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者以新颖独特的叙事手法，通过数十幅相互衔接的场景，形象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变迁波澜壮阔的另一个历史侧面。在这些场景中活动的人物既有西医传教士、助产士和社会改革者，亦活跃着坐堂中医、顶香看病人和走方行医者，还有各类政治家和赤脚医生的身影。本书力求在一种“情境化写作”的状态中充分展示近现代政治演变与传统医疗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博弈关系。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者以新颖独特的叙事手法，通过数十幅相互衔接的场景，形象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变迁波澜壮阔的另一个历史侧面。

导言：医疗史的另一种叙事

第一章 救不了灵魂的医生

“医务传道”理念的起源与分歧

新殖民逻辑与“医务传递”的规模化

医院作为福音传播的空间

沧州个案

“余先生”的故事

修复身体还是救赎灵魂？

灵魂拯救为什么总是失望大于希望？

内心冲突的世俗根源

第二章 对陌生空间的恐惧与接纳

重设内与外的边界

“采生折割”：官方与民间的想象

反教话语的制作

谣言传播与教堂空间

病人是怎样委托给外人的？

医院与“委托制”

慈善组织与“医院”的区别

大树底下动手术

恐惧感的消散

对非常状态的控制

疯人禁锢史

虚拟的家庭

疯癫治疗与地方政治

第三章 “公医制度”下的日常生活

从“话语”到“制度”

舆论先行

“警”与“医”：分分合合的轨迹

什么是“医学的国家化” 

社会服务理念的诞生

从“临床医学”到“地段保健”

走出医院，走进胡同

别样的“圈地运动”

“兰安生模式”

医疗空间与地方自治

第四章 现代城市中的“生”与“死”

从生到死：空间仪式的传统表现

“吉祥姥姥”与“阴阳先生”

“添盆”和接生口诀

“洗三”的含义

死亡控制的时空技术

“出殃”与社会秩序

“街道政冶”：生死场中的抗拒与变迁

生命的档案化

“调查员”取代“阴阳生”

死亡监控的训练

旧产婆洗心革面

训诚范围的扩大化

“产婆”档案中的多重声音

进入刑侦报告

产婆印关氏

徐小堂喊告

三种不同的声音

阴阳生：徘徊于法律与医学监控之间

警察视野中的阴阳生

杨如平陈说断案隐情

误诊的秘密

取缔与抗辩

一种职业的没落

第五章 乡村医疗革命：社区试验

“白大褂”如何下乡? 

从兰安生到陈志潜

乡村的“社会实验室”

“成本”决定一切

三级保健：“在地化”训练的探索

“巫”与“医”的现代之争

“巫”还是“医”：经济的考量

“效力”的较量

“社区医学”与乡村社会

第六章 追剿“巫医”

“巫医”与民间宗教秩序

从“俗凡”到“神圣”

“瞧香”与“顶香”

“坛仙”的空间安排

不安分的“坛仙”?

“王奶奶”的故事

乡民眼中的“神谱”

“催香火”与“地方感”

灵验决定一切

“四大门”喧宾夺主

“狐仙街”

“顶香看病”与社会秩序

村庄里的神秘医术

“香头”与村庄生活

在城与在乡：“巫医”的移动与控制

一个捕捉“游医”的地方案例

作为移民的“香头”

“巫医”还是“中医”?

“地方感”为什么消失了? 

以“卫生”的名义

现代习俗改良的背后

巡警·媒体·疾病分类

第七章 中医自救面面观

渗透着家庭感觉的空间

“聪明的流氓”

数字中显示的传统医疗网络

1929年：中医成为“社会医学”的救治对象

什么是中医“存”与“废”的关键?

西医拥有“政治正确性”

最后抵抗的逻辑

以守为攻

屈服

插曲：对“公医制”的微弱质询

何谓“公医制”?

医疗“省有制”风波

个体防疫与诊疗经验

尴尬的自卫姿态

从“个体防疫”向“群体防疫”的过渡

为争取群体防疫身份而苦斗

培育“群体”认同观念

官府的暧昧态度

体制容纳的后果

城乡之别

犹疑中的默许

参与“防疫”的新体验

一位中医的独白

中西医的“蜜月期”

在运动中感受政治

“西医化”浪潮的威胁

一支华北防疫队的故事

中医速成“西医”

新型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中医世界”

专业分层与政治分层

分层的后果

表达与现实的错位

中医“自组织形态”的蜕变

职业认同与地方礼仪

“卫协会”的功能

学会“联合”

第八章 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

小小“细菌”改变了世界!

密度极高的轰炸时间表

一个秘密的“沾带”行动

“沾带”行动后的空间效果

此“细菌弹”非彼“细菌弹”?

内外有别：信息流通的模糊性

“美国细菌”变成了上帝扔下的“瓶子”

民众反应的差异

克服恐惧

防疫如何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

甄别与平衡两种心态

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发

两则病例

“爱国卫生运动”的制度化过程

防疫策略的转变

防疫政治的构造：走群众路线

“工农兵”作为预防主体之后

卫生防疫中的空间政治学

第九章 在政治表象的背后

余波与前奏

毛泽东的焦虑

“中医”为什么不是“保健员”?

不中不西亦中亦西

从一堂训练课说起

赤医刘明柱

“掺沙子”

“草医”复活

政治运动中的人际关系网络

身份与资格

赤脚医生是“道德圣人”吗?

医病关系的“不变”与“变”

“口罩论”与“穿鞋论”

尾声：赤脚医生的黄昏

纳论：医疗史、“地办性”与空间政治想象

贯通三重要素

医务传教与现代“帝国”殖民品格的形成

“地方”是如何被感知的?

疾病隐喻、社会动员与“国家意识”

跨区域运动与“地方性”的重构

参考文献

历史学家本善于讲故事，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生活在今天的许多历史学家越来越不会讲故事了，本该是讲故事的场所放眼望去充斥着被现代观念肢解过的所谓“历史”的残肢断臂。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又使我不得不相信，一个普通的故事也许仅仅会改变一个人的心情，在特定场合讲出的某个故事却能改变一个人看待历史的方式。

下面是一个触动了我个人心弦的例子。1995年，一位人类学家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开口居然是：从前有座庙!这开头猛一听让人好生失望，有点像“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那则早已在儿时就知道答案的绕口令。可他说这庙就像个“身体”，仿佛有生老病死的周期，还有历史记忆。那是甘肃一个村里的孔庙，20世纪50年代修水库时给拆了，80年代一些老人硬是凭着对礼仪的记忆把它修复了起来。修复的这个空间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就像是不断通过唤起历史以抗拒残酷现实的过程，并由此实现了生命的一个完整循环。他说：“你看看!这庙不就像个‘身体’吗?”

“孔庙”被当做身体当然只是个象征性的说法，说明庙宇不仅具有建筑意义上的视觉轮廓，而且它一旦与历史和现实的某个场景相连接，比如和庙宇从破毁到修补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相连接，就会像一个具有生老病死的“身体”一样，变成一种现代变迁的隐喻。

身体!身体!当我的思绪还没有从庙宇成为“身体”的比喻中回过神来的时候，一个与身体直接相关的历史联想随即扑入了脑海：中国人的“身体”自近代以来一直被视为病弱不堪，“中医”似乎对此无能为力。西医却能通过独有的切割技术使身体从损毁状态得到复原。这种治疗方式总被比喻成整个中国社会就像一个病弱的肌体，经历了一个由弱变强的向近代蜕变的过程。遭遇表面和内部的损毁而达到治愈的状态，绝对是外科手术传人中国发生的一个结果，但这个过程绝非简单的是一个生理现象，而是承载着太多的复杂隐喻。也就是说，当西医的第一把手术刀切入中国人的身体时，它就变成了一个“现代性事件”。

谁都知道，中国人接受西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身体”破损为代价的。第一批操起手术刀切割中国人身体的并不是纯粹的“医生”，而是以行医为名的“传教士”。在他们看来，“身体”由破损到复原的过程应与拯救灵魂的信仰同步才具有意义，而在中国人的眼中，靠破损身体诱导所谓“信仰”无异于古代传说中残杀人身采炼药物的“盗魂者”。可也就是对这些“盗魂者”的被迫接受，最终似乎又变成了中国人的一场宿命。

早期教堂和医院的神秘空间就曾经引起过中国人关于“采割”人体以入药的无数想象，这种想象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建立后的政治话语的表述当中。曹禺在新中国建立后写的第一出话剧《明朗的天》中，代表美国文化侵略象征的燕仁医学院的办公室就充满着令人不安的阴郁气氛：“尽管这间屋子里人来人往，却总不能留下来人的温暖，人们走进来，立刻就感觉到一种阴暗逼人的冷气，仿佛在这里只能谈着病和死亡。”z这种沿袭下来的对医院进行“采割人体”式想象的真实性仿佛很快由剧情的推动得到了证实，一个老工人得了软骨病的妻子被貌似慈善的美国大夫悄悄做了人体试验，不明不白地惨死。死因是她的胳膊被绑上盛满虱子的盒子，成为斑疹伤寒试验的牺牲品。随着“罪证”的不断出现，知识分子的觉醒接踵而至。医院里的老教授发现用于研究培养的田鼠被带到美国后，浑身沾满了毒菌，又重新被美机空投到了朝鲜，成为发动“细菌战”的新证据，这位老教授也由此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就这样，原始的“采割”故事终于被革命式的浪漫文学改造成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激情想象。

早期进入中国的西医传教士都认为，中国人的疾病是没有建立类似基督教西方世界那样的道德秩序的一种反映。因此，身体患病实际上暗示着中国的一些风俗习惯的丑陋和低下正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命状态，只有通过灵魂得救，才能真正治愈身体的疾病而得到新生。西医传教士的观点来源于西方中世纪的以下理念：疾病的隐喻具有道德劝谕和惩罚的意义。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如腐败、腐化、污染、反常和席弱伞都与疫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然后借疾病之名，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具有被当做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来说不正确的事物。

得病的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的隐喻载体，内涵和边界日益扩大，甚至暗喻着中国国土疆界被频繁侵害。“身体”疾病通过西医的治疗实践逐渐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国家政客、现代知识精英、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发挥想象的场所。知识精英通过西医使中国人的身体经破损而复原再造的历程，痛楚地感受着被凌辱的命运，想象着自己的国家就像“病体”一样受人污辱、歧视和践踏，进而又把被治愈的病体想象成“民族再生”的符号。民国二年的一位报章作者曾经这样写道：“吾侪之社会，自与欧美人之社会交通以后，外围事物，多所改变，权利腹削，势力失坠，此为外部侵害之疾病。然外部之侵害，常乘内部之衰弱而起，则吾侪对于社会内部之疾病，不可不研究其疾因，考察其病态，以定治疗之方法。”

治理社会变成了一种“医疗”行为，尽管这种“再生”式的治疗明显是模仿的结果。单个病体的治愈被放大为一种群体乃至国家的行动，就直接地从接受西医治疗扩及所有与西方文明相接触的事物，而且是否接受这些事物几乎变成了评价此一行为优劣的唯一尺度。甚至“革命”也变成了一种“治疗”隐喻，如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就有人说过：“吾闻历史家论革命之性质也，日国家政治上之革命，犹至于吾人身体上施外科之大手术也。”

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西方，疾病隐喻变得更加恶毒、荒谬，更具有益惑性，它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做疾病。本来被认为像健康一样是自然之一部分的疾病，成了任何“不自然”之物的同义词。甚至在中国人看来很“自然”的审美之物，都有可能被归入病态的范畴加以改造。对“缠足”的态度就是个例子。西医传教土对“缠足”不自然状态的判断，改变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对什么是“美”和什么是“丑”的观念。对“缠足”丑恶的理解是建立在病理解剖学的基础之上的。“缠足”审美经验的构成往往和触觉与视觉有关，缠足布是从视觉向触觉转换的一个中介物。在解剖学看来，这东西恰恰遮蔽了缠足肉体的丑恶，必须予以摘除，解剖学中的透视法用暴力解除裹脚布的过程，也就是破坏“缠足”在触觉与视觉之间建立起的审美平衡的过程。P1-4

随着对西方“身体”理论的介绍，中国学界陆陆续续出现关于身体问题的讨论，也应该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再造“病人”》的出版，在这个远远算不上显学的领域里，无疑算是一件大事。……要真正理解中国的“身体政治”，首先必须想清楚，身体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中国政治中的疼痛、苦难、痉挛和兴奋的真实含义，而不会再度成为西方时髦话题的牺牲品。……杨念群这本书的意义，也并不在于为我们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作者对几个故事忠实而细致的讲述，却足以使每一个认真的读者都被吸引进现代中国医疗变迁的氛围当中，慢慢理解身体问题在现代中国的意义．而不是在光怪陆离的后现代迷雾中摸索。

——《读书》