人赐靴袄等物，更不堪寓目，岂所以宣皇恩而怀远夷也哉。”(《国榷》卷85)而在郑和下西洋时期，赐给各国的物品都是非常精美的。这种变化，还表现在相关的方方面面。例如，永乐十五年苏禄国东王叭都葛巴答剌在南归途中于德州病逝，明成祖朱棣给予叭都葛巴答刺极高的评价，不仅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德州为他营建了壮观的陵墓，还命其次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喇世代留居德州守茔，并给予这些守坟户以优厚的待遇。但随着后来明朝政府与海外国家关系的疏远，明朝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也随之大打折扣，以致他们不得不上疏请求恢复原有的待遇，然而有司却不予上报。据《明实录》记载，万历三十八年七月辛亥(初八)，“苏禄国恭定王至五代玄孙安守孙乞复原粮七十五石”，原因是在万历二十一年五月，经德州管仓主事张世才奏准，将给安守孙等的赐米减去六十六石，由原来的月给粮七十五石，锐减到月给粮九石。这一大幅度的削减，使苏禄国恭定王即苏禄国东王叭都葛巴答剌五代玄孙安守孙等的生活陷入困境，所以安守孙等上疏请求恢复原有的待遇。这时由于明朝政府不再重视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关系，别说是苏禄国恭定王的五代玄孙，就是苏禄国东王叭都葛巴答剌，在当时的一班官僚的眼里，也都没有什么分量了，所以，安守孙等的上疏递上去之后，根本就不予上报，(《明万历实录》卷473)如石沉大海了。通过郑和下西洋前后明朝政府对周边地区及海外诸国方针政策变化的比较研究，我们更易于理解为什么邓小平说“恐怕明朝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

四、明宣宗以后，由于明朝政府不再组织像郑和下西洋那样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不再锐意于发展与海外各国的友好关系，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其结果就是“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明代与周边地区及海外诸国关系史料中，有不少是有关倭寇入侵中国，和中国反倭斗争的史料，可以加深我们对郑和下西洋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的认识，推动我们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倭寇入侵中国，在明朝洪武时期已屡屡发生，并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力图对倭患加以遏制。然而更有效地遏止了倭寇对中国的入侵，则是在郑和下西洋威震海外之后。在郑和下西洋之后，由于取消了郑和船队那样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海军也随之解体，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海军的越来越衰落，海防也愈来愈空虚，加以实施海禁政策不当，终于使倭患在嘉靖年间严重危害中国，成为明朝政府的心腹大患。中国在海洋上由强到弱，由盛到衰；由雄振海外，到无以御敌，所遭受的严重灾难；以及明朝政府和中国人民为反对倭寇和其他外来入侵，所进行的种种努力和斗争，在明代与周边地区及海外诸国关系史料中，都得到充分的反映。研究这部分史料，可以使我们对郑和下西洋与国家安全的关系问题，产生许多新的认识。

五、发展与海外诸国关系，以及在海上同倭寇作战，离不开航海，因此，在明代与周边地区及海外诸国关系史料中，有不少航海史料，可补充现存郑和航海史料的不足，对我们进一步研究郑和航海史，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例如，据《明实录》记载，万历三十一年正月乙酉(二十八)，兵科右给事中夏子阳等奉命出使琉球国，条陈为这次航海请责成有司预先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如采取木造船、取用工匠舟师之类，精选府佐一员董其事，而以廉干指挥二员副之。一议，处人从远涉异国，阅历半载，凡饮食物用弓矢器械之类，与夫驾船、执舵、观星、占风、听水、察土，以及医卜技艺，例得备带。最要莫如伙(火)长、舵工、阿班等役，须择惯熟精炼之人，毋令通海豪滑得以藏匿。至医卜各带二名，则取之所便；天文生一名，即就闽中择取。“(《明万历实录》卷379)这一明代后期航海史料，其实也反映了明代航海出使准备工作的一般情况，郑和下西洋每次航海前，起码要做好上述一切准备工作。当时往琉球的使船，其规模与郑和船队小规模的分舟宗相似，由此可见，郑和船队分舟宗远洋航行，也是要做好上述一切准备工作的，每船或每支分舟宗至少要配备天文生一名。天文生，在郑和船队中称之为阴阳生，据《郑和家谱》中记载某次下西洋船队组成人员中有阴阳官一员，阴阳生四名，恐有误，其阴阳官、阴阳生的人数，应不止这四、五名，其实际人数应该多于此数，这就是我们参考这段航海史料所得到的一个启示。其他散见于各处的航海史料还有不少，都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为篇幅所限，兹不一一列举。

六、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能不能体现出中国人的海权意识，当时的中国人能不能产生海权意识，这是当前学术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由于历史上的原因，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有关资料，或者没有流转下来，或者尚待进一步去证实、查找，使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感到难以深入。在明代与周边地区及海外诸国关系史料中，有不少针对备倭和解决倭患问题，以及有关海防问题的策论、建议、条款陈述等言论，这些根据当时反倭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言论，集中表现出明代中国人的海权思想和海权意识，其中不乏精辟的议论，这些都是明代以前所没有的，可以而且应该把这些方面的思想意识，与从郑和下西洋中体现出来的中国人的海权意识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探寻其“以一贯之”、一脉相承的承继关系。如此，则有助于解决学术界在这方面的争议。

七、明代在中国历史上处在由强盛走向衰弱的转折时期，而郑和下西洋又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只有通过对有明一代与周边地区及海外诸国关系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把握历史的全局，才能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研究郑和，仅仅局限于对郑和下西洋时期的资料来进行研究，还是不够的。还要从产生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的那个王朝——明朝与周边地区及海外诸国关系的全过程中，通过比较研究等途径，并联系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进一步审视发生于其中的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从而加强我们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本编比《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初编本增加部分的学术价值，当然不止以上七点，这只是编者在增编这部分资料过程中的一些粗浅的体会，希冀抛砖引玉而已。不当之处，还望读者给予指教。

最后，编者想对这次收入的万历年间以郑和下西洋为题材的剧本《奉天命三保下西洋》做一点说明。这一剧本的故事情节纯属虚构，其内容迎合了当时部分市民阶层的口味，虽然过分渲染了郑和下西洋“取宝”如何如何，不足为训，其精神却在纪念郑和，宣扬郑和，振兴国威，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抗倭图强的强烈愿望，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另一方面，明代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剧本，我们目前能看到的仅此一种，自有其历史价值，所以，对其局限性，我们也就不多苛求了。

《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的增补版，较之原版，主要增编了明代与周边地区及海外诸国关系史料，这部分史料，主要从《明实录》中一一辑出。为此，家严郑鹤声教授当年以七十余岁的高龄，日夜伏案披阅《明实录》等书，以近十年之力，从卷帙浩繁的《明实录》中将有关资料勾稽整理而出。当时，在家严的具体指导下，家慈范敬熙女士及几名退休教师将这百余万字的资料抄出，而后由家严校点一遍。由于家严年事已高，当时未能按出书的要求，将原稿分句细细标点，加以其他各种原因，当时齐鲁书社虽然接受了这部分书稿，最终却未能安排出版。这对家严来说，当然是一件感到遗憾的事，但家严尝对我说，他对这部分史料的学术价值，是看的了的，坚信终有问世的一天。在家严辞世十六年之后，这一预见现在终于变成现实，我想，家严泉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

三十多年前，当我们父子俩人着手编写《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时，着眼点并不局限于郑和下西洋史实本身，而是把视野扩大到明初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郑和下西洋时期亚非沿海各国的基本状况、中国古代航海史料等各个层面。查找资料的范围也尽量扩展，不仅收录郑和下西洋当事人的记载、有关的文物、调查资料，还从不同版本的《明实录》、各种稿本的明清史籍、丛书、类书、诸家文集、政书、方志、杂记、笔记、小说、戏曲、诗词，以及国内外自古至今的有关的著述、资料集中，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资料一一辑出，并分门别类地纳入适当的章 节 中，使之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资料汇集。在有系统地编排史料的同时，还在许多史料的前后或中间撰有编者按语，对郑和下西洋所经历之地的地名、重要事实、有关文献典故、航海术语、所用史料等，作了校订和说明，所有这些，都给读者利用这部资料集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对于这次增编的部分，为时间所限，目前只能从《明实录》、《国榷》、《明通鉴》三书中辑出明代与周边地区及海外诸国关系史料，而在这些基本资料之外，未能更多地从其他各种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中，将相关的资料查找汇集起来。此外，也未及撰写编者按语。今后若有机会，编者还会在这方面尽量做得好一些，以弥补这次的不足，对此还望读者予以谅解。

由于原稿是手抄稿，对原书中的繁体字及古体字照样抄出，加以手抄稿不是已标点好的稿件，海洋出版社担负打字任务的年轻一代，尽管以最大的努力来工作，打印稿出错较多也还是在所难免，因此，对这部分书稿最后的校对工作，其工作量也是相当之大的。幸好海洋出版社副总编刘义杰编审特为编者安排两次来北京，全力以赴进行最后一次的校对工作，前后经过近三个月的奋战，终于使此书在2005年按计划出版，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献上一份微薄的礼物，借次机会，再次表示诚挚的谢忱。

家严生前曾屡屡教诲道，校书就像清扫秋天的落叶一样，把落叶扫光了，还会有树叶落下来，还需要再扫。编者谨记一教诲，校稿时戒急戒躁，逐字逐句，认真校对，不敢有一丝疏忽，以尽量减少失误。尽管如此，唯恐还有走眼之处，恳切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郑一钧

2005年12月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