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为大背景，审时度势，就我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的政府垄断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和剖析，运用多角度、多层次的方式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科学、合理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并具有很高的理论创新性和实践借鉴性，尤其是对21世纪的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很有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第一部分 导论

第一章 研究选题与总体思路

第二章 理论文献综述

第三章 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 中国竞技体育垄断问题

第一章 我国市场经济的垄断与反垄断

第二章 中国竞技体育行政垄断形成的路径依赖

第三章 美国的职业竞技体育

第四章 中国职业竞技体育中的经济垄断

第五章 中国竞技体育的行政垄断

第六章 美国政府职业竞技体育政策的“反垄断豁免”

第七章 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与利益集团

第八章 政府竞技体育管理职能的转变与制度创新

第九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创新

第十章 中国竞技体育改革发展中的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的改革开放逐步推进、深入人心。二十多年来，中国大地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面貌焕然一新、令人振奋。体育作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会卷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长期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现代体育走过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回顾中国竞技体育走过的历史，有经验，也有教训。因此，深入思考我们曾经遇到过的以及现在发生着的问题，无论对我们还是后来者都是十分有益的。本书作者以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为大背景，审时度势，就我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的政府垄断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和剖析，运用多角度、多层次的3-式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科学、合理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分析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进而分析研究，运用新的理论和政策，来推动我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

随着我国体育产业化、职业化取向改革的深化，各种矛盾和利益交织在一起，竞技体育发展中政府与垄断现象越来越复杂。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何者为因?何者为果?竞技体育中推行一项改革措施对竞技体育的政府垄断创新、产权明晰、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利益分配以及竞技体育中的“不和谐现象”等在局部和整体上会产生什么影响?若没有一个合适、正确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那么制定的政策就会发生偏差，就会发生一些新的负面问题。因此，根据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要在竞技体育发展理论上进行创新，这不但是为了对当代体育社会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更是为了深层次地推动我国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对此，中国广大体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都责无旁贷。

目前，“双双轨制”下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转化，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市场化基本走上了预期的轨道，其改革设计的框架也已大体形成。但是，目前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竞技体育在政策、法规、规则等软件方面的投入力度还比较薄弱，也就是说竞技体育制度建设还有待加强。比如：在竞技比赛中出现的违背体育道德与体育精神等一些与社会发展“不和谐现象”还常有发生，其产生的根源盘根错节。有人认为是法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有人认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分追求金钱和名誉所致；还有人认为竞技体育中的“不和谐现象”是伴随市场经济和职业俱乐部体制应运而生的。无论其表现如何，就其深层原因来说，主要是竞技体育的制度问题。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若离开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单纯地考虑竞技体育当中的某个技术、战术、素质和心理问题，或许能够解决某一次、某一场、某一个人的比赛问题。但是竞技体育的发展、《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实施等问题，在发展到一定时期之后，关键还在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灵魂。这是因为“制度建设时代”已经来临，竞技体育要想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加强我国竞技体育的制度建设，尤其是研究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垄断问题，将为我国竞技体育的改革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作者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将竞技体育的改革发展与我国经济、政治及文化体制改革密切结合在一起，经过缜密的分析和论证，提出了以下独具创新性的观点：社会转型期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是一种制度变迁行为，“举国体制”“全运制度”构成了我国竞技体育的政府垄断发展史(或称为“行政垄断史”)，“举国体制”是一种“垄断创新”，“全运制度”是竞技体育“垄断创新”的载体；中美两国实施的垄断不同，我们实施的是“行政垄断”，而美国实施的是“市场垄断”，在不同的国情下，两种垄断都对各自竞技体育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竞技体育发展中形成了国家体育总局、各项目运动管理中心、各地方体育局、各职业俱乐部(企业)、中介机构等多个利益集团，这些不同利益集团在相互博弈中共同发挥作用以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另外，中国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取得高层级的竞技体育位置，这和“举国体制”有着极大的关系，在社会转型期，我们竞技体育的发展是不能离开这一体制的制度建设的，否则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是很难“可持续性发展”的。我们相信，这些长期隐藏在“冰山”下敏感的问题在浮出水面之后，必将对我国竞技体育的深化改革、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本文研究视角独特、构思新颖、前瞻性强，具有很高的理论创新性和实践借鉴性，尤其是对21世纪的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很有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是一本非常值得研读、思考和珍藏的好书。

祝贺《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的问世。

论文终于脱稿，此时的心情极为复杂，既有一种“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后的轻松，更有一种对自己论文虽倾注心血，但仍不免存在许多不足而难以释怀的心情。中国竞技体育改革是一个理论难度非常大的题目，要做好这个题目，既需要政治学、经济学、行政学、法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丰富的知识积累，又需要对中外竞技体育发展的全面了解，同时更需要对中国改革的历史背景、现实情况的把握，这无疑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

或许现在拿出的“作品”未必是高水平的，但我尽力了。为了完成这篇论文，我熬过了不少个不眠之夜，克服了种种困难，付出了很多很多。回首几年的学习生活，我首先感谢我的导师孙民治教授，他是我国体育界知名的教授，是研究竞技体育前沿问题的权威，在我国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从师虽然只有几年，但他一贯的严谨学风、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及高尚的人格，给我作文为人提供了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几年来的教诲，将使我终生受益。我今天所取得的成果，完全是导师学术思想的具体体现。

我还要感谢苏州大学。是苏州大学为我这三年的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研究氛围，是苏州大学体育学院的王家宏院长为我的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在学术上对我的指导，这一切使我终生难忘。体育学院的老师、干部、学生在各方面都给了我巨大的支持，特别是在论文完成后的定稿过程中，曲永芳老师、赵晶、陈新、陶玉流同学给予的帮助，使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在此，只能轻轻地道一声“谢谢”!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和女儿对我学习的支持和鼓励!他们为了我的学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个中艰辛难以言表。因此，我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许时霖、母亲杨运芳，我的妻子陈幼筠，我的女儿许晨。

回首几年艰苦的学习生活，使我感到，我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丰富的情感：师生情、同学情、友情、亲情。所有这些，都是沉甸甸的精神财富和无价之宝，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是顺境还是逆境，是机遇还是挑战，只要努力，明天的一切会更美好!

               许永刚

              2004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