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生活》是第一本全面而彻底介绍宫廷生活的图书，内中收录大量至今尚未发表过的宫廷文物。清宫用品，奢极豪华，价值连城，其工艺也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堪足鉴赏。全书通过故宫博物院藏存的皇室大量生活用品、珍贵文物和历史文献，结合现存宫殿布置，对清宫生活中大至典礼、政务、武备、巡狩等政治活动，小至起居、服用、游乐等日常细节，甚至宫中的习俗信仰，均做了全面而彻底的介绍，使读者对中国最后一个皇朝的宫廷生活，进而对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帝制和皇室生活状况，有具体细微的认识。

紫禁城宫殿，现在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原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是当时的政治中枢，又是皇室居息的禁地。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朝——清朝——被推翻后，宫殿的前部成立文物陈列所，后部仍为清逊帝溥仪所居。直到1924年国民军逼宫，清皇室后人始离开这生活了二百八十一年的紫禁城宫殿。难能可贵的是，其间虽屡经动乱，原宫中各种生活用品，尤其是清代遗物，尚大致保存完好，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宫廷用品是构成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其能睥睨中外博物馆的重要原因。

为了揭开宫廷生活的历史面目，公之于世，北京故宫博物院和香港商务印书馆继《紫禁城宫殿》和《国宝》的合作，续投入更大人力物力财力，编辑出版这本《清代宫廷生活》。它的出版，也标志着北京故宫博物院三大内容的综合介绍得以完整。

本书通过故宫博物院藏存的皇室大量生活用品、珍贵文物和历史文献，结合现存宫殿布置，对清宫生活中大至典礼、政务、武备、巡狩等政治活动，小至起居、服用、游乐等日常细节，甚至宫中的习俗信仰，均做了全面而彻底的介绍，使读者对中国最后一个皇朝的宫廷生活，进而对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帝制和皇室生活状况，有具体细微的认识。

除紫禁城而外，清代皇室活动范围所及，如北京地区的离宫别苑，热河、南京，扬州、无锡、苏州、杭州等地的行宫以及清帝南巡北狩的遗迹，在本书中也都一一介绍。

前言

清帝世系图

一、典礼编

二、政务编

三、武备编

四、巡狩编

五、起居编

六、服用编

七、文化编

八、宫俗编

九、游乐编

十、祭祀篇

附录

清代皇帝年表

清代皇后年表

图片索引

主要参考书目

巡狩，指清帝巡幸、大狩两事。

巡幸，古称巡守，是始自三代的一项重要礼仪。当时的巡守，是指天子离京视察各诸侯所守的国。以后各代皇帝均奉为重要礼制。清代皇帝也遵循古制，依例仿行。清代大规模的巡幸活动很多，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康熙、乾隆二帝的江南之巡。

康熙帝继位之初，则将三藩、河务、漕运视为治国三大事。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次年又收复了台湾，河务与漕运即上升为关乎清王朝治乱安危的头等大事。当时朝臣纷纷上疏，请皇帝“仿古帝之巡守，以勤民事”。康熙帝顺应臣意，决定乘巡幸之礼，南行视河。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康熙帝首次南巡，到四十六年(1707年)最后一次南巡止，前后共六次南巡江浙。乾隆帝即位后，仿效其祖，也有六次南巡之举。一百多年间，两个皇帝十几次莅临江南，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康、乾南巡，往返一次，需时约四五个月。或自通州沿运河南下，或先陆路，入江苏再换水路。由于路途远，时间长，出行前繁杂的准备工作，就比到其他地方巡幸更为重要。皇帝钦简的总理行营大臣，是负责安排巡幸事务的最高指挥官。随皇帝南巡的，除宫眷和若干亲信大臣、都院官员外，还有大批匠役、侍卫和兵丁。乾隆时期仅章京和侍卫官员就有六七百人，侍卫兵丁则多达二三千人。因此，仅车、船、马、驼等交通工具一项的准备，就相当困难。按规定，每大臣一员给马五匹，给船二只，侍卫官员每人给马三匹，二三人合给船一只，护卫、紧要执事等，每人给马二匹，其他人则每二人给马三匹，每十人给船一只。这三千来人的队伍，就需马六七千匹，官船近千艘。大批的船只充塞运河，航行不便，又需用相当数量的纤夫。仅御船就要备三千六百名河兵，分六班拉纤。可以想见，当年康、乾南巡时，数以千计的官船一路首尾相接，旌旗招展，场面是何等的气派!

皇帝驻跸之地，如到苏州、杭州、江宁(今南京)、扬州等重镇，则在行宫或官府；如在途中，则在船上，或临时搭设帐棚，称水大营或旱大营，统称御营。御营虽为临时驻跸之处，但建制仍有严格的规定：中为皇帝下榻的御幄，围以带旌门的黄髹城或黄布幔城，外面是一层网城。护军营在网城百步外设警跸帐房，前锋营官兵还要在网城外一二里设卡，夜间巡更，对在卡内行走者要坐以军法。皇帝驻跸御营，扈从人员却要经受种种考验。按规定，除了当班人必得在网城内值宿外，其余所有官员兵丁都不得在御营前住宿。如御营距水路十里以内，扈从人员一律回船住宿；如距水路较远，或在距御营数里处扎营，或借用附近寺院、民房。康熙帝的亲信大臣、南书房翰林张英曾记述过自己随驾南巡时的狼狈情景。他说一路扈从，最难熬的就是晚上宿营。一般日落即开始扎营，但大臣的仆役车辆都排在南巡车队最后，往往入夜才能到达宿营地。而御营周围十几里以内的井泉，早被向导处官员和太监等人，用黄龙包袱盖住，扈从大臣只能使用十几里以外的水源。从等到仆役车辆至寻到水源，挖灶烧饭，常常时至二鼓。所以只能草草就餐，略睡片刻，五鼓又起身撤帐装车，赶至御营前恭候皇帝启行。扈从虽为荣耀，但也不免叹息：“饥疲已极，求息肩不可得也!”

皇帝南巡，除内务府和朝中各衙门紧张筹办外，有关封疆大吏、地方富豪缙绅，也都忙得不可开交。为使水路畅通，减少船只壅塞，漕船、盐船白头年冬天就先期开行；为避免因大批人马云集江南而使江浙省会米价腾贵，两江总督要提前向皇帝申请截留部分运京铜斤与漕粮，以备铸钱和平粜。庞大的马驼车队，用惯了黑豆杂粮，山东巡抚就奉命调拨黑豆，屯集存留南巡行经之地。皇帝南巡，需要赏赍扈从人员和地方官吏，仅赏银一项就是一笔庞大的开支。盐商、皇商纷纷捐款，邀功报效。康熙帝南巡时，其亲信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并两淮盐商，为了给随同南巡的皇太后祝寿，更在扬州茱萸湾修建宝塔和高X寺行宫。行宫内陈设豪华，摆满了从各处搜罗来的古董书画。康熙帝见后也不得不公开告诫自己及臣下：绝不能蹈隋炀帝、宋徽宗的覆辙，不能纵欲奢侈。乾隆帝南巡时，虽下令不许“踵事增华”，但实际上仍然耗资甚巨。刑部员外郎蒋楫用银三十万两，在苏州行宫外捐办御路，两淮转运使卢见曾大兴土木，在扬州长河边修天宁寺行宫，又在平山堂西修建御苑。两淮盐商也争相出力，修建亭台楼阁，使乾隆初年还亭台寥寥的长河一带，出现了鳞次栉比的园苑。卢见曾这样不惜一切地筹办接驾，使得盐商在经营中支销冒滥，以致国库受损。事发之后，乾隆帝为摆脱自己因南巡的穷奢极欲而造成国库受损的责任，竟将忠心效力的卢见曾处死。

地方官员为接驾做的另一项重要准备，是表现人寿年丰的太平景象。南巡舟舆所经的城镇，八十岁以上的老翁、老妇要穿黄衣执香跪接；江宁、苏州、扬州、杭州等地，要在城外路旁或运河两岸设台演戏，表演爬杆、踩高跷、走软索等杂技；城内要搭设过街五彩天棚、彩亭牌坊；家家户户要张灯结彩，摆设香案，以便制造讨好皇帝的“巷舞衢歌”的喜庆气氛。

康、乾二帝“翠华南幸”，兴师动众，却不只为“艳羡江南”。他们的主要目的还在视察黄、淮河务和浙江海塘等水利工程。当时黄河、淮河、运河交汇的洪泽湖一带，以及修筑海塘的海宁(今浙江省境内)等地，就成为视察河务、海塘工程的重点。康熙帝南巡，每次都要亲临洪泽湖畔高家堰的大堤。在治河重地，亲用水平仪测量洪泽湖的水位，又与诸臣围坐大堤上，修正河图之误，讨论治河之策，使河防一年年好转。黄、淮一带竟出现二十年来无大患的太平景象。

乾隆帝南巡，曾四次赴海宁踏勘塘工。当时对修筑海塘，有柴塘(即用柴土筑塘)和石塘(以石块筑塘)之争。有人提出以石塘代原来的柴塘，可以一劳永逸；反对者认为海宁一带百里柴塘下皆为浮土活砂，不能更换石块。乾隆帝便到塘上亲试排桩，结果塘下沙散，无法固定石条。经调查后，乾隆帝做出改进柴塘、缓修石塘的折衷决定；又命在柴塘内修筑鱼鳞石塘，将柴、石两塘连为一体。经过数十年的修整，水势渐缓。乾隆五十年(1785年)后，塘外已扩出数十里沙田沃壤。P94-95

在刚刚进入20世纪的时候，紫禁城还是戒备森严的皇宫，黎民百姓不得轻易靠近。从1421年的明朝初叶到1911年清朝灭亡，整整四百九十年间，在这七十二万平方米的禁地上，不可一世的皇帝和权贵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扮演着一出出真实的悲喜剧。那些不同脸谱的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个地消逝了，然而他们的遗物——巍峨的宫殿、豪华的陈设、珍奇的珠宝、高雅的文玩、日用的杂物，至今历历在目。从被布鞋底踏磨得凹陷下去的方砖上，人们仿佛还能看到当初那些天潢贵胄、武士文臣以及太监宫女、工匠夫役们重重叠叠的足迹。

宫廷生活，尤其是清代帝后妃嫔们的生活，皇家文献中一直讳莫如深，因而越发使人感到神秘。辛亥鼎革以来，以清官生活为题材的野史、小说、电影、戏剧固多，但往往有寄想托情之作，使人难以置信。文学作品只能作艺术欣赏，终不能代替历史，所以有很多人领略了艺术的芳香以后，又很想知道历史的真实。这就需要博物馆工作者、历史研究工作者来做某些回答。宫廷中肃穆而繁缛的典礼是如何进行的?“日理万机”的皇帝是怎样处理政务的?帝后们的衣食住行是如何安排的?皇帝是否也有他的文化生活?宫中有什么习俗和信仰?凡此种种，都是关心历史的人们所乐于了解的。

有关清代历史大事的记载，可谓浩如烟海，但对宫廷生活的著录，则如凤毛麟角。历史界也较少有深入研究，只有通过对宫廷遗物的观察思考，从文献的字里行间去寻觅摭拾，才能略知一二。譬如：从宫藏天文仪器的名款上得知外国传教士南怀仁，确实为宫廷造过天文仪器；从刻满各种数据的炕桌上知道康熙帝确实认真学习过数攀从对康熙和乾隆两朝制造的乐器比较中，可知康熙帝颇通乐律，而乾隆帝则不解宫商；乾隆帝的书法，通过他历年元旦亲自开笔书写的吉语，才确知他早期的字并不见佳，过若干年后才有所进步；从宫廷画卷上了解到的宫廷生活内容则更多。从文献记载的侧面研究宫廷是主要手段之一，如顺治帝死后是先火化再葬入地宫，各官书均无明确记载，但从《清会典事例》、《清朝文献通考》等文献中用词的微小差异上仍能找出痕迹。循此，又从乾隆帝一则禁止满人再用火葬的谕旨中得知满族旧俗亦为火葬。再如根据档案中所存的大量资料，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时，原拟从颐和园到西华门沿途满布点景，但从实录和《翁文恭公日记》看，寿辰前慈禧太后住在中南海，并因陆海军对日作战失利已命停办，只在北长街一段设了点景。上述情况说明，要弄清宫廷某些真实情况，不下大功夫不能达目的。

在本书中，可以看到很多参观故宫博物院时无法看到的内容，因为不仅动用了很多从未发表过的宫廷文物，而且为了追求历史情景的再现，曾通宵达旦地捕捉了极难拍摄的夜景及其他特殊景色。特别是为追寻康、乾二帝南巡、北狩的遗迹，竟跋涉了上万里路程，很多画面是从风风雨雨、严寒酷暑中取得的。

此书的选题，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内容包括甚广，其工作量之大，远非三主编所能完成。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保管部、陈列部、开放管理部、图书馆、紫禁城出版社等很多同事协助工作；紫禁城出版社的刘北汜先生，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副总编辑陈万雄先生、美术设计主任尤碧珊女士、美术编辑温一沙先生、助理编辑关佩贞女士多次给予指导和提示，在此深表谢意。摄影师胡锤先生担任了全部艺术摄影工作，原研究室宫廷历史组研究人员，现为紫禁城出版社编务室主任的刘潞女士担任了大量编写及导引南巡北狩的拍摄工作。书中武备编、巡狩编、游乐编及政务编的外务部分、祭祀编的祭祀部分都是由刘潞女士撰写的。研究室副主任纪宏章先生负责组织拍摄工作，刘志岗、郭玉海两先生辅助大量拍摄工作。此书应该说是集体劳动的结晶。

万依 王树卿 陆燕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