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看我这一代人的思考，我无比着重地踏入了中国近代史的神圣殿堂。我不想为近代史涂抹任何色彩，它的色彩已经足够绚丽；我不想为近代史增加丝毫分量，它的分量已经足够厚重。我只想与读者量道举步于那个似远不近的宏大历史空间中，去寻觅那些若有若无的呐喊，那里厅能什么都没有，但有中国人一个古老的梦……本书讲述了鸦片战争爆发后，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大潮中，六代中国人的欢乐、悲哀和血泪。

1840年，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年代，如果长期封闭着的旧世界注定了迟早要被沟通或打通的命运，则中国恰好是在一个最不利的时候迎来那些惯于惹是生非的西方人。

1840年，中国人“无欲而天下足”的理想梦被粉碎了。中国人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和恬然淡泊的民族性情，被西方人动摇了。于是，站在中国看世界，世界是前时了、发展了。也可以说是进步了，但似乎是变好了，也不是变坏了，只是发展了。站在海外看中国，中国也并不是落后了、退步了，仅仅是停滞着，发展和停滞的互相交织，形成了近代惨烈的中西之争。

直至今日，当中华民族已经走出作茧自缚的困境，人们蓦然回首，才会发出疑问，一个半世纪前的那场血火之战，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

姑且抛开两种文明相遇后互相排斥的必然性，仅仅从商业贸易的角度看，则在今日世界大交通的时代，当年中国人所强烈排斥的一切都已变成了今天的现实。百年抗争，西方人最终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中国人毕竟不能抗拒时代的潮流。所不同的是，中国终于从对抗中赢得了自尊。然而这是中国人迎合潮流的结果，而不是抗拒潮流的成就。而且，这样的结果对于占老的中国来说，本来就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事情。为了这样的结果，付出了那样的惨重代价，是不是值得呢？

前言

引言：走火入魔的世界

一、上溯五千年

二、新文明摇监

三、万古刹那间

四、强大者的盛宴

五、山雨欲来

六、梦想与光荣

七、西方人理想中的中国

八、积弱已久

九、国破山河在

十、关河一望不胜悲

十一、长白山王气鼓荡

十二、华夷之辨

十三、礼仪之争

十四、一次战争判高低

十五、大国领视的心态

十六、大一统的弊端

十七、内陆与沿海

十八、宗主与藩邦

十九、抗战与和谈

二十、帮交与外交

二十一、保守与改良

二十二、空谈误国

二十三、静极思动

二十四、临危一死报君王

二十五、国民与国情

二十六、大国综合病

二十七、各领风骚几千年

二十八、十八行省

二十九、官场与腐败

三十、传教士在中国

三十一、仇洋与排外

三十二、梦醒即天涯

后记

历史是什么?既是人类对混沌空间的模糊观察，也是人类对朦胧时间的零碎记忆。资本主义萌芽于贫困、动荡、愚昧、暗无天日的欧洲中世纪，诞生于荒凉而贫瘠的濒海岛屿，是历史的必然抑或时间的偶然?海盗、流氓、土匪和粗俗而没有教养的商人居然主宰了人类历史舞台!他们向世界倾泻的是灾难?还是福音?

资本主义翩然而至

大约八九百年前，当资本主义刚刚萌芽于意大利靴形半岛上的几个历史悠久却长期动荡不安的小城市里，相互隔绝的旧世界的人们对它的所有一切都一无所知，就是在当时最先进的欧洲人心目中，也将其视之为突如其来的怪物，从根本上予以排斥，甚至在意大利本土，它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地中海周边和大西洋沿海地区以及整个欧洲，也理所当然地包括东方在内的整个世界，对于即将降临于世的资本主义及商品经济社会，普遍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充分的认识。

这样的情形之普遍存在，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所有生活在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里和封闭环境中的人们，无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好像是处于一种冬眠状态，他们满足于经济匮乏和贫穷生活正犹如沉浸在虚幻的宗教信仰中一样，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快乐和陶醉。人们对发生在亚平宁半岛上的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热那亚、比萨等沿海小城市里的、正在破土而出的资本主义新生事物，表现出了过多的怀疑和过分的冷淡，不要说缺乏积极热情的参与，甚至连最基本的同情亦不投入。这种顽固守旧的心理和纳故拒新的态度，使意大利半岛的早期资产阶级孤掌难鸣。

尽管如此，且不说意大利的工商城市纷纷崛起且地位显赫，仅仅威尼斯商人的金钱势力就已经使亚得里亚海域泥沙俱下、风生水起，继而把整个地中海海域搅得波涛汹涌、天地色变。这些头脑发达的商人们一旦调动起了金钱的力量，就立即变得雄心勃勃、威风凛凛和势不可挡。他们先是收买和控制了拜占庭帝国的王侯贵族们，继而把持和垄断了帝国辽阔疆域内的贸易特权；其后则追随在欧洲十字军东征部队的步履之后，有力地操纵了欧亚边缘地区的政局，并充分利用了这次长达两百年的欧亚文明冲突的有利时机，把自己商业活动的范围扩大到了欧非及欧亚交界处。

凡此种种，对于一个不满十万人口的城邦共和国来说，已处处显示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强大威力，在在指明了人类社会即将出现的一个巨大而崭新的历史变局。但孤陋寡闻、闭目塞听、顽固保守的传统世界对它并不认同。

中世纪意大利半岛上的六七个狭小城邦的卓越表现，尽管成就非凡，但相对于陈腐落后的欧洲大陆整体，她们新近所发明和运用的一切——包括民主政治、自由社会、城市共和国、议会制度、法庭和法律、专买专卖、股份公司、批发市场、同业公会、发明制造、长途贩运、合同、账簿、契约、信贷、法规、法权、垄断、独占，所有这些带有独特内容和丰富内涵的新式名词与进步体制，都因在陈腐的旧世界中过于凸显而不能相和，更遑论其他诸如——现代银行，货币制度、国际汇兑制度、现代实验科学、机械制造业，以及文艺复兴所吹奏出的新时代音符，都令欧洲大陆的所有封建国家的大小诸侯们于目瞪口呆之余，茫然不知所措。P1-2

1840年，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年代，如果长期封闭着的旧世界注定了迟早要被沟通或打通的命运，则中国恰好是在一个最不利的时候迎来了那些惯于惹是生非的西方人。对当时矛盾和冲突的双方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非常不幸的遭遇。如果不是年代发生了严重的历史性错位，中国人本来可能也应该成为这次世界大沟通的急先锋，如果真的出现了那样的情形，则远来的西方人也许会成为中国政府热情款待的友好使者，甚至成为这个礼仪之邦热烈欢迎的朋友和嘉宾。可以设想，如果1840年变成1740年或1640年的话，则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和结局都会完全不同。如果允许我做进一步的大胆推测，这次世界大沟通如果恰好发生在公元前后的几百年间，则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反而可能比两千年后要好得多。那时的中国人显然还没有睡觉，或者是刚刚睡下不久，处于这种情形下的人们，对于危险和刺激的反应总是比较灵敏和警醒，在突然而来的危机面前，他1f：断然不会一时间手足无措、慌作一团。

我们有理由相信，十七或十八世纪之前的中国人当然也是在睡觉，但睡觉的场景却与十八世纪之后的内容全然不同，他们那时正做着一个万古千年的理想梦，那种梦境是：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聚也)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篇》)

无欲而天下足，曾经是中国人始终如一的坚定追求，它不但成就了中国两千多年“和平稳定”和“歌舞升平”的大一统盛世，铸就了中国人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和恬然淡泊的民族性情，也成就了中华民族视异族为蛮夷、视万邦如化外的优越心理。

1840年，中国人的理想梦被粉碎了，这种粉碎的根源显然不是因为渡海东来的区区几艘并不先进的外国三桅船，就真的溃决了大一统中国牢固的国防线；区区几千名热情有余而教养不足的传教士，就真的摧毁了中国社会坚韧的血缘纽带；也决然不是因为区区几千几万箱鸦片烟，就真的麻翻了四亿中国人的中枢神经，所有这些外在表现都只是蒙在事物深刻成因之上的假象。中国人近代遇到的麻烦以致灾难，即使不是全部，也大部分是由自己一手造成。此时此刻，中国人做的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噩梦，一场席卷了整个中国的噩梦。这个噩梦的现场是：

何况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此数十倍之游

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是又甚可虑也。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言意生计篇》)

与此同时，渡海东来的西方人，尽管其中尽多本国的不法之徒，却还是多少有一些颇具现代头脑的商人和传教士，但他们也正在做梦，他们做的却是一厢情愿的美梦。几乎所有的西方商人，他们“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在整整几个世纪的时问里，中国成为西方人梦中的天堂。

西方商人想要与三万万或四万万中国人做生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真可以说是赴汤蹈火、不辞万难了。从十七世纪中初叶开始，从大西洋绕道好望角，穿越印度洋，进入中国南海的西方商人就已不绝如缕。他们的强大心理支柱就是：遍地黄金的中国能够让每一个冒死犯难的人都满载而归。处于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西方商人，为了金钱是不惜血洒尘埃、头落异乡的。一个和风细雨的世界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立刻就风生云走、天地色变了。

但在三万万或四万万中国人中，想与西方人做生意的却连百分之一都没有。与西方人的强烈追求相反，热衷于田园生活的中国人，自从把农业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千秋事业之后，就从来没有把商业纳入到社会发展的主流之中。中国的商人也一直是自己社会中的贱民，在一些法网严密、王权张扬的时代，商人受到了政府和民间的双重歧视，他们的子弟甚至被取消了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的资格。现在，当西方商人兴冲冲地远道而来时，中国人怎么能够欣赏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方人?且不提他们的行为粗鲁和缺乏基本的礼仪教养，就仅仅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商人，是为了发财而来，就不能赢得中国人的尊重。何况，不识时务的西方人居然用一些制作精巧却没有实用价值的小工艺品就要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在务实的中国人眼里，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他们难道以为中国是尚未开化或开化未久的美洲或非洲?即使是西方当时最高级的产品，如羽绒以及毛呢，又怎么比得上中国的丝绸、亚麻布甚至家织棉布?知情的中国人对此感到好笑。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如果西方人就此自觉地怀惭而去，便万般皆休。如果事情发生在十九世纪之前，结局多半会是万般皆休的。但这时的西方人，虽然在中国人眼里仍然算不得什么厉害角色，在世界各处却已成为天之骄子，他们在大海上的亡命行为，已经使他们开辟了一个由金钱和商品来操纵的新世界。他们也许仍然没有什么高尚的人格、渊博的知识及温文尔雅的举止，但手里却已有了大量白花花的银子，而这种东西历来都是很吸引人的。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严重缺乏贵金属矿藏的国家，所以，自古以来就没有多少金属货币可以在商品市场上流通，经常为此深感苦恼。西方人尽管令人生厌，西方的货物也并不高明，但银子却总是好东西。

于是，从美洲殖民地发掘出的白银，使西方人在极其软弱的时候得以在中国立足，银子软化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没有用武力把他们打出去。一担担茶叶、一箱箱大黄、一袋袋樟脑、一匹匹丝绸运出去，换来了一船船的白银。据统计，从明朝的万历年间到清朝的道光年间，西方各国商人运到中国的白银大约有四亿到七亿两，至于究竟运走了多少茶叶、大黄、樟脑和丝绸，我没有对此做过考证。但以几种并不昂贵的植物以及谈不上精美的手工制造品就换来了大量硬通货，中国人决不吃亏。可见，即使中国人在睡梦中，也还是赶得上历史发展的潮流。

历史发展当然不可能永远地如此风平浪静，西方人依靠白银输出的日子根本不能维持长久，银矿的新资源虽然在美洲不断地出现，但采矿的费用不菲，愈开采到后来价格就愈高，而从美洲远渡太平洋运到中国沿海之后的费用也日益昂贵，这还不包括漫长运转途中海盗们的武力打劫。而且，西方人的工业制造品长期在中国没有市场，也违反了商业流通的基本规律。更严重的是，中国王朝末期的腐败官场时时把一些超出商业范围之外的腐败行为强加到西方商人的头上，愈发使他们感到难以忍受。于是，中外之间的商业矛盾开始向政治方面转化并日益尖锐。

这时，西方如果没有工业化的展开，则西方商人即使受到再大些的委屈，看在巨大利润的分上，也会继续忍受下去。但1840年前后，英国人刚刚完成了工业革命。随后，国家政府便开始以科学和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军事力量，来配合他们的对华商业贸易活动，这使商人们增加了向庞大的中华帝国寻求公道的信心和勇气。

陶醉在昔日光辉业绩中沾沾自喜的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把西方商人的一些反抗行为看作是传统蛮夷狡猾手段的发扬和中国商人作风的翻版，只要加以传统的高压政策就可以使他们驯服。于是，中国的乾隆、嘉庆和道光政府都仍然忠实地执行着自十六世纪以来所一贯采用的传统政策，继续像驯化动物一样地试图驯化这些不知礼数的“蛮夷”商人。中国上层人士——包括皇帝和大臣们，其中也颇有些能力相当不错而且行为清正廉洁的传统政治家，却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一场五千年未有的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局，已静悄悄地蕴藏在茶叶和鸦片两种植物之中，向中华帝国的海岸线席卷而来。

其实，中国的民问社会并没有集体睡觉，但少数清醒者的心中一直翻滚着民族复仇的怒火，他们断不能容忍中国的最高权力长久被把持在“蛮族”手中。因此，他们的目光始终紧紧地盯在紫禁城内金銮殿上的那把龙椅上，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扫视一眼国门之外的情势变化。此刻，他们正紧锣密鼓地酝酿着改朝换代的大谋略。在历史巨变的前夜，他们同样没有意识到在未来的岁月里，由自己一伙所领导的颠覆运动，将有力地抵消了中国对抗外来侵略的整体力量。

不妨假设一下，那些毅然举行反叛起义的出色领袖们，如白莲教的冷天禄、聂人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捻军的张宗愚、赖文光，西北的白彦虎、马化龙，西南的张秀眉、杜文秀，他们无疑都是些颇有活动能量和出色组织才能的草莽英雄。为什么他们之中就没有出现一个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哪怕是俄国的穆拉维约夫那样的探险家?他们所领导的上百万、数十万、十数万的亢奋狂热的农民军，如果不是出现在内地而是降临在远洋或边塞，世界的形势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那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只是后来者的空想而已。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上的农民革命家与稳坐在金銮殿上的大清皇帝没有区别，除了想当、愿当和会当皇帝之外，其他的理想、追求和特长都一概没有。在他们愚昧而封闭的脑子里，除了急于发泄阶级仇恨外，根本就没有在海外开辟新事业的想法。而且，他们如果真的到了海外，除了做苦工，也没有当上总督的可能。

这样，在一个上层和下层社会互相严重脱节的大一统国家内部，涌现出了一幅庞大帝国大崩溃前的奇异景观。几乎所有懵懂无知、醉生梦死的大小官僚们都只知尽情地洗劫国库和搜刮民财，浑然不知天下大势和国家大事为何物，屡次把历史发展的种种机遇轻飘飘地在眼皮底下断送掉，并陶陶然自以为乐事。他们尽皆在富贵和温柔乡里滚爬出了一身腐败的赘肉后，便导致了大脑神经中枢的全面麻痹，以致无知到以为西方人的膝盖不能弯曲，一旦弃船登陆后就变成了一些爬行动物，只能任人擒获到锅镬里去煮老汤。如朝廷高官两江总督裕谦居然认为：

查英夷腰劲腿直，见该国王向无礼拜。嘉庆年间入京，即因该夷不能跪拜，驱逐回国，是其明证。(《史料旬刊》第38期，399页)

于是，许多头脑日益退化而思维陷于僵化的学者们为了这个发现而兴高采烈、额手称庆。诗人们则诗兴大发，诗人汪仲洋在诗中完全驰骋开了丰富的想像力，他写道：

鹰嘴猫眼须发赤，锦缠花腿到腰身。

小注日：“英夷之腿极长，青布裹缠，直立，不能超越腾跑。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睁视。”(阿英：《鸦片战争文集》191页)

 下层社会普通民众的颟顸并不略输于政府及知识界，当西方商人进行和平而友好的贸易活动时，他们每每以这些洋人为取笑对象。他们虽然知道那些西方商人们的眼睛在午时能睁开以及膝盖会弯曲，却绝不把他们当作与自己地位平等的人。他们以为自己的家织粗布远比西方的羽绒和花呢要好看而且耐用得多，自己那块贫瘠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茶叶、大黄和樟脑都是天下独此一家，而自己梳着一条小辫子的脑袋也比西方人聪明得多。看广东义民的一张招贴说得何等理直气壮：

我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材，皆尔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同上，402页)

这无疑是一个狂妄自大、闭目塞听的退化民族所惯有的热昏胡话，没有丝毫的理智和理性。

于是，在中西方相遇的瞬间，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衰退时期。这是一个因为征服了一个庞大国家而产生出种种狂妄心态的异族中央政府，它趾高气扬且目空一切，浑不把世界放在眼里。但这个不可一世的政府所领导的却是一个因被落后蛮族所征服而陷于绝望境地的民族，历史在这里被一把利刃劈成了两半。  中华民族，这个古老而有些退化的民族，曾经把自己周遭的民族都一律视为不知礼数的蛮夷，从来不屑于与他们平等论交，甚至连教化的工作都懒得做。他们故意地使自己凌驾在世界之上，却并不付诸行动，为此吃尽了苦头。十七世纪中叶，这个充满傲气的民族不幸被一个来自关外蛮荒的落后民族所征服，从而使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此，民间社会与国家政权彼此间的感情冷若冰霜。

所以，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华民族，正好处于这样一种自尊与自卑、高大与渺小的地位上，心灵中也充满了空虚与无奈。他们以自己的一双朦胧睡眼来看世界，世界也就变得扑朔迷离，而这种变型的视觉效果却恰好处处贴近了中国人无奈的心境。

于是，站在中国看世界，世界是前进了、发展了，也可以说是进步了，但似乎不是变好了，也不是变坏了，只是发展了。站在海外看中国，中国也并不是落后了、退步了，仅仅是停止着。发展和停止的互相交织，形成了近代惨烈的中西之争。

如果多少带点检讨的态度，似乎可以说，近代中国人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中。他们对西方挑战的态度是扭曲的、变态的、功利的、狂热的，甚至是不正常的和失去理智的。直至今天，当中华民族已经走出作茧自缚的困境，人们黯然回首，才会发出疑问，一个半世纪前的那场血火之战，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

姑且抛开两种文明相遇后互相排斥的必然性，仅仅从商业贸易的角度看，则在今日世界大交通的时代，当年中国人所强烈排斥的一切都已变成了今天的现实。百年抗争，西方人最终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中国人毕竟不能抗拒时代的潮流。所不同的是，中国终于从对抗中赢得了自尊。然而，这是中国人迎合潮流的结果，而不是抗拒潮流的成就。而且，这样的结果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本来就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事情。为了这样的结果，付出了那样惨重的代价，是不是值得呢?

带着我这一代人对时代和历史的思考，我无比郑重地迈入了中国近代史的神圣殿堂。我极力使自己的工作变得庄严，但几乎做不到，近代史本身的庄严，使我的努力显得渺小。

我不想为绚丽的中国近代史增加任何色彩，因为它的色彩已经相当浓艳；我力图为它悲壮而凄凉的场景拓展出新的空间，因为这个空间已经被流行的历史观所日渐吞噬。我感到一旦拓展出了这个空间，也就同时拓展出一个民族的精神空间。因为我们曾经在这些地方迷失了自我，我们的心灵曾反复在这里徘徊而久久不能释怀。

在这幅漫长而没有尽头的历史画卷中，不但融进了我的几乎全部激情和热情，也融进了一代人对历史的重新反思。激情和热情有时会妨碍冷静的思考，但我不想泯灭了激情来迁就思考。所以，本书不能给读者多少现成的知识，但似乎能够把读者带到一个风云变幻的历史大潮之中，那里有整整六代中国人的欢乐、悲哀和血泪。

1997年7月27日于加拿大渥太华

刚刚结束了本书的第三次修改，决心就此打住了。此书最初完稿时仅二十万字，二稿变成了三十万字，三稿已将近四十万字。我很怀疑，如果接着改下去，它终将成为一部大部头的、老生常谈的学术著作，那不是笔者的初衷。何况，一部书稿，如果已经酝酿筹划了八年还不能比较完满地划上句号，则很难指望在第四次、第五次修改中有出乎意外的重大突破。所以，尽管本书疏漏、偏颇、不足之处比比皆是，我愿意让它们保留下来，获得存在的权利。在不断变迁更新着的思想领域，谬误与真理之问并没有严格的分野。而我从来也不准备创作出一本字字如千金经典作品，因为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也就从来不存在这种野心。

本书的立意最早产生于1989年的一个阴雨绵绵的秋夜。那是共和国的一个多事之秋，中国五千年古国的积弊，一个多世纪的灾难屈辱，执政党执政四十年遗留下的新老问题，似乎都在这一年得到淋漓尽致的宣泄。这是不堪回首的一年，我从此由传统文化的研究进入到晚清的史学领域，也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举。那一年，从夏秋之交至次年岁尾，我几乎一口气阅读了国内国外近代史家的一大批著作，受益匪浅。然而，真正使我顿开茅塞的却不是那些名声赫赫的权威著作，而是已故学者顾准的一部遗著《希腊城邦制度》和美籍华人黄仁宇教授的《万历十五年》。

最初的设想美好而且简单，以为至多经过二三年的研究，写出一部专一著，便可以由现代再回归传统。书名已经率先拟定，叫做《悲壮的进军》，副标题则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回顾”，自以为胸有成竹、手到擒来。不想一经研究，便发现近现代史上简直是问题如山、积重难返。许多分明很简单的问题一到了专家手中，就变成了带有水分的稻草，只有溺水者才会拼命捉它。故意的歪曲和人为的欺骗，使丰富、生动的中国近代史，居然变成了干瘪瘪的经典故事或充满杀机的理论武器，不但令人难以卒读，也同时使人望而生畏。这个发现给予我的力量不小。

1991年仲夏时节，我重新拟定了十卷本的《百年震荡》的详细纲目及写作计划，颇有一气呵成的信心。可惜，那时，虽然中国民众过于激昂的情绪早已趋于稳定，通货膨胀获得果断的制止，国家建设也已走上正轨，我自己却从此进入了多事之秋。夫人出国留学，家母突然辞世，以及人情多变、世态纷纭，在举国沸腾的经商浪潮中，自己也终由京西的隐者而变为浪迹天涯的游子。所有这一切，都使我的计划屡屡搁浅。如果我是孟子或司马迁那样的才高志远者，便会认真考虑这是否“天降大任于斯人者”的问题，可惜我不是他们，也就缺少了写作的动力。

这种状态继续到1997年，我逍遥于国内外的名山秀水间，行为表现大约介于流浪者和隐逸者之间，并没有丝毫心理方面不安的迹象。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会因本书的搁浅而搁浅，正如中国不会因清王朝的垮台而突然富强起来一样；中国近现代史亦不会因本书的出现而真相大白，也正如中国学术不会因某些学术巨人的仙逝而山清水碧一样，都是些不言自明的道理。我自己分明就很缺少“舍我其谁”的抱负，也没有那么多学术上的自信心和雄心壮志。

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没有成为废纸的书籍寥寥无几，我从来不相信自己写得出寥寥无几中的一本，亦即所谓传世之作。所以，写不写得出，留不留得下，全都无关宏旨。

1997年3月22日，对我个人的一生来说，无疑是个无比奇妙的日子。其实，这一整天什么重要事情都没有发生，平凡的日子像通常一样，在无聊中悄悄地溜过。直到日落黄昏后，才发生了惟一的一件必将对我个人一生发生重要影响的事情，就是我在本日晚七时许开始动笔写作此书。动力方面的原因，迄今想不出。

现在，只能依稀记得那是一个美丽的带有几分妖冶凄迷的春日黄昏，太阳已经滚落到了青山外，天上的晚霞也已渐渐隐去，却在苍穹的边际之处留下了几抹淡淡的玫瑰色，给所有带有天涯浪子性质的观瞻者们也同样留下了几丝飘飘渺渺的惆怅。

由于此书是率意而写，所以写作过程相当顺利。自3月22日动笔，至6月22日完成初稿。三个月时间创作出二十万字，在一些大学问家或许算不得什么，而在另外一些大学问家，可能写上三十年还认为太轻率，而在我来讲，则确属惊人之举。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肚子里居然会有如此大量的过剩激情(我通常以为这些东西都早已随着岁月而一去不返)，以致一旦动笔，便如水之趋下，一泻而不可止。其中有许多篇幅，我是含着眼泪写出的；至于是否含有心血，则我不能确知。

正因为如此，本书不可能成为一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优秀学术著作，它缺少严谨的考据、审慎的引证、经典语言的运用、以及约定俗成的写作方法；也同样缺少现代学术的理论引导。加以我在海外的写作，参考书及资料都严重缺乏，主要靠以前的读书笔记和资料卡片，许多引用资料没有标明出处，这是本书的一大缺憾。

《百年震荡》系列丛书的写作计划，暂且拟定以十册的规模完成，总字数当在三百五十万至四百万左右，如果不是发生了什么重要意外，我会努力把这个工作最后完成。此书的编写体例，是经过多年构思而成。大凡一种新思想观念的产生，都需要体例上的突破和创新，我曾经长期为寻找适当的书写体例所苦。眼下这样的写作方法虽然是多年摸索所得，但究竟能否为世人所接受，却一点把握也没有，因为这是一种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体裁，不知道该怎样为它定性。如果我悍然说，这是一部用心灵来感觉和体验了历史之后所写出的历史，不知是否是大言不惭?

征诸以往的史书，本套丛书的体例与传统的编年体或纪传体都全然不同，也有别于西方的一般写史方式。如果一定要追本溯源的话，则我认为本书的体裁可能比较接近唐朝刘知几的《史通》体以及晚明王夫之《读通鉴论》，尽管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更多。《史通》和《读通鉴论》是我青年时代熟读过的重要经典作品，在力图摆脱思想困境之际，不由自主地走上前贤的道路，似乎也是极其正常的事情。

本书的宗旨是以独立意识来认识和剖析历史，不敢追随权威，不敢迁就时论，亦不敢用来欺世盗名。虽然我试图使此书能够落俗并随俗，却并不希望因此而媚俗。

我在创立这套丛书的写作计划时，已经对这套书未来的命运有所预计，却无意因此改变既定的写作方案。值此本书即将问世之际，我不但希望它能获得读者的喜爱，更热切希望能得到学界朋友的严厉批评和指正，我愿就本书所涉及的所有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但我在此郑重声明，对所有化名文章提出的指教，一律不作答复。

非常感谢在今日举国上下的物欲横流、滚滚红尘中，居然能够耐住心性阅读本书的读者诸君。为表示我的谢意与敬意，特意写下一首小诗，它与本书的思路相一致，对人类、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对进步、对科学、对技术、对学问、对知识、对主义、对运动、对纲领、对宣言、对巨人、对许诺、对理想、对神灵、对福音，对所有一切做作的、虚伪的、扭曲的、篡改的、欺诈的、狂热的、盲目的、歇斯底里的、别有用心的……，都充满了疑惑、不安、焦虑和无奈。谨以此诗连同此书献给在现代化路途中犹豫、徘徊、挣扎、求索、奋进的朋友。

面对……

面对着带刺的玫瑰以及——

伤人的毒草

蛇蝎与猛兽

你无须逃避；

大自然的惩戒  不讲道理，

你不必心存畏惧。

面对着人类的危机以及——

流行的武力

金钱与物欲

你无法回避；

虚空的人生路

没有边际，

你只能苦撑下去。

1997年11月26日凌晨三时于加拿大渥太华

一个大雪纷飞的黎明，四野茫茫、天地混沌没有夜昼之分。

1998年10月5日二稿于北京西郊寓所。

1999年3月19日三稿于美国北卡罗来那州。

2004年2月20日定稿于北京北苑家园清友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